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退两难的文化步履——综观四版《赵氏孤儿》

赵鞅

进退两难的文化步履
　　——综观四版《赵氏孤儿》
　　
　　李伟（载《东方早报》）
　　
　　被王国维誉为“列之于世界大悲剧中，亦无愧色”的元代杂剧《赵氏孤儿》，因为曾被法国文豪伏尔泰改编过，所以一下子在“中法文化年”中被炒得沸沸扬扬。戏剧界从2003年到2005年竟连续推出了四种不同的版本。这四个版本当然是各自努力出新，综观这种努力的结果，我们可以看出当前文化的某种状态。
　　纪君祥的原著弘扬忠义精神、突出复仇主题有其明显的现实指向，那就是，面对元蒙少数民族入主中原、汉族文化惨遭破坏的情势，他要号召天下所有有文化良知的赵宋遗民奋起捍卫处于倒悬之中的文化血脉。所以该剧之中“赵氏孤儿”不仅仅是赵宋王朝的隐喻，更是文化血脉的象征。而忠义之士仅为一忠良之后前仆后继正体现了深受南宋理学影响的士人所应有的舍生取义的精神风貌，孤儿长大以后必然要复仇也反映了当时南宋遗民的普遍心态。
　　今天我们来改编这个题材当然就必须重新审视忠义精神和复仇主题这两个核心问题，而对这两个问题的回答必然折射着我们的文化态度。林兆华和田沁鑫的两个话剧版是力求解构、颠覆、创新的。林版强调了“春秋无义战”，赵家和屠岸贾都只是权力斗争中的对手而已，本无所谓忠奸善恶之别，这样，程婴等的救孤行动就失去了“公益”价值，而最多只有“私谊”存焉，但“私谊”是不可能激起人们强烈的献身精神的。所以林版的内在张力是不够的。它在解构“忠义”话语的同时也就消解了“复仇”的意义。最后，孤儿当然是不复仇了：“你们死那么多人，跟我有什么关系？”一副无赖的口吻。田版则强调了“孤儿”之“孤”：孤苦无依，漂泊不定，无家可归。他知道了自己的身世后，在血亲和养亲之间无所适从，最后索性选择了逃避、逃避了选择。两个父亲老病而死之后，“从此，我是一个孤儿”，这正揭示了全球化语境下现代人文化身份的模糊和价值取向的失重。应该说，这种探索是有意义的，但又是失败的。因为在现实的文化语境下，这两种解构和重构都是浅薄的和不负责任的。在现实社会中，我们若不分善恶实际上就纵容了恶，不辨是非实际上就支持了非，身份模糊就正好成了放弃责任的最佳理由，价值失重正好肆无忌惮地为所欲为，这都是不可取的。它虽然代表了某种倾向，但这种倾向缺乏历史感，无法代表理性的中国人在这个时代里应有的一种文化选择，因而也就无法引起有识之士的深刻共鸣。
　　两个戏曲版恰好相反，都维护了传统的价值。豫剧版突出了“忠义”价值，把程婴所代表的这种传统美德推向了极至，并且从情节设计、唱词处理、情绪铺陈、细节安排等各个环节进一步赋予其舞台上的合理性，把观众带进了800年前的那个人伦世界。加上常香玉的传人们的精彩演绎，这个《程婴救孤》的版本在第七届中国艺术节上获得了很高的评价，在评委会上一致通过获得艺术节最高奖。但回过头来一想，这也正好说明了当今文化保守主义思潮之盛。然而，“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忠义”价值如果没有一个法治成熟的社会环境作依托，那也充其量不过是一个“中看不中用”却有麻醉人的功效的海市蜃楼罢了，它只能成为我们避世的遐想，而绝不能把它当作救世的良方。相比之下，越剧版最差，形式和内容都没有给我们提供什么新的东西。若说有新的东西，则是前所未有地安排了程婴妻子的出场，但这个人物的出场不仅没有给该剧增加深度，反而让许多情节、情感的合理性失去了可能（这可是一个非疯即死的苦命人！）。该剧主题也只是一味强调复仇，复仇一成，万事大吉。孤儿在血亲与养亲之间没有任何犹豫，完全成了一个复仇的工具，这显然是无法让人信服的。越剧本来是不擅长演绎这种刚烈血腥的故事的，真不知它为什么要来凑这份热闹！
　　传统的“忠义”价值、“复仇”意识，我们应该如何取舍？这是《赵氏孤儿》的当代改编所需要回答的问题。而在现有的四个改编本中，我们看到的是一种进退两难的窘境：创新，创新不了；守旧，守旧不成。这应该说正是当前文化取向的困境在戏剧上的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