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云南巡抚初彭龄改革盐政

重庆大学

清代云南巡抚初彭龄改革盐政　　■ 杨慧中  　　史学大师钱穆说：“任何一制度，亦绝不能历久而不变。历史上一切已往制度俱如是，当前的现实制度，也何尝不如是。”纵观历史，当一项制度行之过久，不能适应社会发展的要求，甚至出现严重的弊端，形成“弊政”，改革“弊政”就成了必然趋势。清代云南盐政是与铜政同样重大的“两大巨政”，盐税是全省税收和政府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之一。清代乾嘉年间，云南盐政出现了很大的弊病，巡抚初彭龄大胆改革，把云南盐政由“官运官销”改为“民运民销”，促进了全省盐业的生产，使食盐交易正常有序，盐税持续增长，充分保障了百姓对食盐的需求。经过改革盐政，“滇人大悦”，特别是边远地区的人民免于“淡食之苦”，他们无不欢呼：“今活我，今活我”。初彭龄在滇政绩被载入《清史稿》。云南人也把初彭龄改革盐政的事迹载入《滇南名宦传》、《滇故琐录》、《滇中琐记》、《滇系》等多种史册中，使其名垂千古。  　　云南盐业的开发历史悠久，可上溯自汉唐。据记载，当时的哀牢、连然、姚安等郡县皆擅产盐之名。元、明以来，专设盐官。但云南的盐业生产有其特殊性，首先是产量非常有限。其次，滇盐多系井盐，需要大量人工开采，劳动力的支出较大。还有，一些盐井采出卤水要耗费大量燃料煎炼，生产成本较高。加之云南交通不便，盐的运输主要靠马帮。因此，在人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盐，在云南是非常金贵的，一旦食盐供应出问题，其后果可想而知。  　　清代云南盐法，其核心内容是：“官督灶煎，分井定额，按月完纳省仓，行销之法，按州县户口多寡定额，地方官备价运销交课。”（《清史稿·列传三十七》）即官府预支一部分钱，称为“薪本”，组织灶户煎盐，不同的盐井，定不同的额盐，盐生产出来后，额盐按月交给省会盐仓。各州县按本地人口数量，备钱领运，之后销往该地，最后交纳课税。各灶户在交完“额盐”之后，尚有“余盐”作为自由支配的产品，卖给盐商进行销售，从而获取正当的利润。其组织生产的形式与滇铜的“放本收铜”有很大的相似之处。这样的制度，在“薪本”充裕的情况下，灶户有足够的资金组织人力开采盐井，购买燃料，煎炼盐卤。同时，因为除额盐生产外，还有余盐可供灶户支配，其利润又能得到保障，因而能够让灶户进行积极的生产。这样的盐政，被称为“官运官销”。也就是大宗食盐的生产和销售被官府严格控制起来，民间进行的合法销售也要通过官府进行严格的审核。没有官府认可的销售行为，将被严厉处罚。  　　这样的制度行之日久，弊病开始显现出来，一方面是燃料的成本在增加，因为树木采伐在加剧，需要从更远的地方运送燃料到各盐井，而“薪本”不会很快随之增加。另一方面是各地的“不肖吏胥”勾结井官，私自购买“余盐”，私自销售，“行销肥己”。各地灶户也乐于多卖“余盐”作为自己的所得。这样就造成“额盐”的亏短。甚至云南官府为增加财政收入，下令各州县增加额盐的产销量。灶户的“薪本”已经开始不敷，规定的“额盐”数量不断增加，灶户已经完全没有这样的生产能力和生产积极性。各地方官员为了完成任务，只好在盐产品中掺合灰土，以增加额盐的产量，这样的盐当然是不能食用的废品，于是老百姓就不买这样的废品盐，而生活必需的盐的购买就成了大问题。官府规定的销售任务更是完不成，盐税无法上交，各地官员只好强行按丁摊派。  　　到乾隆末期，为了按丁摊盐，甚至规定民间生子“朝生夕报，按丁派压，赔累极苦”。各地“士民”再也不堪忍受这样肆意损害百姓权益的行为，纷纷向省府申告，而官府却偏袒各州县官员，对一些上诉士民进行打压，“或立毙于庭，或羁死于狱”。 民间的积愤终于演变成一次社会大暴动。嘉庆二年（１７９７年）春，迤西道属之蒙化（今巍山）、太和（今大理）、邓川、赵州（今风仪）、云县、永北（今永胜）、鹤庆、浪穹（今洱源）、楚雄、大姚、元谋、定远（今牟定）、禄丰等处的老百姓忍无可忍，同时发动暴动，史称“压盐政变”。暴动很快被平息，但是这次事件却被隐瞒起来没有向朝廷报告。弊政依旧施行，“官吏骫法如故”。  　　乾隆四十四年（１７７９年），云南赵州（今大理市凤仪）出了一位进士，叫谷际岐，后选庶吉士，授编修，与校《四库全书》。嘉庆三年迁御史。谷际岐作为云南人，对云南盐政给老百姓带来的损害有切肤之痛，向朝廷上了一篇《奏滇省行盐派夫诸弊疏》的奏疏，痛陈其害，并揭露了“压盐政变”的惨祸，引起了朝廷的重视。朝廷下令“云南督、抚察治”，并把谷际岐的奏疏发给云南督、抚阅看。但是，云南仍有“当路者”讥讽谷际岐说：“边省人又复多嘴耶”，对谷际岐的奏疏置之不理。之后谷际岐“连章具奏”，迫于朝廷的巨大压力，云贵总督富纲不得不向朝廷承认云南盐政之坏，已经引起了极大的社会问题，提出“请改盐法以便民”和“罢官盐，改民运民销”的措施。这时云南巡抚江兰想从中作梗，“欲沮其事”。谷际岐再次上疏朝廷，强烈要求改革云南盐政。  　　嘉庆四年（１７９９年），山东莱阳人初彭龄继江兰出任云南巡抚，初彭龄为谷际岐“门下士”，早已熟闻谷际岐连章疏请改革云南盐政的事。他到滇后，朝廷下诏让初彭龄提出关于改革云南盐政的意见。初彭龄疏称：“窃思滇盐官运官销，积弊难返，应如督臣所奏，改为就井收课，听民自便。”（《清史稿·初彭龄传》）于是朝廷最终决定：“令灶户自煎自卖，商贩领照，听其所之，试行二三年，再定各井岁额，下部议行。”（出处同前）接着，初彭龄奏劾前任云南巡抚江兰“抱母、恩耕二井水灾不奏”，江兰由此被罢官，富纲后来也“以贪墨败”。  　　初彭龄改革云南盐政为“民运民销”之后，额盐的定量能按各盐井的生产能力重新加以合理制定，“吏胥”也不能再插手盐的生产和销售，官府控制运盐、销盐，侵没官盐，掺杂灰土，按户摊盐等行为被完全杜绝。云南盐政的积弊终于廓除一清。  　　经过３年多的试行，初彭龄的改革方案取得了成效。云南的盐税大幅增长，老百姓的食盐供应也能得到充分保障，盐商的合法经营能顺利进行。嘉庆八年（１８０３年），朝廷正式定立云南盐政章程，其核心内容为：“灶煎灶卖，民运民销，其法无论商民，皆许领票。运盐不拘何井，销盐不拘何地，完课后听其所之。就诸井现煎实数，将定额匀算摊征，有余作为溢课，尽征尽收。所有放票收课事宜，即归井员经理。”（《清史稿·食货志·盐法》）简单说就是：“灶煎灶卖，民运民销，就井征课，随市售盐。”（《滇录·云南盐务辑要》）嘉庆八年之后，云南盐务“官、灶、商、民同称便利，相安无事者垂百有余年。”（出处同前）  　　初彭龄改革云南盐政的措施，在云南历史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光绪）《云南县志·食货志四》记载：“嘉庆四年，经赵州翰林谷际岐奏请，前后督抚厘定章程，灶煎灶卖，民运民销，由井收课而后缧绁之苦绝于道，暮夜之呼绝于门，虽深山穷谷之老妇孺子，无不曰‘今活我，今活我’，至今人犹深受其赐云。”民国年间曾担任云南盐运使的由云龙称初彭龄的改革措施：“此奏则扼滇盐之要，领惠于滇人者大也。”（《滇故琐录》）。秦光玉在《滇南名宦传》中称：“由是门户盐（按户摊派的盐）禁断，民困以纾。”  　　云南籍大臣谷际岐首先向朝廷直陈改革云南盐政的建议，他为官期间还向朝廷上过很多针砭时弊，为命请命的奏疏，并被朝廷采纳。《清史稿·谷际岐传》对他高度评价道：“自乾隆末云南之官于朝以直言著者，尹壮图、钱沣，时以际岐并称焉。”初彭龄顺应民意，对谷际岐的建议提出具体措施并加以实施，这次改革最后取得了显著成效。《清史稿·初彭龄传》评价说：“初彭龄继为巡抚……始疏请盐由灶煎灶卖，民运民销，一祛积弊，民大便。”可以说，改革不适应、甚至阻碍社会前进的旧制度，从古到今都是十分必要和迫切的。  　　（作者单位：云南省图书馆历史文献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