半个多世纪前的湖南和平起义,是中国现代史上的重大事件,也是使湖南免遭战火洗礼,造福一方百姓、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深远影响的事件。无数人为促进湖南和平起义,出谋献策、奔走呼吁,进步人士方叔章就是其中之一。
亲近中共,为朋友和湖南寻找出路
方叔章(1882-1953),又名方表,湖南长沙市人,勤勉好学。6岁入私塾,在岳麓书院时,是一名品学兼优的学生。1903年,方叔章东渡日本,先入早稻田大学学习警科,后攻读政治经济学。在那里,他认识了在日本东京留学的程潜,两人成为了好朋友。
4年后,方叔章学成回国,先后任河南政治学堂教务长,山东抚署文案委员兼地方自治研究所监督,广东督署文案委员兼巡警学堂监督等职,辛亥革命成功后,方叔章先后任北京政府教育部秘书,总统府内史,国务院秘书顾问。北京政府被推翻后,方叔章先后任南京国民政府农矿部秘书长、参事、行政院秘书兼法制委员会副主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天水行营(设在西安)秘书长等职,加入国民党。抗战胜利后,方目睹蒋介石实行独裁统治,发动内战,陷民于水火,愤而辞职。
在长期的官宦生涯中,方叔章与程潜感情日深,多次追随程潜在国民政府中任职,两人成了无话不谈的朋友。1948年7月,程潜回湘任长沙绥靖公署主任(辖湘、赣两省)兼湖南省政府主席。方叔章闻讯从南京回到湖南,出任湖南省政府顾问。两人接触更为频繁,程潜视方叔章为知己,无论公事私事,多与他商议。此时,战局已非常明朗,国民党败局已定,程潜受中共统战政策的感召,已有走和平起义道路之意。
1948年12月25日,中共权威人士发表声明,要求惩办国民党战争罪犯,程潜名列其中。因此,程潜的思想十分矛盾,既想靠拢共产党走和平起义的道路,又怕共产党把他作为罪犯予以审判,终日不安。
方叔章知道,程潜对蒋介石历来不满,蒋对程也是一向不信任的。当前,对程潜来说处于两难境地:主战,前途不明朗;主和,对共产党心存疑虑。方叔章则不同,他对共产党有一定的感情,早在1926年,他就开始与湖北省籍共产党员胡鄂公交往,后来又结识了李大钊、彭述之、李达等,赞同中国走苏俄式革命道路。于是,方叔章对程潜说:“在当前,你面前只有两条路可选择:一条是主和、反蒋;一条是主战、反共。没有第三条路可走。蒋介石发动的内战失败了,国民党政府快要完蛋了;只有与共产党讲和——真正彻底地和,才是唯一的出路,国家才能实现真正的和平统一。但是,走‘主和’的这条路,究竟应该如何走?我想请教一个人。”
“请教谁?”
“请教湖南大学的李达教授。”
一天上午,方叔章问李达:“李教授,在当前形势下,程主席应当采取怎样的态度?”
李达回答说:“程主席自命为湖南3000万人民的家长,应使3000万人民过和平的日子。”
方又说:“程主席说共产党要把他当作战犯,心中有所警惕,忧心忡忡,顾虑重重。”
李达说:“只要程主席拥护和平,共襄义举,新政府不但不会把他当作战犯,而且还要邀请他担任政府的重要职务。”
方叔章把李达的这些话都转达给了程潜。但程潜仍然心存疑虑,犹豫不决。为帮助程潜消除疑虑,随后,方叔章又与中共方面有了更广泛和更深入的接触。不久,经李达介绍,方叔章认识了中共湖南省工委军事策反组组长余志宏。
余志宏向方叔章介绍了全国的军事形势后,推心置腹地对他说:”经过淮海战役、平津战役,蒋介石赖以维持其反动统治的主要军事力量迅速被削弱,国统区更为缩小,而且贪污腐化,特务横行,物价飞涨,饿殍遍地……”
方叔章对余说:“三湘父老,要和平、不要战争;程主席也不想使湖南人民再受战争的摧残,想走和平的道路,但担心背负罪犯之名,要受到审判。我作为程主席的同庚、同学、同事、部属,有责任帮助程主席消除顾虑,实现义举。”
余志宏说:“我们都有责任帮助程主席。要实现义举,首先就要解除程主席的顾虑,使他相信中共的政策,同时要做好程主席身边人士的思想工作。”
家宴交友,消除程潜疑虑
经方叔章与余志宏商议:由方出面,在方家举行家庭小宴,邀请程潜周围的上层人士座谈时局,做他们的工作,并让他们去影响程潜下定起义决心。
1949年1月19日,方叔章在其岳麓山桃子湖住宅设家宴,邀请湖南大学教授李达、伍薏浓,民主同盟湖南地下支部负责人萧敏颂,省政府秘书长邓介松,省保安副司令兼长沙警备司令萧作霖,省物资调节委员会主任程星龄,中共湖南省工委军事策反组组长余志宏等出席。通过漫谈时局,使大家取得了共同的出路是实现湖南的局部和平的共识。在此基础上,李达明确地指出:“程颂公应替湖南3000万人民着想,走和平道路;蒋介石已管不着湖南了,只有白崇禧这点残余武装,可能还要同共产党较量一下,今后的问题是集中力量对付桂系,这一点要早有准备,善于自处。”大家都赞同李达的观点。
宴后,方叔章与程星龄、邓介松、萧作霖先后向程潜转告了李达的谈话内容,劝他主动起义。方叔章对程潜说:“如果共军来了,你走哪条路?打吧,蒋介石的几百万军队都被打垮了。跑吧,去美国你又没有钱,去香港你也住不了多久,到台湾蒋介石不会要你,怎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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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潜说:“我总不能向共产党投降呀!”
方叔章向他分析了形势,讲解了共产党既往不咎的政策后指出:“国民党败局已定,如果我们不主动起义,势必要被迫投降。在败局既定的情况下,日本天皇都要投降,你不投降?与其被迫投降,不如早日主动起义。”
程潜沉默不语。
为了坚定程潜起义的决心,方叔章与程星龄商量,建议程潜电召政治上倾向中共的长子程博洪从上海回长沙,共商大事,程潜同意。程博洪一贯倾向中共,曾在上海创办进步刊物《时与文》,后遭蒋介石查封。程博洪来长沙后,向父亲宣讲中共方针、政策,用傅作义、李明灏等起义后受到共产党重用的事实作依据,证明共产党是顾全大局,不计私怨的。这对消除程潜的思想顾虑起了重要作用。
在共产党政策的巨大威力感召下,加之受到邓介松、萧作霖等人积极支持起义的鼓舞,程潜接受了李达等人的建议,决心走和平起义的道路。他嘱族弟程星龄找到共产党联系起义事宜。
为稳定政局,应付事变,程潜采纳了方叔章等人的建议,利用蒋介石原先的承诺,在湖南组建了2个正规军共5个师,并加强了地方部队的建设,将原来的2个保安旅扩编为4个保安师,兵力达10万人。与此同时,程潜先后驱逐了一贯反共的省参议会议长赵恒惕和国民党省党部主任委员张炯,控制了省参议会和国民党湖南省党部。
此后,程潜先后采取了一些有利于湖南和平运动进展的进步措施,如在湘停止征兵、撤查省田粮处长黄德安、不向南京政府交军粮、扣留中央银行在湖南的金银、抵制发行金元券、释放在押政治犯等,减轻了人民的负担,受到了人民的拥护。
建言献策,实现义举
1949年1月,蒋介石下野,由李宗仁代总统。李宗仁、白崇禧为了阻止解放军渡长江, 谋求与中共和平谈判。当时李、白对湖南的要求是:或和或战,必须采取一致行动。而程潜的态度是和谈成功,当然一致行动,否则湖南就谋求局部和平。方叔章即向程潜建议:“想方设法调陈明仁回湘,掌握军权,联袂起义。”
“知我者叔章也!”程潜知道要控制湖南的局面,实现和平起义,必须有适当的人为自己执掌兵权。他很欣赏这条建议,说:“子良(陈明仁)是我的同乡和学生,一定愿回湖南和我共谋义举,只恐白崇禧不肯放他。”
方叔章回答说:“这个问题好解决。你有一个叫刘斐的醴陵老乡,他主和、反蒋。刘斐与桂系有较深的渊源,特别是他在白崇禧面前讲话很有分量。只要请他出马,一定马到成功。”
程潜连连点头。
经过刘斐(南京政府国防部参谋次长)周旋,陈明仁率部于1949年2月由武汉移师湖南。由于有了一点骨干部队作支柱,程潜也敢于公开实行一些反蒋主和的措施。后来,程潜又接受方叔章的建议,把闲居东安家乡办学的唐生智请来长沙共谋义举。
在支持和平起义的队伍越来越壮大的同时,程潜与中共方面的接触越来越频繁,起义前的各项工作进行得如火如荼。程潜希望同中共湖南地下组织甚至同毛泽东直接取得联系的想法,由方叔章转达给李、余2人;中共湖南省工委向程潜提出的一些要求,如释放被捕的中共党员和进步人士,调走顽固主战派长沙警备区司令蒋伏生等,亦由方叔章等转告程潜,程一一照办。
1949年4月,国民党湖南省党、政、军联合办公室副主任张严佛得到情报:军统特务将对李达等一批列入黑名单的人下毒手。程潜与张严佛均无法制止。因此,程要方叔章立即转告李达,拟送他下乡暂住。恰在此时,毛泽东来电邀李达速赴北平。4月中旬的某日,方叔章陪李达到省政府大楼面见程潜。程潜请李达向毛泽东汇报他起义的决心。临行时,程潜送500银元给李达作路费。
4月下旬,按照中共湖南省工委指示,程潜与方叔章、程星龄共商起草“备忘录”。程潜在“备忘录”中表示:“完全接受毛主席1月14日‘关于时局的声明’中所提出的八条二十四款之原则,谋求湖南局部和平。”此“备忘录”由湖南省工委派人送呈中共中央和毛泽东。
7月,程潜约见方叔章、程星龄等,就如何组织起义的具体方案进行了反复研究。7月29日,程潜自邵阳回长沙,方叔章等人随同程潜秘密迁居南门外,参与研究起义通电和《告全体将士书》、《告湖南民众书》。
1949年8月4日,程潜、陈明仁领衔发表起义通电。8月31日,程潜偕方叔章等一行数人赴北平参加第一届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受到毛泽东等中共中央领导的盛情款待。方叔章在北平期间,参议国家大事,为新中国的诞生尽了一份力量。
解放后,方叔章任湖南省军政委员会顾问,一、二届湖南省各届人民代表会议代表,湖南省人民政府委员、湖南省人民政府监察委员、湖南省人民政府文物管理委员会常务委员、湖南省人民政府文史研究馆副馆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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