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 蔡 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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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京到底是个怎样的人？”
徽宗皇帝也曾带着这个疑惑不解的问题，察问了众群臣：“蔡京何如人也？”蒙对曰：“使京正其心术，虽古贤相何以加？”(1)??侯蒙是户部尚书、同知枢密院事，他认为：“如果蔡京心术比较正，即使是古代的圣贤之相也无法与他相比。”
或许有人认为，这侯蒙，怎能把蔡京与古代的圣贤之相来相提并论？他不是蔡京的同党便是有意要逢迎抬高蔡京。
其实，侯蒙的回答是出于内心的感觉而客观提出的。《宋史?侯蒙传》中说，“（侯蒙）未冠，有俊声，急义好施”，“进士及第，调宝鸡尉，知柏乡县。民讼皆决于庭，受罚者不怨”，“崇宁星变求言，蒙疏十事，曰去冗官，容谏臣，明嫡庶，别贤否，绝幸冀，戒滥恩，宽疲民，节妄费，戚里毋预事，阉寺毋假权。徽宗听纳，有大用意，迁侍御史。”，“宋江寇京东，蒙上书言：‘江以三十六人横行齐、魏，官军数万无敢抗者，其才必过人。今青溪盗起，不若赦江，使讨方腊以自赎。’帝曰：‘蒙居外不忘君，忠臣也。’”由此来看，侯蒙应是个正派的人，说话是有一定分量的，他对蔡京的看法并不是随意乱说的，其概括性的评价虽然有些言过其实，但从中也给我们透露了两个信息，即，一是蔡京的心术不正，二是蔡京是个很有才干的人。
“心术”一词，在《辞海》中的解释为：心计，计谋。《管子?七法》：“实也，诚也，厚也，施也，度也，恕也，谓之心术。”尹知章注：“凡此六者，皆自心术生也。”后亦指居心。
元代脱脱撰修的《宋史?蔡京传》中对蔡京的评价是：“天资凶谲，舞智御人”。天资，即天性聪明，含有能力才干的因素；舞智，即玩弄权术，含有善于心计和权术之意，“舞智御人”即是其能力才干的一种体现。有人认为，“权术”这个词，仅指是处理问题的一个手段，喜欢玩弄权术的人，是他一个处理问题的一个手段。法家韩非、申不害这两个人，就提倡用“术”来统治天下，用权术统治天下。(2)??一个人在那样复杂的社会里边，没有一点权术，他很难生存，蔡京若没有使用权术，决不能跻身于最高统治阶层中，而且当上宰相而统领三司。
先谈人们如何评价蔡京的心术不正这个问题
所谓蔡京心术不正和凶谲的评价，是人们从他入仕之后以及掌权过程的一系列政治表现与行为中总结出的。蔡京究竟有哪些表现和行为使同僚们感到厌恶和憎恨呢？
蔡京心术不正的投机行为——入仕后参与三次变、改法的政治表现?
蔡京是熙宁三年（1070）得中进士的，当他一踏上仕途，就被卷入王安石、司马光和章惇三次变法和改法的时势之中，在参与这三次变法过程，蔡京都表现得特别的突出：先是“积极支持并参与王安石变法”；司马光执政后，蔡京又是“在限期内恢复差役制”，受到了司马光赏识；章惇掌大权时，蔡京又帮助章惇“改差役制为雇役制”，再次获得章惇的信任。可是，积极的参与却换来了“投机变法”的指责。
对蔡京这三次的政治表现可从三个不同的角度来理解：
从中国传统的?“二分法”思维和儒家道德观念的角度来看待此事
所谓二分法思维，就是一种非此即彼、非黑即白、非正确即错误的思维方式，看待事物只分全好和全坏，没有不好不坏和有好有坏，对待事物要么全盘肯定要么全盘否定，没有部分肯定和部分否定。在中国传统的“二分法”观点认为，若是王安石的变法是“好”的，那么司马光的恢复旧法就是“坏”的，章惇的改法也是“不好”的。蔡京既然三方面都卖力参与，那蔡京必定是别有居心，即是心术不正的“投机”。再则，从儒家所提倡的“不事二主”传统道德角度认为，既然蔡京积极支持王安石的变法，就不能再支持司马光的恢复旧法，既然你要恢复旧法，也不能再帮助章惇改变法度，否则蔡京你就是一种心术不正的“背叛”，从而引起了正人君子所不齿而受到了谴责。例如，司马光执政，恢复“差役法”，限期五天完成，同僚们苦于期限太短，只有蔡京一人如期完成，全部更改开封府各属县的雇役制，没有一项违例的。司马光高兴地说：“要是人人都像你这样执行法令，还有什么不可推行的法令呢！”可是，御史台的谏官却不屑于蔡京的做法，却弹劾说是蔡京执行诏令是为了保住自己官职而“故意扰民以坏成法”的投机行为，其“心术不正，破坏差役法”。元祐七年，保守派中的一些大臣进言欲将蔡京升迁为龙图阁直学士、知成都府时，内部意见不一，当时谏官范宜禹以及翰林学士梁焘极力反对，认为“蔡京为人，心藏*巧，见风使舵，绝不可大用。”就是现代的后人，也有人在网站上“闲话历史上的政客”时(3)，举例指责蔡京是“从事政治活动谋取私利的”政客，说他忽而是王安石的“新党”，忽而又成司马光的“旧党”，忽而又改为“新党”，朝秦暮楚，反复无常。
从阶级利益本性的角度来看待此事
蔡京得中进士后，先被授舒州推官，调任到浙江钱塘任县尉，之后任起居郎，出使辽国，回来后被提升为中书舍人，在宦途上可算是一帆风顺，春风得意。当时正是王安石变法处于炙手的势头，在一片拥护的呼声中，积极支持并参与王安石变法，乃是当时官员的一种在势不免的政治行动选择，作为朝廷的新生官员力量的蔡京，也必然积极参与此次的变法之中。
然而，蔡京出身于官宦门第，其父蔡准是宋仁宗景祐元年进士，经三十三年的经营，至施行新法时，其家族应当算是步入官绅阶层了。蔡京在施行新法中，其中的某些条款必然会触犯到他家的自身利益，例如，在新施行的“募役法”中规定：“原来享有免役特权的品官形势之家，……都得依照户等交纳，叫做助役钱。”?它还规定官户、僧道户都与民户一同按田产多寡交纳役钱。蔡京虽然对新法是拥护的，可是对这些新法有侵犯其官户的利益，他却是不拥护，按照他的“己益为上”阶级利益来说，必定要抛弃这些不合他家利益的新法，也就是说，当变法变到自己的头上时，他必定要换转阵营路线。为此，当司马光废止王安石新法，蔡京不顾受人非议，立即执行司马光的政治路线，在限期内恢复原来的差役制，即刻受到司马光赏识。
可是，司马光听说蔡京过去推行新法很积极，出于个人的成见，就把他下放为地方官，从四川成都，调到江淮一带，又再调回成都。当时，司马光又将四十名新派要员列为“*臣”，他虽然没有被列入，可是，他本身及其曾与共事的同僚受到如此待遇，照他的个性，怎能不反感而再次改变其政治路线呢？
绍圣元年，哲宗皇帝决意再行新法，在起用章惇为相的同时，也任了蔡京为户部尚书。章惇召集众官员商讨差役制之时，蔡京大胆地将司马光的“差役制”改回王安石所施行的“雇役制”，既解决了久议不决的问题，又维护了本身的官家阶层利益，为此又得到了章惇的赏识。
从蔡京的本身性格角度来看待此事
蔡京的性格怎样？这可从他师承书法的过程中可见一斑。蔡京次子蔡絛在《铁围山丛谈》一书中叙述得很是清楚：
“公（指蔡京）始受笔法于君谟（指蔡襄），即学徐季海，末几弃之，学沈传师。及元丰末，又厌传师而从欧阳率更，由是字势豪健，痛快沉着。殆绍圣间，天下号能书，无出右者。其后又厌率更，及深法二王（指王羲之、王献之父子），晚每叹右军难及，而谓中令去其父远矣。遂自成一法，为海内所宗焉。”
从上述可知，蔡京之所以能成为一代的书法大家，是因为经过了三个层次提高的嬗变阶段：
第一层次是“始受笔法”阶段，即是先师从蔡襄入手，形成书法。《宣和书谱?蔡京》云：“京从兄襄，深悟厥旨。”
第二层次则是通过“学”、“弃”、“厌”和“从”等不断转换师承的继承阶段，才“由是字势豪健，痛快沉着。殆绍圣间，天下号能书，无出右者。”
第三层次继续通过“又厌”和“深法”的再次继承与提高阶段，最后“遂自成一法，为海内所宗焉。”
蔡京在师承书法的过程中，每深得师传之后，就不囿于师承之旧法，不满足于自己的现有笔意，即毅然放弃，重新追求更高层次的师承，经五度的择师弃师，吸收各家之长处，刻意求创新，终于在“晋韵唐法”的基础上发展了自己独具的书法美学特征和个人风格，这就是他在“尚意”书法上创新了“姿媚”、“飘逸”和“藻丽”笔体，最后达到了“笔势奕奕，足以追配古人，名垂后世有可观者。”(4)??的书法成就。
蔡京在学练书法的过程中，数度弃师择师，从表面上看，似乎是“朝秦暮楚”、“这山看那山高”和“不能终一”的学习态度，甚至可能还被斥为是屡屡“叛道离经”的“背叛师门”之行径。实际上，蔡京这种学习行为，正是杜甫所说的“转益多师是我师”，韩愈所说的“圣人无常师”?的具体表现。
古代人虽有“专一从师”的道德性师传之遗训，但随着封建士大夫们自我价值的不断膨胀，日益形成了“己益为上”的思想行为，即是在求学或处事过程中，一切都是以自己所追求的意愿或利益为中心。在个人奋斗的目标上，他们认为，“处身而常逸者，则志不广”（《家语》），?“志当存高远”（诸葛亮语）。求学是人生道路的初始之步，所以在学习上，就应是“山不厌高，水不厌深”（曹操语）地不满足于现状，才能有所作为。为此，他们为了不断提高自己的人生价值，他们在求学过程就毅然抛开传统的师承法则，不顾世人的责难与议论，不断改换学习环境，以追求更高层次师承的提高。“己益为上”的求学行为，成为当时封建士大夫们所共有的一种特性，这种共性的本质就是他们的“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的阶级本性在师承过程的具体表现。
从上述蔡京师承书法过程中，基本上可以看出蔡京身上具有一种独特的性格轮廓。性格乃是由共性与个性所组合而成的，蔡京的性格中既含有封建士大夫“己益为上”的共性，也含有因“己益”而不断改换环境的个性，以及刻意求创新和追求“姿媚”“飘逸”“藻丽”艺术美等多种个性。
性格是体现人对事物的态度和行为方式的个人特点，但，反过来又能影响人的处事态度、行为和能力，这在他以后能迎合各种不同政治环境而自立以及能规划宫廷园林建设起了极大的作用。为此说，自蔡京涉入宦途之后，对许多政事的处理，都明显地受其共性与个性的性格所影响，他初入政坛后三度参与变法、改法所采取的态度和行为就是这其中的一个特例。
蔡京心术不正的凶谲行为——入相执政后的打击异己行动
有人说，蔡京刚步上相位，就替徽宗皇帝完成了两件清理异党、打击异己重大举措——策划元祐党人案和上书言事案，即是整治保守派人士的元祐党人和分门别类地治罪那些在皇帝的鼓励下而上书言事的人们。史书记载认为：以此为发端，从此形成北宋末年的党人之祸。（5）
当时的政治背景是：
宋元丰八年（1085），神宗死，哲宗继位，高太后听政，次年，任用司马光为相，尽废王安石新法，排斥新党。但旧党中不同政治集团又互相争权，史称元祐党争。元佑八年（1093），哲宗亲政，重行新法，党争停止。元符三年（1100），徽宗继位。初，徽宗为了调和变法派与保守派之间的矛盾，便改元为“建中靖国”，想以“大公至正”，两派并用，兼行“元祐”与“绍圣”的施政方针，以平息两派之间的朋党之争。然而，变法派与保守派之间的长期积怨已深，其权力之争不但根本无法调和，而且更加激烈。曾布向徽宗陈述“绍述”理论（即继承先皇帝的遗志），并建议“绍述先圣”，重用变法派。门下给事中、右正言任伯雨也上言说“元祐”与“绍述”两存是不可行的。徽宗因此决定重新实行熙宁政事，诏令改元为“崇宁”，这里的“宁”指的是熙宁，即父亲神宗皇帝推行变法的年代，“崇”是推崇、崇尚之意，即承上绍述父兄遗志，并拜蔡京为相，于崇宁初，采取“一边倒”和“一刀切”政策，将持不同政见的司马光、文彦博等98人，列为“元佑*党”。崇宁四年（1105），又“黜元佑害政之臣”，“夷考罪状，第其首恶与其附丽者”，得120人，徽宗皇帝亲自书写，刊石置于文德殿门东壁。(6)
在上书言事案中，蔡京、蔡攸父子同他们的门客叶梦得、强浚明、强渊明兄弟等五人，“同己为正，异己为邪”，把那些上书言事者分别划分成了七大类：正上、正中、正下、邪上尤甚、邪上、邪中、邪下。其中，仅五百八十多位官员里，被列入“邪”字一榜中的，就有五百三十四人。进入“正”字榜的，只有四十一人。其中，“正上”一等的六人。而监察系统和政务系统中，凡是与蔡京有过节的人，几乎一网打尽地被列进了“邪”字榜中。之后，又将元符末向后执政时，主张维持新法和恢复旧法的臣僚，分为正邪两类，再各分上、中、下三等。邪类五西余人，都加降责。（7）
之后，又将元祐、元符党人合为一籍，共309人。打击的对象，也包括章惇等变法派。指章惇、黄履等十余人为“党人”，“为臣不忠”，也和元祐党人一样对待，予以贬逐。“党人籍”碑再由蔡京书写，颁行天下，“永为万世臣子之戒”，并下令在全国各州县刻石立碑。碑列309人中曾任宰臣执政的27人；曾任待制以上的49人，余官177人，武官125人，内臣29人，为臣不忠曾任宰臣的２人。当时蔡卞因坚持主张遵循王安石，与蔡京不合，也被排挤出朝。清朱彝尊《曝书亭集》说，“是时，籍中曾任宰臣执政者十一无存；曾任待制及余官，亦已零落过半。亡者毁其绘像及所著书，夺其坟寺；存者定为邪等，降责编管荒徼，禁不得同州住，其子弟亦不得诣阙下。”可见这场斗争的激烈、残酷。这件事，引起全国朝野强烈反对，宋徽宗也有所感悟，于崇宁五年（1106），以“星变”为由，下令全国毁碑。
对于“御书刻石党人碑”一事，后人叙述就相互矛盾，王松山、欧宗启在《挂羊头卖狗肉的蔡京》文中认为，蔡京进行上述两次的举措，是“他曾投*保守派而未得逞，不禁恼羞成怒，一直怀恨在心，他任相后立刻把元祐党人贬谪诛杀殆尽，还感到意犹未尽，又命人把元祐党人按罪列分等次，司马光位居其首。然后又让徽宗把‘*党’的名字御书刻石立于文德殿门，还自书大碑，遍颁全国。”?而余岳桐在《宋徽宗的浪漫生活》文中所说的：“徽宗皇帝以自己优雅高超的书法艺术，先后两次亲手书写元祐党人碑，分别刻于端礼门的石碑和文德殿门的东壁之上。并由书法艺术同样高超的蔡京书写颁示天下州县，命令各地刻立石碑，用以惩恶扬善。”前者认为是蔡京主使徽宗皇帝御书刻石，且还自书大碑，而后者则说是徽宗皇帝“亲手书写，并由蔡京书写（大碑）”。两种不同的意见，体现出两种不同的历史责任。
林金岱在“《宋史?蔡京传》中‘党人籍’事件的史实”一文中（8）?以确切的史实说明，“崇宁元年九月至崇宁三年六月，元祐、元符党人和无符末上书的邪类官员受到比较严厉的处罚，……尚未发现有史料记载是蔡京直接所为。”至于“立石刊名于朝廷文德殿的‘党人籍’，是由宋徽宗亲笔书写的，而诏令颁行全国各州、县并刻石立碑的‘党人籍’名单，是宋徽宗命令蔡京写的。”他并指出：“《宋史?蔡京传》中将元祐、元符党人籍问题归罪于蔡京一人，掩盖了历史的真实情况，……是不客观、不公道的，应当对该事件始末的历史事实进行全面分析，予以公正的评判。”
有人则认为，发动上述的清理元祐党人斗争，不管是徽宗授意的，还是蔡京策划的，蔡京在这两次行动中，负有一定的历史责任，为此人们指责蔡京为“阴托‘绍述’，把持权柄，钳制天子，残害异己”。这是蔡京“凶谲”的一次表现。此外，蔡京大权初掌时就大规模地进行一次政治路线划分并打击一大片，开了历史的首例，这种做法对后世的政治斗争起了极坏的效法影响。若说人们对蔡京的“投机变法”只不过是厌恶而已，则这次的大面积打击必将引发绝大多数人，尤其是那些被迫害的家属及后代的极深怨恨，难怪他被指斥为“*臣”后，无人为他辩白，甚至落井下石。
蔡京居心不良的舞智御人行为——迷君误国
《宋史?徽宗本纪?赞曰》：“蔡京以狷薄巧佞之资，济其（徽宗）骄奢淫佚之志。”张邦炜在“唱着新调子亡国”(9)?一文中指出，蔡京一切投徽宗所好，他“身为国相，志在逢君。”岂止一味逢迎而已，他“日请上游宴，以酒色困之”；“贡声色，起土木，运花石，以媚惑人主之心。”徽宗这个18岁即登基的青年皇帝，之所以走上极度荒淫的道路，蔡京等人的劝诱，无疑是个重要原因。
余岳桐在“宋徽宗的浪漫生活”一文(10)?中，在追究北宋亡国的原因时，为了把亡国的责任推给蔡京，对宋徽宗刚登位时的表现持肯定的态度，其事例列举如下：
……从现有资料上看，宋徽宗赵佶并不是个纨绔子弟，这从他的勤奋好学、多才多艺与诸多艺术成果上可以看出；他也并不昏庸。从他当政之初的情形判断，的确称得上出手不凡，“粲然可观”。当时，他大刀阔斧地整顿朝纲，平反冤狱，贬窜*佞，提拔贤良，一时间，很有除旧布新的气象。他曾经发布一份诏书，相当谦恭地希望天下人能够畅所欲言地品评朝政，其诚恳平和、推心置腹在历代帝王诏书中十分少见。从这份诏书中，可以清楚地看到一位青年天子涉世未深的坦诚、带有理想化浪漫气息的良好愿望，读来很是感人。
徽宗执政之初，虚怀若谷地听取各种不同意见，相当令人赞叹。宰相张商英劝告他要克勤克俭，防止奢华，不要大兴土木，抑制侥幸取宠的小人。他表示完全接受。有一次，他让人整修升平楼，还特意告诫工头：如果张宰相经过这里，须速把工人们藏到楼里去，不要让他看到。曾经有一个很敢说话的臣子，抨击童贯等宦官胡作非为，引经据典，侃侃而谈，一直谈到暮云四合时分。徽宗饥肠辘辘，饿得受不了了，他站起来边走边说：今天先到这儿，我饿坏了，找机会再听你说吧。谁知，这位愣头青上前一把拉住皇帝的衣服，不让他走，以至于把衣服都撕坏了。徽宗大叫道：“有话好好说，我的衣服被你撕碎啦。”这位大臣立即回答：“陛下不惜衣服撕碎，臣子我何惜粉身碎骨报答陛下！”徽宗相当感动，说：“有这样的臣子，我还有什么可忧虑的。”皇帝的侍从过来为他换衣服，他说：“给我好好保留起来，将来用它表彰正直有节操的大臣。”
此时的徽宗，表现得似乎特别喜欢廉洁正直的大臣。有一次，一个为政清廉的县官被推荐给他，他把这个人召来谈话，发现此人确实不错，就破格提拔他做了殿中侍御史，大约相当于监察部司局级的主任官员，并且对他说：“方今士大夫寡廉鲜耻，你懂得义理，这就是我特别召你来的原因。”有一位中书舍人，相当于为皇帝起草诏书文告的机要秘书，为人坦率耿直，徽宗对他说，“我每次听这帮臣僚们谈话，总觉得不是内含*诈，就是马屁扑鼻；而你耿直正派，我只能倚赖你这样的人。”
登极之后，徽宗曾经觉得皇宫建筑过于豪华，容易让人沉沦丧志，对宰相说：“仁宗皇帝制作了一个宝座，觉得太华丽了，于是放到大相国寺去，自己不用。今非昔比，外人哪里会知道宫中如此过分的情形呢？”
种种资料显示，这位青年皇帝聪明、敏锐，很有一股子锐意进取的勃勃生气。
之后，余岳桐将徽宗皇帝一步步地被蔡京等人如何引诱变坏列举如下：
有一次，当上皇帝不久的宋徽宗，拿出一些玉制的盘碗杯盏来，小心翼翼地问大家：“我打算在国宴上用这些东西，又怕别人觉得太奢华，说三道四。你们认为怎么样？”
蔡京马上回答说：“天子本来就应该享受天下的荣华富贵，区区几件玉器算什么？何况是在国宴上使用，完全合情合理。合乎情理的事情，别人说什么也就不必放在心上。”
蔡京饱读诗书，而且极有才学。他引经据典的理论阐述，可能是帮助皇帝最后解除顾虑的重要原因：?
蔡京援引《易经》，发展出了一个丰、亨、豫、大的理论。用今天的语言表述，其核心的意思大致是：在太平时节，君王要有天子的气派，要敢花钱，敢于纵情享乐，不必拘泥于世俗之礼。否则，反倒会——变化——易，——失去上天的眷顾，变得不吉利起来。?
他还援引了《周礼》中的一个说法，叫做“唯王不会”。这里的“会”是会计的会。蔡京告诉皇帝：周礼的意思就是说，自古以来，只要是君王，其花费都是不必计算、不受限制的；陛下过分节俭，苦了自己，就和那些土得掉渣的农民一样了。对于君王来说，这样做是可耻的。
有一次，蔡京的儿子蔡攸劝告皇帝：“所谓人主，就应该以四海为家，以太平岁月娱乐自己。人生几何，岂可徒自劳苦？”?
皇帝深以为然。转过头，在一次宫中的宴会上，对梁师成说：“先皇为天下欢乐，也为天下忧愁。如今四海太平，我才有机会放松一下，游玩游玩啊。”?
梁师成回答说：“对呀。圣人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说的就是陛下您这种情形呐。”?
……
之后，遍及全国规模的灾难性“花石纲”，以及大兴土木修建“艮岳”等，都是蔡京引诱徽宗皇帝走上了大肆挥霍的荒淫奢侈邪路的罪证。
笔者不能苟同余岳桐的观点。误国之罪非同小可，历史上曾经给许多人定下误、亡国的罪名，也包括了王安石、宋徽宗等人在内。只不过是蔡京处于宋室末世的宰相，虽负有一定的责任，不至于负全部的责任，正如蔡京死在流放途中，其门人吕辨为他草殡立石为志，刻道：“开元之末，姚宋何罪？”意思是说唐开元盛世之末出现安史之乱，这难道是名相姚崇、宋璟的罪过吗？。
接下谈谈蔡京的才能问题
蔡京的才能包括艺术才能和执政才能的两方面。
蔡京的艺术才能
蔡京的艺术天赋极高，素有才子之称，在书法、绘画、诗词、散文等各个艺术领域均有辉煌表现。
《宣和书谱》卷第十二载：?
　　太师蔡京，字元长，莆田人也。早有时誉，摆进士甲科。博通经史，挥洒篇翰，手不停辍……喜为文词，作诗敏妙，得杜甫句律。制谙表章，用事详明，器体高妙。于应制之际，挥翰勤敏，文不加点，若凤构者，未尝起稿。然性尤嗜书，有临池之风。初类沈传师，久之深得着之笔意，自名一家。其字严而不拘，逸而不外规矩。正书如冠剑大臣议于庙堂之上，行书如贵胃公子，意气赫变，光彩射人。大字冠绝古今，鲜有侍匹。本朝题榜不可胜计。“龟山”二字，盘结壮重，笔力遒劲，巍巍若巨整之载昆仑，翩翩如大鹏之翻溟海，识与不识，见者莫不耸动，斯亦一时之壮观也。
蔡京的书法才能
蔡京的书法才能，在《宣和书谱》中阐述得很清楚。书法史上论及宋代书法，素有“苏、黄、米、蔡”四大书家的说法。他们四人被认为是宋代书法风格的典型代表。“宋四家”中，前三家分别指苏轼（东坡）、黄庭坚（涪翁）和米芾（襄阳漫士），至于“蔡”所指的，有人认为是指蔡襄，则另有人认为是指蔡京。明代的张丑《管见》云：“宋人书例称苏、黄、米、蔡者，谓蔡京也。后世恶其为人，去之而进君谟书焉。君谟在苏黄前，不应列元章后，其为京无疑矣。京笔法姿媚，非君谟可比也。”本人觉得，争论是蔡襄还是蔡京没有什么意义，因为蔡襄和蔡京的书法各有千秋，其标准将如何制定？而且当时只是以一、二个人发表文章议论一番，由于各人的好恶不一致，他的鉴别水平也不一定会有那么准确，后人以他的议论为标准，本身就不客观。即使当时成立一个评委会通过集体表决，也不一定绝对准确的。不管是指蔡襄，还是指蔡京，能被人们所推崇到的，说明他的书法就是好的。
当时的人们谈到蔡京的书法时，使用的词汇经常是“冠绝一时”、“无人出其右者”等等，以至于就连狂傲的米芾都曾经表示，自己的书法不如蔡京。据说，有一次蔡京与米芾聊天，蔡京问米芾：“当今书法什么人最好？”米芾回答说：“从唐朝晚期的柳公权之后，就得算你和你的弟弟蔡卞了。”蔡京问：“其次呢？”米芾说：“当然是我。”（11）
史书记载说，有一年夏天，两个下级官吏极为恭谨地侍奉蔡京，不停地用扇子为他扇凉。蔡京心中喜悦，于是要过扇子，在上面为他们提了两句杜甫的诗。没想到，几天之后，这两个家伙忽然喜气洋洋地阔气起来。一问之下才知道，他们的扇子，被一位亲王花两万钱买走了。两万钱，大约相当于当时一户普通人家一年的花销。而这位亲王，就是登上皇位之前的宋徽宗。（12）?从这一事例中可以想见，这位本身就是书法大家的宋徽宗是何等喜爱蔡京的作品，从而也说明了蔡京当时的书法艺术是何等地备受时人的推崇。
微宗皇帝曾多次让蔡京在他的书画上题记、题诗。如明人莫云卿说过：“蔡京父子人品别论，不能不重其书。”
在河南平顶山地区的碑刻上至东汉，下至清末，留传至今的成百上十，较有名气的也有几十种。其中“香山大悲观音菩萨传碑”位于宝丰县的香山寺中。碑文主要记述了大悲观音菩萨得道正果的史话，系北宋元符三年(1100年)汝州知事蒋之奇撰写、当朝宰相蔡京书丹。1973年，这块“蔡京碑”应英国牛津大学之邀展出了拓片，获得了很高的评价。（13）[1]?[2]?[3]??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