嫘祖故里探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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嫘祖故里探论
（河南省社会科学院考古所研究员　郑杰祥）
  内容提要：本文根据文献记载和考古资料，详细论述了嫘祖故里当在今河南省西平县境。
根据文献记载，在我国古代社会发展史上有一个以炎帝和黄帝为代表的历史阶段，这就是当前学术界所称作的炎黄时代。这是一个从原始氏族制向着古代文明过渡的社会大变革时代，变革的内容就是新、旧社会制度的交替，它充满着先进和落后、前进和倒退的尖锐而复杂的斗争。以炎、黄二帝为代表的历史人物群体适应着时代发展的需要，努力参与和推动了这场变革，从而把我国古代社会迅速推进到文明时代的门槛。他们的丰功伟绩，被当时的人们讴歌赞美，称颂不已，由于当时还没有文字记录，这些事迹只能口耳相传，晓于后世，因此这个时代又称之为传说时代。传说中显然会有一些夸张的地方，这是不可避免的，也是正常的，原始人总是把自己的首领歌颂为半人半神的人物，这是迄今所知世界上所有原始首领人物的一般特征，黄帝等历史人物也是如此。对于传说时代人物的事迹，我们固然不可全信，但也不应完全否定，因为这个时代是客观存在的，在这样一个社会大变革的时代，只有通过广大部族群众特别是首领人物的努力，才能完成这场变革，人类也才有可能健康地步入文明时代。
炎黄时代涌现出许多的先进人物，他们形成一个以炎、黄二帝为代表的宏大的历史人物群体。在这个群体以内，有老有少，有男有女，有多谋善断者，有驰骋疆场者，有精于管理者，更有创造发明者。文献记载黄帝时期的创造发明计有将近３０项之多，黄帝之妻嫘祖，就是当时一位杰出的女性代表人物。嫘祖以发明养蚕取丝而著称于世，《通鉴外纪》云：“西陵氏之子嫘祖，为黄帝元妃，始教民养蚕，治蚕丝以供衣服，后世祀为先蚕。”《路史·后纪》五：“黄帝元妃西陵氏曰傫祖，以其始蚕，故又祀之先蚕。”《隋书·礼仪志》引后周制：“皇后乘翠辂，率三妃、三弋、御媛、御婉、三公夫人、三孤内子至蚕所，以一太牢亲祭，进奠先蚕西陵氏神。”嫘祖因发明养蚕取丝，有功于人类，而被后人奉为神灵，世世代代享受着人们对她的隆重祭祀，这几乎是华夏民族人所共知的事实，兹不详述。但是有些问题当前学术界尚未达成共识，其中比较重要的就是关于嫘祖的故里问题。《山海经·海内经》：“黄帝妻雷祖，生昌意，……。”郭璞注引《世本》云：“黄帝娶于西陵氏之子，谓之累祖，产青阳及昌意。”郝懿行笺疏：“雷，姓也；祖，名也。西陵氏姓方雷，故《晋语》云：‘青阳，方雷氏之甥也。’雷通作累。”《国语·晋语》四：“黄帝之子二十五人，其同姓者二人而已：唯青阳与夷鼓皆为己姓。青阳，方雷氏之甥也。”韦昭注：“方雷，西陵氏之姓。《帝系》曰：‘黄帝居轩辕之丘，娶于西陵氏之子，谓之嫘祖氏，产青阳及昌意。’姊妹之子曰甥。声，雷、嫘同也。”《史记·五帝本纪》：“黄帝居轩辕之丘，而娶于西陵氏之女，是为嫘祖。”张守节《正义》：“西陵，国名也。”据此可知嫘祖乃是古西陵地区（按古代“国”字也有地域之意）方雷氏族之女。但是古代西陵所在，文献记有多处，嫘祖的原居地域，当前学术界意见也颇不一致，例如山东费县的宋宗科先生主张嫘祖生于山东省境１。山西省的先生主张嫘祖为山西夏县人２。陕西的先生主张嫘祖就生活在黄帝陵的附近３。四川省的王剑清先生主张嫘祖原是绵阳盐亭女士４。湖北省的曾纪全先生认为嫘祖原是宜昌姑娘５。另外还有嫘祖在湖南湘潭说、浙江杭州说，等等，论说甚多，不一而足。其实以上各说均未必是，我认为嫘祖原居地在今河南西平县一带更为有据，兹述其理由如下：一、西平县古有西陵。《水经·潕水》：“潕水又东过西平县北。”郦道元注：“县，故柏国也。……汉曰西平。其西吕墟，即西陵亭也，西陵平夷，故曰西平。”扬守敬疏：“（西陵）亭当在今西平县西。”清代西平县即今河南省西平县，古“西陵”现今已经音变为“师灵”，师灵镇位于今西平县西约22.5公里，杨守敬《水经注图》所绘的古西陵亭就在这里。不过郦道元所说“汉曰西平”并不确切，高沛先生发现甘肃武威汉简中记有“河平元年汝南西陵县”的文字，按河平元年是西汉成帝刘骜的年号，时为公元前28年，“这就明白告诉我们，当时的西平县不叫西平县，而叫西陵县”6，也就是说至迟在西汉河平元年这里已经称作西陵县，最早到东汉时期才称作西平县，这里的西陵是一个比着西平更为古老的地名。二、此西陵地区古有房国，房国当即嫘祖母家方雷氏族的后裔。《国语·周语》上：“昔昭王娶于房，曰房后。”韦昭注：“房，国名。”《左传·昭公十三年》：“楚之灭蔡也，灵王迁房于荆。”杜预注：“汝南有吴防县即防国。”古防与房相通用。《穆天子传》：天子“东至于房。”檀萃《穆天子传注疏》：“吴房县，汉属汝南郡，古房子国也。”《汉书·地理志·汝南郡》吴房县下颜师古注引孟康曰：“本房子国。楚灵王迁房于楚，吴王阖闾弟夫槩奔楚，楚封于此，为棠谿氏，以封吴，故曰吴房，今吴房城棠谿亭是。”《续汉书·郡国志·汝南郡》吴房县下云：“有棠谿亭。”刘昭注补：“《左传》曰：房国，楚灵王所灭，又建封吴王夫槩于棠谿。”王先谦《集解》引王符云：棠谿“在西平县。谿，谷名也。”《水经·灈水》：“灈水出汝南吴房县西北奥山，北入于汝。”郦道元注：“县西北有棠谿城，故房子国。”《元和郡县图志·河南道》蔡州下：“西平县，本汉旧县，属汝南郡。苏秦说韩王曰：‘韩有剑戟，出于棠谿。’今此县西界有棠谿村，是也。自汉至后魏皆为西平县地。”《大清一统志·汝宁府》古迹条下：“棠谿城在西平县西北百里，古房国也。”棠谿地区盛产铁矿，在战国时期是韩国的军工基地。以冶铸剑戟著称于世，故又称之为冶炉城、吕墟。按吕墟一名也当与冶铸有关，甲骨文已有吕字，其文云：
丁亥卜，大……其铸黄吕《甲骨文合集》29687

姚孝遂云：“按契文‘吕’即金文之‘吕’，或从金作‘铝’，‘金’字即从此。唐兰谓象‘金鉼’形。《合集》‘其铸黄吕’之记载，当指冶炼金属言之”7。此说甚是，可知“吕墟”意即古代冶炼金属的丘墟。《逸周书·克殷解》又云：“击之以轻吕。斩之以黄钺。”孔晁注：“轻吕，剑名。”《史记·周本纪》就写作“以轻剑击之。”可知剑在古代又称作“吕”，因此“吕墟”也可解释为古代铸剑的丘墟，此地可能就是现今所称作的吕店，也即棠谿和古房国的所在地，它位于师灵镇即古西陵的西侧，正与古西陵处于同一个地区。按“房”从户，方声，“房”与“方”音义相同古相通用，《诗经·小雅·大田》：“既方既阜”，郑玄笺：“方，房也。”《尚书·商书序》：伊尹“复归于亳，入自北门，迂女鸠、女方，作《女鸠》、《女方》。”《史记·殷本纪》又云：伊尹“复归于亳，入自北门，迂女鸠、女房，作《女鸠》、《女房》。”《荀子·礼论》：“方皇周挟”，《史记·礼书》又写作“房皇”是其证。是房姓、房族古代又称作方姓、方族，应劭《风俗通·佚文》云：“方，方雷氏之后也。”可知房姓、房族即方姓、方族应当就是方雷氏的后裔。方雷氏族也见于西周金文，西周穆王时期的青铜器《师旂鼎》铭文云：“唯三月丁卯，师旂众仆不从王征于方雷。”唐兰以为此方雷氏就是黄帝之妻嫘祖母家的后裔，与《穆天子传》所记天子“东至于房”指的是同一族氏8。此房族应是指的今西平县的古房国，这就进一步说明西平西陵原是方雷氏族即嫘祖母家的故居，也就是嫘祖的原居地。三、近年来考古工作者在今师陵和吕店镇的周围即古西陵地区发现有多处新石器时代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遗址9，其中以董寨遗址规模最大，文化内涵也最为丰富，该遗址已由“河南省人民政府在今年6月8日公布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虽未经发掘，仅从遗址表面就发现了不少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遗物，面积48万平方米。遗址保存完整，是一处不多见的大型古遗址，而且延续到夏、商至东周与两汉，具有较高的考古研究价值。至于更深层次的历史信息和氏族社会密码有待进一步去发现、解读”10。由此充分证明早在远古时代古西陵地区已是原始居民的聚居区，这就为我们探寻嫘祖故里提供了考古学上的重要证据。四、西平西陵与文献所记黄帝族聚居区相距较近，皇甫谧《帝王世纪》说：“新郑，古有熊国，黄帝之所都。”西晋新郑，即今河南省新郑市，南距西平约120公里，黄帝与嫘祖两族居地相近，互通婚姻是最合情理的。这里捎带谈谈黄帝与嫘祖婚后所生“青阳降居江水”、“昌意降居若水”的问题。《史记·五帝本纪》云：“嫘祖为黄帝正妃，生二子，其后皆有天下。其一曰玄嚣，是为青阳，青阳降居江水；其二曰昌意，降居若水。”此“江水”和“若水”的地望，学术界意见多有不同。今按古“江”与“鸿”同音通假，《山海经·西次三经》：“又西三百五十里曰天山，……有神焉，浑敦，无面目，是识歌舞，实为帝江也。”毕沅《集解》：“江读如鸿。”徐旭生也认为“‘鸿’从‘江’音，古字义符常常省减，迳作‘江’。《左传·文公十三年》：‘帝鸿氏有不才子，……天下谓之浑敦。’《山海经·西次三经》天山下说：‘有神焉……浑敦，无面目，是识歌舞，实为帝江也。’……‘帝鸿氏之子’应当仍称帝鸿，所以说‘实为帝江’”11。可知这里所说的江水后世可能已经称作鸿水，此鸿水应当就是指的鸿沟，《史记．河渠书》云：夏禹治水“荥阳下引河，东南为鸿沟。”古代鸿沟正位于黄帝族所居的新郑以北和以东的地区，它是一条“上古自然的遗迹。”黄帝之子青阳降居的“江水”当在此一地区。至于昌意降居的若水，按“若”从“艹”、从“右”，殷墟卜辞“右”与“有”同字，后世文献“右”与“有”也常相通用，《诗经·周颂·雝》：“既右烈考，亦右文母。”《后汉书·皇后纪》李贤注引此诗皆写作“有”，《史记·扁鹊·仓公列传》：“右口气急”，《集解》引徐广曰：“右一作有。”据此我以为昌意降居的若水可能就是后世的洧水，《楚辞·离骚》：“夕归次于穷石兮，朝濯发乎洧盘。”王逸注：“洧盘，水名。《禹大传》曰：‘洧盘之水，出崦嵫之山。’”《山海经·西山经》又云：“崦嵫之山，苕水出焉。”郭璞注：“苕或作若，《禹大传》曰：‘洧盘之水出崦嵫之山。’”《淮南子·地形训》：“弱水出自穷石。”闻一多云：“按弱水即若水，似洧盘之水即弱水。”由此可知，古代洧水又称作弱水和若水，三者实为一水。洧水所在，《水经》：“洧水出河南密县西南马领山，又东过郑县南。”郦道元注：洧水“亦言出颍川阳城山，山在阳城之东北，盖马领之统目焉，……洧水又东迳新郑县故城中，，……皇甫士安《帝王世纪》云：‘或言县故有熊氏之墟，黄帝之所都也。’”北魏新郑县即今河南省新郑市，洧水在古代又称作若水，因此，黄帝之子昌意降居的若水，实当在黄帝族聚居的新郑附近的洧水沿岸。须知，黄帝和嫘祖所处的时代，早已进入父系氏族社会，父系社会制度下的习俗是妇女嫁夫从夫，所怀子女也在丈夫家出生，子女长大成人归属于父亲而且受父亲支配，从这个意义上说，黄帝与嫘祖所生的青阳和昌意“降居”的江水和若水，不当在嫘祖母家的汝水和淮水，更不当在长江流域，而应当在黄帝族聚居的今新郑市附近才更合情理。另外，《大清一统志》汝宁府下还记载西平县以生产丝织品“缣”而著称于世，这或与嫘祖在这里发明养蚕有一定的渊源关系。综合以上数证，我认为嫘祖原居地实当在今河南省西平县境，也就是说黄帝和嫘祖都是中原地区的土著，他们率领本部族和周围各部族的广大群众，艰苦奋斗，努力进取，开拓创新，推动着我国古代社会包括中原地区迅速迈向文明历史的新时期。注　释：
1、宋宗科：《宋宗科故事集》 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90年
2、章 楷：《蚕桑史话》 中华书局1979年
3、兰 草：《轩辕黄帝传说故事》 《中国神话》上海文艺出版社1990年
4、王剑清：《中华蚕桑始祖嫘祖故里行》《光明日报》1994年５月８日
5、曾继全：《黄帝正妃西陵之女嫘祖考析》《炎黄文化丛书》三联出版社1995
6、高 沛：《嫘祖故里在西平》
7、于省吾主编：《甲骨文字诂林》中华书局1996年
8、唐兰：《西周青铜器铭文分代史征》中华书局1986年
9、高 沛：《嫘祖故里在西平》
10、蔡全法：《嫘祖故里觅古》
11、徐旭生：《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７４页 文物出版社198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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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西平董桥遗址看西陵氏族之兴起
蔡全法
关键词：董桥遗址；仰韶文化；西陵氏族 摘要：西平县董桥遗址近山、临水、面对平原，又为交通要衢，自然条件优越。遗址中的主要遗物，代表着仰韶文化早期前段的特征，其来源于中原地区的裴李岗文化，与石固Ⅳ期有着密切的传承关系。考古学文化与文献记载相对应，董桥遗址中的仰韶文化当与炎黄时代西陵氏嫘姓古国有关，西陵氏也是黄帝氏族的通婚族。嫘祖为黄帝元妃，利用养蚕纺织技术加速了黄帝氏族集团的文明化进程，也曾为黄帝氏族统一各部落，完成由母系社会向父系社会的转变作出了贡献。
河南省西平县吕店乡董桥新石器时代遗址，是一处以仰韶文化为主，兼有龙山文化、二里头文化、东周文化和汉文化的多种考古文化共存的综合性、多层次的古聚落遗址。由于其地理位置重要，也与传说中的远古时期炎黄时代西陵氏族活动地域关系密切，故2006年6月，我们联合西平县炎黄文化研究会，西平县文化局等有关单位，对这处遗址作了初步调查，现将调查成果以及对遗址的初步认识，特别是与西陵氏族兴起时间与相关问题提出一些看法，不当之处，敬请各位专家指正。
一、董桥遗址地理环境因素
人类的生活离不开周围的自然环境，人类的活动也必定受周围自然环境的制约。在远古时代不同文化的产生与原始部落的形成，各个氏族的壮大、分化、融合与兴废等，除社会发展中的政治、经济、文化因素之外，也与自然环境关系密切。古代生产力水平低下，认识、适应与改造自然能力相对较差，所以，受自然地理环境影响深刻。人类的居址总是以自然条件较优越的地区作为首选，当人类生存能力增强后，才再向自然条件差的地区扩展。文化传播也是由发达地区影响不发达地区，先进的影响落后的，强胜的统一贫弱的，这似乎是古史演进的一般规律。
董桥遗址位于西平县吕店乡董桥村东南部，东邻孙庄，北依西（平）出（山）公路，西、南两面有淮河的四级支流西草河从遗址西北环而折向东南，为洪河支流。河道宽15—50米不等，深2—5米不等。遗址面积约48万平方米。海拔70米左右，北纬33°22′，东径113°45′。东距西平县城27公里，西距乡政府所在地吕店3公里。遗址向西约10余公里是伏牛山余脉，地形西北高东南低，为山前冲积扇的东沿，北接师灵岗。师灵岗是舞阳岗向东的延续部分。其南面接芦庙以南坡岗山地。南北两面岗地高差均5—20米，其间为洪河上游，北有西草河、小洪河，南有青铜河，棠溪河众支流，水源充沛。再向西约10余公里是舞阳县和舞钢区东部的丘岭山地，海拔约200米左右。这样的地形大势形成舞钢区山地，向东为海拔60米的冲积扇，直至吕店董桥一带，遗址在平原与山前冲积扇的交汇处，北有师灵岗，南有芦庙以南山前岗地，形成钳形地势，董桥遗址正位于钳形口内侧的中心部位，属河旁的第一、二级台地，地质属第四系全新统。土壤为棕褐色重亚砂土，黏性较大，宜于保墒。就其自然环境与人类生存条件看，应具备以下诸特点：第一，人类这时已掌握了农耕技术，离开山地，摆脱了对山区的完全依赖；第二，面对辽阔的平原，有利于原始农业的开垦和发展；第三，如遇旱涝灾害农业欠收，仍可取山地物产进行补充；第四，这里交通便利，扼守着由豫东平原进入豫西山地和南阳盆地的交通要道，也是中原贯通南北之枢纽。
董桥遗址的自然环境与地理条件，由于是在由西向东的钳形地势开口的内侧，这一带近山临水、背风、向阳、交通便利，面对辽阔的平原，和大面积的第四纪风成黄土，土地肥沃、气候温暖易于耕种，有利于早期旱地农业的耕作和便于远古人类的生存。所以，自仰韶文化早期以来，这里的古聚落层层叠叠，经龙山、二里头至东周、秦汉而未间断，特别是仰韶文化时期，原始部落聚居于此，也可算不乏睿智和卓见。
二、董桥遗址年代上限与文化因素
董桥遗址中的仰韶文化是其最早的考古学文化，也是我国古代新石器时代中期原始氏族社会逐步走向繁荣的物质文化。它主要分布于黄河中游的中原大地，其中亦包括淮河北部诸支流的中上游地区，距今已有五至六千多年的历史。董桥仰韶文化处于仰韶文化发展的哪一阶段，他包含着哪一种仰韶文化区域类型因素，都是值得探讨的问题之一。
据《河南省西平县董桥新石器时代遗址调查》（以下简称《简报》），董桥仰韶文化遗物，均为就地采集，主要有陶器和石器等。陶器由于都是较碎的残块，详细说明似为困难，可辨出的器形主要有鼎、瓮、罐、盆、钵、碗、杯等。陶质是以泥质红陶与姜黄陶为主，但前者比例略大于后者，夹砂红陶次之，夹砂姜黄陶再次之，夹砂灰陶极少，夹砂陶砂粒与蚌料裸露于器壁而鲜明，泥质陶陶土多经淘洗而细腻，有少量红衣陶和少量的外壁为红色，内壁为灰色陶，多用于钵、碗类器。掺有较多蚌料的夹砂陶，一般蚌料颗粒较细小，主要用于鼎，个别用于罐，当都是炊器之属。《简报》根据陶器器形和陶质陶色与临近地区的仰韶文化相比较，认为多数器物所表现的泥质姜黄陶，器外壁为红色，内壁为灰色陶，红彩带钵，红顶钵，圆或扁圆形锥状和柱状高鼎足，以前在中原地区最早见于仰韶文化后岗类型，（1）之后自安阳向南又在郑州大河村仰韶文化前三、前二和前一期中出现，（2）再向南在长葛石固遗址Ⅳ期与V期裴李岗文化和仰韶文化中也有近似的红彩带钵和红顶钵，（3）某些类似的特征，又在河南西部的淅川下王岗一期仰韶文化中出现。（4）从以上考古资料的分析情况和C14测年数据上看，仰韶文化后岗类型，郑州大河村前二和前一期，长葛石固V期和淅川下王岗一期，均属仰韶文化的早期。而董桥遗址的部分仰韶文化遗物，亦当为仰韶文化的早期。此时间是董桥原始聚落的形成阶段，也是这里的氏族部落的肇端时期。其文化因素是黄河中游地区仰韶文化早期普遍特征之一，也是黄河中游仰韶文化南渐进入淮河流域北部与黄河流域仰韶文化交汇地带的仰韶文化早期遗存。但是就其大部分鼎足以单一的扁圆或圆锥体素面居多，上部所饰指甲纹和指窝痕者极少（非发掘出土，似难准确，可采集品中确实是这样的情况），这一点与长葛石固Ⅳ期、V期，郑州大河村前三期仰韶文化鼎足特点接近，这一特征是明显的继承了裴李岗文化因素，与大河村前二期的多样化鼎足，上端均饰指甲纹和指窝纹的特征存有差异。以前一般认为“红顶钵”是仰韶文化后岗类型的重要标志之一，但长期以来后岗这类“红顶钵”的来源并不十分清楚。长葛石固裴李岗文化遗址的发现，使这一问题得以冰释，这种红顶钵就是来源于河南的裴李岗文化。石固遗址Ⅳ期裴李岗文化中已有较多的红顶钵出现。石固Ⅳ期的C14测定年代为7010±85年，（5）石固遗址Ⅳ期数据较裴李岗遗址的最晚数据(ZK—571）7145±300年（6）晚一百三十年，比莪沟北岗的两个数据7240±80年及7265±160年（7）晚二百三十余年。以上数据表明石固Ⅳ期是裴李岗文化的晚期类型，也应是裴李岗文化向仰韶文化的过渡期。其年代当为7000年左右。大河村前三期的年代缺少测定数据，报告的编者“依据文化特征估计距今6800年左右。”（8）从年代上看，大河村前三期似与石固Ⅳ期相接，石固V期年代也无数据，而Ⅵ期C14测定年代5215±85年，树轮校正为5845±110年。（9）V期的年代早于Ⅵ期则不会有什么问题，如果依据器形特征推测，石固V期的年代约为6400年左右较适当。此年代与大河村前二期测定年代5920±185年，树轮校正距今6580±200年十分接近，据以上年代，大河村报告编者“估计前二期距今6400年左右”（10）。从以上石固裴李岗文化晚期年代和仰韶文化早期年代，与大河村仰韶文化早期年代的对比情况，联系董桥仰韶文化部分早期遗物的年代，其上限不会超出距今6800年左右，其下限不会晚于距今6400年是有可能的。
董桥遗址虽位于淮河流域北部地区，其仰韶文化仍保持中原仰韶文化的特征，与石固裴李岗文化晚期关系密切。大河村前三期仰韶文化与前二期存在着差别，与董桥遗址仰韶文化早期和石固V期仰韶文化是有诸多共性。淅川下王岗仰韶文化一期中，也有一定数量类似董桥仰韶文化早期的鼎足。（11）除了证明他与裴李岗文化有渊源关系外，也可看出汉水流域的仰韶文化所体现的中原仰韶文化因素。这些因素的传播很有可能就是由黄河中游地区经淮河流域北部，穿过外方山进入南阳盆地而到达汉水流域的。董桥遗址或许就是这一文化传播链条中的重要环节，也是豫西南地区以及鄂西北地区沟通中原的重要线路之一。
  
  其他宗亲回复：2008-3-2 9:24:45

有关嫘祖文化研究中的几个问题
（河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 陈昌远）
（郑州大学历史学院博士后、副教授 陈隆文）陈昌远 陈隆文
摘要：首先我们不能轻易否定古文献的记载，根据历史文献记载：“黄帝居轩辕之丘，娶西陵之女”。均在河南：一在新郑，一在西平，相距不很远。嫘祖养蚕取丝之说，有的说是宋以后的说法。根据一些文献材料的记载，此说不可靠。据考古和文献材料及现代蚕桑业研究的结果表明，西平为嫘祖养蚕取丝之发源地是可能的。值得注意，当地有嫘祖养蚕的历史传说，可以丰富西平为嫘祖养蚕起始之地。
关键词：新郑 轩辕丘 西陵 嫘祖 舞水
河南省西平县炎黄文化研究会邀请我们参加西平县嫘祖文化研讨会，非常感谢。在这里我们想谈一谈对嫘祖文化研究的一些看法，不当之处，请批评指正。
一、不能轻易否定古文献
汉代司马迁《史记》首篇《五帝本纪》记载了关于黄帝、颛顼、帝喾、尧和舜时期的历史，对于这个时期学术界称为五帝时代或传说时代。司马迁《五帝本纪》所记载的历史内容是信史还是传说，一直是考古学与历史学界争论的热点。有的学者认为黄帝妻“嫘祖发明养蚕一说决不是事实”。还认为“到了宋元时代，在古农书（蚕书）中奉嫘祖为蚕神说才逐见风行。”[1]从而否定了《史记·五帝本纪》中的记载，这是我们不敢苟同的。
如何看待司马迁《五帝本纪》的记载？国学大师王国维先生在《古史新证》一书中早就说：“研究中国古史为最纠纷之问题是上古之事，传说与史实混而不分，史实之中，因不免有所缘饰与传说无异，传说之中、亦往往有史实为之素地，二者不易区别，此世界各国之所同也。”[2] 徐中舒先生从师王国维，他更明确地提出：“司马迁写《史记》时，根据他当时能够见到的史料，已经深深感到百家言黄帝‘其文不雅训，荐绅先生难言之’，他采取了谨严的科学的态度：择其言尤雅者，选择那些比较可靠的史料，编撰了《五帝本纪》。”[3]他又说：“司马迁整理的《史记五帝本纪》系统是有相当根据的。他所根据的古文是战国时代六国流传下来的资料，是保存了古代人民对于过去的酋长各据一方及其互相次弟代立的史传。……抛弃了汉代流传的对于黄帝的许多‘不雅训’的传说，而著成《五帝本纪》”。[4]最近2005年11月23-25日，由河南博物馆院联合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文明研究中心，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共同举办的“文明探源——考古与历史的整合”学术研讨会上，与会代表普遍认为：“五帝时代值得重视，至少包含不少史影。对古史文献的记载，要加以甄别和整理，正确的态度是不可轻信，也不要轻易全盘否定。要科学和理性地看待五帝本身和五帝之间的关系。对五帝时代的提法，大多数学者持肯定的态度。”[5] 以上实际表明，对司马迁所写的《五帝本纪》，我们不能采取轻意否定的态度，如果不是这样，那是不科学的。
二、黄帝与嫘祖初期活动地望
司马迁《五帝本纪》曰：“黄帝者，少典之子，姓公孙，名轩辕。黄帝居轩辕之丘，而娶于西陵之女，是为嫘祖。嫘祖为黄帝正妃，生二子，其系皆有天下，其一曰玄嚣，是为青阳。青阳降居江水，其二昌意，降居若水。”《史记》《集解》曰：“谯周曰：有熊国君，少典之子也。”皇甫谧曰：“有熊，今河南新郑是也。”《索隐》曰：“少典者，诸侯国号，非人名也。”皇甫谧在《帝王世纪》曰：黄帝“受国于有熊，居轩辕之丘，故因以为名，又以为号。”又说：“（黄帝）有圣德，授国于有熊，郑也。”“古有郑国，黄帝之所都。”“新郑，古有熊国，黄帝之所都。”“或言（新郑）县故有熊氏之墟，黄帝之所都也，郑氏徙居之，故曰新郑矣。”《大清一统志》明确记载：“轩辕邱，在新郑县西北故城，《史记》黄帝居轩辕之丘，《后汉书·郡国志》河南尹新郑黄帝之所都。《通典》新郑，祝融之墟，黄帝，都于有熊，亦在此也。”在这里文献记载明确表明，黄帝故里应在新郑，这是毫无疑问的。《山海经》曾记载有黄帝活动曰：“黄帝，乃取崖山之玉荣。”袁珂《山海经校注》曰：“郭璞云：‘崖’音密。郝懿行云：‘郭注《穆天子传》及李善注《南都赋》《在台山赋》引此经俱作密山，盖崖、密古字通也。’”密山即今新密，与新郑相邻，此县境有关于黄帝活动的传说，说明黄帝居有熊（今新郑）并不是虚传，是有一定事实根据的。
黄帝初期活动的地望我们即已搞清楚，现在需要考察的是西陵氏嫘祖的西陵应在何处？
西陵，《史记》《正义》曰：“西陵，国名也。”此国系指古代氏族部落。其地望在何处？有多种说法。一说在湖北黄冈市西北。二说在湖北浠水。三说在湖北宜昌市。四说在四川茂陵县。五说在河南西平县。六说在四川盐亭。上述诸说基本上可以概括为湖北说、四川说、河南说。我们认为河南说比较可靠。
第一，《史记·五帝本纪》明确记载：“黄帝居轩辕之丘，而娶西陵之女，是为嫘祖。”“生二子，其后皆有天下，其一曰玄嚣，是为青阳，青阳降居江水，其二曰昌意，降居若水。”根据《大戴礼记解诂》卷七，《帝系》六十三记载：“黄帝居轩辕之丘，娶于西陵氏之子，谓之嫘祖氏，产青阳及昌意。青阳降居汦水，昌意降居若水。”聘珍谓：“汦水即江水也。”此江水，有的学者把他说成是长江，所以认为西陵氏应在四川。可是此江并非长江之专称而言的。此江应是指古淮水而言。淮水古也称江水。《左传·哀公元年》记：“春，楚子围蔡，报拍举也……蔡人男女以辨，使疆于江、汝之间而还。”杜预注曰：“楚欲使蔡徙国，在江水之北，汝水之南，求田以自安。”此江杨伯峻先生《春秋左传注》认为应是指长江，我们认为很不恰当。关于此问题，石泉先生已有详细的考证，在此不再赘述。[6]所以这里的江应是指现在的淮河而言。在古代淮水流域，这个地区古代有一个江国。《史记·正义》引《括地志》云：“安阳故城在豫州新息县西南八十里。应劭云：古江国也。《地理志》亦云安阳古江国也。”安阳县，西汉置，治所在今河南正阳县西南，至隋始废，唐代属新息县。新息县即今息县。息县西南40里有江国故城，在今河南正阳县大林乡涂店东北，江国故城址平面呈长方形，面积17.5万平方米。传世及解放后曾出土有江国青铜器不少，可为佐证。值得注意的是江国城分为新、旧两城，安阳故城即江国的新城与涂店东北之江国城相距约300米。当地群众称为“四十亩大地处。”
江水即是淮河，那么若水应在何处？有的认为在四川境内，恐不当。我们同意孙华先生的说法，若水即汝水。汝水是古淮河的一个重要支流。汝、若音同属日母，当属鱼部韵，若属铎部韵，铎读方鱼郁之入声，鱼铎二部本可以对转。《庄子·渔父》‘吾语汝’，《人间世》又作‘吾语若’，若汝在上古音俱通，汝水即若水。”在此马世之先生均有过论述，在此不再赘述。钱穆先生在《史记地名考》一书中认为：“《六国表》明云：鄢：西陵，不得在江夏。”[7]这是正确的。但钱穆先生又说：“此西陵当近丹水，今浙川县境。黄帝娶西陵氏女， 或此也。 ”此说不很恰当。从《史记·六国表》看鄢，西陵应是指西平。鄢就是今天的鄢陵，又叫阴陵。《战国策·卷六·秦四》曰：“顷襄王二十年，秦白起拔楚西陵，或拔鄢、郢、夷陵，烧先王之墓。”程恩泽曰：宋楚世家……徐广曰属江夏。汉志江夏郡有西陵县，在今黄川府黄冈县二里。《水经注》以为即白起所拔之西陵，正义引《括地志》主之，非也。” [8] 此西陵我们认为应是指今河南西平县的西陵。因为西陵与鄢陵相邻，它与东陵的方位相对称。东陵，见《史记·夏本纪》曰：“过九江，至于东陵。”《集解》孔安国曰：“东陵，地名。”钱穆在《史记地名考》中曰：“《汉志》庐江郡金兰，西北有东陵乡，淮水所出。”《尚书》“江水过九江，至于东陵者，西南流，水积为湖。”虽然他没有说明其具体位置，钱玷则谓大苏山即东陵，今商城县东南五十里。它与西陵的位置是相对称的。东陵、西陵名称正符合黄淮平原的地理特征。所谓陵，《尔雅注疏》卷七曰：“大阜曰陵。”《疏》“如陵，陵丘。”注：“陵，大阜也。”释曰：“丘形如大阜者名陵丘。”说明陵是黄淮平原比较高的地形。西平为西陵之说正符合该地地理特征。西平西部为伏牛山余脉，有陵丘地，所以《水经注》云：“汉日西平，其西吕墟，即西陵亭也，西陵平夷，故曰西平。”那么战国时期的西陵又为何改称西平？现在看来《汉书·地理志》汝南郡在西平属汉时置县一说可能有误。因为在武威汉简中有“河平元年汝南西陵县昌里”的记载。《人民政协报》2000年10月23日发表西北师大李并成先生的文章《武威王杖简与汉代尊老扶弱制度》一文记述了1959年—1981年，甘肃省武威先后出土了木鸠杖三根，王杖诏令简枚36枚。其中“河平”简称‘河平’是汉成帝的年号，说明汝南郡的西平此时还是被称为西陵。到公元9年王莽下令变法改制，在这次改制中才将“西陵”改为“新亭”。王莽不到15年政权就垮台了。“新亭”之名随之废止。最近在汝南郡郡治平舆县古城村发现一批封泥群，有西平封泥。为“东汉汝南封国状况提供了确切材料。”此说明西平之名，应始于东汉[9]。所以《后汉书·郡国志》才有西平县的记载：“西平（有铁），有柏亭，故柏国。”因此，我们认为西平县的设置是在东汉时期，而不应在西汉。王莽时改西陵为新亭，后改为西平。说明古之西陵国应是在今河南西平县，西汉为西陵县地为古之西陵，当为嫘祖故里，应无问题。
三、嫘祖养蚕取丝问题
嫘祖，是以发明养蚕取丝而著称于世的。关于此说法，有的同志认为是很晚出的传说记载，“发明养蚕一说决不是事实。”又说“到宋元时代，在古农书（蚕书）中奉嫘祖为蚕神才逐见风行。”此说值得研究。
首先嫘祖见于金文，陈直曰：“《愙斋集古录》卷十六，二十五页有稣甫人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