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譜牒學的新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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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譜牒學的新發展




　　在中國學術史上，年譜之學一向被奉為“大道”，年譜不僅可以補充“國史”、“家傳”的不足並訂正其錯訛（全祖望《施愚山先生年譜·序》），而且“最得知人論世之義”（孫德謙《古書讀法略例》）。朱士嘉指出“敘一人之道德、學問、事業，纖悉無遺而係以年月者，謂之年譜” 《中國歷代名人年譜目錄·序》 。章學誠認為年譜雜糅了記傳與編年二體，並從譜牒、年表、宗譜、傳狀等體逐漸發展演變而自成一體。（《劉忠介公年譜·序》）

　　我國的年譜編撰工作可以追溯到宋代，宋代先後出現了呂大防編撰的《韓吏部文公集年譜》、趙子棟編撰的《杜工部年譜》等年譜，吳懷清也在《李二曲先生年譜·序》中指出“年譜之作，肇始宋代”。雖然宋代編撰的年譜的數量還比較少，但對後世的影響深遠。遼、金、元等朝，又陸續出現了一些年譜，但存世的不多。自明代以後，年譜的編撰多了起來，到清朝時，年譜的編撰工作有了極大的發展，據來新夏教授在《近三百年人物年譜知見錄》一書中的大致統計，清人年譜約有800餘種，1000餘卷。民國時期，不僅年譜的編撰形式與古代相比有了一些變化，對譜主的研究深度與廣度也有所提高。梁啟超晚年在清華國學研究院講授“中國歷史研究法”時把年譜與傳記並稱為“人的歷史”，納入新史學的範疇。身體力行年譜編撰工作的胡適也曾強調年譜“不但要記載他（譜主）一生的事跡，還要寫出他的學問思想的歷史”。他所編撰的《章實齋先生年譜》因編輯體例有所創新而得到梁啟超的高度評價：“不惟能擷譜主之綱要（吾尚嫌其未盡），並及時代思潮，稱得上近代學術界一盛飾。”

　　自上世紀80年代以來，我國的年譜編撰與出版工作又有了很大的發展，據筆者對國家圖書館和北大圖書館館藏的年譜進行的初步調查，包括新編撰的年譜和重版民國以前編撰的年譜在內，自1980年至2003年我國內地陸續出版了近500部年譜，這一數字幾乎相當於《中國歷代名人年譜目錄》著錄的年譜總數的一半（1941年出版的李士濤編《中國歷代名人年譜目錄》著錄譜主964人，譜1108部）。檢點新時期以來的年譜出版工作，可以看出如下特點：

　　（1）各類年譜的出版在數量上不太平衡

　　有關年譜的分類，學界有不同的分法。按照編輯體例，可以分為“通譜”、“專譜”和“合譜”。“專譜”指只選擇譜主一生中心事業為主幹，與中心事業無關的人和事概不錄入；“合譜”指把有關人物合編成一個譜（參見來新夏《清人年譜的初步研究》）。新時期以來，雖然出版了近500部的人物年譜，但其中的絕大多數是“通譜”，“專譜”與“合譜”則較為少見，筆者在國圖檢索到的“專譜”主要有《魯迅教育活動年譜》（北師大編，1981）、《魯迅木刻活動年譜》（李允經、馬蹄疾編著，1986）、《毛澤東軍事年譜（1927 1958）》（張家裕主編，1994）、《胡適紅學年譜》（宋廣波著，2003）等10多部；“合譜”主要有《辛亥革命四烈士年譜》（孫元超編1981）、《晚明曲家年譜》（徐朔方著，1993）、《揚州八怪年譜》（胡藝等著，1993）、《易堂九子年譜》（邱國坤著，1990）、《初唐四傑年譜》（張志烈著，1993）等20多部。

　　按照編撰者的身份，年譜又可以分為“自撰年譜”、“友生及子弟門人為其父兄師友所撰年譜”和“後人補作或改作昔賢年譜”（參見梁啟超《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檢點新時期以來出版的近500部年譜，可以看出“自撰年譜”主要有《康南海自編年譜》（康有為著，1992）、《章太炎先生自訂年譜》（章太炎著，1986）、《吳宓自編年譜》（吳宓著，1995）、《嚴修年譜》（嚴修自訂，1990）等10多部；“友生及子弟門人為其父兄師友所撰年譜”主要有《沈鈞儒年譜》（沈譜、沈人驊編，1992）、《柳亞子年譜》（柳無忌著，1983）、《顧頡剛年譜》 顧潮編著，1993 、《聞一多年譜長編》（聞黎明、侯菊坤編，1994）、《馮友蘭先生年譜初編》（蔡仲德著，1994）、《蔡元培年譜長編》（高平叔著，1996）、《梁漱溟年譜》（李淵庭、閻秉華編，2003）、《三水梁燕孫先生年譜》（風崗及門弟子編，1990）等30多部。梁啟超在《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中對這三類年譜的價值進行了評論，他認為年譜中最好的一類是“自撰年譜”：“今讀者如接其謦頦，而悉其甘苦，觀其變遷進步，尚友之樂，何以加諸？”但是“年譜題興，自譜蓋鮮，明以前糜得而指焉”；其次是“友生及子弟門人為其父兄師友所撰年譜”，“此類年譜價值僅下自撰年譜一等”，但是“此類年譜雖極多，可稱者殊寥落”；而“後人補作或改作昔賢年譜”，“為極勤苦極忠實地考證，此實清儒學風長處，而此類補作或改作之年譜，最能充分表現此精神，故在著作界足佔一位置焉。”筆者認為，梁啟超的這段論述也大致可以用來評論新時期以來的年譜出版狀況。

　　（2）古代年譜的整理工作取得了重要成就

　　新時期以來，不僅新編撰了大量的20世紀名人的年譜，而且整理出版了相當數量的古人年譜。古代的年譜一般所記的是“巨公魁儒”之事跡，這些事跡所反映的人物狀況和史實不僅具有特別珍貴的文獻價值，而且傳達著較為可信的歷史真實。梁啟超認為“年譜，一人之史也……而年譜之交用，時極宏大，蓋歷史之大部分實以少數人之心力創造而成，而社會既產一偉大的天才，其言論行事，恒足以供千百年後輩之感發興奮。然非有詳密之傳記以寫其心影，則感興之力亦不大，此名人年譜之所以可貴也”（《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蔡尚思也指出“我國學術界向來重視利用各種年譜，那是有道理的。年譜屬於歷史人物的個人編年史，他的背景雖不及一般編年史廣闊，而反映歷史進程的精細程度超過一般編年史。”（《左宗棠年譜·序》）

　　新時期以來最大的整理古代年譜的工程就是1999年影印出版的《北京圖書館館藏珍本年譜叢刊》，這套叢書總共200冊，共收入歷代年譜1200百餘種，約15萬頁，譜主千餘人，上起三代，下至1949年9月新中國建立前夕，歷朝歷代的知名人物幾已囊括殆盡。這套叢書的學術價值非常巨大，所收年譜的內容有許多是歷代正史、野史、地方誌、人物傳記等典籍所疏漏、闕失的，其中有三分之一的年譜是首次披露面世。美中不足的是，國圖這次沒有把全部館藏的年譜收入叢書之中，奉獻社會，實為學界憾事。

　　此外，一些學者還先後整理出版了一些古代的年譜總集，如《中國歷代年譜總錄》（楊殿旬編，1980）、《近三百年人物年譜知見錄》 來新夏著，1983 、《歷代名人年譜》（清代，吳榮光編，1989）、《中國歷代人物年譜考錄》（謝巍編撰，1992）、《宋人年譜集目、宋編宋人年譜選刊》（吳洪澤編，1995）、《中國歷代年譜總錄（增訂本）》（楊殿旬編，1997）、《歷代名人年譜》（清代，吳榮光著，李宗顥補遺，2002）、《中國古代名人生卒·歷史大事年譜》（清代，吳榮光編，2002）、《中國年譜辭典》（黃秀文主編，1997）等，這些紮實的整理古代年譜的工作為新時期的年譜研究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3）年譜的編撰在品質上還存在一定的問題

　　梁啟超在《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中指出：“欲為一名人作一佳譜，必對其人著作之全部（專就學者或文學家，別方面則又有別當注意之資料），貫穴鉤稽，盡得其精神與其脈絡。”孫詒讓也在《冒巢民先生年譜序》中指出：“蓋名賢魁士，一生從事於學問、論撰之間，其道德文章既與年俱進，而生平遭際之隆污夷險，又各隨所欲而不同，非有譜以精考其年，無有得其詳實……為論世知人之淵藪，不信然與？”總之，年譜無疑是一種以豐富準確資料為基礎，以供人參考與使用為職能的著述體裁，因此務求其詳備與可靠。不過，年譜的編撰雖應首重資料，但也不是單純的羅列資料，而應以史實為依據，以史料明其事，以識見定是非，因為“年譜者，心史也，非為一人譜敘行事之家傳也，而實為一代學術文化係年也”（束景南《朱熹年譜長編·跋》）。但是，筆者近日通過中國學術期刊網檢索有關年譜研究的文章，卻看到了新時期以來年譜出版工作在一片繁榮景象背後的問題。

　　吳偉斌在《元稹詩文編年新談》一文中指出：“《年譜》中詩文編年中發生誤編、漏編、重編以及編年不確切等各類差錯約500處。”（《元稹年譜》齊魯書社，1980）；朱洪在《〈胡適年譜〉疏正》一文中對《胡適年譜》“疏正37處，補遺19處，校勘13處。”（《胡適年譜》安徽教育出版社，1986）；陳標在《毛澤東年譜補遺》一文中僅對《毛澤東年譜》“秋收起義之前”部分增補了40多條，“1927年”部分增補了11條（《毛澤東年譜》中央文獻出版社，1993）。限於文章篇幅，僅舉以上數例，但一斑窺豹，從中也可看出新時期以來年譜編撰工作中所存在的令人擔心的問題。

　　總的來說，上述年譜中所發生的一些史實問題大多是編撰年譜之後新發現的資料引起的，但也與編撰者的學養和工作態度有一定的關係。鑒於新時期以來出版的年譜中有相當多的一部分是20世紀名人的年譜，隨著學術研究的發展和相關學術環境的寬鬆，特別是新的史料的不斷發掘，筆者相信，在史料方面出現問題的年譜在數量上應當不會很少，當務之急就是認真地重新修訂出現問題的年譜，以更好地發揮年譜所承擔的學術功能，促進當代學術研究的發展。

　　（4）年譜的修訂熱

　　年譜的編撰工作受到史料的影響極大，限於種種條件，一些史料很難蒐集到或者很難向學界公佈。筆者在檢索年譜出版狀況時注意到，一方面是年譜的大量出版，另一方面是年譜的大量修訂再版，這對於廣大讀者來說無疑是值得欣慰的好事。《朱德年譜》在1986年出版後，陸續發現存在一些錯訛或不足之處，從1998年開始修訂；《李德裕年譜》（傅璇琮著，河北教育出版社）在80年代中期出版後，2000年又經過改正、增補後出版；《林則徐年譜》（來新夏著，南開大學出版社）在1981年出版後，於1982年就出版了《林則徐年譜》（增訂本），1997年又出版了《林則徐年譜新編》，該書責編說作者是“四十年磨一書”。

　　但是也有一些年譜在編撰出版修訂本或增補本之後，仍然存在一些史實或資料上的不足。姚錫佩在《增訂本〈魯迅年譜〉的遺憾》一文中就指出增訂本《魯迅年譜》（人民文學出版社，2001）的第一卷髮生了“接二連三的失誤”；陳子善在《成就與不足———〈周作人年譜〉增訂本略評》一文中也指出《周作人年譜》（南開大學出版社1985年出版，天津人民出版社2000年出版修訂本）“百密難免一疏”，存在一些史實問題。雖然這些“增訂本”年譜中出現的史實問題可能與史料的新發現時間有關，也可能與編撰者的工作態度有一點關係，但無論如何，“增訂本”都在原年譜的基礎上有了較大的進步。筆者相信，經過不斷修訂的年譜最終會有一個令讀者滿意的定本。

　　（5）在寂寞中前進

　　梁啟超晚年把年譜與傳記並稱為“人的歷史”，納入新史學的範疇，但是，與傳記的熱相比，年譜可以說在相當長的歷史時期都處於寂寞的狀態，似乎至今還沒有一部年譜成為暢銷書，大多數的年譜的印數只有1000冊。在市場經濟的大環境下，學術本身已處於很邊緣的地位，而年譜的命運更是坎坷。2003年，中國譜牒學會因為沒有在指定的時間內籌夠10萬元人民幣的註冊資金而被民政部取消了社團資格。即使如此，年譜的編撰與出版工作仍然在前進，國圖的檢索系統顯示，新收錄的2003年出版的年譜有近20部。此外，還有一些學術機構也在2003年相繼啟動了相關年譜的編撰工作，例如，北京魯迅博物館和上海巴金研究會就相繼啟動了《魯迅年譜長編》和《巴金年譜長編》的編撰工作。一些學者也有意識地加強了對青年學生進行編撰年譜的訓練。筆者相信這些工作將會對國內的年譜編撰工作產生一定的推動作用。

（來源：尋源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