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姓历史名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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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戴  嵩：唐朝画家，擅画田家、山原之景，写山泽水牛尤为著名，与韩  画马齐名，世称“韩马戴牛”。
  戴  震：安徽省休宁人，思想家，学者。他博闻强记，对天文、数学、历史、地理都有研究。他精通古音，立韵类正转旁转之例，创古音九类二十五部之说及阴、阳、入对转的理论，对经学、语言学有重大贡献，为一代考据大师。后人编有《戴氏遗书》。
  戴  进：著名画家，钱塘（今杭州）人，善画山水，境界深远妙处，多出己意。兼工人物、佛像，运笔顿挫有力，设色纯熟有神采，人推明代院体中第一手，有“浙派”之称。
  戴  逵：东晋学者、画家、雕塑家，谯郡銍县（今安徽省宿县）人。他反对佛教的因果报应说，著有《释疑论》。他曾为会稽山灵宝寺作木雕无量佛及胁侍菩萨，又为瓦棺寺塑《五世佛》，和顾恺之的壁画《维摩诘像》、狮子国（斯里兰卡）送来的玉佛，在当时并称“三绝”。所画人物、山水也别具一格。
  戴  德、戴圣：戴德系戴公（子撝）的二十二世孙。戴圣是戴德之弟戴仁之子，戴德、戴圣二人为西汉时梁（今河南省商丘）人，家族显赫。戴德、戴圣是今文礼学的“大戴学”和“小戴学”的开创者。由于二人在礼学上的重大贡献，也被后人尊称为儒宗。戴德、戴圣同学《礼》于后苍，选集古代各种有关礼仪的论述，分别编成《大戴礼记》和《小戴礼记》,金坛、句容戴氏为戴圣之后。戴德，字延君，曾任信都王（刘嚣）太傅，宣帝时，立为博士，称“大戴”，也叫“太傅《礼》”。戴圣{次君}曾任九江太守，宣帝时，立为博士，参加石渠阁议，世称“小戴”。
  戴  笠：浙江省江山人，黄埔军校肄业，军统特务头子，1946年3月因飞机失事而亡，时人有“雨农（戴笠字）亡在雨中，戴笠死在戴山”之说。
  戴名世：安徽省桐城人，清代史学家曾任翰林院编修。他刊行有《南山集》，其中有许多明朝正史以外的史事，触怒了清王朝，以“大逆”罪被杀，为清朝四大文字狱之一。
  戴复古：南宋诗人，字式之，号石屏，台州黄岩（今属浙江省）人。他长期浪游江湖，曾向陆游学诗，也受晚唐诗的影响，语言自然，是“江湖派”中较有成就的作家。部分作品指责当时统治者苟且偷安，表达了收复中原的愿望。也能词，风格雄放。有《石屏诗集》、《石屏词》。
  戴表元：奉化（今属浙江省）人，元代文学家，其文章高雅，时称“东南文章，首推表元”，有《郯源戴先生文集》。
  戴第元：大庾（今江西省大余）人，乾隆进士，与弟均元、长子心亨、次子衢亨相继入翰林，时称“西江四戴”。
  戴望舒：浙江杭县人，现代诗人，“现代派”诗歌的重要代表人物，诗集有《望舒草》、《望舒诗稿》、《灾难的岁月》等。
  戴季陶：浙江省吴兴人，出生于四川广汉，曾任国民党宣传部长，反对孙中山的三大政策。
  戴安澜：号海鸥，安徽省人，抗日名将，曾任国民党旅长、师长。先后参加过台儿庄、武汉、昆仑关等战役。1942年随中国远征军入缅对日作战，同固一役，戴师抗击五倍于己之敌，以伤亡八百勇士的代价，歼敌五千有余，书写了抗战史上光辉的一页，连日寇也不得不承认，同固之战是缅战中“最艰苦的战斗之一”。受伤殉国，时年38岁。1943年4月1日，在广西省全州香山寺，隆重举行国葬仪式，由国府特派代表李济深主持，国共两党领导人纷纷书赠挽诗、挽词和挽联。
  戴克敏：湖北省黄安人。红军高级将领，黄麻起义和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创建人和领导人之一，革命烈士。曾任中国工农革命军鄂东军党代表、中国工农革命军第七军党代表、中国工农革命第七军第11军31师党代表、中国工农红军第25军75师政治委员等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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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名人：戴　德、戴　圣：(生卒年待考)，戴德，字延君，梁郡人(今河南商丘)。著名汉朝学者。
曾任信都王(刘嚣)太傅，汉宣帝时立为博士，称“大戴”，也叫“太傅《礼》”。戴圣曾任九江太守，汉宣帝时立为博士，参加石渠阁议，世称“小戴”。
戴德系戴公(子撝)的二十二世孙。戴圣是戴德的弟弟戴仁之子。戴德、戴圣二人为西汉时梁人(今河南商丘)，家族显赫。
戴德、戴圣是今文礼学的“大戴学”和“小戴学”的开创者。由于二人在礼学上的重大贡献，也被后人尊称为儒宗。戴德、戴圣同学《礼》于后苍，选集古代各种有关礼仪的论述，分别编成《大戴礼记》和《小戴礼记》。
今江苏金坛、句容戴氏均为戴圣之后。

戴　逵：(生卒年待考)，谯郡铚县人(今安徽宿县)。著名东晋学者、画家、雕塑家。
戴逵反对佛教的因果报应说，著有《释疑论》。他曾为会稽山灵宝寺作木雕无量佛及胁侍菩萨，又为瓦棺寺塑《五世佛》，和顾恺之的壁画《维摩诘像》，狮子国(斯里兰卡)送来的玉佛，在当时并称“三绝”。所画人物，山水也别具一格。

戴　逵：(生卒年待考)，谯郡銍县人(今安徽宿县)。著名东晋学者、画家、雕塑家。
他反对佛教的因果报应说，著有《释疑论》。他曾为会稽山灵宝寺作木雕无量佛及胁侍菩萨，又为瓦棺寺塑《五世佛》，和顾恺之的壁画《维摩诘像》、狮子国(斯里兰卡)送来的玉佛，在当时并称“三绝”。所画人物、山水也别具一格。

戴　逵：(公元？～396年)，字安道；谯郡銍县人(今安徽宿县)。著名东晋学者、画家、雕塑艺术家。
戴逵曾反对佛教的因果报应说，著《释疑论》，与名僧慧远等反复辩论。
戴逵精雕塑和绘画，善画山水、人物、走兽，也画宗教画，并雕佛像；曾为稽山阴灵宝寺做木雕无量寿佛及胁侍菩萨，隐于幕后，听取意见，反复修改，三年始成。又为瓦棺寺塑《五经佛》和顾恺之的壁画《维摩诘像》、狮子国(今斯里兰卡)送来的玉佛，在当时并称“三绝”。
戴逵所画人物、山水，南齐谢赫有“情韵绵密，风趣巧发”的评价。太宰武陵王晞闻其善鼓琴，使人召之，逵对使者破琴曰：“戴安道不为王门伶人。”后徙居会稽之剡县。
戴逵性高洁，以礼度自处。晋武帝时累征不就。晋太地中期病卒。

戴　颙：(生卒年待考)，字仲若，戴逵之子。著名南朝宋国学者
有高名，与兄长戴勃一起先后隐居桐庐、吴中，二人都善于作画、鼓琴。后到吴下，当地士人早就听说他的高名，于是集资为他建房，又聚石、引水、种树、开涧。他在那里著述，永初、元嘉年间，朝廷多次征召，他者不去，著有《逍遥论》，又为《礼记•中庸》篇作注。“霞举”，比喻高远。

戴　嵩：(生卒年待考)，著名唐朝画家。
擅画田家、山原之景，写山泽水牛尤为著名，与韩　画马齐名，世称“韩马戴牛”。

戴复古：(生卒年待考)，字式之，号石屏；台州黄岩人(今浙江台州)。著名南宋诗人。
戴复古长期浪游于江湖，曾向陆游学诗，也受晚唐诗的影响，语言自然，是“江湖派”中较有成就的作家。部分作品指责当时统治者苟且偷安，表达了收复中原的愿望。戴复古也能作词，风格雄放。有《石屏诗集》，《石屏词》。

戴表元：(公元1244～1310年)，字帅初，一字曾伯，自号剡源先生；奉化榆林人(今浙江奉化剡源)。著名元朝文学家。
戴表元从师王应麟。南宋咸淳七年(公元1271年)进士。授迪功郎、建康府教授等职。
元兵南下后，戴表元避难天台、鄞县、杭州等地，以授徒卖文为生。
元至元二十九年(公元1292年)受聘任奉化养正堂师，元大德八年(公元1304年)任信州教授。后归里，读书吟诗以终。
戴表元学识渊博，善书法，以散文名重一时，被誉为“东南文章，首推表元”。著有《剡源集》、《剡源佚诗》、《剡源佚文》、《郯源戴先生文集》等。

戴大宾：(生卒年待考)，字宾仲；福建莆田人。著名明朝编修。
明正德中期传胪：本指替皇帝的传言官。明朝称会试第一甲第一名为会元，第三甲第一名为传胪。

戴　进：(生卒年待考)，钱塘人(今浙江杭州)。著名明朝画家。
善画山水，境界深远妙处，多出己意。兼工人物、佛像，运笔顿挫有力，设色纯熟有神采，人推明朝院体中第一手，有“浙派”之称。

戴　进：(生卒年待考)，钱塘人(今浙江杭州)。著名明朝画家。
戴进善画山水，境界深远妙处，多出己意。兼工人物，佛像，运笔顿挫有力，设色纯熟有神采，人推明朝院体中第一手，有“浙派”之称。

戴名世：(生卒年待考)，安徽桐城人。著名清朝史学家。
戴名世曾任翰林院编修。他刊行有《南山集》，其中有许多明朝正史以外的史事，触怒了清王朝，遂以“大逆”罪被杀，为清朝四大文字狱之一。

戴　震：(公元1723～1777年)，字东原；徽州休宁人(今安徽徽州)。著名清朝思想家、学者。
戴震年轻时曾问学于江永。清乾隆间修《四库全书》，特召其为纂修官，在馆五年，因病逝世。他博闻强记，对经学、天文、数学、历史、地理等均有深刻研究。
他精通古音，立韵类正转旁转之例，创古音九类二十五部之说及阴、阳、入声的音韵理论，对经学、语言学有重大贡献，为一代考据大师。
他在哲学上肯定世界是“气”的变化过程，“气化流行，生生不息”，“气”的内容是“阴阳五行”，也就是“道”的实体。并以“理存于欲”的命题，反击理学家“去人欲、存天理”的说教，批评“后儒以理杀人”。
戴震著有《原善》、《原象》、《孟子字义疏证》、《声韵考》、《声类表》、《方言疏证》等，后人编有《戴氏遗书》。戴震治学早年受江永影响。与惠栋相识后，戴震致力于六经义理的阐发，由至迟在乾隆二十八年完稿的《原善》三篇，中经乾隆三十七年前后进行修订，相继增补为《孟子私淑录》、《绪言》各三卷，尔后再集诸书精萃，删繁就简，区分类聚，积二十年的努力，终于在他逝世前夕完成了自己的代表作品《孟子字义疏证》。该书凡三卷，卷上释理，卷中释天道、性，卷下释才、道、仁义礼智、诚、权。全书以“求观圣人之道，必自《孟子》始”为宗旨，用文字训诂的方式，就宋明理学家在阐发孟子学说中所论究的上述诸范畴，集中进行探本溯源。通过对程颐、朱熹等理学大师学术主张的针砭，形成了具有鲜明个性的思想体系。他的“理在事中”的理气论，以情为尺度加以节制，天理就存在于人欲中的理欲一本论，以及“仁政”的政治学说，开创了一种通过训诂以明义理的新学风。
戴震逝世后，他的文字训诂、天文历算、典章制度诸学，皆得段玉裁、王念孙、孔广森、任大椿诸弟子张大而越阐越密，惟独义理之学则无形萎缩，继响乏人。

戴第元：(生卒年待考)，大庾人(今江西大余)。著名清朝学者。
清乾隆年间进士，与弟均元、长子心亨、次子衢亨相继入翰林，时称“西江四戴”。

戴　熙：(公元1801～1860年)，字鹿床，号醇士；钱塘人(今浙江杭州)。著名清朝画家。
道光进士。官至兵部右侍郎。诗书画并有名于时，画尤入神品，著有《画絮》。赠尚书衔，谥文节。

戴良弼：(生卒年待考)，字选堂，又名传贤，字季陶，笔名天仇，晚号孝园；原籍浙江吴兴(今浙江湖州)，出生在四川广汉。著名近现代学者、民主革命先驱。
1902年进成都留日预备学校，受业师徐炯影响，倾向反满。
1905年赴日本，入师范学校，1907年入东京日本大学法科，并加入同盟会。
1909年回国，在江苏地方自治研究所任主任教官。次年到上海，在《中外日报》任记者，十九岁即任上海《天铎报》主笔，也算中国新闻界的前辈人物。其时，戴良弼才气纵横，笔扫千军，乃著名左派与思想界冲锋人物。寰内学界颇享盛名，更是青年学子的崇拜偶像。五四时期，浙江第一师范学生曹聚仁说同学们都十分喜读戴在《民权素》上的政论。不过，那时戴良弼不叫戴季陶，而叫戴天仇，意为与满清王朝不共戴天，革命斗志溢于名表。
辛亥革命后，满清覆灭，戴良弼认为大功告成，遂投身上海交易所，改名戴季陶，寓意为接续春秋时期天下第一富的陶朱公，希望成为陶朱公第二，在交易所一展抱负得富称霸。1911年因鼓吹反清革命被追捕，逃亡日本，后转赴南洋槟榔屿(今马来西亚)，任《光华报》编辑，加入中国同盟会。
辛亥革命后回到上海，参加创办《民权报》。中华民国成立，随孙中山至南京任秘书，奉命在上海、南京进行反袁军事联络，失败后去日本，加入中华革命党。
1917年9月任广州护法军政府法制委员会委员长。1922年10月奉命返川，联络川军。1924年当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常务委员及宣传部长，继兼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及大本营法制委员会委员长。
孙中山逝世后，他坚决反对孙中山的三大政策，反对国共合作，积极从事反共著述，鼓吹所谓“戴季陶主义”。
1927年积极参与策划“四一二”反革命政变，追随蒋中正，嗣任国府委员及考试院院长。
1931年任“特种外交委员会”委员长。
抗战结束后，因患多种疾病而免去原职。1948年6月改任国史馆馆长。又曾任《星期评论》主笔、《建设》杂志编委，创办中央通讯社。
1949年2月11日，曾嘲笑陈布雷自杀行为的戴季陶，在广州面对窗外的连日风雨，大生悲恸凄惨之感，见国民党政权大势已去，吞食了大量安眠药，在他乡匆匆结束了生命。
戴季陶是国民党的主要理论家，在1925年孙中山逝世后，曾连续发表了《孙文主义之哲学基础》(公元1945年版易名为《三民主义之哲学基础》)、《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两本小册子，系统提出了“戴季陶主义”，成为国民党官方学说的主要理论依据。
戴季陶认为，三民主义就是“民生哲学”，“民生为宇宙大德之表现。仁爱即民生哲学之基础”；他断言孙中山的思想“完全是中国的正统思想，就是继承尧舜以至孔孟而中绝的仁义道德的思想”。认为孔子“把古代文化，用科学的方法从理论上整理起来，成为一种学术的文化”，孔子“组织了一个民生的哲学”，这个哲学可以从两部分来看，“一部是《中庸》，是他的原理论。一部是《大学》，是他的方法论”，孔子思想也可称作“社会连带责任主义”。进而提出，孙中山“实在是孔子之后中国道德文化上继往开来的大圣”。戴季陶从与孙中山“互助论”相矛盾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的“生存竞争”论出发，认为人类生存的欲望“都有独占性和排他性，同时也具有统一性和支配性”。以此反对唯物史观、社会革命论的阶级斗争学说。
戴季陶的论著除上面所提之外，还有《青年之路》、《日本论》、《学札录》、《东方民族与东方文化》、《中国文化在世界之地位及其价值》等，后人编有《戴季陶先生文存》。

戴望舒：(公元1905～1950年)，原名戴梦鸥；浙江杭县人。著名现代诗人。
1928年后成为水沫社和其后的《现代》杂志的作者之一，创作现代派诗歌，是中国“现代派”诗歌的重要代表人物。
1941年底香港沦陷，被日寇以抗日罪名下狱，在狱中保持了民族气节，次年春被营救出狱。1950年因病逝世。
诗集有《我底记忆》、《望舒草》、《望舒诗稿》和《灾难的岁月》。早期诗歌多写个人的孤寂心境，感伤气息较重，因受西方象征派的影响，意象朦胧、含蓄。后期诗歌表现了热爱祖国、憎恨侵略者的强烈感情。
具代表性的诗有：《雨巷》《我思想》《寒风中闻声》《偶成》《无题》《我用残损的手掌》《在天晴了的时候》《烦忧》。

戴克敏：(公元1905～1932年)，湖北黄安上戴家湾人(今湖北红安)。著名红军高级将领，黄麻起义和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创建人和领导人之一，无产阶级革命烈士。
曾任中国工农革命军鄂东军党代表、中国工农革命军第七军党代表、中国工农革命军第七军团第十一军第三十一师党代表、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五军第七十五师政治委员等职。
1925年在湖北省立笫一师范读书的戴克敏，在董必武的直接教育下走上了革命的道路，并于这年4月3日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7年3月，入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6月被党派回黄安，负责指挥和领导全县的军事斗争。
中共“八七”会议后，戴克敏参与领导了黄安“九月暴动”和“黄麻起义”，并一直担任中国工农革命军鄂东军党代表，和吴光浩、曹学楷一起带领革命军转战鄂东北，打破了国民党反动派的多次围剿。
1930年春，当选为中共鄂豫皖特委委员，同年4月任红一军一师政治委员，与师长徐向前转战于鄂豫皖地区。
1932年7月被张国焘在“肃反”运动中杀害，后在中共“七大”上平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后被追认为革命烈士。

戴文彬：(公元1909～1982年)，湖南浏阳人。著名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少将。
1929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1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同年由团转入中国共产党。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湘东独立师第三团排长、连指导员，红八军第二十七师第六十四团代政治委员，湘赣军区第二兵站政治委员，红二军团第六师政治部组织科科长，政治部副主任、主任。参加了湘赣、湘鄂川黔苏区反“围剿”和举世闻名的两万五千里长征。
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第一二○师独立第一支队政治委员，独立第二旅政治部副主任，独立第一旅政治部副主任，第一二○师卫生部政治委员。
解放战争时期，任东北民主联军后方卫生部部长兼政治委员，东北民主联军总卫生部政治部主任，东北军区卫生部政治部主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东北军区卫生部政治委员，沈阳军区后勤部副政治委员。
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获一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
1982年11月28日因病在长沙逝世，终年七十三岁。

戴正华：(公元1910～1966年)，安徽肥东湖滨乡六家畈人。著名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少将。
1931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1921年去上海考入南洋专门学校学医，积极参加“五卅”运动。1925年毕业后，先后任黄埔军官学校军医，广东国民党总兵站医院内科主任，国民政府陆军第四十四军卫生队队长和第五十六师少校军医。1931年蒋中正纠集二十万兵力对中央根据地进行第二次“围剿”，戴正华所在的国民党军第五十六师被红军歼灭三个团，他被红军解放，便毅然断绝与国民党的关系，参加红三军团任军医。面对敌军的不断“围剿”和严密封锁，红军伤病员增多，医疗条件低劣。他同其他医护人员一起，自制手术刀、剪子、镊子等医疗器械和药品，抢救伤病员。1932年春，他在根据地的永新县黄岗医院，一面克服困难治疗伤病员，一面办起医训班，自编教材讲课，培养医护人才。他懂几国语言，凡从战场缴获的进口药品，别人看不懂的，他都能一一译出，使药品得以使用。1933年9月任湘赣军区司令部医务主任，次年1月跟随萧克、王震指挥的红军第十七师北出南浔，1934年10月任六军团卫生部部长，随部队北上抗日，参加了举世闻名的两万五千里长征。红军到达陕北后，任中央红军总卫生部医务主任。
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第一一五师卫生部部长，军委总卫生部主任，为了加强第一二○师的卫生工作，1940年任八路军第一二○师卫生部政治委员，从延安率领一支医疗队爬山涉水，迂迴绕道，冲破日军的封锁线，辗转一个多月到达晋西北的根据地后，在河家川创办第一二○师医院，治愈了一大批抗日负伤将士。后任任军委总卫生部医政科科长。
解放战争时期，任晋察冀军区卫生部副部长，晋察冀军区后勤部参谋长，东北军区卫生部卫生主任等职。致力于军队卫生干部队伍的培养和医疗事业的建设，卓有成效。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东北军区后勤部部长，为支持抗美援朝战争，曾多次率领医务人员志愿入朝，及时研究解决了志愿军后勤卫生部门工作中的许多困难，为保障志愿军将士的健康作出贡献。1952年12月调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卫生部副部长。1960年因病离休。
1955年9月被授予少将军衔。荣获二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
1966年6月22日因患直肠癌在北京逝世，终年六十五岁。

戴克林：(公元1913～1990年)，原名戴道驹，湖北黄安人(今湖北红安)。著名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少将。
1928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9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0年由团转入中国共产党。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少先队大队长，红四方面军第九军第二十七师八团宣传队队长，第二十七师卫生队队长，第八十团连政治指导员、连长，第八十一团副营长。参加了举世闻名的两万五千里长征。
抗日战争时期，任新四军第三支队第六团连长，第三支队司令部侦察参谋，挺进纵队第一支队支队长，新四军第一师一旅四科科长，江都独立团参谋长，第一旅第二团团长。
解放战争时期，任山东野战军第一纵队第二旅第五团团长，华东野战军第一纵队第二师第六团团长，师参谋长，第三野战军第二十军第五十九师副师长、师长。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1950年参加抗美援朝作战，任中国人民志愿军第二十军第五十九师师长，参加了第二、五次战役和朝鲜东海岸反登陆防御。回国后，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十军第五十九师师长，第二十军副军长，安徽省军区参谋长，工程纵队司令员。1961年毕业于高等军事学院，任浙江省军区副司令员。是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
1955年被授予大校军衔，1964年晋升为少将军衔。荣获三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二级解放勋章。荣获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二级国旗勋章。1988年7月被中央军委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
1990年1月18日因病在北京逝世，终年七十七岁。

戴克明：(公元1915～1986年)，湖北黄安人(今湖北红安)。著名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少将。
1929年参加黄安县赤卫队。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少共黄冈县区委书记，黄安县特务大队大队长，中共光山县委书记。参加了鄂豫皖苏区反“围剿”和坚持了南方三年游击战争。
抗日战争时期，任新四军第四支队电台警卫队队长、支队供给处会计科科长、支队政治部组织科科长，中共伊川县委书记兼独立团政治委员。
解放战争时期，任中原军区第一纵队第八团政治委员。中原突围时，指挥八团抢渡襄河，为主力部队打开通道。八团被国民党军两个整编师包围，他身先士卒，率全团杀出重围，到豫西开辟新的革命根据地，受到纵队通电表扬。后任鄂豫军区潢川军分区四团政治委员，河南军区潢川军分区副司令员，洛阳军分区副司令员。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江西军区宁都分区副政治委员。1955年毕业于军事学院政治系。历任第五步兵学校政治委员，信阳步兵学校校长，湖北省军区副司令员。是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
1955年被授予大校军衔，1964年晋升为少将军衔。荣获二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二级解放勋章。1986年1月21日因病逝世，终年七十一岁。

戴金川：(公元1918～今)，河北高阳人。著名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少将。
193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7年参加八路军。
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第一二○师司令部队列科科长、研究室主任，山西朔县武工大队政治委员。
解放战争时期，任晋绥军区团政治委员，西北野战军第三军第九师副政治委员，第一野战军第一军第七师政治委员。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西北军区第一军第七师政治委员，1953年参加抗美援朝作战，任中国人民志愿军第一军第七师政治委员、第一军政治部主任，志愿军后勤部政治部主任、副政治委员。回国后，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医学院副政治委员，总后勤部政治部副主任，后勤学院院长，总后勤部政治部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
1955年被授予大校军衔，1964年晋升为少将军衔。荣获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二级解放勋章。荣获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二级国旗勋章、二级自由独立勋章。由于他在文化大革命中犯有错误，未能获得功勋荣誉章。

戴润生：(公元1916～今)，江西吉水人。著名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少将。
1930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1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2年由团转入中国共产党。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军学校政治营青年干事，公略步兵学校政治指导员，军委干部团俱乐部主任、连政治指导员，红一军团保卫局政治指导员、巡视员，第四师第十团政治委员。参加了举世闻名的两万五千里长征。
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第三四三旅第六八六团营政治教导员、政治处副主任，独立旅第一团政治委员，黄河支队、教导第4旅团政治委员、旅政治部主任，冀鲁豫军区第十一军分区政治部主任、军分区副政治委员。
解放战争时期，任晋冀鲁豫野战军第二旅政治委员、旅长，第二野战军第十六军、第十七军副政治委员。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军事学院训练部副部长、部长，军政治委员，国防部第七研究院政治委员，军事电讯工程学院院长，海军东海舰队政治委员、顾问组组长。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五届全国委员会委员。
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获二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1988年7月被中央军委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

戴学江：(公元1930～今)，江苏靖江人。著名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上将。
1946年9月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1947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解放战争时期，历任华东野战军第四纵队第十师第二十八团营文化教员，第三野战军第二十三军第六十七师第一九九团政治处技术书记。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师政治部秘书。1952年参加抗美援朝作战，任中国人民志愿军营副政治教导员、营政治教导员。回国后，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十三军政治部组织处助理员，沈阳军区政治部组织部科长、副部长，师政治委员，陆军第二十三军政治部主任、军政治委员。1985年起任沈阳军区政治部副主任、主任，军区副政治委员。1992年11月～1995年7月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科学技术工业委员会政治委员。
1988年9月被授予少将军衔，1990年7月晋升为中将军衔，1994年晋升为上将军衔。

戴怡芳：(公元1940～2001年)，河北东光人。著名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中将。
1960年考入河北大学，1961年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196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历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士、文书、班长、排长、参谋、股长、团副参谋长、副团长等职。1979年调军事科学院工作，历任战役战术研究部副团职、正团职研究员，第三研究室副主任、主任，科研指导部副部长、部长，军事科学院副院长等职。在部队工作期间，刻苦钻研战术技术，积极探索部队建设规律，为提高部队训练水平做出了显著成绩。在军事科学院工作期间，参加过战斗条令、教令的编写、实验、修改和定稿工作。组织编撰的一批研究报告和理论专著，获得了军事科学院科研成果奖。先后组织领导了全军军事科研工作“九五”计划的编制工作，组织召开了第四次全军军事科研工作大会，主持了军事学学科调查，组织领导了一系列重大现实课题研究。认真贯彻新时期军事战略方针，在组织领导战略、作战、外军和军事运筹研究工作，特别是在高技术条件下作战研究中，倾注了大量心血。丰硕的军事科研成果为繁荣和发展中国军事科学做出了贡献。
1994年由大校军衔晋升为少将军衔，1999年晋升为中将军衔。
2001年1月15日因病在北京逝世，终年六十一岁。

戴炳南：(公元？～1949年)，著名中国国民革命军陆军上将。
1948年9月22日晋升陆军少将军衔，晋升陆军中将军衔的时间待考。
1949年4月24日在太原与人民解放军对阵中被俘，时任国民革命军第三十军军长，1949年7月8日在太原被人民政府枪决。追赠为陆军上将军衔。

戴伯特：(生卒年待考)，著名中国国民革命军二级陆军上将。
2004年5月1日晋升二级陆军上将军衔，担任台湾省陆军第六军团司令、联合勤务总司令、军事情报局局长等职。

戴安澜：(公元？～1943年)，号海鸥，安徽人，著名中国国民革命军党陆军中将，抗日名将。
抗日战争期间，先后参加过台儿庄、武汉、昆仑关等著名战役。
1942年随中国远征军入缅对日作战。同固一役，戴安澜率领第二○○师抗击五倍于己之日寇，以伤亡八百勇士的代价，歼灭了日寇五千有余，书写了抗战史上光辉的一页，此役后日寇沮丧地承认：“同固之战是缅战中最艰苦的战斗之一”。
后在缅甸因受伤不治而殉国，终年三十八岁。
1943年4月1日在广西省全州香山寺隆重举行国葬仪式，由民国政府特派代表李济深主持，国共两党领导人纷纷书赠挽诗、挽词和挽联。
戴　笠：(公元1896～1946年)，字雨农，浙江江山人。著名中国国民革命军陆军中将，国民党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局长(简称军统局)。
戴笠于1926年考入黄埔军校，同年夏天肄业，随军北上，充任蒋中正的侍从副官。
1927年蒋中正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戴笠出任蒋中正的三军总司令部联络参谋，开始组织进行情报活动。
1930年起，他发起建立了国民党第一个特务组织调查通讯小组。1932年任国民党中华民族复兴社特务处处长。
抗日战争爆发后，戴笠与杜月笙创建江浙行动委员会。1938年任军统局副局长，为主要负责人。他积极在海内外扩充特务组织，残酷镇压共产党人、进步人士和爱国学生，破坏抗日根据地建设；但他同时又积极收集日伪情报，刺杀汉奸，对日伪施行恐怖活动，对打击日寇和汉奸起了一定作用。1940年起，戴笠兼任财政部缉私总署署长、战时货物运输管理局局长。1943年任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主任。1945年当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
抗日战争胜利后，戴笠积极推行蒋中正的反共内战政策。
1946年3月17日下午2:00在上海龙华机场，国民党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上海办事处参谋长李崇诗，带着自己的两个亲信，少将特务邓宝光，王一心，冒着大雨准时来到龙华机场。他奉命要在这里迎接来自北平的一位重要人物，同时也是他们的顶头上司，国民党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局长，人称戴老板的戴笠。
然而，一个多小时过去了，依然迟迟不见戴笠专机的到来，李崇诗开始焦急不安起来，如果按时间计算，专机早就应该到达，为什么到现在迟迟不见踪影？李崇诗心中越来越预感到一种不详的征兆，那个素来行踪诡异的戴老板，此时此刻，到底在哪里呢？
戴笠，原名戴雨农，1897年出生于浙江江山县一个普通家庭。1913年，年仅十六岁的戴笠第一次来到了素有国际冒险家乐园之称的上海，开始了他生命中第一次赌注。终日浪迹在鱼龙混杂的上海滩十里洋场，精于心计的戴笠，竟然与上海滩名流杜月笙成了结拜兄弟，戴笠也正是由此，结识了一位日后中国政治舞台上的重要人物蒋中正。
1928年，已经在上海站稳脚跟的戴笠却悄悄离开，毅然南下广州，成为黄埔军校第六期学生，此时黄埔军校的校长，正是昔日上海滩的旧交蒋中正。戴笠的命运也从此青云直上，成为民国年间中国政治舞台上的风云人物。
1927年底，由于国民党内讧，蒋中正被迫第一次下台，当时很多人认为蒋中正完了，但是这个戴笠，对蒋中正始终抱有信心，所以蒋中正下台期间，他还是很勤快地为蒋中正做一些情报工作。
戴笠的确极富远见，他的政治投资也的确放对了地方。下野后短短不到一年，蒋中正再度复出。重新回归政坛的蒋中正，从失败的经历中，深感特务工作的必要。他决定成立一个特务机构来对抗所有与之敌对的势力，那么，谁来作这支特务队伍的统帅呢？蒋中正想到了危难时期一直追随左右的戴笠。
蒋中正有几个候选人，但在面谈的时候，戴笠的一句话很让他感触，当时戴笠说，这可是提着脑袋干的活，我随时准备牺牲，蒋中正说为什么，戴笠当时说，这个活干好了，敌人会把我干掉，要是干不好这个工作你会把我干掉。
经过多次的考察试探，蒋中正觉得，戴笠对自己的确是忠心不二，而且富有胆大冒险的精神，所以倍加重用。戴笠顺利当上了国民党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局长，这个位置可以说是戴笠人生最关键的转折点，戴笠也正是从此，一步步开始了让他自己引以为豪却让国人深恶痛绝的特务生涯。
抗战初期，由于对敌斗争和抗日战争的需要，所以要扩大特务组织，所以在国民党军事委员会下面设立一个调查统计局，简称军统，赫赫有名的军统，就由戴笠担任了常务副局长。由于这个局长贺耀祖是挂名的，所以军统的日常工作都是戴笠来做。
1946年3月17日下午4:00，重庆军统总部突然接到上海发来的一封绝密电报：“戴笠和他的专机神秘失踪”，当时毛人凤，军统少将秘书，戴笠指定的留守军统总部负责人，接到电报后，毛人凤知道此事非同小可，他马上命令重庆电讯总台向上海、青岛、南京等地的军统特务发出紧急指令，尽全力寻找戴笠和他专机的下落。从3月17日下午4:00到3月18日凌晨，找了整整十几个小时，但是连戴笠的影子也没有找到，戴笠真的失踪了。
1946年3月18日清晨，天刚蒙蒙亮，一夜没睡的毛人凤，急匆匆地来到蒋中正官邸，他必须把这个重大的变故及时报告。从睡梦中被惊醒的蒋中正，他的反映多少让毛人凤有些意外。在听完毛人凤的报告之后，蒋中正一改往日大发脾气的常态，平静的竟然连一句话也没说。蒋中正的反常举动，让毛人凤心里更没了底，他深知蒋中正与戴笠之间关系的微妙，所以他并不敢多问。沉默了好一会，蒋中正终于拿起电话，向航空委员会询问飞机的去向。当得知飞机确实神秘失踪后，蒋中正命令毛人凤迅速扩大搜索范围，并且一再强调，“活要见人，死要见尸”。
毛人凤接到蒋中正的命令，丝毫不敢怠慢，他一边布置各地的军统特务扩大范围继续寻找，同时命令空军立刻派出飞机在重庆、青岛、南京、上海之间空中搜索，寻找戴笠和那架失踪的飞机。
蒋中正当时为什么会说出这么一句话了，实际上是可以理解的，因为蒋中正在准备内战，要是戴笠真的死了，这对国民党的军事是极为不利的，但是，蒋中正最担心的结果可能是，怕戴笠落到共产党手里，因为当时在南京的四周，共产党的根据地有许多，所以戴笠无论是主动地投奔共产党，还是被动地迫降在解放区，都对国民党是极为不利的。所有的搜索寻找没有任何结果，蒋中正最为担心的是，作为国民党情报部门核心的戴笠，如果真的到了共产党那边，后果将会有多么严重。对于戴笠的安全生死，蒋中正却并不十分在意。
抗日战争的胜利，让中国的老百姓实实在在的高兴了一回，整个中国似乎即将迎来久违的和平。1945年8月，蒋中正力邀毛泽东到重庆共商“和平建国大事”，国共两党戏剧性地开始了再一次的握手。双方通过共同协商，签定了一个“和平建国”的协议，协议中明确提出，要取消国民党特务机关，实际上，这就等于直接把矛头对准了戴笠统帅下的军统特务组织。
抗战胜利以后，蒋中正被迫做出取消特务组织的决定，这是由多方面原因促成的，一方面抗战胜利以后，和平建国，建立多党联合政府，成为一致的呼声，国共谈判期间，共产党也代表民众提出了这个要求，另一方面国民党内部不同的派别也出于不同的考虑，也要求取消特务组织。因为重庆谈判的提议，打倒特务，撤消特务机关的呼声在全国此起彼伏，戴笠心中第一次感觉到那种莫名的恐惧，那种恐惧并不仅仅来自于全国民众对自己的抗议，还有国民党各派的政敌，此外还有颇有顺水推舟之意的蒋中正。戴笠搞特务组织二十多年，干了好多伤天害理的事，因为他特务组织主要对付反对力量，但是，也有相当的对付国民党内部的异已力量，所以在二十来年的历史当中，制造了很多影响很大的案件，暗杀了杨杏佛、史量才，吉鸿昌等等，所以可想而知，戴笠包括他的特务组织，是千夫所指，得罪的人很多。
一时间，社会上流传着许多关于戴笠将来计划的说法，有些人相信他会度过危险，继续他的特务生涯，有些人则认为他会退休回家孝敬母亲，陪伴家人，还有一种传说认为，他会被送上军事法庭接受审判。众说纷纭，各种关于戴笠去向的猜测，最终随着后来情势的发展没有一种成为现实。
形势的发展，出乎戴笠的预料，虽然他也考虑到国民党蒋中正这种取消特务组织的决定可能是出于无奈，应付舆论。不是蒋中正的本意，所以他采取以不变应万变，拖延时间的办法，刚好抗战胜利以后，这个汉奸案件，敌伪财产案件需要他处理，所以他当时在全国各地巡视检查这些情况。说实在的，蒋中正在当时做出取消特务组织的决定，确实比较高明，第一可以应付舆论，在政治上对自己也有利，第二可以解决军统势力尾大不掉的问题，第三还可以解决戴笠个人实权的问题。此刻，身在北平的戴笠已经可以感觉到，那种隐隐袭来的危机。1946年3月，借解决军统特务组织的问题，蒋中正亲自发电，催促戴笠速回重庆。戴笠心底越发不安，他已经可以猜测到回到重庆后的结局。
几天之内，戴笠连续收到重庆发来的多封电报，搅得戴笠实在有些心慌意乱，民众反对的呼声和政敌的暗算，戴笠心中其实并不恐惧，真正令他害怕的是，蒋中正很可能会亲自下手来收拾自己。平日踌躇满志的戴笠，此刻似乎跌入出山以来最困难的境地。1946年3月16日，戴笠已经准备最后一博。3月16日，戴笠从北平乘专机出发，不过，目的地不是重庆，而是来到了青岛沧口机场。此刻的戴笠，已根本无暇顾忌蒋中正的命令，他首先必须考虑的是自己的身家安全，他必须为自己的未来作充分的安排。
戴笠为什么不顾蒋中正要他尽快去重庆的命令，先去了青岛，两个原因，第一个戴笠深知蒋中正迟早要打内战，内战需要美国海军第七舰队的帮助，运兵、抢占战略要地，交通要道，要是利用个人关系做成这件事情了，戴笠觉的蒋中正可能会改变看法，也就是说，做最后的努力。第二个原因，要是戴笠真的干不成特务头子了，他当时考虑想要当中国的海军司令。
偏偏不巧的是，戴笠在青岛要见的美国客人已于当日飞往上海，戴笠扑空了。戴笠决定在青岛休息一夜，与此同时，戴笠给上海的军统参谋长李崇诗发电报，叫他次日下午2:00赶到上海龙华机场接机。
1946年3月17日上午11:45，戴笠踏上青岛沧口机场飞往上海的飞机。此时此刻的戴笠，的确运气有些不佳，飞机刚刚从青岛起飞，天气就开始变坏。不久，通讯员接到了上海机场发来的消息，因为大雨，飞机无法在上海机场降落，戴笠无奈，只好临时决定，改飞南京。
下午1:06，戴笠的专机飞抵南京上空。然而，南京依然是乌云密布，雷电交加，大雨如注，飞机在南京也无法降落。1:13，南京机场突然收到一条自称是“222号飞机正在降落”的神秘电讯后，便再无音讯了。3月19日凌晨，神秘失踪两天两夜的戴笠专机，终于在南京岱山被发现。
经过辛苦地寻访，军统终于发现，在南京附近江宁县板桥镇附近的一座小山上面有一架失事的飞机，这个山海拔只有两百米，军统一帮人马赶到现场以后，现状可以说残不忍睹，飞机、物品、尸骸散乱的分布在半径百米的范围之内，烧得地面目全非，但是通过验证，可以确定这架飞机就是戴笠乘坐的飞机。
戴笠专机坠毁南京岱山，紧急电报迅速发到重庆军统总部，毛人凤得到消息，再一次赶到蒋中正官邸，把戴笠的死讯禀告蒋中正。然而，此时此刻的蒋中正，却依然显得异常平静，好象戴笠最终的结局，早已是他预料之中的事。机毁人亡，几天来让蒋中正牵肠挂肚担心的事，终于尘埃落定。过了良久，蒋中正终于吐出了一句话，“戴笠生也为国家，死也为国家”。
1946年3月21日，国民党《中央日报》、《大公报》、《申报》等多家报纸同时刊出了一条震惊中国的特大消息！国民党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局长戴笠，乘坐222号专机从青岛飞往上海途中，在南京上空因遇大雨，飞机撞山坠毁，戴笠及机上人员共十三人全部遇难：戴笠(国民党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局长、陆军少将)、龚仙舫(军统局秘书兼人事处长、陆军少将)、金玉波(军统局专员、帮会工作专家)、徐焱(副官)、马佩衡(英文秘书)、黄顺柏(戴笠好友)、曹纪华、何启义(保镖)、冯振忠(上尉飞行员、正飞机师)、张远仁(中尉飞行员、副飞机师)、熊冲(少尉飞行员)、李齐(通讯员)、李开慈(机工长)。
在媒体的对外报道中，明确指出，因为恶劣天气原因影响，戴笠死于飞机失事，但是在民间，却存在各种各样的传闻，很多人对戴笠的死因表示怀疑。
在今天的中国航空博物馆有一架美制DC-47飞机，戴笠当年乘坐的就是这样一架飞机，因为不敌风雨雷电，最终导致机毁人亡。事情的真相真的象媒体对外报道的那样吗？长期从事飞机疲劳和防护研究的空军高级工程师齐贤德上校，结合自己多年的经验讲述了他的个人看法：“一般来讲，不会发生这种情况，一个就是当时的飞机已经具备了在恶劣气象条件下的飞行，另外一个那就是事先地面的调度，包括地面的指挥，告诉飞行员如何避免在复杂条件下的飞行，如何在复杂条件下起飞或着落。”
那么，到底天气恶劣到什么程度，才能导致DC-47飞机的坠毁呢？“气候恶劣天气导致飞机坠毁，有几个方面的因素，雷击或者叫电击，在雷爆云附近飞行，或在穿越雷爆云的时候，可能会遭至于雷电或者静电的打击，那么这样会造成设备的损坏，无线电通讯系统的损坏，或者造成飞行员生理的损伤，这些问题严重的时候，会导致飞机的坠毁。”
但是问题是，飞机在青岛起飞前，戴笠就叫飞行员多加了油，戴笠当时就有因天气不好，飞往其他地方的思想准备。如果当时南京上空有雷爆云，戴笠不可能不顾安全，强行叫飞行员穿越雷爆云区。“飞机带有很多油，如果南京天气不好的话，他可以转场到别的地方去着落，它不会在南京复杂的气象条件下强行着落，所以这也是我们认为不是天气原因造成的一个依据之一。”
如果不是天气恶劣造成的原因，那么会不会是因为驾驶操作失误，从而导至戴笠乘坐的飞机坠毁呢？“应该讲，驾驶专机的飞行员都是经过严格筛选的，具备各种气候条件下飞行的能力，那么这种飞行员应该说，在一般情况下，不会发生操作失误，导致飞机坠毁的情况。”
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国民党飞行员训练应该是比较充分的，因为他们很多飞行员都是送到美国全面培训的。如果排除掉天气和飞行员的原因，那么有没有可能是因为DC-47飞机本身的性能故障，而最终造成戴笠的机毁人亡呢？C-47飞机是美国道格拉斯公司生产的DC-3的改进型，DC-3是种民用运输机，也可以做为客机来使用。自1946年，DC-47飞机有了歧视多种改进型，一共生产了一万九百二十八架，是历史上生产制造最多，使用范围最广的运输机。第二次世界大战初期，美国为了在战场上运用这个运输机，那么就把它进行了改进，取名叫C-47，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欧州盟军的主要运输机，那么它的质量应该是当时世界一流的，包括它的机体，它的发动机，它的无线电通讯系统等等，都是世界一流的，所以从飞机的本身来说，那么应该说是很好的。
如果把天气恶劣，飞行员的驾驶技术，飞机的性能，这些所有的客观原因都排除在外，那么又会是什么原因，导致了DC-47飞机的坠毁呢？也许正象很多人猜测的那样，戴笠的死亡并非简单的飞行事故，而是有人谋杀。
戴笠长期从事特务工作，杀人无数，仇家遍及天下，想杀戴笠的人大有人在！那么究竟是谁谋杀了戴笠？是谁有这么大的本事制造了这起天衣无缝的坠机阴谋？又是谁把这场弥天大案掩盖得如此巧妙呢？
1946年3月，一封封电报接二连三从重庆国民党调查统计局电讯总台发往北平，蒋中正一再督促躲在北平的戴笠速回重庆，参加由他亲自主持召开的撤消军统特务组织的重要会议。心存顾忌的戴笠，心中愈发忐忑不安，他不敢应答蒋中正的再三催促，而是乘专机飞往青岛，继而转道上海，不知是运气不佳，还是气数已尽，戴笠专机在途中遭遇风雨，最终在南京戴山坠毁。
因天气恶劣导致飞机坠毁摔死，戴笠的死因似乎已有定论，但是没过多久，各种各样的猜测却越来越多，戴笠的死因变的越发扑朔迷离。如果把天气恶劣，飞行员的驾驶技术，飞机的性能，这些所有的客观原因都排除在外，那么又会是什么原因，导致了DC-47飞机的坠毁呢？也许正象很多人猜测的那样，戴笠的死亡并非简单的事故，而是有人谋杀。那么，究竟又是谁谋杀了这个素以暗杀闻名的戴老板呢？
最有机会下手谋杀戴笠的是他的随行人员，那么在飞机上的随行人员，有他的手下军统的官员，有他的保镖，有他的翻译，还有他的好朋友。那些人跟戴笠的关系非常好，他们没有什么仇恨，更不至于要去同归于尽。掀开民国特工史，戴笠绝对是一个非常引人注目的人物。关于他的神秘的死因，更是无数研究者苦心猜测的谜题。北京体育大学副教授吴光远，多年来对戴笠的研究一直抱有浓厚的兴趣。
另外就是机组人员，那么这些机组人员包括，驾驶员、机戒师都是由空军方面来安排，他们都是一些技术的工作人员，他们对政治参与很少，他们没有必要，也不可能和戴笠有什么深仇大恨。
如果机组人员和随行人员都没有谋杀戴笠的可能和动机，那么究竟是谁最有可能，最有机会谋杀戴笠呢？最有可能，最有机会对戴笠下手的是青岛机场的工作人员，因为当时这段时间对于戴笠来讲是失控的，这个飞机是失控的。戴笠平时干的坏事太多，他是杀手，中国头一号政治杀手，那么他可能会得罪了很多人，有很多的仇家千方百计，寻找机会要把戴笠干掉，那么这个时候，对他的仇家来讲，是最好的机会。
青岛机场对戴笠来讲，戴笠是控制不住的，那么这时候他的仇家，还包括他的顶头上司蒋中正，还包括军统内部一些跟他有瓜葛的人。这个时候是最好的下手机会，我个人认为，如果要是谋杀，那么这个时候是最好的，最合适的机会。那个真正的幕后操作者究竟是谁？是谁有这么大的本事制造了这起天衣无缝的坠机阴谋？又是谁把这场弥天大案掩盖得如此巧妙？难道真的象很多人猜测的那样，谋杀戴笠的也许正是他的顶头上司蒋中正。
戴笠和蒋中正两个人的关系，应该说都是很简单的，蒋中正对戴笠的重用，戴笠对蒋中正的忠心不二，言听计从。两个人的矛盾冲突发生在抗战胜利以后，取消国民党特务组织这个时期。蒋中正担心戴笠会采取什么反击的措施，先下手为强，再加上戴笠确实是强力部门的领袖，而且还掌握着军事力量。再加上戴笠又和美国经常私人之间搞关系，这些都是蒋中正不满意的。
戴笠素来行踪诡秘，在公众场合几乎很少露面。他精于心计，极其善于揣摩蒋中正心思，所以蒋中正常把一些棘手、敏感、微妙的问题交给他处理。不可否认，戴笠是蒋中正最能干最信任的心腹，但蒋中正对戴笠却始终心存防范，戴笠至死也不过是个军事委员会下属的调查统计局局长，少将军衔。
蒋戴关系经历了一个相互利用，相互依靠，到最后相互猜忌，甚至相互提防这么一个演变过程。一开始的时候，戴笠追随蒋中正，希望从蒋中正那里得到政治靠山，为自己的飞黄腾达提供一个有利的保护。那么蒋中正想利用戴笠的这种忠心和才干，来维护自己的统治地位，所以说，一开始是相互利用相互依靠，那么到后来，蒋中正发现，戴笠的势力越来越大。
1942年，煞费苦心的戴笠特意邀请蒋中正参加军统特务组织成立十周年纪念大会，戴笠的本意是通过大会，展示军统的庞大实力，从而向蒋中正邀功，然而，戴笠却没想到，结果是适得其反，引来的却是蒋中正对他的猜忌。
戴笠的势力非常大，他的军统特务们，只听戴老板的，不听蒋中正的，任何人都不放在眼里，而这个时候戴笠的队伍，特务它也是军队，它的人数已达到数十万之众，而且青一色美式装备很可怕，所向披靡。那么这个时候，蒋中正很担心养虎遗患，从这时候开始，蒋中正就可能蒙生了干掉戴笠的想法。
蒋中正对戴笠的猜忌，常常让他有一种“鸟尽弓藏”的酸楚之感，未雨绸缪，戴笠不得不为自己的未来做充分的安排。
戴笠他自己也很担心，他知道蒋中正开始对他猜忌了，当时蒋中正派了他的一个诗从叫唐纵，派到军统局做帮办，明为帮办，实际上是监督，戴笠也很担心，所以他有一句话“如果不死在共产党的手里，早晚会死在委员长手中”。死在委员长手里，他也很清楚，蒋中正心理想什么。
戴笠利用各种手段力图改变自己的被动局面，但是他的努力并没有起到明显的效果，随着时局的发展，蒋戴之间的矛盾也越来越凸现出来。蒋中正要应付舆论，要取消特务组织，这样戴笠的去处问题就突显出来了。戴笠为了个人前途，先谋求警政部长这个位置，但是蒋中正没同意，戴笠又想当海军司令，这更引起蒋中正的不满。更何况戴笠利用私人关系去跟美国拉关系，这是个敏感的问题，戴笠的这些动作举措更增加了他对戴笠的猜忌。
除了拥有特务武装数十万人，戴笠还掌控着国民党高层统治集团的黑幕。戴笠呼风唤雨的能量在蒋中正政府中，没有谁能与他相比。而戴笠和美国人的关系，更是蒋中正的一块心病，蒋中正已经无法容忍戴笠在政治上继续扩张下去了。戴笠和美国人的关系，也超过了蒋中正和美国人的关系，而美国人是蒋中正的后台老板，蒋中正在中国要进行统治，他必须借助美国人的物资、军事还有政治力量。那么戴笠在美国人眼里，美国人很看重戴笠的，如果真有一天，戴笠想要成为中国的太上皇，超过蒋中正，那么蒋中正很担心，美国人会支持戴笠。
当蒋中正得知美国人要支持戴笠出任海军司令的消息后，更加恼火，戴笠联合美国人，目标无疑是要来对付自己，此时的蒋中正已经深深感到，戴笠的存在，已经对他构成了严重的威胁。也许是蒋中正怕戴笠在美国人和他之间制造麻烦，于是干脆制造一起天衣无缝的飞机坠毁事故，让戴笠永远地消失，从此断了美国人让戴笠出任海军司令的念头，也解决了戴笠对自己的威胁。这是一种看似非常合理的解释，事情的真相是否如此呢？
戴笠死后，戴笠的儿子多次上书，要求追查谋杀戴笠的凶手，但每次上书都被蒋中正挡了回去。
1949年3月21日，对戴笠死因始终心存怀疑的军统少将特务沈醉，再一次来到岱山飞机坠毁现场，重新调查收集飞机坠毁的情况和寻找现场遗失的东西。这一次，沈醉得到了新的线索，当地老百姓把一支鞘柄已烧毁、但剑体依然寒光闪闪的宝剑交给了沈醉。
这柄宝剑的出现，可以说增加了戴笠死因的一个疑点，这也是当时沈醉等一帮特务所怀疑的，因为这把宝剑有一个相当复杂的故事在里面。这把宝剑究竟属于谁所有？为什么会出现在戴笠的专机上？它的背后到底隐藏了些什么秘密呢？1948年，也就是戴笠死后两年，国民党保密局在一份呈送蒋中正的绝密文件中，指控戴笠是被北平军统站站长马汉三所谋杀。
马汉三这个人在军统里面的名气是很大的，他长期在北方搞情报工作，因为深得戴笠的信任，也干出了一些成绩，所以地位越来越高，担任过兰州工作站站长，宁夏缉私处处长，抗战胜利以后，又被戴笠任命为军统北平站站长。多次受到戴笠提拔重用的马汉三，为什么要恩将仇报谋杀他的顶头上司戴笠呢？
为了躲避面见蒋中正，戴笠不得不借各种名义拖延时间，在全国各城市上空飞来飞去。1946年3月，戴笠来到北平，他特意来到北平第一监狱，提审大名鼎鼎的日本女间谍川岛芳子，戴笠本想通过川岛芳子原来的关系，加强北方特务组织，却没想到，从川岛芳子口中，却说出了一个令戴笠震惊的秘密。在狱中的川岛芳子为了挽救自己的生命，向戴笠交代了一件大事情，说军统北平站站长马汉三在抗战的时候被捕叛变，川岛芳子还说，前不久，马汉三还从他家中搜走了一把九龙宝剑。
川岛芳子提到的宝剑就是沈醉在坠机现场找到的那把宝剑，这把宝剑本来是军阀孙殿英盗窃慈禧墓时得到的宝物，孙殿英本想通过戴笠把宝剑献给蒋中正，但是由于当时战乱，戴笠就托马汉三替他暂时保管。马汉三深知这把九龙宝剑可是无价之宝，所以他想利用战乱的形势，观望一段时间再说，要是情况有所变化的话，他就拥为己有，意想不到的是，1940年，马汉三在张家口活动的时候，被日寇逮捕。
落到日寇特务机关手里，自知必死无疑的马汉三，为了活命，不仅供出了所有知道的情报，而且献出了价值连城的九龙宝剑，马汉三后来被日寇特务机关秘密释放，重新回到国民党军统工作。时刻关注宝剑下落的马汉三，得知宝剑藏在日寇女间谍川岛芳子家里，日寇投降后，马汉三迅速逮捕了川岛芳子，并从她家中搜出了宝剑。
戴笠进一步对马汉三进行了秘密调查，他发现这位一直颇受自己重用的下属，竟然还有贪污的劣迹。此刻的戴笠对马汉三已经心存不满，但是自己既要对付蒋中正，又要和一心要置自己于死地的政敌对抗，同时还要处心积虑与美国人拉上关系，为自己的前途铺路，他实在无法分身来收拾马汉三。经过反复琢磨，戴笠最终想出了一个缓兵之计，而马汉三对此的表现，似乎也颇识时务。
马汉三很聪明，痛快地把宝剑交出了，并且为了迷惑戴笠，也给自己留有退路，他还给戴笠送了好多的金银财宝、古董、字画，其目得就是为了拖延时间，好稳住对方。为了稳住马汉三，戴笠又设一计，故意把自己留给马汉三上司的一封信，托马汉三转交，以表示继续信任马汉三。戴笠估计马汉三将会偷看信的内容，因而在信中露出将重用马汉三的口风，以稳住马汉三。
果然，不出戴笠所料，马汉三偷看了戴笠留给他转交顶头上司的信，但是，马汉三并非等闲之辈，他已经看出戴笠是在放烟幕弹，戴笠早晚要收拾他，他的下场是必死无疑。只有破釜沉舟杀死戴笠，自己才能平安无事。向来飘忽诡秘，神出鬼没，对自己行动路线十分保密的戴笠，为了稳住对方，这一次故意把自己将去青岛的消息透露给马汉三。但是机关算尽的戴笠，至死也不会想到，正是因为这封自认为足以稳住马汉三的信，却最终引来了机毁人亡的灭顶之灾。
3月16日上午，戴笠从北平出发，登机赶往青岛，随行还特意带上了那把价值连城的九龙宝剑。曾经实施过无数次石破天惊暗杀行动的戴笠，此时竟然毫无觉察，死亡的阴影正一
马汉三想对戴笠下手，那么他必须寻找戴笠的弱点，戴笠的弱点，一个致命的弱点，就是风流成性。马汉三就抓住这一点，他就在他身边的工作人员当中，找到了一个非常合适的人选，他的机要秘书，也是军统人员特务刘玉珠，又漂亮又年轻，那么戴笠可能喜欢。那么马汉三就把刘玉珠安排在戴笠身边，照料戴笠的生活，戴笠一看刘玉珠又年轻又漂亮就很喜欢，同时她也是军统的人，戴笠觉得比较可靠，那么也就带着她从北平到天津到青岛。
不巧的是，戴笠在青岛没有遇到他约见的美国客人，于是决定在青岛过夜，次日赶往上海。但是也就是在这一天晚上，刘玉珠奇怪的消失了。但是在青岛上飞机的时候，刘玉珠就没上飞机，就没跟着去，那么这个时候就有人分析了，很有可能刘玉珠在青岛机场上，对222号飞机动了手脚。
事实上，戴笠启程当天的1946年3月17日青岛沧口机场，刘玉珠一大早就悄悄来到机场，以她军统华北督导员的身份作掩护，以检查“安全”为借口，很容易登上了戴笠的专机。乘人不备，刘玉珠迅速将一颗高爆力定时炸弹放在戴笠的专机上。随后，便若无其事地消失在茫茫的晨曦里。3月17日下午，当毛人凤从重庆发来“戴笠和他的专机神秘失踪”的查询电报后，马汉三仍然不敢相信这是真的，一个无比强大的对手终于被自己闪电般一击，打翻在地。
关于戴笠的死因，还存在这样一种说法，戴笠是被美国特工谋杀的。1945年，日本投降后，美国战略情报局探听到，戴笠要对过去所有与日本人合作过的中国人进行一场屠杀大清洗，情报局所有的人都认为，这将是一场没有正义的大流血，必须制止这场屠杀大行动。
美国战略情报局得到戴笠将在青岛住夜的情报后，迅速指示在青岛的美国特工，秘密在戴笠乘坐的专机气压计的保险丝上做了手脚。戴笠坠机摔死后，一位美国间谍用品发明专家认为，戴笠乘坐的飞机里有一种气压计的保险丝被做了手脚，这位美国专家坚信戴笠是这么被谋杀的。
飞机上的保险丝是很多的，比如设备电路系统它有保险丝，那么保险丝失效以后，会导致设备的工作故障，比如应急操纵系统，向起落架，向油箱口盖等等，那么这些要害部门出现问题以后，会对飞机的安全造成一定的影响，但是保险丝本身并不会造成飞机爆炸，那么除非专门安装了特殊的自爆装置。
时至今日，六十年前发生在南京上空的那次神秘的坠机事件，还流传着各种各样的版本和说法。造成DC-47飞机坠毁的真正原因，至今仍然是个未解的悬案，关于那个素以暗杀闻名的军统巨头戴笠的真正死因，至今仍然没有定论。
戴笠死后，蒋中正并没有撤消军统特务组织，只是把国民党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改名为保密局。1948年9月，马汉三、刘玉珠在南京被秘密处死，罪名是贪污而不是谋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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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　戟：(公元？～1942年)，著名中国国民革命军陆军中将，淞沪战区警备司令官，抗日名将。
数九寒冬，天寒地冻。上海北新泾的淞沪警备司令部。屋内，一个国字脸的彪形大汉身著军装，锁著眉头，不停地踱步抽烟。军靴发出喀吧喀吧的响声，使寂静的冬夜显得更加幽长、静谧。他，就是刚上任不到一个月的淞沪警备司令戴戟。
是时，1932年1月27日，上海的形势已非常严峻，日寇不断增兵上海，并连续进行挑衅，制造日僧及浪人殴打中国工人、火烧三友实业社和戳死捅伤华捕的事件，而日本领事竟然向上海市政府提出正式向日道歉、惩办“凶手”、抚恤已死日人、赔偿伤者医疗费、取缔一切抗日运动和抗日团体等无理要求。作为警备司令，他必须有应对之策。
戴戟从参军以来就有每日写日记的习惯，即使行军打仗也不例外”。1932年1月27日夜在淞沪警备司令部坐镇的戴戟缓步走到书桌旁，研墨提笔写起了日记。但这一次他却不知道该写些什么，似有千言万语，却又堵得慌。他知道有他在，有蒋光鼐、蔡廷锴在，对日的反击战必将打起来。前几日蒋中正派何应钦来要求十九路军撤退，已被他们断然拒绝。
父亲戴钟秀常对他说：“妇女犹戴戟操矛，况男儿乎。”戴戟在十五岁毕业的前一年，父母在短短的几个月里相继病故，只剩下他和姐姐俩相依为命。为了生计，他便到一姓傅的老板开设的布店当学徒，但傅老板待人苛刻，他每日起早歇晚，洒扫庭院、做工打杂，忙个不停，还不时的受老板责罚。有一天，傅老板让他给人送信，但信却在中途失落了，为了躲避老板处罚，他便独自一人跑到上海参加了学生军，逐渐升任排长、连长、团长、师长。二十年过去了，负起了上海的警备之责。也就在四天前的1月23日中午，他和蒋光鼐、蔡廷锴一起在龙华警备司令部召开营以上干部紧急会议，会上他愤慨地说“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成败何足计，生死何足论，我辈只有尽军人守土御侮的天职，与倭奴决一死战。”
当夜，他给所辖部队打电话说：租界的外国驻军出动布防警戒，日海军陆战队已在虹口公园集中，有向我闸北防线进攻的可能，应严为戒备，防止日寇的侵袭。
1932年1月28日深夜11:30，日寇在闸北天通庵路突然向十九路军翁照垣部发起猛烈进攻，攻势十分凌厉，著名中国国民革命军第十九路军奋起还击，“一二八淞沪抗战”由此开始。
戴戟闻讯，即和蒋光鼐、蔡廷锴踏雪连夜由北新泾赶至设在真如车站附近的临时总指挥部，指挥全军进行反击。并于1月29日向全国各界发出通电：“暴日占我东三省，版图变色，国族垂亡！最近更是在上海杀人放火，浪人四出，世界卑劣凶暴之举动，无所不至。而炮舰纷来，陆战队全数登岸，竟于二十八夜十一时三十分公然在上海闸北侵我防线，向我挑衅。为救国保种而抗日，虽牺牲至一卒一弹，决不退缩，以丧失中华民国军人之人格。第十九路军总指挥蒋光鼐、军长蔡廷锴、淞沪警备司令戴戟叩绝。”
当时戴戟和蒋光鼐等许多将军在激战中都写下了遗书。
从1月28日起，战斗在闸北、江湾、吴淞之间狭小的区域内进行。日寇先后投入十万兵员，配备海陆空优势火力，我方六万余将士，虽装备低劣，但以一当十，顽强抗御著日寇的狂轰滥炸和轮番进攻，扼守著阵地。日寇屡次进攻都遭失败，不得不三易主帅。
与此同时，日本开始在上海市区进行内部瓦解的敌特活动。已连续二十多个小时没合眼的戴戟连夜紧急召开了侦缉队会议。他说：在板桓征四郎的直接授意指使下，女间谍川岛芳子精心密谋，选定上海三友实业社毛巾厂为事端挑起之地，以日莲宗和尚为肇事人，一手制造了有轰动效应的日僧事件，无耻之极，目前敌特又开始活动，必须挫败他们。于是侦缉队日夜侦察，破获了多起日特的案件，逮捕了大批日特、汉奸，稳定了上海的社会秩序。
戴戟还派人清理监狱，释放许多关押的政治犯、地下工作者。有一次，戴戟还赠给一名中共地下工作者一把护身手枪。
3月初，日寇增援部队在浏河登陆，偷袭太仓，迂回包抄淞沪阵地，十九路军处于腹背受敌的境地，而蒋中正又坐视不援，总指挥只得作出把部队撤至常熟、昆山、青阳港第二道防线的决定。
英、法、美等国为了协调他们在华的利益，遏止日本势力的膨胀，由国际联盟进行斡旋，提出要十九路军撤军、中国军队不得在市区十公里范围内驻军、取缔抗日运动等苛刻条件，作为谈判的前提。蒋中正责成戴戟在淞沪停战协定上签字。戴戟得知这一决定，怒火中烧。他忿忿地说：“如是日方认错的和平停战协定，我是同意签字的，但停战协定内有一条‘上海周围二十里内不准中国驻兵’这种丧权辱国的协定，我是坚决拒绝签字的；阿蒋(中正)签字的人多的很，宋子文、何应钦、吴铁城等都是能手，何必要我。”可是命令难违，戴戟与参谋长黄强代表第十九路军出席了淞沪停战协定的签字仪式。
在谈判桌上，他与日方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日寇代表植田谦吉蛮横提出“日军想要在撤退时不受侧面和后方的威胁，因此不得不询问中国军队在苏州河南岸、南市和浦东的驻军情况，如果中方不说明情况，日军就无法撤退。”戴戟义正辞严的说：“中国军队在中国自己的领土上行动完全自由，不受任何外国的限制，日方根本无权过问。所谓日军撤退会受中国军队威胁云云，实乃无稽之谈。试问南市和闸北之间相隔两个租界，何至于威胁到日军的撤退？”植田狡辩说：“中国虽有两个租界，可是不仅大炮可以打过，步枪也可以穿过，怎能没有威胁？”戴戟愤怒地说：“此话岂有此理！因为中国的大炮射程可及，就必须向日军说明中国驻军情况，那么中国飞机飞得更远，难道我们就应该把中国的国防情况告诉你们吗？”驳得植田哑口无言。
戴戟喜欢一个人自斟自饮，而且酒量很大。在当时国民革命军中，戴戟能喝酒是出了名的，当时据说军中无人能敌，但他从不喝酒误事。
第十九路军因在淞沪战役中英勇抗击日寇而名噪海内，但由于违抗了蒋中正的不抵抗命令，蒋决定肢解第十九路军，准备将其三个师分别调到江西、武汉、安徽，后来由于他们力争，才调至福建。“欲报国而无门，欲成仁而不得”，戴戟只得借酒消愁。一天，戴戟又喝了不少酒，当著一个团长的面大发雷霆，斥他治军无方，这位团长就立正站在他面前，静听训斥。最后戴戟愤然掏出左轮手枪，向天空放了两枪。蒋光鼐说，戴戟那时主要是生老蒋的气，为不能正面抗日而气愤。
1937年秋，全面抗战已开始，沿长江一带相继沦陷，安徽省被分割成两片：江北为第五战区管辖，江南为第三战区控制。戴戟这时被委以皖南行署主任之职。他觉得有些失望，因为不能率军浴血沙场，尽军人之责。但因皖南临近前线，可以随时支持抗战，于是他还是怀著革新县治、动员民众抗日的激情来到皖南的屯溪。
当时屯溪的秩序非常混乱，大量难民潮水般涌入市区，粮食、盐等物资极为匮乏，日军又不时进行骚扰空袭，毒、赌、娼等腐化之风屡禁不止。在开明士绅的支持下，戴戟安置来自沦陷区的难民，把上海复旦大学附中、上海法学院、芜湖芜关中学等学校的师生安顿下来，选择新址营建校舍，恢复教学秩序；组织难民从事生产劳动，通过生产自救，数千难民的生活得以维持；筹办了屯溪市民医院，解决皖南缺医少药的状况。
直到如今的皖南地区，特别是屯溪，还经常有百姓提到他。
1942年仲夏的一天，戴戟清车简从，爬山越岭去绩溪荆州。当他翻越竹岭头后，已是傍晚时分，山路荆棘丛生，芭茅盖过头顶，山风阵阵，发出“嘎嘎啦啦”的响声，弯弯曲曲的羊肠小道更让人感到走不到尽头。一行人正急急赶路，忽然发现一只斑斓大虫，盘坐于山路的独木桥头。远远看去，这只大虫两眼闪著金光。抬头看天，日已西沉。前有猛虎挡道，后却无路可绕，怎么办？跟随的卫士看此情景，准备开枪射击，戴戟挥挥手，不让开枪，只见他停下脚步，静观默察。片刻，戴将军拣起一块石头，站起身，向桥下小溪中掷去，那大虫闻声，一个纵跳，朝桥下草丛中跃去。大家无不佩服戴将军的胆识，而戴戟却若无其事的最先走过独木桥。从此以后，荆州一带便传开了老虎给清官让路的佳话。
在荆州，戴戟听说小九华乃地藏王菩萨的修身之地，便决意前往一观。从上胡家村到小九华山有十来里路，戴戟的随从提出要雇一顶竹轿，戴戟笑道：“我本军人，行军打仗尚且不辞，何况只是几里山路。我们大家边走边玩山水，岂非快事。”一行人有说有笑沿著崎岖的羊肠小道，不觉来到铁釜潭。潭面一如明净，镜中鱼鳖清晰可见，鱼大者盈尺，鳖大者瓢盆。左顾关王刀，一峰插天；前瞻一天门，别有乾坤。戴戟不禁脱口而出：“挟电奔雷沉铁釜，流星赶月似关刀，好景致，好景致！”随即脱去衣衫，跃入深潭，畅游其中，足足在水中玩了两个钟头。游罢铁釜潭，来到地藏王菩萨大殿。仰视周围山川，犹如数条游龙，奔突而至。戴戟不禁为这里的灵气吸引，整肃衣冠，虔诚的礼拜了地藏王菩萨。寺僧请戴将军为九华寺题字，他慨然写下“九华名胜一揽收”七个大字，并诗“秀丽江山天造就，宏图伟业后人功。”
当时，由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戴戟四位将军签署的告十九路军全体官兵同志书，这份文告说：“四顾神州，版图变色，皇皇五千年之华冑，将沦为奴隶牛马万劫不复之惨境，是而可忍孰不可忍。我不自救，谁能救我醰……我们为紧急应付起见，只有以我们爱国热血染成我们最后一片光荣的历史。只有把我们殉国精神葬在四万万未死尽的人们心坎里，我们没有回顾，我们不管成败利钝，一刀一枪，死而后已……自由之神已鸣，救死之血正沸，我们不要感觉我们物资不过人，我们要以伟大牺牲精神来战胜一切，我们必定能救中国。哥哥们，弟弟们！冲锋吧！我们要永永远远在血泊中求最后的生存与胜利，我们来高呼：杀！杀！！”

戴之奇：(公元？～1946年)，贵州兴义人，著名中国国民革命军陆军中将，整编第六十九师师长。
1946年12月，著名中国国民革命军整编第六十九师师长戴之奇率数万之众，进犯江苏宿沭解放区，他兵分四路，从宿迁分两路沿海郑、宿新公路向苏北侵犯，企图占领沭阳城和新安镇。
陈毅指挥人民解放军于1946年12月13日至19日，在北起沂河、南至海郑公路、东起来龙、西至马陵山麓，纵横五六十里的平原地，集中了二十四个团的优势兵力，展开了宿北阻击战。在宿北大战中，马陵山的人民积极支前，先后有四十一万民工参加转运伤员和供应粮草、弹药的任务。经过五昼夜的浴血奋战，第六十九师师部及所属二七六团被全部歼灭，师长戴之奇自杀。
该战役击毙、擒俘国民革命军官兵两万一千五百余人，缴获了大量武器弹药，取得了战役的胜利。陈毅司令员当即豪情赋诗一首：“敌到运河曲，聚歼夫何疑？试看峰山下，埋了戴之奇”。
由于胡琏在12月13日受到整编六十九师师长戴之奇的指责，心怀不满，在这次战役中，胡琏坐视整编第六十九师被华东野战军主力围攻而不救，最后直接使戴之奇自杀和第六十九师全军覆没。事后，蒋中正在南京为戴之奇隆重发哀，却对胡琏无丝毫指责。

戴民权：(公元？～1940年)，河南汝州蟒川乡戴湾人，著名中国国民革命军陆军中将，豫南游击第五纵队司令，抗日名将。
戴民权在驻守河南潢川、固始时，邓廷元、金北等一班曲剧艺人到潢川、固始演曲剧，受到当局的干涉。戴民权知道后，赐给剧团数张名片，作为到机关团体演出的介绍信，使这班人通行无阻。1934年，戴民权率部驻福建沙县，把曲剧也带到了福建。若非此种缘由，恐拍曲剧未必能远行至福建。
1940年5月在河南遂平抗日战场上阵亡。

戴　岳：(公元1888～1971年)，原名哲人，字希鹏，湖南新邵人，著名中国国民革命军陆军中将，第二军第六师师长。
保定军校第一期陆军大学特别班第三期毕业。
1926年任国民革命军第二军第六师师长，1933年任第四十六师师长，第二十七军副军长。
抗战期间任军委会中将参议，湖南保安司令。
1946年7月31日退役，回乡闲居。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后，戴岳出任湖南省军政委员会顾问，省政协委员。
1971年在长沙病逝，终年八十四岁。

戴嗣夏：(公元？～1951年)，著名中国国民革命军陆军中将，第四师师长。
戴嗣夏原为中央军校教导总队第四十六师师长，此后即调军政系统。
抗战时累官到军训部东南区督训处中将处长，1946年3月退役。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后，戴嗣夏在1951年4月的镇反运动中被枪决。

戴诗炜：(生卒年待考)，著名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少将，海军政治学院院长。
戴伍玉：(生卒年待考)，著名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少将，空军西安基地副司令员。
戴鸿生：(生卒年待考)，著名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少将，桂林空军学院院长。
戴　涛：(生卒年待考)，著名中国国民革命军陆军少将，整编第一军一师一旅副旅长兼参谋长。
戴戎光：(生卒年待考)，著名中国国民革命军陆军少将，江阴要塞司令兼江防司令。
戴　文：(生卒年待考)，著名中国国民革命军陆军少将，湘西纵队司令兼邵阳城防司令。
戴宏声：(生卒年待考)，著名中国国民革命军陆军少将，台湾省陆军总司令部陆勤部保修处处长。
戴端彪：(生卒年待考)，著名中国国民革命军陆军少将，台湾省澎湖列岛防卫司令部参谋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