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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7-10-29 13:33: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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糊涂地竟然把肩周炎治好了。
松山钢铁厂为我买了两间旧房。地点在通往林区的窄轨铁路车站附近山坡上。节后，全家搬迁到松江河居住。爱华被县知青办抽调到县劳动局、财政局帮助临时工作一段时间后，分配到交通比较方便一点的仙人桥附近的大营公社小学当教员。爱军、建华到林业局中学读书。建东、建宏在松江河镇的小学上学。
一九七二年春节前，老家来信：母亲病重。我和淑端心急火燎，归心似箭，买了些蜂王浆、红白人参、冬菇木耳等林区特产，嘱咐放寒假在家的爱华看管爱军和建东。我们夫妻二人带着建华、建宏，急匆匆回归远在渤海湾的故乡。
看到远方的儿孙风尘仆仆地回到身边，母亲因病痛而折磨得苍白的脸上泛出一丝笑容。老人家惦记着留在大山深处看家的孙子、孙女，催我和淑端早些回去。族里人得知我在关东吃苦受罪，纷纷送来家乡的特产，大米、虾皮、干麻蚶子等食物。柳树瞿阝拿来家织的粗布、家种的棉花。等。
亲人亲情、乡音乡情，时刻牵挂着他乡游子的心。回到松江河，我买了五对木箱，用火车给乡亲们托运回去。又请矿里的木工给自己家做了一个粮食柜、一对方凳、一个小饭桌。雇镇里的木匠做了一对花曲柳衣箱。这些都成了我的传家宝。
四月间，矿上见我家住得拥挤，分给三间住房，地点在镇子里，孩子们上学方便多了。邻居小伙子姓潘，是林业局开小火车的司机，夫妻俩老实厚道，膝下有一子一女。两家人相处很好。
一九七二年九月，通钢板石沟铁矿被列入冶金部和吉林省的重点建设项目。冶金部建议将我由农村调回来抓矿山建设。当时，地方兴办的“五小”企业因资金、管理等原因大都亏损，纷纷停办。我走后，松山铁矿和钢铁厂也随着“五小”热潮的降温而停办。
火山寻宝的足迹沿着长白山脉延伸，转移到浑江岸边、青松岭下。
47、青松岭下灾难重重
通化钢铁厂，建设初期命名为红石钢厂。一九五八年大跃进时开始建设，没建矿山就先建起高炉，没有矿山提供原料，就象一个嗷嗷待哺的孩子，自从降生就没有奶吃。
建钢厂的同年，在浑江岸边、青松岭下的板石沟发现了铁矿，省冶金局批准划归红石钢厂。实行“四边”， “四先”生产建设方针。即边勘探、边设计、边建设、边生产。以及先富后贫、先近后远、先浅后深、先易后难。到了一九六二年国民经济调整时，铁矿被迫停产。一九六五年，为了加强东北“小三线”建设，恢复了生产建设，曾命名为红石钢厂青松铁矿。
一九七Ο年在通钢会战指挥部领导下开始大会战。一九七一年省冶金局批准，按年产二百万吨铁矿石的规模进行建设，并列入省和冶金部的重点建设项目，由鞍山黑色冶金设计院负责设计。
一九七二年九月，省冶金局决定：调我到板石沟铁矿负责矿山建设工作。我由农村调回。到通钢报到时，党委书记石豁说我现在还没有彻底平反，不能参加常委，作用不好发挥。让我先到大栗子铁矿。并说：栗矿军代表邱政委很好合作，正副主任张立业、王英生都是文革挨整后刚解放不久的老同志。”于是通钢任命我为大栗子铁矿革委会副主任。
我返回松江河，把家搬到鸭绿江畔的大栗子铁矿。
贫困落后的抚松县人才奇缺，不同意爱华随家调转，只好留下她独身一人在偏僻的山村教书。栗矿党委组织部几次派人到抚松县知青办商调未果。
十一月间，省冶金局发现我未到板石沟赴任，大为恼火。一九七三年春节后，重新任命我为板石沟铁矿革委会副主任。当时的流行语：我的是一块砖，哪里需要那里搬。其实我真的就是这样的人。我没有带家人，独自一人先去上任。
上任后，组建了由鲁冲、石永志为正副主任的基建办公室，并将刘俭从农村调回，在基建办设测量组。
刚刚恢复建设的矿山，管理混乱。二月十六日，我到任才几天，板石运矿的小火车六五五号机车下行八百米处，与选矿厂上行的六五九号机车正面相撞，造成车毁人亡、全矿停产的恶性事故。矿党委决定一伙人负责处理事故伤亡人员的善后工作，一伙人由我负责事发地点的清理工作，疏通铁路，迅速恢复生产。我调集力量，吊运脱轨机车、车辆，清除路障，抢修窄轨铁路。
正当我昼夜奔忙的紧要时刻，一封“母亲病危”的加急电报打来。我心如刀绞：“含辛茹苦的老母亲，一定在冥冥之中等待着他的长子的到来，一定有话要对我说。我作为她的儿子，理应去尽最后的孝道。”我拿着电报到矿党委书记刘凤池的办公室。刘凤池很为难地说：“现在正在处理事故，工作实在是不能脱身。给家寄点钱去吧。”他抓起电话接通矿工会，告诉补助二百元。我想：“淑端母子还在栗矿，有心让她去吧，孩子们又没人照顾，也不能告诉她。”我含泪将钱寄给老家的亲人，并告知因工作忙，不能回家尽孝了。
“自古忠孝不能两全。”一九六九年，父亲去世，因正在被造反派关押批斗，淑端接到家中急电，怕给我雪上加霜，经受不住打击，没敢告知。现在，母亲逝世又因工作不能脱身，不能陪棂尽孝，使我成为不孝之子，遗憾终生！
妹妹淑娟和弟弟维铭接到电报，都赶回老家，守在母亲的病床前，直至看着她老人家咽下最后一口气。为此，我受到妹妹和弟弟的严厉责怪，悲痛和自责交加。睡梦中，我在一条小路上遇到母亲。我扑过去喊：“妈妈！妈妈！”母亲忿忿地说：“你没有妈妈！”说完话，扭头就不见了。我仍然高喊“妈妈——妈妈！”可是，母亲永远地走了。我遥望家乡哭诉：“爸爸，妈妈，原谅我这个不孝的儿子吧！您老不知道不孝儿子此时的处境和苦衷啊！儿子未能棂前进孝，但我的灵魂会永远在二老和祖辈的身边进孝。爸爸妈妈，原谅这个临终未能进孝的儿子吧！” 我悲痛欲绝，沉痛悼念勤劳一生、开明进步的好父母：
一对苦孩，幼年丧父，同命相怜，结为伴侣，
十九成亲，吃尽艰辛，拼搏半生，方能温饱。
开明进步，反抗日寇，对待八路，亲同骨肉，
迎来送往，传递情报，秘密堡垒，联络阵地。
为保祖国，献出子女，远离家门，同斗日寇，
不畏艰险，甘当伪保，私运军火，支我军工。
为诱敌军，被我全歼，身挑重担，深入虎穴。
日寇清乡，捆绑街头，残酷毒打，凉水灌喉，
扒光上衣，刺刀指腹，为人正直，感动乡邻，
冒险回家，凑钱相救，捅给翻译，保住性命。
土改错划，定为富农，关押批斗，劳动改造，
家产分光，无怨无声，进城团圆，心满意足。
一心想望，民富国强，共产主义，幸福前程。
意料不到，文革遭殃，勒令回乡，迫害致死。
开明老人，惨遭涂炭，极左路线，祸国殃民。
一九七三年五月初，省计委批准了板石矿的初步设计：上清沟矿区井下、露天年产一百一十万吨，棒槌园子矿区年产四十万吨铁矿石。
省革委会副主任郑喜云来矿视察。这人是原舒兰煤矿工人出身的劳模。“文革”一步登天。我陪他上山视察。他看见山上有不少散露在地面的矿石，说：“这么多矿石，用手拣都够了。”我说：“高炉生产需要一定的数量，不能拣多少，吃多少。”郑喜云说：“那就多搁人拣！”我说：“地面上拣不了多少。”他说：“那就用镐往下刨！”我说：“矿石非常坚硬，刨不动。”郑喜云不耐烦了，批评说：“你不相信群众的力量！”
吃罢晚饭。在职工俱乐部召开全矿职工家属大会。我上台讲话，有针对性地讲了铁矿建设的艰巨性。并形象地举例说：“谁不生小孩谁不知肚子怎么疼！”郑喜云讲话时，我坐在台下第一排中间的位置。郑喜云大讲人海战术，要求全矿职工家属每人拉一个爬犁上山拣矿石。他猛一抬头，看见我坐在台下对他发笑。他对着话筒批评说：“你还有脸笑呢！”我和郑喜云在全矿职工家属面前唱对台戏，成为矿山一大笑谈。
五月中旬，矿里给我分配了住房，是职工俱乐部前面的一排平房。全家从鸭绿江畔的大栗子铁矿搬迁到青松岭下的板石沟铁矿。老伴在矿工会任组织委员。女儿爱华由于王英生同志找抚松县马占锋书记发话后调了回来，安排在矿医院任团支部书记，后任矿宣传科长。爱军、建华、建东中学毕业都在板石公社下乡。侄子建国也从老家迁来板石公社下乡。建宏在矿子弟小学读书。后来，爱军考入唐山煤矿医学院读书，建国、建华先后被井建处和矿上招工。
十二月初，省革委会基建办、工交办为了加强板石矿基本建设工作的领导，决定由王英生（矿党委第一书记）、孙作新（浑江市副市长）、毕秀峰、张贵林、张小光、贾宗孝、张国良、耿得福等同志组成板石沟铁矿基建指挥部。任命总指挥王英生，副总指挥孙作新、毕秀峰。
一九七四年春，省革委会决定由驻长春部队十六军的一个团参加板石沟铁矿大会战，包打上清沟矿区到选矿厂的西线窄轨铁路的建设。军民大会战，男女老少齐上阵。逢山凿洞，遇水架桥，爆破声、喊号声震醒沉睡的山谷。
秋天，天空高远辽阔，白云缭绕在青松岭大大小小的山头。浑江的流水，九曲十八弯，滔滔不息。山坡上、江水旁、沟沟叉叉里的庄稼成熟了。人们收获着喜悦，收获着希望。拾荒的人们跟在后面拣秋。他们要把辛苦一年流在地里的汗水一粒粒、一颗颗地拣回家。
大会战现场，在选矿施工段会战的解放军为了劈开一座山，在山坡坚石中用凿岩机钻孔，埋设了重磅炸药。一场大爆破在即。爆破现场负责安全的人员提前设定安全区，他们环顾四周，确认一切准备就绪，举起手中的旗帜，用旗语下达命令：“开始爆破！”雷管点燃，导火索“吱吱”地冒着火花。一声巨响、接着一声巨响，一股股巨大的烟尘柱向天空中扬起。几分钟的工夫，整座山头被削平。
当隐蔽的人们从掩体中钻出来跳跃欢呼的时候，发现一件意外的事情发生了。就在炸药爆炸的瞬间，一块流石飞过浑江，飞过警戒区，向北岸一个拾秋的老太婆狠狠地砸下去。老太婆当即死亡。真可谓，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为了不影响部队施工，我负责耐心地做家属的思想工作，按照国家的有关政策，发给抚恤金和补助金，祭奠死者，安恤家属。
从一九七一年五月和一九七四年春、秋，通钢先后五次从厂区抽调一千四五百人，到矿山参加剥离、掘进、修路大会战。省冶金局决定从二道甸子金矿、临江铜矿抽调一百七八十人，来板石矿参加掘进大会战。
一九七五年四月，为了加强板石矿生产建设的领导，省委派出由十人组成的驻矿工作组，省纪委书记刘凯、省冶金局副局长安国权分别兼任矿党委第一、第二书记。刘连、苏越二处长兼矿党委书记。通钢党委书记冯英奎（原省经委主任）兼矿党委第一书记亲临第一线，住在上清沟一个小仓库，坐阵指挥。主管生产的副矿长靳永庆在山上建一小棚子，现场指挥。第二年，省经委副主任王家桐来矿兼第一书记，还有矿党委第一书记王英生、矿党委书记张立业、刘凤池等。矿党委书记达九人之多。造成多头领导、多头指挥。出现管理混乱局面，人身伤亡事故频频发生。
为了加速露天矿的剥离工程进度，矿党委决定将三万多立方米的土石方剥离工程包给外包工。包工队二百多人，吃住在现场，起早贪黑，大干苦干，推起小独轮车，一溜小跑，平均每人每天完成两立方米多土石方量，使工期大大提前，干了不到两个月，工程即将完成。
有的矿领导怀疑：“工程在这么短的时间就干完了，肯定有问题。”主观臆断地认为：主管此项工程的副矿长靳永庆、基建科长徐凤春、土建工程师赵海清、主管现场施工的刘长太等人与外包工内外勾结，虚报工程量，贪污公款。于是，矿党委书记刘凤池亲自坐阵，在东沟举办了长达六个月的反腐蚀教育学习班，勒令四十五人参加，其中十六人为重点对象，大搞逼供讯，致使刘长太含冤自杀，徐凤春、赵海清被判徒刑，十三人给予不同的行政处分。基建办测量工程师刘俭带领测量组，反复测量、复查，认定：实际完成的土石方量与外包工填报的工程量基本相符。
可是，矿党委主要领导在“极左”思潮的指导下，屡谏不听，急功近利，仍然坚持自己的错误意见，造成一起极其严重的冤、假、错案。直至一九八Ο年八月，新的矿党委按照省委的指示重新复查，做出结论：“纯属错案”。方才予以彻底平反。
一九七五年，为了解决浑江市发展工业和板石矿区、选矿厂投产后用电的需要，省委决定建设浑江发电厂。
夏初，由省革委会军代表藏迎副主任和郑喜云带领省有关部委、通化地委、浑江市领导和省设计院总工程师等，来到浑江选厂址。通知我参加。
在选矿厂东侧，有一片地方，在板石矿区规划中已经列为建设年修理能力三百台汽车的大修厂厂址。藏迎说：“电厂就建在这个地方。”我发表意见说：“这个地方是板石矿总体配套设计中，用于建汽车大修厂的厂址。再说，周围有板石通往选矿厂的窄轨铁路、公路和江心水泵站供矿区用水的管道。如果在这里建电厂，必然得改造原有的这些工程，投资太大。另外，这个地方面积小，电厂没有发展的余地。因此，我建议把电厂建在选矿厂西边的啤酒花种植场，那里面积大，有发展余地。而且离市区比较远，可减少烟尘污染。同时，利用选矿厂的过江铁路桥，接轨也方便。”
藏迎听到有人发表与自己不一致的意见，立即面有愠色地说：“看来，建电厂没你参加不行啊！”于是，叫我随同他们一起到浑江市宾馆会议室。经过一场所谓的讨论，硬性决定：占用汽车大修厂厂址建电厂。成立电厂建设指挥部，由浑江市副市长孙作新任总指挥，电厂筹备处主任邹明亮和毕秀峰任副总指挥。我婉转地说：“让我回去向矿党委汇报后再定吧。”藏迎强硬拍板：“就这么定了！告诉你们矿党委贯彻执行！”
秋初，藏迎、郑喜云又带领上次来的那伙人马到板石矿视察后，通知我随他们一起到浑江市宾馆。讨论省设计院关于改造板石矿至选矿厂窄轨运输铁路的设计方案。我发言时提出：“第一、提供讨论的设计方案，至少应当有两个以上，只有一个方案，没法选择。第二、窄轨铁路过沟，象电灯泡似的大弯道对车轮和铁轨磨损太严重，开凿石方量太大，浪费投资。铁路通过又窄又高的沟道，冬天积雪不能通车。第三、电厂隔江就是市区，烟尘污染危害市民身体健康。基于以上理由，不同意这个设计方案。”藏迎极为不满地说：“你很会挑刺呀！你说这个方案不行，那你提一个呀！”我说：“我们不是设计院。但是，如果领导让我们提方案，我们可以提出两个供大家讨论。”藏迎再次批评：“你这是挑刺！”我说：“设计方案不合理，给铁矿造成无法克服的后患，这是懂不懂技术的问题，不能说是挑刺。”会议不欢而散。
午饭，在宾馆小餐厅吃水饺。我找一个靠角落的饭桌坐下。藏迎和郑喜云在斜对面的一张桌。我刚夹起一个饺子，郑喜云来到身后，挖苦说：“你还有脸吃饺子！”我回过头对他说：“我没偷，没抢，没搞破鞋，为什么没脸吃饺子？”郑喜云自讨没趣地走了。同桌吃饭的省委政治部军代表张恒昌主任对我说：“你是老同志，不要生他的气。”
我每天从早到晚，山上山下奔忙于各个会战施工现场，过度疲劳。午休的时候，倒在床上呼呼便睡。房间里响起呼噜呼噜的鼾声。同在一个房间休息的江卓、孙作新树起大拇指说：“你的心真宽。压力这么大，还能睡得着。”
下午，全体人员到现场踏查。设计院总工程师说：“如果取消弯道，山沟里三十多户居民就没法出入，山水也无法外流。我建议在沟口建一座双孔桥，一个孔流水，一个孔修成车道。”省设计院采纳了我提出的设计方案，同时，将电厂的大烟囱加高到一百二十米。虽然采用了这样折中的方案，但是，后来电厂扩建，没有阔展空间，不得已，只好占用江边的大片稻田，从很远的山上取土加高场地，既浪费了巨额建设资金，又使市区的烟尘污染无法彻底解决。这种后果，我事先都想到了，也建议了，但是在当时，不可一世的高层领导面前，我的力量显得太微弱了。在科学和权力面前，全力永远是至高无上的。即使是错的，你也不能有丝毫的不同意见。
这两位分管全省工业的副主任，每隔两三个月就带领省直各有关部委、地市主要领导到矿区和电厂生产建设现场视察，信口开河，不懂装懂，下达不符合实际的高指标、大计划。每每听我的汇报不符合他们的要求，就以势压人，声色俱厉地批评我：思想右倾，没有夺矿保钢大会战的革命精神。
他俩越是这样，随他们一起来视察的其他领导同志却反而对我产生好感。但是，他们不敢言明，只是在背后安慰我。就连矿里的军代表张南清等人也感到他们仰仗位高权重，仗势欺人、压人太甚。
尽管我生性乐观豁达，无私无畏，但是在重重高压面前，我实在顶不住了。一九七六年春天，我趁着到冶金部开会之机，向干部处武处长诉说了在板石沟建设中遇到的情况。武处长说：“部里在唐山组建了河北迁安铁矿建设指挥部，原黄金公司计划处长黄忠贤同志任总指挥。你到指挥部去任副总指挥，怎样？”我说：“感谢组织关怀！”非常高兴地答应下来。
我来到唐山指挥部，黄忠贤说：“十月末宿舍建成，你回去准备搬家吧！”。我兴冲冲地回到板石沟。全家人都非常高兴。然而，未料到，一九七六年七月二十八日凌晨，唐山发生强烈地震，想调回唐山的梦在瞬间被震碎了。
清晨，淑端象往常一样早早起来，一边做早饭，一边听矿山有线广播的早新闻。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新闻播音员用十分沉痛的心情播报着：“七月二十八日凌晨四点，唐山发生强烈地震，震中在丰南县，震级七点八级，损失极其严重。”广播里一遍一遍地反复播报。贪睡的孩子们被震醒了。我昨晚在上清沟工地忙到半夜，才回到家打个盹，也被震醒了。
爱军正在唐山读书，全家人的心一起飞到地震灾区。
此时的唐山，一片废墟，交通和通讯中断。一天过去了，一夜过去了，度日如年。两天过去了，邮递员送来电报，电文只有几个字：“平安无事。爱军”。一家人争相传阅这张报喜的电报，破涕为笑。
后来得知，这封电报，是爱军的同学从沈阳发出的。七天过去了，接到爱军的亲笔书信，信中说她没受伤，护送受伤的同学去了沧州。十天过去了，全国各地的医院陆续接收地震伤员。在浑江煤炭管理局医院接收的伤员中有爱军的同班同学，听她带出口信，方知爱军在地震时被砸在里面，当时腰部受伤，被男同学救出，用门板抬到飞机场，由两名男同学护送，乘坐空军救灾抢险的飞机到沧州地区医院。
维铭弟也来信了，告知他去沧州看望爱军的情况。
得到的消息越来越清晰：爱军还活着，但是受伤了。我和淑端把家交给爱华和建国照管，嘱咐一定看护好弟弟们。到储蓄所取出这些年所有的积蓄，坐上火车赶赴沧州。
沧州离震中较远一点，但是也有强烈的震感，地区医院的楼房均已震裂，伤员住在用草席临时搭建的抗震棚里。
爱军见爸爸妈妈专程来沧州，一路风尘，疲惫不堪，百感交集。她想从床上下来。但是，沉重的身子怎么也挪不动。她的伤势很重，属于双下肢截瘫，两条腿不能动，没有知觉，两只脚软绵绵地下垂。虽然死里逃生，但是如果不能尽快恢复，可能终身残疾。
爱军怕爸爸妈妈难过，装做若无其事的样子，讲述地震时惊险的一幕：那天，同学们刚从农村卫生院开门办学回到唐山，凌晨就发生了地震。同学们根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只一刹那间，房倒屋塌。爱军和同宿舍住的其他三个女孩被重重的砸在预制板下。其中的一个当即被砸死。爱军被未受伤的同学从废墟中挖出来。
地震使唐山夷为平地，人们还来不及听清轰鸣的地震声，二十四万鲜活的生命，转瞬离去了，永远不会再回来了。
经医院同意：海鹰随父母转院治疗（毕海鹰是爱军的学名）。救护车送到沧州火车站。医护人员用担架把爱军抬上火车。列车长给安排了卧铺。列车到达北京。淑娟和维铭等候在站台上。站长找来担架，抬上救护车，送到妹妹淑娟家中。
淑娟和太英进城后，在全国总工会工作，后来建设核工业原料基地，组织上调太英到湖南郴州铀矿当矿长，举家搬迁。“文革”中，夫妇双双被批斗。“文革”后，太英调任国家二机部十三局任局长。举家迁回北京。
唐山大地震，牵动着所有亲人的心。维铭专程到沧州抗震棚看望过侄女爱军后，淑娟和太英也先于我和淑端知道了爱军的伤情，特意邀她到北京治疗。
为了给爱军治伤行动方便些，我和大外甥久利到市场买了两对带轴的小孩手推车轮子，绑在竹靠椅下面代替担架，推着爱军到解放军301医院神经科检查。神经科主任是一位姓罗的女医学专家。经过仔细地检查、会诊，结论为：腰椎骨折截瘫。能恢复到自理的程度就不错了。又到积水潭医院检查，结论也是如此。我和淑端的心又紧紧地揪了起来。“哎！这么好的一个姑娘，难道从此就永远站不起来了吗！”我们无论如何也不愿意相信这个现实。决心无论如何也要治好女儿的伤。
听人介绍，距离北京一站地远的双桥有一家中医诊所，专门治疗骨伤。俗话说：“有病乱投医。”我们又接连几天往返于北京——双桥之间。诊所骨科的按摩土专家是一位上了年纪的老太太，经她检查认为：可以恢复。于是，大家抱着一线希望每天坐火车去双桥给爱军治疗。
快到国庆节了。秋风吹来，感到些许凉意。暑天离开板石沟，现在已经到了秋天，随身没带秋衣。也不知道家里的孩子这些日子过的怎么样？来到冬储菜的季节，孩子们还从来没有独立生活过，象积酸菜、挖菜窖之类的家务事如果做不好，全家人一冬的吃菜问题就不好办了。看来，爱军的伤一时半会的也好不了。大家商量，决定回板石沟，在当地治疗。
唐山地震，是前所未有的严重自然灾害。全国各地各界军民对地震伤员视如亲人。从北京返程途中，人们热情相帮。那感人的一幕幕更增添了我和淑端为爱军治好伤病的信心。板石沟，地处遥远的长白山区，交通不便，沿途要经由沈阳、通化、浑江，然后还要换乘几十里山路的汽车。
在沈阳换车时，一列火车偏巧进站停靠在对面即将开往通化的旅客列车之间。时间紧迫，在铁路工人帮助下，抬着爱军从两节车厢连接的缝隙处越过。我和淑端从火车底下爬过。旅客列车开始启动，我们推着爱军的躺椅车在站台上拼命地追赶。摆旗的站台调度见状，立即展开手中的红色小旗，示意火车的起速放慢。这时上来几位铁路工人，帮助将爱军抬上尾车。
列车载着人与人之间真诚的情感，穿山越岭，终于在一个天晴日朗的早晨到达浑江。车站站台，板石沟铁矿的领导和不少同志已经在等候。浑江市唐山地震伤员接待办公室主任郝庆余同志也来到火车站。他关切地说：“毕矿长，现在市区内各医院已经住满了伤员。你们铁矿职工医院条件不错，就让她住到矿医院吧。守家在地，照顾也方便。”矿领导指示职工医院：“一定要千方百计抢救治疗。”
职工医院，吉院长办公室。几名有经验的外科医生正在研究治疗方案。有的主张立即手术，有的主张保守治疗。两种治疗意见摆在吉院长的案头。吉院长决定，先请浑江煤管局医院的周院长等骨外科专家来板石沟矿医院会诊。会诊结果认为：第三、四腰椎挫伤、压缩性骨折、脊椎中枢神经到第四腰椎呈发丝状。现在，受伤时间已经过去一个多月，如果神经挫断，做手术也不能恢复。如果神经未被挫断，处于神经昏迷状态，还可能恢复。
这个会诊结论，使医生们大为振奋，增添了信心。医院从辽宁青城煤矿医院购进一台神经弹摩治疗机。治疗方法是：将医用针头直接扎在两腿的神经上，电流刺激两腿被动弹跳。
爱军意志坚强，积极配合治疗。每天打针、服药后，坚持在病床上锻炼。她的腿不能动，就用手搬着两条腿来回移动。弟弟建华动脑动手，用一块小木板绑上绷带，把爱军的两脚放在木板上。这样，爱军可以躺在床上自己用手牵着绷带来回拉动，两腿一伸一屈地锻炼。
一个星期、一个月过去了，两个月过去了。亲人们每时每刻都企盼着她的脚能够复苏，能够活动。
年轻的主治医生张毅象往日一样，用针刺弹摩治疗机细心地为爱军治疗。他把针头刺进脚踝两侧的穴位，用针尖顺着膝盖向脚尖刮去。他每天都在注意观察每一个细微的变化。忽然，他感觉病人的脚趾微微地动，尽管动作非常微弱，别人是不会察觉的。可是，张医生却看得清清楚楚。他又用针在脚面上划，脚趾又微微地动。他惊喜了：“毕海鹰，你看！你的脚趾！”爱军不仅看见她的脚趾在动，而且还有一丝发涨的感觉。她把自己的感觉告诉医生。医生确认，奇迹出现了！昏迷了三个月的神经终于苏醒了！
消息象长了翅膀，迅速传开。爸爸妈妈和亲朋好友都为这个天大的喜讯所激动。此时此刻，人们看到了希望。希望是什么？莎士比亚说：“希望是不幸者最好的良药。”人们好象看见一条在狂风激浪中即将被颠覆的小船开始划向风平浪静的彼岸。又好象看见莽莽的原始森林里迷失方向的猎人终于找到回家的路。
爱军按照医生的嘱咐，更加刻苦地锻炼。渐渐地，她的脚腕也微微地动。动的幅度一天比一天明显。渐渐地，她能够下地挪步。先是用手扶着一个小方凳在病房里拖拖拉拉地走，然后到走廊里挪动。后来，能拄双拐一步一步地走动。摔倒了，爬起来。再摔倒了，再爬起来。
转眼之间，唐山大地震已经过去一年。在党中央领导下，全国军民的抗震救灾工作取得了辉煌的成果。唐山以惊人的速度恢复生产，重建家园。爱军奇迹般地拄着双拐回到唐山煤矿医学院复课。她克服常人难以想象的困难，拄着双拐一瘸一拐地上课下课。靠着顽强的毅力修完临床医学的全部课程。她带着收获的喜悦，走上了工作岗位。
按照学院的分配方向，她被分配到通化矿务局杉松岗煤矿职工医院。因当时她还未完全恢复健康，走路一瘸一拐地，不便在矿山工作，后经省人事厅改派到吉林碳素厂职工医院工作。
回到父母身边。到了谈婚论嫁的年龄，经炭素厂李工程师介绍，与吉林化学工业公司技术干部李延明恋爱结婚，婚后生一女儿，取名李卓。人们议论说：“北京大医院都治不了的病，竟然奇迹般地完全康复。真是父母善良，祖辈积德呀！”人们真诚地祝愿：好人一生平安！
一九七六年七月，我在“文革”中被诬陷的所谓政治错误彻底查清。通钢党委决定：任命我为板石沟铁矿革委会第一副主任。
秋初，十六军军长、吉林省革委会主任汪怀兴来板石矿视察。矿领导都到上清沟组织大会战，迎接首长光临视察。我在矿机关办公楼旁的路边迎接。
上午九点钟，一辆轿车从山下开来。只汪怀兴一个人在车里。他招呼我坐他的车。问：路平不平？说他有腰疼病。又脱下袜子给我看，说他脚上有鸡眼，走路脚疼。让我领着他到能够看到矿区全貌的地方。我按照他的要求，带车到南露天最高峰。在这里，可以俯瞰整个矿区。
下车后，我用手指着各处介绍说：“我们现在站的位置，是露天采矿车间的南露天。在它的北边是北露天。山下是井下开采的第一采矿车间。西边那座高山的西坡是西线窄轨铁路，上清沟矿区的铁矿石由西线运往江边选矿厂。北面高山的北坡是东沟，第二采矿车间棒槌园子矿区的铁矿石由东线窄轨铁路运往江边选矿厂。整个矿区将于一九七七年末建成，年产一百五十万吨的规模。远景规划将建成年产二百万吨规模。”
我如数家珍般的介绍，使汪怀兴听得津津有味。他说：“你介绍得很全面，我这次来，收获很大。看到并了解到全省第一大铁矿的全貌。”我请他到现场看看生产建设情况。他说市委书记、市长们等他回宾馆开会。我请他到矿办公室休息。他说：没时间。
矿领导们埋怨我：“怎么没有领汪怀兴到现场？我们组织工人在现场干得热火朝天的。等着领导视察呢！”我告诉他们：“王主任说他坐车腰疼，走路脚疼，急着回宾馆开会。根本没打算去各现场。”
一九七六年冬，东线窄轨铁路改造工程竣工。藏迎、郑喜云带领省地市各级领导前来视察，指示立即通车，并拆除原有的小铁路。我说：“双孔桥的混凝土未达到强度，今冬不能通车。藏迎说：“选矿厂和市里的工业企业急等着用电。原有的小铁路不拆影响电厂施工。”我说：“拆除小铁路就不能运矿了，通钢不能生产，造成的损失更大。”藏迎仍然坚持错误决定，硬性指示：“施工单位用火将双孔桥混凝土烤干！”
半个月后，藏迎又来到现场，指示：“通车运矿！”我说：“混凝土被火烤酥，小火车通过将造成双孔桥倒塌、车毁人亡的严重事故。”他不耐烦地说：“你怎么知道会出事故？”我说：“首长懂军事，我懂建筑。请首长去问建筑专家，如果他们说可以通车，首长可以处分我。”藏迎非常生气地说：“你等着瞧！”
果然不出所料，一九七七年化冻后，小铁路双孔桥和通选矿厂的公路桥双双坍塌。藏迎又把我叫到现场，说：“省设计院的设计已经改为钢梁桥。你们用小火车头轧上下两头的小铁路，以便钢梁桥建成立即通车。”我说：“选矿厂一端是下坡路，如果车头控制不住，冲下去就会造成车毁人亡，后果不堪设想。所以，在钢梁桥没建成之前不能轧道。”又补充说：“请首长放心，我保证钢梁桥竣工后立即通车运矿。”藏迎生气地说：“你呀你呀，就是不听我的话，尽编造理由和我对抗！”
一个不按科学办事，一味搞瞎指挥的党的高级干部，不但没有从一系列错误决定和造成的损失中吸取教训，反而固执己见，对通钢党委书记冯英奎说我政治上有问题，要对我进行审查。并由省革委会下文：撤消我的电厂建设副总指挥的职务。
为了避免我和藏迎的矛盾进一步升级，矿党委做出决定：以后藏迎再来或者到省里汇报工作，由矿党委副书记、革委会副主任靳永庆同志出面。
一九七七年初夏，藏迎到北京参加揭批“民主派”的会议归来，又带领省地市领导来矿视察。指名叫我汇报生产建设情况。我汇报约两个小时。最后提出存在的问题：缺乏先进的露天凿岩设备和大翻斗汽车等。同时，还谦虚地说：“我今天的汇报没有准备，请靳永庆同志补充。”藏迎很不耐烦地说：“你要是有准备，还不得说半天哪！我看你是地地道道的民主派，竟唬我们这些拿枪杆子的！”
藏迎的飞扬跋扈，引起许多在场领导同志的不满，但都敢怒而不敢言。通化地委书记江卓（后来调任吉林市委书记）等一些参加会议的同志，会后对我开玩笑说：“老毕呀，老毕，你这个民主派！”“民主派”一词成为人们茶余饭后的笑谈。
矿山的生产建设本来就非常忙累，整天上山爬岭，晚上累得恨不能拽猫尾巴上炕，还要经受巨大的精神压力。最累莫过于心累。使我得了严重的高血压、动脉硬化、冠心病，倒在医院的病床上。我苦苦地思索：“三十六策，走为上策。”终于下定决心，向冶金部提出调出吉林省的请求。
矿党委第一书记、省纪委书记刘凯同志了解我的思想情况后，向省委反映，说我是既懂生产建设，又积极肯干的好同志，不能放我走。
一九七七年秋初，省冶金局领导和通钢党委书记冯英奎和我说，给我找个藏迎和郑喜云不去的地方，分配到公主岭，省冶金机修厂任党委副书记。我完全理解，这是组织上对干部的爱护和保护，离开那两个靠造反起家的高层小人，是一种解脱。
这时正值建国二十八周年的国庆，我在板石沟过完国庆节，如释重负。带着爱华、建国，到公主岭欣然赴任。
回顾板石沟的遭遇，冷静地从正反两个方面总结经验教训，感慨万千：一方面，自进城后，在省委机关工作多年，接触过许多党政军各级首长，他们都保持着党的优良传统作风，平易近人，和蔼可亲，善于听取不同意见，使自己养成敢于直言，言无不尽的思想作风，无论在哪一级高官面前都感到人格上是平等的，无所畏惧。万万没想到“文革”使我党我军的“支左”人员被“极左”思潮冲昏头脑，忘掉了党的优良传统作风，以为只有他们才是红色革命者，地方和企业的各级领导干部都是黑帮，是不革命的，是他们管制的对象。他们就可以高人一等，盛气凌人，不懂装懂，谁要是提出不同意见，就是顶撞他们，不尊重他们，最终让你没有好果子吃，随意给你乱扣帽子，穿小鞋、打击报复。上纲上线，用政治高压把你压垮。另一个方面，自己虽然遭受“文革”迫害，还是以旧的传统思想观念对人处事，思想没有跟上已经变化了的新形势，以致在板石沟撞了大钉子。如果不是各级党组织关怀，我将撞得头破血流，再次被打倒！
但是，我坚信：人生在世，好人定有善报，恶人是不会有好下场的。古语云：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文革”后期，小人得志，嚣张一时的省劳模省革委会副主任郑喜云被撤职，军代表省革委会副主任藏迎被撤职查办。他们都得到应有的下场。这个事实再一次告诫人们：一个人，无论为官还是为民，只能做善事，不能做恶事，更不能诬陷他人。因为山水轮流转，善恶终有报。这叫做因果报应。
48、响铃公主的故乡
公主岭，坐落在松嫩平原的中部，土壤肥沃，历来有“天下粮仓”的美誉。铁路、公路交通发达，自古是兵家必争之地。公主岭还有一个美丽的传说。在很久很久以前，有一个蒙古族部落，世世代代在这片肥沃的黑土地上繁衍生息。部落里有一个漂亮的公主，名字叫响铃。响铃公主爱上了一位英俊壮美的奴隶，两个年轻男女爱得死去活来。有一天，公主向部落的王爷——自己的父王和额娘说明了心事。可是，部落的王爷不答应，他不能将自己的爱女下嫁一个身无分文的奴隶。在族人们看来，公主下嫁给奴隶是大逆不道，天理不容。可是，公主执意要嫁。如果父王不答应，她将以死相逼。王爷非常生气，心想：女儿大了不中留。于是，托人做媒，向另一个部落的王爷求婚。那个王爷在科尔沁大草原的西部称王，牛羊成群，家财万贯。但是，铁了心的公主爱的不是钱财，不是牛羊。她一心一意地爱着年轻的奴隶，她爱他那辽河水一样清澈的心灵，爱他那白云一样高远的志向，爱他那黑土地一样厚重的性格。她下定决心：“我响铃公主这辈子谁也不嫁，非他莫属。”王爷看透了女儿的心事，气急败坏。想了一个馊主意。附近山林里虎狼出没，危害部落中的百姓，命令年轻的奴隶上山打虎，如果把老虎打死，就答应把公主嫁给他。年轻的奴隶有着一身好武艺，骑马射箭样样精通。为了得到自己的心上人，他欣然答应下来。公主不放心，苦苦相劝。可是，不去打虎，又能有什么办法与自己的心上人相伴终生呢？他鼓足勇气，腰间别一把王爷所赐的利剑，勇敢地向虎山的方向出发。随着一声长啸，一只斑斓大虎从密密的树林里窜出，年轻的奴隶把手伸向剑鞘。可是，万万没有想到的是，剑和鞘早已被紧紧地铸在一起，无论如何也拔不出来。他知道自己上当了，但是爱情的力量促使他用剑鞘与老虎搏斗，身上被老虎撕咬得遍体鳞伤，血肉模糊。他拼尽全身的力气打死了老虎。然而，他也因失血过多，倒在血泊中。公主发疯似的跑到山林里，倒在心爱的人身旁，哭得伤心吐血，气绝身亡。一对恋人的鲜血，书写了一个悲壮的爱情故事，爱情的故事象阳光照耀大地，赋予万物生长的力量，滋润着这片神奇的热土，并使之欣欣向荣。后人为了纪念他们，给这个地方起名为“公主岭”。
公主岭的秋天，田野一片金黄，大豆摇铃，高粱晒米，又是丰收的好年成。我带着爱华、建国乘坐火车，从长白山脉、浑江岸畔出发，来到广袤的大平原，心情也不由得辽阔起来。
公主岭火车站，机修厂的领导坐着罗马吉普车前来接站。
站台上站着一个推自行车的年轻小伙子，他的名字叫王影，是爱华的男朋友。他从部队复员后，在通钢工会工作。通钢举办青年干部培训班时，和爱华是同班同学，两个人自由恋爱两三年了。王影的家乡在公主岭，组织上决定调自己未来的岳父到公主岭工作，他自然更加求之不得。于是，趁国庆节放假，先行一步回来打前站。他跟爱华已经商定，等把家安顿好就完婚。
十月二十二日，天气晴朗，阳光普照。没有向婆家要任何聘礼，没有迎亲车队，没有举行结婚仪式。由机修厂副厂长王子良当证婚人，又当娘家人，带领建国乘坐罗马吉普车，送爱华到婆家结婚。屏弃世俗，从简办婚事。婚后生活虽然清苦一些，但是依然甜甜蜜蜜。年底，王影经通钢人事部门批准，调到公主岭冶金机修厂工作。夫妻二人在生活、工作、学习中互相帮助，锲而不舍地追求着他们的人生理想和目标。
机修厂坐落在公主岭岭东。经历了“文化大革命”的破坏，厂区生产经营、企业管理处于一片混乱状态。厂党委书记南英久常年病休在家，工厂党政工作群龙无首，积压的问题很多，百废待兴。
我上任后立即全力投入新的工作。请组织部负责人陈树森当向导，到老同志、老工人家中走访。在一位工伤死亡的老工人家，一副凄惨的情景映入眼帘：孀居的妻子身患重病，躺在冰凉的土炕上。仅有一床又破又旧的被，没有褥子。四个孩子都没有鞋袜，身上的衣服又脏又破。我看在眼里，不禁一阵心酸：“这是一户生活极端困难的家庭。我们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企业，不应该有如此贫困的人口。”立即找来工会主席李光商定：暂时补助五百元，给大人孩子添些过冬的衣裤。以后，每个月定期补助二百元生活费。并且，跟劳资负责人陈吉昌商定：为其大儿子安排工作。我到机修厂，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关心体贴职工群众的疾苦，为群众实实在在地办点实事。全厂职工家属无不感动。
机修厂是吉林省冶金行业一个专门为工厂、矿山机械设备修理和制造的中型企业，有着较强的技术力量和修理制造能力。但是，由于受“停产闹革命”的影响，企业生产遭到极大的破坏，管理混乱，生产任务完不成。我深入各车间、班组，了解生产情况。发现四车间正在装配的二百台矿车，存在严重的质量问题。当即和刘庭珠厂长一起召开现场会，讲明产品质量好坏是企业生存发展的大问题，要求各车间狠抓产品质量，开展TQC行动，加强质量管理。
机修厂的中层干部、党政各部门的领导长期以来都没有任命职务，都称“负责人”，极大地压抑了中层干部的积极性。我和组织部的同志认真查阅干部档案，深入群众倾听意见，多次到南英久书记家中沟通情况，酝酿干部调整方案。经厂党委会讨论，提出人选名单，报请省冶金局批准，任命了厂机关各部、室、科和各车间领导干部的职务，明确了分工和工作职责，解决了积压已久的问题，有力地调动了干部的积极性。
机修厂党的生活遭到“文革”的严重破坏，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都十分不正常。劳资科负责人陈吉昌同志是多年要求入党的积极分子，锲而不舍、孜孜以求。他的入党问题，在一年前就经支部大会讨论通过，报厂党委也讨论批准了。但是，一直未通知陈吉昌同志所在的党支部，陈吉昌同志以为自己不具备入党条件，组织上还要考验自己。我了解到这个情况，告诉组织部按照厂党委的决定，立即通知本人和所在党支部，使陈吉昌同志过上了正常的组织生活。这件事情不仅激发了陈吉昌同志的工作积极性，更重要的是理顺了党的关系，得到广大党员群众的好评。
新中国成立以来，自一九五六年工资制度改革后，因大跃进和政治运动的影响，机关、企业、学校、医院等各行各业，干部职工未涨过工资。一九七七年，国务院发文：按照职工总数的40%给职工增加工资。机修厂的绝大多数职工都是二十多年没涨工资了，一九五八年入厂的老职工月工资只有41．5元，上有老，下有小，生活非常拮据。我和副厂长张久义、劳资科长陈吉昌多次向省冶金局反映这种特殊情况，得到有关领导和部门的同情，几次给机修厂增加调资指标，为80%的职工增加了工资，使群众生活得到改善，进一步调动了干部工人的生产、工作积极性，迅速掀起生产建设高潮，当年提前完成了生产计划，产品质量上升，成本大幅度下降。
一九七七年秋，淑端和建华、建东、建宏由板石沟迁到公主岭，全家团聚。一九七八年，喜事连连。一喜是：爱华和王影喜得贵子，生一男孩，起名王一楠。小家伙的降生给全家带来欢乐。我和淑端更是高兴，从此我家三代同堂。另一喜是：为侄子建国操办婚事。建国到机修厂后，先在运输科当装卸工人，学会了开车，考上司机。经人介绍，与厂财务科会计白国芬恋爱。经我们和白国芬的父亲会亲家后，双方家长同意他俩到北京父母家结婚。婚后生一子，取名毕然。建国虽是侄子，但伯父母视他同己生，侄子成家立业、结婚生子，了却了我们的一桩心事。后来，落实知识分子政策，建国一家三口调入北京。再一喜是：省冶金局通知我回局工作。先随崔林局长到各厂、矿了解生产情况。回到长春后，局党组决定：我任省冶金局清理“打砸抢”工作队队长，与李兴副队长一起进驻吉林铁合金厂。
49、松花江畔
吉林是一座江城，又是一座山城。发源于长白山天池的松花江，奔流不息的江水汇入松花湖后，呈一个巨大的“S”形，转向市区，经由清源桥、温德桥、临江门斜拉桥、江南大桥、江湾大桥、龙潭桥、解放桥、江北桥、哈龙桥，绕城而过。流向西北，转向东北，冲刷着肥沃的大平原，与嫩江汇合，流入黑龙江。市郊有日伪时期鬼子抓劳工，利用松花江水筑坝截流而成的的小丰满水电站。电厂发电的废水流经下游，使市区的江水常年不冻，吸引成群的鸿雁、野鸭在江面栖息越冬。
吉林市在旧中国时期，曾经是伪满州国的吉林省省会。新中国成立后，省会迁至长春。吉林市成为吉林省的第二大城市。交通发达，铁路、公路四通八达。
吉林的山山水水蕴藏着金、铜、铁、煤等丰富的矿产和森林资源，在日伪统治时期曾经遭到残酷的掠夺，他们抓老百姓当劳工，为他们修路架桥、采煤挖金、砍伐林木。累死、饿死的劳工扔进万人坑，现在已经成为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纪念馆。
吉林市区东有龙潭山，西有白虎山，南有朱雀山，北有玄武山。可谓碧水缭绕，群山环抱。在市区内，自然博物馆陈列着星外来客——吉林陨石雨。北山公园有烈士纪念塔、旷观亭、揽月亭、禽鸟林、关帝庙、药王庙，吸引着四面八方的游客留连忘返。龙潭山公园有着悠久的历史传说，相传，这里曾经是扶余国的国都，有封建的、奴隶制的国家机器，残酷地统治和压迫着劳动人民，山中建有水牢、旱牢。神话传说的锁龙潭至今仍静卧山中。
吉林市冬季白雪覆盖，银装素裹。市内有图书馆、体育馆、滑冰场，公园里有滑雪场。距离市区五十华里的北大湖滑雪场是国家级的滑雪体育项目的比赛和训练的基地。吉林市区十里长堤的雪柳雾凇是国家十大自然景观之一。每当数九寒天，夜幕降临，江面蒸腾袅袅的气雾，随风飘向空中，附着在江岸边的松树、柳树上，形成享誉中外的雪柳雾凇奇景。江南公园有五彩缤纷的冰灯景观。经国家旅游部门考察，定为国家级旅游城市和魅力城市。
吉林铁合金厂位于松花江北岸的哈达湾。解放前，我国的工业、农业都十分落后，全国的钢产量只有十五万八千吨，更没有生产铁合金的专门工厂。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国家筹建吉林铁合金厂，因保密，简称“七一”厂，隶属国家重工业部，是苏联援建的一百五十四个重点建设项目之一。自一九五三年开始建设，一九五七年第一期工程竣工投产，年生产能力四万三千吨，逐步扩建到年生产能力三十二万吨。现有职工七千多人。曾经是吉林省历年上缴利税最多的八大企业之一，为国民经济发展做出过突出贡献。工厂武装部设有武装警察队伍。有自己的托儿所、幼儿园、小学、中学、技工学校、职工大学、职工医院、职工食堂、职工浴池、商店、粮店等。既是生产工厂，又是工、农、商、学、兵一应俱全的“小社会”。
这样一个好端端的工厂，在“文革”中遭到史无前例的浩劫。造反组织揭竿而起，夺了工厂的党政领导权。生产指挥失灵，工作秩序混乱，派性斗争激烈。一九六七年三月，解放军三三二一部队进厂支左。一九六八年初，各个造反组织实现“大联合”。八月间，经吉林市革委会批准成立工厂“三结合”革委会。他们认为与自己同观点的人造反有功，入党有份，于是就大肆纳亲纳派，甚至有的“跨海”入党、突击提拔重用。对不同观点的干部、群众和工程技术人员则任意揪斗、批判殴打、私设公堂、刑讯逼供。许多受迫害的同志长期在黑暗潮湿的地下室关押，有的戴上手铐和脚镣，实行法西斯式的专政。造成冤假错案四百七十九起，其中迫害致死六人，致残三十四人，二十多人身心遭到严重摧残，二百多人被扣上莫须有的罪名，七十多名职工家属和亲友受到株连。粉碎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四人帮”后，工厂在厂党委领导下成立清理打、砸、抢办公室，林启贤为主任，王开俭为副主任。造反起家爬上领导岗位的各派头头们被免职，“双突”干部大都回到原工作岗位。
一九七八年十月，省冶金局十五人组成的“清理打砸抢”工作队进驻吉林铁合金厂，与厂“清理打砸抢”办公室合属办公，开展工作。我在工厂召开的动员“文革”中犯错误的同志认识错误、放下包袱的职工大会上，说；“吉林铁合金厂是新中国首建的多品种大型铁合金冶炼厂，国家从天津、太原等老钢铁厂调入各级领导干部和工程技术人员，每年又分配许多高校毕业生，有不少同志到苏联进行学习培训，干部工人队伍素质是比较高的，技术力量也是雄厚的，为全国各地后建的铁合金企业输送了大批的领导力量和技术骨干。工厂有着良好的企业管理基础，各项规章制度比较健全，产品合格率、劳动生产率比较高，生产成本、用电消耗比较低，是对国家做出较大贡献的大型铁合金企业。但是，“文化大革命”把人们的思想搞乱了，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搞紧张了，破坏了正常的生产和工作秩序，有章不循，管理混乱，劳动生产率低下、产品合格率下降，生产成本、用电消耗升高。厂领导和许多工程技术人员、职工群众遭受严重迫害，有的含冤致死。这都是极少数极左路线的忠实执行者造成的，他们认为造反有功，越左越革命。也有的借文革之机打击报复，泄私愤。他们盲从地执行极左路线，犯了严重错误。我们认为，如果没有这场文化大革命，他们也不会犯这样严重的错误。从某种意义上讲，他们也是极左路线的受害者。所以，希望这些同志，包括那些已经被免职、撤职的原革委会的同志们，只要能够从思想上认识自己的错误，做出深刻检查，诚恳地向被迫害的同志赔礼道歉，除极少数错误严重，又不认识和检查自己错误的外，都是能够得到群众谅解的。那些突击入党、突击提干的同志，大都是进步的好青年，有的是因工作能力等方面的不足回到原岗位的，希望这些同志不要背包袱，只要放下架子，努力工作，仍然是好同志。”
党的政策具有巨大的感召力和震慑力。大会之后，铁合金厂掀起了“清理打砸抢”的高潮，犯错误的同志纷纷检讨自己的错误，主动向被迫害的同志赔礼道歉。在清理的基础上，通过工作组找受迫害人员和家属深入调查了解，弄清每起冤假错案的事实后，按照中央的有关政策规定，经厂党委会讨论，本着教育从严，处分从宽的精神，对“文革”中犯有严重错误，有的参加逼供信，造成六人被迫害致死案件的有关人员、负责看管地下室并打骂虐待被关押人员，民愤极大的三名科级干部给予撤职、降职处分，其余都给予批评教育，令其做出深刻检查，向受迫害的同志赔礼道歉，取得谅解。
对被迫害致死的六名同志，召开职工大会公开平反昭雪，发给家属抚恤金。对被迫害致残的三十四人定为工伤。对受株连的七十多名家属、亲友予以平反，恢复名誉。被逼迫恐吓得了精神病的四人予以治疗和生活补助。被停发减发工资的六人补发了工资。身心遭受严重摧残的二十多名同志，有的予以住院治疗，有的去疗养，有的发给困难补助。“文革”下乡的五十四名老知青，由厂联营公司办理回城手续，安排了工作。背上各种罪名的二百多名同志公开平反，恢复名誉。被遣送回乡和疏散下乡的二十四户职工回厂复职，连同家属一起返城。
至此，吉林铁合金厂长达十几年的积怨得到了逐步化解，工厂进入安定团结、稳定发展的时期。省冶金局工作队撤回。经吉林省委批准，我留在吉林铁合金厂，任党委书记。
在极“左”路线的影响下，铁合金厂自一九五五年“肃反”到一九六四年“四清”，历次政治运动遗留的各种案件成堆。根据党的政策，责成厂“清理打砸抢”办公室彻底清查，无论有无申诉、有无来信来访，一律通过查阅人事档案、逐件内查外调，弄清事实，按照中央[1978]55号文件精神，重新处理。在“肃反”运动中，一名同志被定为坏分子，开除党籍，遣送原籍——山西省监督劳动改造二十多年。本人没有文化，从来没有写过申诉材料。经组织复查，纯属错案。派人到山西，公开为其平反，恢复名义，就地退休，发给补助费和退休金。一个老实巴交的山西汉子，激动的老泪横流。特地派他的侄子不远千里来到吉林，表示对党组织的感谢。
一九五七年“反右”斗争中，二十三人被错划为右派，二十人丧失党员条件；一九五八年整风运动，二人被开除党籍、撤消职务；一九五九年反右倾机会主义，一人被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二人被定为阶级异己分子，二人因包庇右派，被定为丧失党员条件、开除党籍；三名国民党起义人员被定为坏分子，还有七十多人因各种所谓的错误被开除党籍，长期下放农村劳动改造或监督改造。通过复查，均属于错定、错划的冤假错案。为了彻底拨乱反正，对这些同志全部予以平反，恢复名誉，回厂复职。有的安排退休，发给安家费和生活费回城落户，让子女接班。对一九六零年精简的一百四十二名老职工，补发了精简费。对其他二百多起遗留的各种来信来访陈年老案，工厂拿出三万余元予以补助和安抚。到一九七九年十月，“文革”和历史遗留案件共九百三十六起，经过甄别复查，全部纠正，落实了党的政策。
一九七九年五月，我接到省冶金局的通知，参加中共吉林省委在省宾馆礼堂召开的、公开为全省在“文革”中受迫害的九十六名副厅级以上干部平反大会。我坐在前排，认真听着台上讲话的领导宣读着长长的名单，清晰地听到我的名字时，激动地流下了眼泪。自从入党，追随革命三四十年，历次政治运动中受极“左”路线的迫害，险些被迫害致死。现在终于盼到政治上得到彻底解放。全家人为之欢欣鼓舞。
平反大会结束，我回到吉林。松花江上，江风习习，江水翻卷着浪花朝低处流淌。天边一轮落日发射着强烈的光芒，慢慢地向地平线下沉。此情此景，使我心里有些酸楚。江水中倒映着自己的满头白发，还有脸上深深的皱纹，标明即将进入花甲之年的我，大好年华已经消耗殆尽。感叹地记起了唐代陈子昂的诗句：“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记起了宋代陆游的诗句：“塞上长城空自许，镜中衰鬓已先斑。”转念一项，现在，政治上彻底解放了，应当要抖擞精神：“老牛自知夕阳晚，不用扬鞭自奋蹄。”要抓紧有限的工作时间，让自己的余热生辉，为党和国家多做些有益的工作，为几十年的工作生涯划上一个鞠躬尽瘁的圆满句号。
一九七九年十一月，中共吉林铁合金厂召开第八次代表大会选举我任党委书记，兼纪委书记。曾庆斌、黄庆太为副书记。实行党委领导下的厂长分工负责制，曾庆斌同志任厂长。大会做出决定：全厂职工要正视困难，解放思想，努力探索最有利于发展生产力，最有利于调动职工劳动积极性的措施和办法，为早日把我厂建成管理现代化、设备大型化、生产无害化、厂区园林化的现代化社会主义企业而奋斗！
作为一个大型国有企业的“一把手”，我深感肩负的责任重大。在工作的总体把握上，我坚持“两手抓”，即：政治上的拨乱反正伴随着工作上的拨乱反正同时进行。面对被文革破坏得千疮百孔的工厂，从哪里入手？首先，深入基层了解情况，耐心听取职工群众的意见和要求。老工人南春景，是一名朝鲜族的退伍军人，他和其他几位老干部、老工人提出：“ 铁合金厂工作千头万绪，只要工厂大烟囱冒烟，生产能够正常进行，一切就都好办了。”他们建议先把生产车间的班子整顿好，并纷纷提出人选。经过查阅干部档案，广泛征求群众意见，提出对中层领导班子进行调整的人选建议，召开党委会讨论通过。冶炼一、二、三、四等几大车间调整后的领导班子带领干部工人昼夜苦干，强化管理，生产秩序迅速恢复。
“文革”使整个国家的国民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各地、各单位都处于恢复期，铁合金产品供不应求，国内各大钢厂急需吉林铁合金厂生产的钨铁、锰铁、矽铁、钼铁、硌铁等产品，厂招待所里常年住着来催货的供销人员。为了满足各兄弟企业的急需，我提议：主管生产的厂领导和有关部门，按照用户的急需安排生产，动员各生产车间按照定货合同，保质保量、按期交货。
到了这年年底，不仅保证了用户的急需，而且超额完成了当年的生产计划。生产形势呈现出一派喜人的景象。
但是，由于国内的铁合金产品供不应求，各大钢厂吃不饱，生产处于半停滞状态。是年，国家计划委员会批准冶金部进口铁合金产品，分配给各大钢厂。这样一来，到了一九八一年，国内的铁合金产品严重滞销，定货合同减少，产品严重积压，库存量激增。为了扭转被动局面，厂党委提出：改变等客上门催货的作风，主动出门卖货。厂领导分头带领销售部门的同志，分期分批到各大钢厂推销铁合金产品，协商增加定货合同。
八月间，我带领冶炼工程师苏丽同志，先后到齐齐哈尔、大连、鞍山、阜新、抚顺、太原、首钢、包钢等钢厂，以征求用户意见、学习先进的管理经验为名，推销铁合金产品。各大钢厂都由一名厂领导相陪，热情接待。招待所免费用餐，办公室都有香烟、茶水、清凉饮料。这在吉林铁合金厂是不曾有的，由于坚持勤俭办企业的方针，对外来客人历来没有这类的招待费开支。各个钢厂的仓库里都堆满了进口铁合金产品，都表示奈莫能助，无法再增加定货，甚至有的说：能够执行已经签订的合同就不错了。只好向各大钢厂索要了许多装订成册的规章制度、管理经验材料，悻悻而归，准备向市场经济要效益，向现代化的企业管理要效益。
回厂不久，我又随吉林省参观考察团到大庆油田学习“四个一样”（即：领导在与不在一个样，有人监督与无人监督一个样，黑班与白班一个样，一人作业与多人作业一个样。）仓库管理“物品上架、摆放有序、摸黑取物”，以及各项规章制度上墙等经验。大庆油田，是毛泽东时代树立的全国工业战线的一面红旗。油田各单位都采取每餐四菜一汤免费招待。首先，结合铁合金厂实际，狠抓建章建制，并装订成册。各部门、各车间的管理制度一律上墙。各个仓库的物品一律上架，摆放有序，库管员经过刻苦练习，也能摸黑取物。第二件事是要求各个工种学习大庆“四个一样”的经验。这些经验有些是必要的，有些是形式主义，不能做到持之以恒。
此行之后，打破了吉林铁合金厂历来没有招待费的惯例。一九八一年，全厂用于应酬招待的费用二千三百元，和为打防空洞搭建休息室的一千三百元，省财政不予核销。我趁着到省委参加座谈会之机，找到省委书记王恩茂同志，说明了情况，经王书记批准，这笔费用方准予核销。
一九八一年，因定货合同减少，铁合金产品积压越来越多。经党委会议反复研究做出决定：“放开眼界，走向世界，向出口产品要效益。”报经国家外经贸部批准，吉林铁合金厂的产品命名为“哈达牌”国家免检产品，准予出口。哈达牌铁合金成为畅销日本等国家的名牌产品。产品的销路打开了，年计划增加，不仅给国家增加了外汇收入，而且使企业获得了比较可观的经济效益。
一九八二年，中央发出《关于开展打击经济犯罪斗争的紧急通知》。厂党委成立了“打击经济犯罪办公室”。召开职工大会，动员揭发检举。经知情人检举，发现一起严重经济犯罪案件：主犯是一名不务正业的农民，以认识铁合金厂管技术的副厂长的父亲为名，送礼行贿，得到那位副厂长的批条，他把用土炉子铸造的不合格大碳机铜瓦卖给铁合金厂设备部门。后来越干胆子越大，竟然发展到通过行贿分赃的犯罪手段，买通主管验收的技术员、库管员和生产车间的主管工长、领料员等十余人的犯罪团伙。他们内外勾结，以无货而开发票，验收、入库、领料、使用等一应俱全的手续，进行“空中飞”的办法，到财务部门领款，骗取现金。不到半年时间，使铁合金厂遭受经济损失四十余万元。此案成为国家挂号的大案要案。省冶金局派工作组进驻铁合金厂，直接抓案件的深入调查，厂“打击经济犯罪办公室”和吉林市检察机关联合办案，查清定案：技术副厂长、车间主管工长被撤职，主犯和主管验收的技术员被逮捕法办，库管员被开除厂籍，其他人员有的给予行政处分。这次斗争，还查处了一些其他的经济犯罪案件。
“文革”十年动乱，不仅破坏了生产建设，也给人民群众的生活带来诸多困难，不少职工娶妻生子，老少三代、八九口人住在一间十几平方米的住房中，十分拥挤。新建街北住宅区的山坡下，是建厂初期盖的平房，到了雨季，山上的水顺坡流淌，直往屋子里灌。没有上下水，几百户人家的住宅区只有一口水井，两三处露天厕所。职工吃水、上厕所都要排队。小学教室是临时搭建的。工厂对职工生活最基本的福利设施欠帐太多。我责成后勤人员，在北山坡修建了高位蓄水池，在江边打了深水井，用高压泵把井水打到高位水池。给各家各户安装了上下水管道，北头住宅的职工家属吃上了自来水。增建了几座露天厕所。每年，向冶金部申请建房投资，逐年建设，使职工住房紧张的状况得到缓解。
一九八四年三月，吉林铁合金厂召开第九次党代会。大会贯彻中央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以改革开放、发展经济建设为中心。按照“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方针选拔干部。大会选举曾庆斌为书记、三十四岁的王忠平为纪检委书记、徐士彬、黄庆太为党委副书记。徐士彬为厂长，选拔三十三岁的孙连升为副厂长。各车间的领导班子也按照”四化“要求进行了调整，使厂和分厂两级班子趋于“四化”标准。
正当吉林铁合金厂处于鼎盛时期，我急流勇退，主动让贤，郑重地向组织上提出申请，经省冶金局党组报请吉林省委批准：我为吉林铁合金厂顾问。一九八五年四月二十五日离休。鲜红的离休证，端端正正地写着醒目的镏金大字：姓名毕秀峰，职务顾问，工资一百七十五元，级别厅局级，新企干十级（相当行政十二级）。
自咏诗曰：
滨海渔人舍家园，北战东征斗敌顽。
为国富强民安乐，弃马离鞍搞建设。
战争年代小星星，冶金战线一头牛。
艰苦奋斗不惜力，“左倾”路线悔前程。
鞠躬尽瘁为理想，奋蹄拼搏到暮年。
举贤任能兴大业，齐心协力建乐园。
50、离休之后
我离休之后,工厂成立了老干部党支部,选举原老干部办公室主任乔宝忠同志兼党支部书记,我为副书记。
吉林市老龄委适应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的工作重心的转移,各级领导班子实现“四化”的要求,许多老同志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的新形势,成立了四年制的吉林市老年大学。我于一九八六年参加了工厂老干部办组织的书画学习小组,每周二、四两天到老年大学听课。授课教师讲授真(楷)草隶篆书法和山水花鸟写意绘画的基本知识和章法,学员按照老师的示范练习笔法。其余的时间是学习小组集体学习或自学。同学们按照字帖或画册临摹,到公园和江边等地在老师的指导下学习山水花鸟的现场观摩写生。
我小时侯读私塾时有楷书的基础,通过学习了解到:“原来绘画也是写出来的。”所以对书法绘画基础知识、笔法章法掌握较快。学习一年后,老师要求学员每周按章法要求做一幅临摹的书法或绘画作品,挂在教室,让同学们互相观览。 逐渐地,老师又提出更高的要求，让学员们自己创作,然后互相观览评比,从中选出好的作品,由学校负责装裱,推荐参加省或全国各地举办的书画展览。我的小楷、隶书和《海虾》、《三鲜乐》、《雄鸡》、《松鹤延年》等书画作品先后参加了省市举办的展览并获奖。其中《三鲜乐》、《松鹤延年》选登于省老干部局的《金秋画刊》。我被市书画协会吸收为会员。
老年大学毕业后,我又继续深造，参加了两年学制的书画研究班,并受聘为书画学会的理事。后来,由于操办工厂的老年经济实体,未能坚持学习。
一九八七年,在中央、省市关于兴办老年经济实体文件精神的鼓舞下,为了发挥老干部的余热为工厂生产建设服务,也为老干部增加一些生活费补贴,解决活动经费不足,减轻国家和工厂的负担，在全体离休老干部的强烈要求和市老龄委的督导下,老干部办主任乔宝忠等同志到已经先行开办了老年事业的吉林化学工业公司等单位学习考察。之后,召开老干部支部委员会扩大会议讨论,向厂党委申报,要求组建维修队、渣山搬运队,未获批准。一九八九年初,老干部集资在东市场筹建商店,办营业执照时,工厂主管领导不同意盖公章而告吹。十月间,又向工厂写报告,要求组建益康综合厂等老年经济实体,并提出:凡参加老年事业的服务人员,企业没有赢利前一律不要报酬,有盈利后实行半奉献半报酬的原则。但是,经多次申请也未获批准。
在此期间,市老龄委主要领导多次到工厂找主管领导宣传上级有关兴办老年事业的文件精神,并聘请董承文副厂长为市老龄委理事,督导吉林铁合金厂兴办老年事业。老干部办的同志坚持“抓住机遇,不怕跑腿,不怕碰壁,不怕困难”的精神,经多次申报,直到一九九三年才得到厂领导的支持,经厂长办公会研究决定,准予由我和徐宝德同志任正副经理,组建吉林市益康货物转运站。并借给申报营业执照的资金,与厂供销处签订协议书,将工厂所属各车间对外发运的零担、整零、集装箱等货物全部交由益康货物转运站统一对外发运。从此,工厂的老干部事业逐步得到发展,又先后组建了健身球厂(经营一年后,因亏损停办)、碳素产品经销部、机电修配厂等。这些企业隶属厂老干部办,由老干部办主任和各个经济实体的负责人组成老年事业管理委员会,负责组织领导,重大问题由管委会集体讨论决定。各经济实体独立核算,自负盈亏。服务人员都是离退休的老同志,实行半奉献半报酬的低薪制,年终盈利纳税后,60%用于解决老干部生活补助费和活动经费的不足,40%用于发展和流动资金。
自此,每年春节前老干部办管理的离退休老干部按照工资高的少补助,工资低的多补助的原则,每人发给补助费,多则600-800,少则400-600元不等。春秋两季组织老干部郊游或集体到外地旅游等活动的经费不足有了来源。
我代表吉林铁合金厂参加冶金部老干部局在承德钢铁公司召开的全国冶金系统老年事业经验交流会,受到与会代表的一致好评。
吉林铁合金厂的老年事业操办较早,起步较迟,历程曲折,步履艰难,在经营过程中困难重重,一直没有得到大的发展机遇。我于一九九八年从老年事业岗位退职。
工厂随着企业改革的深入,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中,在从未有过的困境中拼搏,在求生存中求发展。党和国家对吉林铁合金厂（改革开放后改为公司）等国民经济支柱产业、在建国后的经济建设中作出过贡献，在实现“四化”、增强国力奔小康的发展、建设中有重要作用的企业是非常重视和关怀的。党中央和省市领导经常过问，并到公司调查研究，给予优惠政策予以支持，帮助解决实际困难。
二ОО三年八月二日，上任不久的温家宝总理在省委书记王云坤、省长洪虎、市委书记朱忠民、市长刚占标的陪同下，来我铁合金集团公司公司视察。听了公司董事长常振有汇报后，在董事长和党委书记王忠平的陪同下，到四、五分厂了解生产情况。在前往四分厂的汽车上，总理询问职工队伍、工资收入和下岗职工社会保障等情况。听到这几年职工收入不多，还经常不发工资，是靠工人阶级的责任感干工作，今年有望扭亏为盈，初步走出困境等情况，总理说：职工的素质不错。省委书记王云坤说：企业一万多人，还有一千多集体职工，能做到这一点确实不容易。到五分厂，正值电炉出铁，映红了总理微笑的脸庞。
总理和职工们握手，说：你们辛苦了！并请常振有转达他对全体职工的问候。总理关心老国有企业，更惦记着曾经为共和国在经济建设时期做出贡献的老职工、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阵痛中下岗的困难职工。他说：这是东北老工业基地的突出问题，一定要关心这部分弱势群体的生活保障。
下午，温总理先后到北宅下岗老职工赵贵和许洪泽两家，象拉家常似的谈笑风生，问寒问暖，详细询问了他们的生活和社会保障情况，鼓励他们自主择业，保重身体，安度晚年。之后，又到楼下围观的群众中，笑容可拘的与三位老职工亲切交谈起来。当知道他们都曾经是冶炼工时，总理真诚地表示向他们致敬！这时，人群里传出欢笑和热烈的掌声。
温家宝总理在我公司视察后，晚上在吉林市西关宾馆召开各企业负责人座谈会。会上，发表了重要讲话，强调指出：老企业在共和国发展时期为国家做出了巨大贡献，目前大都存在困难，是各种原因造成的。如：计划经济管理体制不适应市场经济管理体制，债务重、人员多、企业办社会、历史包袱沉重等等。现在看来，老企业振兴需要国家政策扶持和其他方面的支持。但根本措施在于企业改革，为企业增加动力、注入活力、挖掘内在潜力，最终是靠企业转换机制和自身的改造，单靠扶持是扶不起来的。
他强调，老企业改造是一项艰巨的任务，完成这样艰巨的任务要紧紧抓住“五靠“：一靠改革开放，拓展企业发展空间，实施走出去、引进来的战略；二靠经济和所有制结构的调整，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三靠科技进步，但必须论证准确，和企业发展战略紧密结合，在国内和世界市场占有一席之地；四靠干部群众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五靠市场机制，但政府要进行正确的宏观调控和指导。
温总理在日理万机的情况下来我公司视察，是对公司莫大的关怀和支持。从总理不辞辛劳、深入基层、深入群众的行动，可以看出，国家新一届领导人对改造老工业基地的决心和信心。尤其是那平易近人、勤奋务实、体谅下级的工作作风，令人难以忘怀，让我们感到无比温暖。我们要将这激动的心情化做促进公司发展的动力，以振兴企业的实际行动来回报总理。
我公司以党的十六大和十六届三中全会精神为指针，抓住国家支持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的有利时机，实施吉林铁合金二次创业工程，按照走新型工业化道路的要求，以发展为主题，以结构调整为主线，以做大做强铁合金主业为重点，以深化改革和科技进步为动力，着力加大体制、机制、技术和管理创新力度，不断增强活力，积极开发非铁合金新产品，延伸产业链，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不断提升经济总量和效益，用活用足政策，剥离企业负担，减负增效，经过努力，到二Ｏ一Ｏ年全面实现企业调整、改造、减负、振兴的目标，把企业建设成为国家重点的新型铁合金特种钢生产基地，为我国经济建设和钢铁工业的发展做出新的贡献。
老年事业随着国民经济的发展逐渐完成了历史使命。党和国家给离休老干部普遍提高了工资待遇。二ОО二年,转运站、碳素制品经销部、机电修配厂停办。
解甲归田，我和老伴一起享受天伦之乐。我们的晚年，有一个儿孙满堂,敬老爱幼,团结和睦的幸福家庭。五双儿女都是高中级人才：长女爱华和夫婿王影分别在吉林省广播电影电视局和吉林出入境检验检疫局工作，外孙王一楠大学毕业，在空军大连通讯士官学校任教官，中校军衔；次女爱军与夫婿李延明，分别在吉林江北机械厂和吉林化学工业公司工作，外孙女李卓在北京化工大学读书；长子建华和儿媳刘丽生分别在吉林铁合金厂和吉林碳素厂工作，长孙毕鹏在吉林建筑工程学院读书；二儿建东，硕士研究生毕业，在吉林省建筑工程学院工作，与同班同学吉林省冶金设计院工程师律凤梅结婚，二孙毕杰在长春二中读书；三子建宏在吉林铁合金厂工作，与吉林市墙体材料厂（后到商业大厦）工作的会计王志荣结婚，三孙毕兴（又名浩然）在吉林铁合金厂子弟小学读书。婿女子媳勤奋工作,孙子女学习上进,都是国家有用之材。
二ＯＯＯ年农历三月二十三日，迎来我的八十周岁生日、老伴的七十五岁生日。生日，对于每个人来说都是美好的，值得庆贺的。那么，对于健康长寿的老人来说，更是可喜可贺的。适逢新千年之初，四方亲朋欢聚一堂，弟弟维铭携弟媳宝芝专程从首都北京赶来祝贺，心情无比激动、万分高兴。
生日宴会上，孙子女献上美丽的鲜花，女儿女婿、儿子媳妇献上祝福的诗篇：“慈父八旬诞辰日，亲朋四方祝寿来，福如松江东流水，寿与白山永长在！”远在郑州上大学的外孙一楠寄来的祝寿诗写道：“华诞寿辰喜成双，亲朋共祝寿无疆，两情相依人未老，无限情怀暖松江！”维铭弟弟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
长子建华致生日祝词：亲爱的父亲，在岁月倥偬的人生旅途中，在漫漫的人生道路上，一步一个脚印地走过了80个春秋，闯过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炮火硝烟，为建设美好的祖国呕心沥血，一身正气，两袖清风，是受人敬重的好公仆。在外面，是一位胸怀豁达的长者；在家中，是一位慈祥善良的老人。
人们都说：“父爱如山，母爱如海”。是的，正是比山高、比海深的亲情营造了温馨的港湾，给予我们每一个晚辈无私的关爱，我们永远也报答不完。如今，我们都有了自己的“小家”，但是，父母营造的“大家”永远是我们倾心向往的温暖的摇篮，因为那里有我们尊敬的父母双亲，有时刻关注着我们的充满希冀的眼神，有一条无形的线紧紧牵着我们这些放飞的风筝。不管走到哪里，我们都会永远牢记父母双亲的谆谆教导：“要堂堂正正做人，兢兢业业做事。”当我们回首往事的时候，才会象父辈一样，为自己所走过的路无怨无悔。
亲爱的父亲，请接受儿孙们最真诚的祝福：祝愿您老人家，同时也祝愿我们的老母亲永远健康快乐！永远幸福美满！让生命之树常青！让生命之水长流！让生命之火永远灿烂辉煌！
生日宴会上大家纷纷向寿星献歌，高兴地跳起欢快的舞蹈。应亲朋好友之邀，我介绍长寿经验：“一要感谢社会进步、医疗条件和生活条件改善；二要感谢身边有好老伴、好子女、好亲戚朋友；三是自己个性开朗乐观，勤学好动，兴趣广泛。”正因为有了这些，所以任何创家立业的艰辛、任何九死一生的磨难、任何政治斗争的迫害都压不垮、打不倒。80年的风雨人生路，岁月使人成熟，使人坚强。正象歌中唱的：“最美不过夕阳红，温馨又从容，多少情和爱，化做一片夕阳红。”
社会上有十种人歌谣，其中说：一等人是公仆，种花养鱼享清福。我想，我和老伴就是一等人。我们很知足，很满足，不像有些人那样退下来有强烈的失落感。我家阳台上养了很多花，有香气四溢的米兰，有雍容富贵的君子兰，有常开不败的杜鹃，等等。这些花侍候长了，都有灵性。比如昙花吧，最有灵性了。专门在我老伴过生日时开放。老伴70岁那年，花开7多，我为她做诗一首：
佳侣古稀诞辰日，
昙花7朵纷纷开。
浇灌情深灵性动，
献花祝寿喜开怀。
老伴71岁那年，花开5朵。孩子们也诗兴大发，写道：
慈母七十又一岁，
心花五朵纷纷开，
精勤哺育恩情重，
常思回报永不衰。
人生有喜也有悲。多年不平坦的岁月和挫折，步入老年的亲人大都病魔缠身。淑娟妹妹于一九九二年（享年六十六岁）、太英妹夫于二ＯＯ一年（享年七十三岁）相继先后驾鹤仙逝。我沉痛悼念夫妻携手同斗敌顽的好妹妹、好妹夫：
妹妹五岁，跟我学字，我教给她，就能记住。
我的课本，全能背诵，没上过学，参加革命。
聪明上进，争强好胜，抗日活动，处处领先。
积极进步，村中入党，妇女主任，号召力强。
区长太英，结为伴侣，共同理想，背井离乡。
三载之久，音信皆无，听到传言，壮烈牺牲。
全国解放，住进京城，转战航天，郴州矿山。
铀矿剧毒，太英哮喘，文革期间，双双被斗。
后期平反，调回北京，子女上学，夫妻工作，
四方来客，战友盈门，迎来送往，热情接待。
离休之后，尚有婆母，敬老哺幼，不辞辛劳。
四子一女，哺育成材，高干之家，美满幸福。
谁能料到，家庭变异，二媳离婚，女婿再娶。
幸福家庭，支离破碎，妹患重症，病逝京城。
太英再婚，老病缠身，经常住院，溘然仙逝。
北战南征，革命一生，晚年不幸，令人痛心。
一九七六年，唐山大地震，我故乡毕家瞿阝 是重灾区。当时，弟妹宝芝生小孩毕强不久，母子被埋在倒塌的土房中，经幸存的乡亲们从废墟中救出后，维铭弟弟将母子接进北京，夫妻团聚。一九七八年落实知识分子身边有一子女的政策，侄子建国一家三口调到北京父母身边。建国是北京市电大司机班长，媳妇是首都师大财务处副处长，孙子大学毕业在外企任高级业务经理。弟弟一家总算过上了全家团圆，儿孙饶膝的幸福生活。不幸的是弟妹宝芝于二ОО二年冬患病住院，维铭弟和子媳昼夜护理，终因体弱病重，医治无效，在医院谢世。侄子建华、建宏、侄媳丽生、侄女婿延明千里奔丧，到棂前进孝。事后，我和淑端得知不幸的消息，万分悲痛。吾弟痛失贤妻，孤雁哀鸣。为了老年有伴，晚年再婚。可是，半路夫妻不长就散了。
赋诗赞亲爱的弟弟并沉痛悼念情同妹妹的好弟妹：
幼年进步，欢迎八路，抗日组织，积极加入。
儿童团员，自觉行动，站岗放哨，传递密信。
聪明上进，未读高小，考入初中，学校入党。
师院毕业，沪大深造，回校任教，终身园丁。
竭心尽力，培育新苗，桃李成材，遍布京城。
身为教授，高级人才，退休之后，仍做贡献。
幼年订婚，十七成亲，邻村渔女，长他两岁。
严守妇道，没有文化，久居家乡，敬老哺幼。
两地生活，小弟受苦，逢年过节，回家进孝。
优良品德，全村赞扬，长兄愧对，心愿未遂。
生存一子，板石下乡，安排招工，费尽周折。
随调机修，当上司机，财会国芬，喜结良缘。
生一独子，聪明机灵，同调进京，全家团聚。弟妹患病，住进医院，小弟陪护，子媳进孝。
体弱病重，医治无效，痛失贤妻，孤雁哀鸣。又逢知音，再结良缘，相依相伴，白头到老。
吉林铁合金厂在吉林市区建设了几片职工住宅区。我家住在美丽的松花江畔二道江住宅小区。在离家一里地远的江边半岛,有不少勤劳的人开垦了一些荒地。我和淑端也找到没人种的地方,开了几块约有半亩多的小片荒。在地里种上土豆、豆角、小葱、菠菜等蔬菜。每天早晨五点半起床,一人喝一碗牛奶或豆浆,吃几块点心。然后扛起锄头下到田间。
松花江的早晨是老年人的乐园。我俩一边侍弄这些农作物,一边观赏禾苗的长势,累了就坐在地头与邻家种地的老友闲谈,切磋春种夏锄秋收的经验。
收工了,我们沿着江岸游玩散步。大江上不时飞起一群群野鸭和鸿雁,这些候鸟成双成对地在江水中嬉戏玩耍,十分可爱。清新的空气,怡人的环境,劳动的锻炼,使我和老伴体重减轻,老病减少,身体越来越健壮,受益匪浅。
二ОО二年,吉林市建设清水绿带工程,整修江边荒地,植树种草,美化江城。小片荒都被推土机推平,我们这些开垦小片荒者,失业下岗。我重操旧业,再闻墨香。老伴操持家务,不辞辛劳。
松花江以她那迷人的朝雾、灿烂的阳光、和煦的清风、火红的晚霞,吸引着一对一双的老少伴侣，相依相伴徜徉在越建越美的江堤上。我和老伴早晚到江边散步，观赏鸿雁、野鸭，吐故纳新,颐养天年。
欣然赋诗：
夕阳西照放余辉,老骥伏枥仍奋蹄。
鬓发苍白学书画,尽心竭力办实体。
一生廉洁不肥己,两袖清风无后虑。
伴侣耕耘身体壮,白头到老跨世纪。
战火育英雄（代结束语）
日寇入侵，我炎黄子孙遭到野兽般的残酷践踏，陷于水深火热之中。我们的伟大祖国面临危亡的紧急关头，中国共产党领导和号召全民抗战。我村热血青年，尤其是毕姓青年违背“一不为官，二不从军“的祖训，纷纷加入中国共产党，踊跃参加八路军，舍生忘死，奋战于军队、地方和白色恐怖地区的各条战线，到全国解放后，这些捕鱼摸虾出身的革命者，经党的培养和战火锻炼，在抗日时期参军的幸存者中 ，哺育出13名团以上的无名英雄，现在大都化作了昨夜星辰。他们是：
第一位是佐林，原名毕宗岱。建国后在河北省昌黎专区任地委书记，“文革”中被迫害致死。第二位是新光，原名胡庆勋，长期任黄永胜的秘书，解放后调任陶铸的秘书，后任广东从化专区专员。“文革”中受株连，被捕关押，爱人受惊吓患精神病。平反后任广东省委党校副校长。第三位是新文，原名毕兆恒，建国后任河北省机械厅厅长。地震前调任唐山市委第二书记。地震时，母亲、爱人被砸死，他本人被救出后，未立即组织抢救，跑到岳父家报丧，被降为市委副书记，离休后逝世。第四位是新猛，原名毕兆胜。锦州解放后任锦州市委组织部长，后到黑龙江省哈尔滨中直企业——量具刃具厂任党委书记。1976年要求到河北省唐山市工作，地震前一天到唐山，夫妇和儿子一家三口全被砸死。第五位是我本人，原名毕宗岳，化名新成、木胜、毕振华，1948年冬，承德解放后在热河省委机关任科长、处长，1956年到苏联援建的重点项目中直企业——大庙钒钛磁铁矿任矿长，定级行政十二级，享受高干待遇，“文革”中遭受残酷迫害，1978年落实政策，到吉林铁合金厂任党委书记。第六位是新勇，原名李向文，解放后在驻京部队任团长。第七位是毕绍斌，参军前在柏各庄种稻田，在我部队任团政委，解放后患病，在北京协和医院治疗未愈，病逝京城，葬于八宝山革命公墓。第八位是毕绍更，在辽宁北票煤矿当工人时参军，解放后在热河省计委任处长。第九位是佐彬，原名毕兆余，化名新功，北京解放后在北京站列车段任工会主席，直至离休，现已逝世。第十位是新阁，原名毕兆宗，建国后在唐山路北区任区长，地震时被砸死。第十一位是长胜，原名毕秉恒，唐山解放后在市公安局一处任处长，直至离休，现已病逝。第十二位是毕经文，是我村参军最早的一个，他未在本村入党，战争年代在我三十八军任营长。解放后因无文化而转业，在唐山陶瓷公司任副经理，后在市木材公司任党委书记，离休后逝世。第十三位是新合，原名毕玉兆，1943年在丰南县委组织部工作，1946年国民党顽军扫荡路南时被捕，供认是通讯员，未被杀害，和抓的壮丁一起用闷罐车运到东北，被迫当了国民党兵。站岗时动员来换岗的伪兵一起携枪跑过山头，被我当地驻军留在司令部当参谋。辽沈战役后随军进关作战。天津解放后，要求留在地方，在唐山供销社任主任，“文革”中被迫害致死。
除此以外，还有解放战争初期参军的毕兆仿师政委等，和团、营级干部多人。
建国后，毕家瞿阝的人们说：“我村参加革命的干部，手枪都得用筐抬。”这话虽然说得有些夸张 ，但可见毕家瞿阝参加革命的人数比较多。
遗憾的是，盐碱地长不出大树，只长出一些小草，有的还被海水淹没或枯萎，不能茁壮成长，不能闪烁光辉。但是，他们和许多革命者一样，默默地为这个世界奉献着自己的满腔热血，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诗曰：
倭寇入侵似豺狼，炎黄子孙陷深渊。
国破家忘危难际，共党号召救危亡。
渔村青年参军踊，舍生忘死杀敌顽。
打败日寇“小毒蛇”，推翻蒋家旧江山。
打渔摸虾渔家汉，战争烈火育英雄。
南征北战幸存者，“天灾人祸又遭殃。
五颗微星中途陨，余生八颗未闪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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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 ahui10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