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评成祖朱棣与文人方孝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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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成祖朱棣与文人方孝孺

来源：方孝孺网 作者：赵园 时间：2009年4月17日

作者赵园，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教授、博士生导师，本文是赵园女士专著《明清之际士大夫研究》的很小一部分，在方孝孺网发表时有删节，标题为编者所加。
　　
有明士人口中的“二祖列宗”的“二祖”，足以提示明代史的特殊性。太宗改称“成祖”始自嘉靖。《明史》48礼志二，载嘉靖九年给事中夏言奏疏说郊把（祀）配位，尚曰“太祖、太宗并配，父子同列，稽之经旨，不能无疑”。这类“疑”此后即再无表达余地。清代官修《明史》虽对成祖多所批评，本纪仍以成祖的“雄武之略”为“同符高祖”，也基于对“二祖”之说的认定。
　　
成祖最为后世士夫所话病（诟病）者，其一即在篡改历史。而其最令人不能容忍的篡改，还不在改修太祖实录，而在杨士奇辈的“改修”所依据的“革除”（革除建文年号）这一事实。顾炎武曾辨“革除”，以为非成祖所为：“夫建文不革于成祖，而革于传闻，不革于诏书，而革于臣下奉行者之文”（《革除辨》，《顾亭林诗文集》第10页；另见《日知录》卷20“史书一年两号”条）。潘柽章《国史考异》以顾氏的“革除”说为“辨博”，却说“谓成祖未尝有革除之名可也，谓未尝有追改之实，不可也”。令士人愤愤不已的，正是这“追改”（即“革除”）之实。
　　
“篡改”甚至不止于此。到易代之际已成公开的秘密的是，燕王当起兵之时，篡改了自己为姬纪（而非他本人声称的马皇后）所生这一事实。到清初，甚至被认为对成祖有所回护的朱彝尊，也轻蔑地说：“汉之文帝，自言联（朕）高皇帝侧室之子，于义何伤：而奉天靖难记，每载长陵上阙下书，及宣渝臣民曰：联（朕）太祖高皇帝孝慈高皇后嫡子。考妣必并举，壶浆欲掩，而迹反露矣”（《南京太常寺志跋》，《曝书亭集》卷44第541页）。其实此事无论在靖难当时抑其后，都决非如朱氏所说的那般轻松。问题的严重性，在于那个每每为史家所强调的事实，即成祖之后的明代帝王，均之为成祖子孙：靖难的后果之一，即“修改”了有明帝王世系。
　　
潘柽章等人有关成祖的温和之论，无疑提示了“遗民史学”的特殊语境。生当国破家亡之际，明人言及其所谓“二祖”之一的成祖，心情的复杂自不难想见。但也因际此王纲解纽，积久的愤懑终得一舒。
　　
顾炎武指“洪武、永乐之间”为“世道升降之会”（《日知录》卷18“书传会选”条），此意几为其时有识者的共识，并被多所发挥。
　　
国运“升降”（亦即世之盛衰），其根据尤集中于如下方面：人才之衰、即道德（忠义）之衰，与文化学术之衰。前一方面，即顾氏所谓“十族诛而臣节变”。孙奇逢曰：“忆逊国时，文皇以叔代侄，势成于相激，而一时靖节之臣，死者死，遁者遁，不下数百人。逆闯犯巳顺，至尊龙驭，祸惨于黄巢，而殉义之臣，不及逊国一二，岂前此尽忠良，而后此尽顽冥与！盖有所以作之也。逊国当高皇培植之日，人人思所以报高皇，况值国运初开，未经所丧。嗣是而后，几番当祸，几番摧折，人之云亡，邦国珍瘁。……”（《大难录序》，《夏峰先生集》卷4 ）同时南方大儒刘宗周则将节义之衰，径归因于“靖难”（参看《刘子全书》卷14《修正学以淑人心以培国家元气疏》等）。
　　
《南渡录》记弘光朝万元吉请复彀（懿）文太子故号，及靖难诸臣（谥），曰：“羡逊国之君臣何厚，愧此时之忠义多亏：”“靖难以正气渐削，故酿为今日狯猾之徒屈膝拜伪”（第28页）。这类议论到此时几成常谈。
　　
《明季北略》曰：“余谓文皇怒方正学不肯草诏，而夷其十族。至是而周钟与杨廷鉴争草沼（诏），是成祖杀戮忠臣之报也。天心亦巧矣、微矣，……”（卷22第607 页）

至于文化、学术之衰，又与节义之衰相表里，更为关心学术文化存亡绝续如顾炎武者所痛心疾首。顾氏所说“八股行而古学弃”、“大全出而经说亡”，其后果，无不在败坏“人才”。顾氏还说：“岂非骨鲠之臣，已空十建文之代，而制义初行，一时人士，尽弃宋元以来所得之实学，上下相蒙，以饕禄利，而莫之问也。呜呼！经学之废，实自此始”（《日知录》卷18“四书五经大全”条）。你由此不妨认为，明中叶以后对制义、时文的批评，对有明经学的批评，以至如工（王）夫之、黄宗羲有关“一概之论”、“一定之说”。、“一先生之言”的批评，无不隐含着关于洪武、水乐及“世道升降”的主题。
　　
此外如魏禧《变法（下）》曰：“昔明太祖皇帝于宦官，法制训诫，诚尽美尽善，及成祖之身而其法大坏”（《魏叔子文集》卷3 ）。
　　
恽日初批评成祖之弃三卫；王夫之也指斥“永乐谋国之臣“割版图以贻覆亡之祸”（《读通鉴论》卷24第925 页）。张自烈也说：“窃痛文皇帝初政未可为后世法也”（《书让纪后》，《芑山文集》卷21）。上述判断，又经由明清之际士人参与编撰的《明史》而加以认定。“初，太祖禁中官预政，自永乐后，渐力口委寄“（卷304 宦官列传一）；而“中官四出，实始永乐时”（卷74职官志三）：“盖明世宦官出使、专征、监军、分镇、刺臣民隐事诸大权，皆自永乐间始”（卷304）；洪武二十年“沼（诏）内外狱咸归三法司，罢锦衣狱。成祖时复置。寻增北镇抚司，专治记狱”（卷76职官志五）：“东厂之设，始于成祖。锦衣卫之狱，太祖尝用之，后已禁止，其复用亦自永乐时”（卷95刑法志三）。奄（阉）宦用事、厂卫、沼（诏）狱，素为士大夫所痛疾，被认为明代失政之尤大、为祸尤烈者。明清之际的成祖批评，还集中于如下两个相关的主题，即都燕与东南赋重。

前者因被认为关系明亡，而被迫论不已；后者则虽至清代，仍足以激起南方人士的义愤。
　　
在明清之际士人的议论中，“靖难”是作为明亡的前因来推究的。
　　
那事件也即获得了其所可能有的最称“严重”的意义。你又由此读出了明代士人深刻的命运之感。学术文化气运与国运、世道升降为盛衰，士的命运即在其中——在国初史中，在如建文事件这样的大转折中。对于士人，此即“前定”，是其无可奈何的“命”、“数”。而士人经由考辨国初史追究“命运”（国运、世运、士的命运），寻求对此后事态的解释，与此一时期言论界所热中（热衷）的追原“祸始”、寻绎因果在同一语境。南明朝的补（谥）、追夺，除证明“治统”所在、显示道义力量外，也是对“历史”发言，与“补（谥）开国文臣”，均可部分地视为直接凭借“权力”的史述。上述考辨与追论发生在明亡之际，由事后看过去，恰恰构成明王朝历史的一段特殊的尾声。
　　
当此际有关成祖的议论中，隐含着的最惊心动魄的字样，即那个“篡”。这也应是二百多年蓄于士大夫心中、只待一旦说出的字。尽管建文帝的优容文臣文士颇被称道，但士人持久的愤慨，与其说出于对那个据有皇位仅四年的天子的倾心，不如说基于对燕王之篡的愤慨。
　　
这一事件的巨大阴影，覆盖了其后的几乎全部有明历史，被认为具有根源性意义。它不止作为一个朝代的“早期历史”决定了此后的事势，而且因其反常性以及士大夫不便明言的邪恶性质，楔入了士人对当代史的思考与判断，影响了他们对当代史的感觉方式。
　　
孟森以为“谓建文为逊国，正是为燕讳其篡郄之恶”，“南都尊（谥）曰让皇帝，正为文皇留余地耳”（《建文逊国事考》，《明清史论著集刊》第7页）。其实当人们使用“建文忠臣”一类名目，进而将“靖难”与“明亡”两个事件中的行为（从而也将“靖难”与“明亡”）以类相从，以建文忠臣遗臣与明末忠义对举，由燕王发动的那次政变，即被赋予了类似于“亡人之国”的严重意味——只不过论者不深究或有意避免推究罢了。但也正是易代之际言论禁忌的解除，使得不能言不敢言者得以言说。于是士人尝试着说“篡”。《罪惟录》方孝孺传论曰：“燕与子汉煦，虽成败分，要是父子间相授受不洗管蔡之名哉！”（列传卷9 第1470页）张祥说：“燕王是成事之管、蔡，管、蔡是不成之燕王”（《愿学记（三）》，《杨园先生全集》卷28）。那“篡”字直欲脱口而出——却仍未出口。
　　
当此之际，说“篡”之难，障碍不在官方禁制，而在士大夫自己。
　　
一个“篡”字，足以引出对政权“合法性”的质疑，而士的立身、出处，又是赖有这“合法”与否（在此亦即合“道”与否）为前提的，所谓“邦有道则仕，无道则隐”。兹事至大至重，不容回避，而又不容不回避。为有明二百四十年历史（自燕王即帝位至甲申）寻求道义的解释，为士夫在篡位之君及其后代治下的二百余年的生存寻求道德的解释，不能不是绝大的难题。因而有关话题，隐蔽着士夫深刻的屈辱之感。这屈辱也半由士夫自己造成——由他们积久的道义感、道德感，由他们有关“篡”、“希（郄）”的精致的思想。却也是这——欲出口未出口的“篡”字，阻碍了对成祖的由政治方面的评价。道义的尺度永远像是绝对尺度。
　　
但也在其时，黄宗羲对成祖之篡，却别有见解。《明儒学案》卷43《文正方正学先生孝孺》曰：“夫分封太过，七国之反，汉高祖酿之，成祖之天下，高皇帝授之，一成一败。成祖之智勇十倍吴王濞，此不可以成败而誉咎王室也”（第1045页）。与顾炎武之论分封似意同，而旨趣及态度又有别。黄宗羲此论，可以其人《明夷待访录》之《原君》篇为注脚。王夫之史论对“篡”“郄”的反复辨析，也不妨读入其时有关的认识论背景的。倘若想到近人述建文事，那个“篡”字也往往可见，而在三百年前的明遗民学者，有关“篡”已有了别种思路：是否可以理解为思想史上常见的“轮回”？《明史》即已明言其“篡”（参看卷308 奸臣列传）。魏源《书明史藁二》清算成祖，不但谓其“篡立”，且由苏松田赋直说到“屠戮忠臣”、“株连夷灭”，义愤形诸辞气之间。前于魏氏，段玉裁《明史十二论。三大案论》断有明史案，亦辞情慷慨。“或问于段子曰：明燕王篡位，在《春秋》当何以笔之？曰：当书六月乙丑，燕王棣入都城弑帝，己巳遂自立。以《春秋经》求之，当如是也。曰：篡国无可辞，弑帝似未然也。曰：宫中之火，谁则为之？非燕王而何？燕王逆计城之必破，位之必可篡也，而独何以处建文君也？辅之则有所不及待，杀之则不免于弑君。弑君者，天下之所集矢也。于是与交通之逆臣逆奄（阉）谋为此举。有兴问罪之师者，则彼自火而已矣。此其奸谋盖预定而后行之。……”段氏对燕王的心理猜测之细致，有明清间人所未及者。如此大胆假设，殊非学者态度。但世易时移而语境不易，也证明了明代历史持久的震撼力。且清代人主钳制舆论，说本朝事动触禁忌，而将胜国事说得如此斩截痛快，也应当有某种宣泄的快感的吧。

说方孝孺
　　
也如说于谦即直接间接地论“夺门”，说方正学，是士人说“逊国”、“靖难”的常用方式。士人经由“方孝孺之死”所说还不止于此。方氏在其身后，被奉为有明一代儒者仪型。“王安石之于谊，似矣，而谊正。谊之于方正学，似矣，而正学醇”（《读通鉴论》卷2第101 页。按谊即贾谊）。如此“正”而“醇”的人物，自合作为士夫、儒者命运的象征。至于成祖因方氏“十族之诛”而开罪士大夫，是不消说的。尽管此前太祖已行杀戮，却像是都不及这一次来得血腥。
　　
因此明代士人的说方孝孺，也即自我述说，是他们说士的命运与国运的相关性的方式。王夫之叹道：“呜呼！方正学死，而读书之种绝于天下”（同书同卷第93页）。这里的“读书之种”云云，显系由姚广孝语来。《明史》卷141 方孝孺传：“先是，成祖发北平，姚广孝以孝孺为托，曰：”城下之日 ，彼必不降，幸勿杀之。杀孝孺，天下读书种子绝矣。“‘发生于”明初“的方氏之死，以绝大的阴影，影响了明代士人的自我命运体认。
　　
作为国初大儒、一代宗师的方氏之死，其象征意义甚至不止于此。
　　
方氏之处死，提供了此后士人处患难的经典样式。有人比方氏的处境于魏征。无论其时其势均有不同，作为明儒的方孝孺，其姿态就注定了不同于唐之才臣魏征（《读通鉴论》：“唐多才臣，而清贞者不少概见，贞观虽称多士，未有与焉。”卷22第830 页）。方氏遭际的惨酷，是外内两面的条件预先决定了的。此外士人往往借诸方氏之死，展开若干政治性话题，如政治关系中的君臣（尤其儒臣），如政权结构中的文、武。建文史称“右文之主”，因而文臣、儒士尤感创巨痛深。
　　
明亡之际，士人有关方孝孺之死，也有了议论的不同。《明儒学案》卷43曰：“庸人之论先生者有二：以先生得君而无救于其亡。……又以先生激烈已甚，致十族之酷。”黄氏但说“成祖天性刻薄”，方氏必死，“不关先生之甚不甚也”（第1045页）。孙奇逢却径说方氏之“过”：“予谓正学亦有过焉。明主可与忠言，正学以大义责之，势必不能从。请早赐一剑，不食而死，何至以一身累及八百余人也。白刃可蹈，中庸不可能。处死之道，岂容悼悻！“（《尚论篇下》，《夏峰先生集》卷8 ）孙氏着眼在”处死之道“；用了高攀龙的说法，即”有一毫逃死之心固害道，有一毫求死之心亦害道“（语见《明儒学案。蕺山学案》、《刘子全书》等）——与庸人式的保全，境界不同。张自烈《逊志斋集序》也说：”虽然，公之死烈矣，以为善道则未也“（《艺山文集》卷12）。其《把黄公述略》则说方孝孺”不草沼（诏）可也，且哭且骂，置文皇何地！……虽毅然就磔，忠耿非不著，岂有毫发补哉！“（同上卷22）以方氏为“忠之过”者，前此也已有其人，但孙奇逢式的异议，显然以易代之际士人对“臣道”对“节义”的反省为背景。《罪惟录》如下议论亦属平情之论：“幸而生正学靖难之年，而孝孺不死。上曰老其才，将使雍容礼乐之间耳。倘辄受事，势必议井田不合，投劾去。即否，诸周官纷更，去新莽几何？然则北平不起，势亦未能成太平，独宜事君臣为万世作则耳”（列传卷9 方孝孺传，第1470页）。王夫之对方孝孺于建文朝的“名法综核”，也不以为然（参看《读通鉴论》卷13）。魏禧则由晃错（晁错）论及齐泰、黄子澄，以为“误国爱身”，“前后如出一辙”（《晁错论》，《魏叔子文集》卷1 ）。

对与方孝孺有关的史述也有质疑。刘宗周即质疑郑晓关于方氏死事的记述（见《方逊志先生死事存疑》，《刘子全书》卷21）；尽管刘氏以为可疑的，正史（《明史》）及学术史（《明儒学案》）均载之不疑。至于朱彝尊，甚至不以盛传的诛十族——有关方氏的传说中最激动人心处——之说为然。朱彝尊《逊志斋文钞序》曰：“公既死，朝廷严文字之禁，而郑氏所辑，凡四、五册，余皆叔丰补完之，公之文卒赖以传。然则诸君子或为公友，或在公之门，当日咸不及于难，吾是以知合门人故友为十族之说，亦传之者过也”（《曝书亭集》卷36第449 页）。其《史馆上总裁第四书》也以其说为“不足信”，曰“世之言九族者，名为九，其实本宗一族尔。迨秦、汉诛及三族，则兼逮母、妻之党。村夫子不知九族尚轻，三族为最酷，而造为是说。使文皇果用是刑，无舍母、妻之族，而遗株及于弟子友朋者”（《曝书亭集》卷32第405 页）。以下亦以方氏“最莫逆”之友与“及门高弟”“当日咸不及于难”为证。虽因史料湮没，终属猜测推论，也可见出清初士人意欲剔除传说、小说家言，还原“历史”，脱出激情状态，恢复常识态度的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