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第一部《生理学》--蔡翘

清华大学

中国第一部《生理学》--蔡翘

蔡翘(1897－1990)?广东揭阳人。1918年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1919年秋赴美留学，先后在加利福尼亚大学、印地安那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及芝加哥大学主攻心理学和生理学，取得哲学博士学位。1925年秋回国，先后应聘复旦大学、中央大学，并在中央大学医学院创办了生理学科。1930年秋，先后在英国伦敦大学、剑桥大学和德国法兰克福大学的生理研究所从事研究工作。1934年被推荐为英国生理学会会员。1936年回到中央大学医学院任教授。建国初期，接受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邀请北上，在军事医学方面作出卓越贡献。1955年6月当选为中科院院士。
“蔡氏区”
　　“要真正认识人类，就要先从生物的大脑开始”。这是蔡翘研究生涯的发端。

　　20年代初，蔡翘在美国芝加哥大学研究生院研究生理学，每天坐在显微镜前，用针状的手术刀从脑体上小心翼翼地剥离着每一条血管，剖析着每一根神经，探测着每一个细胞，目不转睛地察看着微观世界的那一丝一毫的奇妙变化。日复一日，仅袋鼠脑结构的组织切片，就观察研究了半年时间……终于有一天他惊异地发现：袋鼠下丘脑和中脑被盖间存在一个前人从未认识的微小核团，以及两条神经分支的起源和终点。他在论文中对这一与眼球运动有关的神奇“核团”进行了详细的描绘和理论阐述，进而向人类揭示了其视觉与眼球运动功能关系的结构基础。这一发现震惊了学术界。本来内侧前脑束细胞起源、纤维连结及其功能意义的研究，一向是世界神经解剖学界望而却步的领域，没想到却被一位来自中国的28岁的青年人所攻克。后来，国际学术界便将这块由中国人发现的大脑“版图”，命名为“蔡氏区”。

中国第一部《生理学》
　　在旧中国，大学里的老师盛行用外语授课，尤其是生理学，教科书也都是用国外原版的。“用外文教学不便于学生吸收和掌握学习的内容，这样下去怎么能普及推广生理科学知识，又何时才能有我们中国自己的生理学!”蔡翘面对20年代大学的现状挺身而出，并得到时任中央大学校长张乃燕的支持，在国内最早使用祖国语言讲授生理课。一些教会学校出身的人却散布：“从甲骨文演化而来的汉字，不适合作科学表达!”甚至有人诋毁美国留学取得博士学位的蔡翘不擅长英语，这更激起了蔡翘推行“汉化教学”改革的决心。

　　推行“汉化教学”，必须有一本用汉语编写的生理学教科书。于是，蔡翘在一间简陋的斗室里，开始了中国生理学教科书编著的革命性创举。编写教科书不独需要满腔的爱国热忱，更需有严谨的科学态度和实干精神。为了找到与生理学众多外文科学术语相对应的中文词汇，他翻阅了大量的文献资料，经过精心选择和比较，字酬句酌，反复推敲之后才最后落定。有时为了一个词，要和同事、助手磋商半天，力争使其既能确切地表达问题的实质，又能符合中国人的语言特点和习惯，直到大家满意为止。就这样用了整整两年的时间才完成编写工作，交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从此，我国才有了第一本由中国人编写出的大学生物系用书《生理学》，此书连同蔡翘后来编著的《人类生理学》，一直是建国前各高等院校正式的生理学教科书。

因陋就简搞科研
　　1937年抗战爆发，中央大学西迁重庆，唯有医学院迁入成都华西大学内。因远离校本部，医学院只得半独立地完成各项教学和科研任务。

　　在这国难当头，物资匮乏，物价暴涨，科研条件极其困难的情况下，蔡翘发起成立了“中国生理学会成都分会”，把当时华西坝的华西大学医学院、齐鲁大学医学院等生理学工作者团结在一起，开展学术交流活动，挑起生理研究所和生化研究所的重任。

　　没有研究场所，他领着人把地下室储尸房隔壁的阴暗房间改建成实验室；没有自来水，便发动学生用土造的手摇泵把井水压到架高的大木桶里，再以贯通的粗竹竿作管道供实验室用水；实验用品奇缺，没有石英棒，就用玻璃棒制成聚光棒，通过兔子胸腔，顶在横隔膜上观察微血管循环，作示教实验。并号召大家勤俭节约，有时一只实验用小老鼠，被几个研究小组“瓜分”，各取其所需的器官去进行试验。再则，组建生理仪器车间，从起初的修造小型仪器，逐步发展到制造成套的生理教学仪器，先后供应包括延安卫生学校在内的全国60多个大学和医学院校。最值得称道的是培训延安八路军军医学校秘密派来的教师，为其提供全套自制实验仪器、中文实验教材、实习指导书和外文参考书等，并想方设法让培训教师如期返回延安。正如该校当时的负责人季钟朴所说：“事情虽小，但是作用和意义极大!”

　　虽然研究条件极差，但蔡翘负责领导的生理生化研究所还是取得很大成绩。如脾脏与红细胞渗透性的关系及其影响因素和机制的研究；关于溶血物质与抗溶血物资的研究；关于血清中收缩血管物质的研究；关于外周血管损伤后流血自止机制的研究；关于中国人生理标准的统计调查研究等。他们还先后发现胆固醇是正常血浆中的主要抗溶血物质，免疫的溶血性血清中存在一种能引起溶血性贫血的“抗胆固醇因子”!另外，他们还发现血清中存在一种具有收缩血管作用的非组织胺物质。这种收缩血管物质可能就是外国学者若干年后提出的“血管紧张素”。他们将研究成果刊发在《中国生理学会成都分会会志》上，它是当时全中国唯一的生理学杂志。1943年夏，蔡翘应美国国务院文化关系科邀请，赴美讲学。在其母校芝加哥大学学术报告会上发表演讲，向世界人民传递着来自中国的声音。

反对回扣
　　“走后门”、“吃回扣”的社会丑恶现象久已有之，蔡翘一直是带头抵制者。早在30年代，有一次他担任庚款留学生理学主试，一位老同事请他在评卷时，对其参加考试的助手“抬抬手”、“放过关”，被他婉言拒绝了。

　　抗战时期，中大医学院和华西大学医学院、齐鲁大学医学院合办一所联合医院，作为教学实习医院，医院的一些医生热衷于给病人开“大方”，让病人到药房多买药。他们事先与药房串通好，药房根据其开方卖药的多少，再付给开方医生相应的“好处费”(即回扣)。蔡翘对此非常气愤，不止是严词斥责，还公开在齐鲁大学医学院的《学思》杂志上发表署名文章，义正词严地激烈抨击这种有悖逆医学道德的腐败行为。在工作、生活中、蔡翘对坏人坏事嫉恶如仇，对同事和学生却又宽厚慈爱。在成都时，研究所提倡种菜，帮助解决一点营养和经济上的不足。每逢发工资后，派一人外出，尽可能代替别人采购，不只节约时间，还是抵制法币的大幅贬值、物价直线上涨的具体措施。这些无私的胸襟，赢得了学生们的衷心爱戴。数十年后，有一批已成为著名科学家的学生送给他一帧黑白照片，背面写着：

五十年前师生情，今日回忆倍觉亲。
沪地同窗共聚首，古稀年要鼓干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