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竞报》记者不知抗日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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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竞报》记者不知抗日家事  方军  采访方军的年轻记者不知自己的家事，令他“痛心”。他说：“我们每个人家史的组合，就是我们国家的历史。”“我希望这些抗日英雄们永远活在我们的心里。”  我家来了个女记者  今年6月中旬，我家来了一位北京《竞报》的小记者，我之所以用“小”这个字，是因为这位眉清目秀、身材匀称、浑身上下充满青春朝气的女记者是中国人民大学刚刚毕业的大学生，而且是学习油画专业的。北京的《竞报》是一家新生的报纸，大概刚刚问世两个月吧；而这个小记者更是个新“实习记者”，新到既没有记者证，也没有名片。  我是个老记者了，她访我，我一直也在观察她。  两天之后，对我的人物采访记在《竞报》上问世了，从文章到版式的设计，我对这个叫“杨薇”的记者评价都是：最出色的。我从不关心写我的文章怎样，我接受采访太多了。但是，出于作家的习惯，我牢牢记住了每一位采访我的人物。从职业的眼光，我审视每一位来访者。我对《竞报》印象是，杨薇记者写人物：简洁、流畅、生动。每处段落都以醒目的标题以提示，言简意赅，恰到好处。现代人都工作紧张，闲暇有限，所以，  《竞报》的风格是图文并茂，以快餐的方式并恰到好处地向读者介绍所采访内容的一家新报，《竞报》是以这种适者生存的方式占有了报刊市场的一席之地。  《竞报》不但是一张年轻的报纸，《竞报》应该更是一张年轻人办的报纸。如果倒退20年，不是资深记者的话，采访我这样的老头儿，怕是不能“初生牛犊不怕虎”，像杨薇这样刚刚从军的人就打头阵吧？而且，在这个报业竞争激烈的时代，《竞报》给我的印象是：  有年轻人特有的朝气；  体现年轻一代所受过的高等教育；  表现年轻人所关注的新闻取向，或者说是报道趋向。  北京《竞报》叫杨薇的漂亮女记者早就走了，可是，关于她家族的抗日战争中可歌可泣的故事却成了我多日追踪的目标和内容，杨薇姥爷的照片已在我的案头摆放一个月了。这又是怎么一回事呢？  我为调查北京《竞报》杨薇记者姥爷的生平去了数家图书馆，查善本；  为了调查北京《竞报》小记者的姥爷，我买了两本很昂贵的资料性图书；  我为了调查小记者杨薇的老爷，给她湖南湘西的老家打了数次长途电话。  后来，杨薇的舅舅专程从湖南湘西来北京了，我们虽身在人声鼎沸的饭馆里却心思遨游：相聊数千里；迂回历史长廊数十载。以至于叙到深处，对视无言，唯有四行热泪。  北京《竞报》的小记者居然让我这个五十多岁的大老头子夜不能寐！这究竟是为了什么呢？——她倒是愉快地采访完，走了。可是，她把多少苦难和辛酸留给了别人呀！  她的姥爷叫侯烈  我做过十几年的详细调查：从1931年到1945年的14年抗日战争，中国人民付出巨大的牺牲，有3500万人在战争中死伤，直接经济损失在600亿美元。抗战时期，中国有4亿人口，当时，有占人口1/10的国民在日本国发动的侵华战争中死伤。今天，战争已经过去了60年，中国的人口已经在1945年的基础上增加了将近3倍。根据我多年的统计，今天的中国，仍然有1/13的家庭有直系亲属或者间接亲属在战争中阵亡、负伤或者受到各种迫害。  那么，日本国在60前的侵华战争中有多少家庭受到过牵连呢？有1/2的日本国家庭在战争中有直接或者间接的亲属战死或者战伤。  由于我在调查亲历战争的“最后一批人”，所以，我习惯性地向一切可以调查的对象展开调查。北京《竞报》的杨薇记者来采访我，我也向她提问：  一、你是什么地方的人士？（是不是抗战地区？）  二、祖辈是不是亲历过抗日战争？  杨薇明确回答：“从不知道爷爷、姥爷的任何身世。”  杨薇只知道自己的家乡在湖南湘西的凤凰古城。那里风光秀丽。  我想：画油画的人物是不是都是这般样子？  我也知道湖南湘西凤凰古城，那里有文学大家沈从文和美术大师黄永玉。中央电视台拍过一部电视片，叫《湘西剿匪记》说的也是发生在杨薇家乡的故事。关于湖南，我还知道在抗日战争中第一次长沙会战，中国军队消灭侵华日军3万人。第二次长沙会战中国军队歼灭侵华日军4万人。第三次长沙会战歼灭侵华日军5万人。国民党正规军在抗日战争中有22次同侵华日军的大战役，军队伤亡321万人；歼灭日军100余万人。我想知道的是：杨薇的爷爷或者是姥爷在日本侵华战争中卷入反侵略战争了吗？  北京《竞报》记者杨薇还摇头，回答：“丝毫不知道。”  于是，我们一起给位于中国南部的湖南省湘西地区的凤凰城杨薇的家乡打长途电话。  杨薇的妈妈姓侯，侯女士在电话中说：“父亲叫侯烈，从1937年的淞沪抗战一直到1945年在台湾台北市缴无条件投降的日军枪械，侯烈从少校军官当到少将军官，他一直在抗日战争的第一线与侵华日军血战！”  侯烈其人不寻常  于是，我开始查侯烈其人的历史。  侯烈，1913年生，湖南湘西凤凰城人。因为家族世代为官，所以侯烈从小受过良好教育。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侯烈像许多中国热血青年一样，“要立志抗日，要打回东三省，要赶走日本侵略者”。1934年春，年轻的爱国学生侯烈被湖南士绅、国民党新编34师师长陈渠珍送到南京中国陆军辎重学校应考。应考结果，是被学员队第二期录取。当时，学员队的队长是杜聿明将军。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之前，侯烈已经是驻浙江的中国政府军128师辎重营的少校营长了。  1937年8月淞沪抗战爆发，侯烈所在的部队马上奔前线去参加战斗。由于蒋介石指挥不利，淞沪抗战整体是一次失败的战役，国民党军队损失惨重。淞沪抗战中的嘉善一役，侯烈指挥的辎重营全营覆没，少校侯烈身负重伤。紧跟着，上海，杭州、苏州、南京相继沦陷。国人生灵涂炭。  那时，已经转移到后方医院养伤的少校军官侯烈完成了两件大事。  一、他认识了比自己小3岁的护士杨丽珍，并坠入爱河，后来相依为命厮守一生。  二、在养伤期间他重新被分配到隶属浙江省军区司令部任参谋，目睹台儿庄会战及其徐州失守，在病床上的侯烈针对国民党抗战的战略指导思想，写了一篇题为《从速决与持久到歼灭与消耗》发表在当时的《浙江潮》杂志上。引起广泛关注。  1938年，侯烈奉命调到第九战区总监部任中校参谋。  1940年，侯烈奉命调到国民党后勤部汽车管理处任中校股长。  1943年，侯烈调任王耀武部司令部任上校参谋。后被调任193师参谋长。  1945年，侯烈所在的部队参加了同侵华日军血战的湘西会战。    “……在湘西会战中，日军第20集团军在整个战略形势不利的情况下，以冒险的进攻开始，以狼狈的溃逃告终，遭沉重的打击和彻底的失败，伤亡达24万余人。由于中国军队第4、第3方面军作战指导得当，反攻行动有利，基本上实现了预定的作战计划。作战中，陆空军协同密切，空军对地面作战有效地实施火力支援，大量歼灭和击溃了进攻的日军，使日寇遭严重损失，大大鼓舞了部队的士气……自抗战初期指挥辎重部分，屡战屡败。现在指挥辎重，却屡战屡胜，扬眉吐气！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胜利，为期不远了！”  1945年9月国民党军队主管后勤方面的陈诚将军召见侯烈，指示：“你一直在国军辎重部队任职，这次日军驻台湾部队交枪投降，应该有懂辎重方面的军事专家在场。所以，委任你以少将特派员的身份去台湾参加受降仪式，并接收侵华日军投降缴械物资。”  1945年10月25日，台湾省行政长官陈仪将军代表中国战区最高统帅在台北公会堂接受日本驻台“总督”兼第10方面军司令官安藤利吉的投降，标志着日本在台湾半个世纪殖民统治的正式结束。随国军70军进驻台湾的侯烈少将，以技术军官的面目参与了侵华日军在台湾的投降仪式。  在台湾、澎湖列岛的日军投降部队为第10方面军第8飞行军，第9、第12、第50、第60、第71师，独立第75、第76、第100、第101、第102、第103、第112旅及澎湖列岛守备队。接收投降日军的地点在台北，辎重专家侯烈少将在几个月内工作极为繁忙。  1946年，国民党军队在南京召开全国特种兵将校会议。在会上，蒋介石亲自训话，接着，白崇喜将军、汤恩伯将军训话。他们讲话的要旨是：“投降日军的武器装备已经全部被我们接收了，这就壮大了国军的力量。我们现在有200万精良的部队，我们要撕毁《双十协定》、《政协会议》。要在3～6个月内肃清共产党军事力量。”  参会的侯烈一直心情沉重。  1947年，侯烈到南京以老部下的身份拜访邵力子先生和张治中将军，表达了中国人不打中国人的信念。邵力子先生和张治中将军给侯烈指明两条道路：  要么，高官厚禄、升官发财；要么，携家眷潜返故乡，从此销声匿迹。  1948年初，侯烈携带家属随国民党军队往返于台湾海峡的船只，悄悄回到湖南湘西的凤凰城，从此还真是隐姓埋名、销声匿迹地当起了田中的菜农。  但是，树欲静而风不止。侯烈想解甲归田、销声匿迹地种田往往是个人的意愿。  1949年，挥师南下的解放军找到务农的侯烈，要求他出面力促湖南军阀陈渠珍放下武器，步国军程潜将军后尘一起配合解放军和平起义。侯烈在1937年时，已经因为少年气盛、血气方刚而同陈渠珍成为了忘年至交。所以，此时的侯烈挺身而出，说服了陈渠珍率十万地方军队放下了武器，接受了改编。  无疑，中国的革命事业和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应该有侯烈先生的一份功劳；  无庸质疑，抗日战争中侯烈先生始终站在铁与血斗争的最前沿；  从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进化到社会主义的新中国，无数中国人曾经抛头颅、撒热血，侯烈先生无可辩驳的应该算上是一位献身者。  记者为何不知家史  那么，这一切，为什么应该和《竞报》小记者杨薇有关系呢？  那么，这一切，为什么不应该和北京《竞报》记者杨薇有关联呢？  杨薇的父亲和母亲为什么不把这一切告诉杨薇呢？  ——谜一样的谜。  由此，我想起好几年前的一件事情，有个叫赵薇的演员为了拍摄广告在外国的大街上身穿日本军旗装招摇。在最短的时间内，有个记者把电话打到我家，问：“作何感想？”  我答：“赵薇是哪里人士？”  记者答：“安徽出身”。  我说：“我猜想，赵薇的家族中一定有在抗日战争中被侵华日军伤害的亲属存在。因为，安徽在抗战中是重灾区。我特别相信我的推论，我是写报告文学的，在抗战领域，我已经进行了多年的实地采访。除新疆、西藏、青海、甘肃外，在抗战的重灾区，甚至家家户户都有在战争中被伤害的人物。”  果不其然，不幸言中。赵薇的爷爷是新四军，在抗日战争中英勇牺牲了。  关于赵薇爷爷的光荣历史，我也是听说的，没有见过正式的文件。但是，杨薇也好，赵薇也好，马薇也好，刘薇也好，张薇也好，杜薇也好，都应该熟知自己的家史。  我们每个人家史的组合，就是我们国家的历史。  我们如果不关心我们自己的家史的话，我们能关心我们国家的历史吗？  我们连我们的父母、爷爷奶奶都不热爱，我们能热爱我们祖国吗？  翌日，我带着百般的不解心情迎接来访的侯烈先生长子侯正文先生。他风尘仆仆的从湘西凤凰古城赶来。他带来父亲侯烈先生仅有的一张照片和一列车关于侯烈的故事及其为什么不告诉杨薇的理由。    1937年照片中的侯烈少校，风流倜傥、英姿勃勃。有千万侯烈在，中国不能亡！  1950年，侯烈先生到北京华北革命大学以后，在北京某单位工作。  1966年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来了，侯烈作为国民党残渣余孽被关押。  1967年，侯烈的一子三女全部被押送、下放到湖南老家劳动，北京没有了住房。  “文革”中，侯烈的子女上学、参军、进城工作、入党等等全部成了泡影。  1967年到1968年，侯烈的三个女儿每天被监督劳动不说，还天天吃糠！  1969年，侯正文给三个妹妹送去仅有的半斤油，三个妹妹的眼睛都放出了光！  1969年，侯正文被当作专政对象，每天连换衣服都不允许。  1976年，侯烈先生被放了出来。  1989年，侯烈先生抑郁而终。  ……  本文我写的是我家来了一位北京《竞报》的小记者，我的本意是想说：来采访我的人应该先关心自己的家史。杨薇记者曾经对我说：“我作为一个在人民大学学习油画的大学生对抗战史都不太清楚，我在采访你之前是经过好好学习后才来的。”  作为一个年轻的记者，北京《竞报》的杨薇应该是十分敬业的。  杨薇的父老乡亲不把自己的家史告诉杨薇似乎也充满了道理。  难道：“把苦难告诉自己的孩子会影响孩子的善良心境？”我始终在思考。  也许，我们的孩子是应该生活在面包和牛奶、鲜花和彩虹之中的。  但是，抗日战争中，我们中国军队有380万将士死伤在抗日战争的最前线，抗战胜利的1945年，同侵华日军血战过的中国军人还有数百万生存着。直到今天，还有不少抗战将士活在你和我的中间。他们都是耄耄老人了，我们绝对不能忘记了他们。  我不希望《竞报》的小记者不了解自己的家史。  我不希望因为苦难和血泪就中断口述历史的传播。  我希望这些抗日英雄们永远活在我们的心里。  我希望这些抗战将士永远活在我们的历史教科书中。  抗战将士的英雄行为必将和我们中华民族的文化、历史一起，永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