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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华烟云》中的傅增湘先生出现在目前正在审理的一起诉讼案中在《京华烟云》中曾、姚两家的挚友；并为孔立夫出庭辩护的傅增湘先生不仅确有其人，而且他和他的长孙傅熹年（现中国工程院院士、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主任）还是目前正在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审理的一桩民事诉讼案的焦点和关键人物。在《京华烟云》原着的第十三章，傅增湘先生是这样出场的：“两年之后，木兰十七岁，经过了感情上最不平静一段生活，真是前所未有。她上学了，由父母给订了婚，随后发现自己爱上了男人。与这些事有关系的，并且在那一段时期对她大有影响的，是一位四川姓傅的。他在革命后做过教育部长，在他任内通过了国音字母。傅先生，名叫增湘，消瘦，留着小胡子，可真是个想象高强才华出众的学者！他的两个癖好是游历名山大川，搜集并编辑古书。后来,他在大学讲版本学——他是公认的版本学的权威——他坚持要躺在沙发上讲，学生们看着这位瘦高的老头，都怀有无限的敬意。这位学者把各方面的学问都能由过人的智慧予以融会贯通。他酷爱古代学问，也同样热心于民众教育，尤其是女子教育，他和他的太太可以说是中国女子教育的先驱。甚至他才二十几岁，在四川一带便以才气出名，都认为来日成就，当可预卜。二十六岁便点了翰林，再考则荣任翰林院编修。在光绪二十九年任袁世凯的幕宾。因为曾文璞也在袁世凯下任职，自然便结识了这位学者。傅增湘学问的渊博，见解之高超，颇使姚思安向往不止，于是两人便成了朋友。傅增湘曾被邀请南下组训新军，北返后又受命襄办直隶省的教育。光绪三十二年。在天津创办女子师范学校。由于傅姚两家的友情关系，木兰就进入政府办的第一个女子学校求学，成了第一批蒙受教育运动利益的一个新时代女子。又由于傅增湘的关系，姚家认识了一个叫孔立夫的四川青年，傅增湘一向对他甚为推许。”林语堂先生笔下的这位傅先生在历史上是确有其人的：傅增湘（1872—1949），字沅叔，四川江安县人。是近代着名的教育家、版本目录学家、收藏家。清末戊戌科进士，授翰林院编修。曾任北洋女子师范学堂总办、直隶提学使、宪政编查馆谘议官。1917年后任北洋政府教育总长，五四运动前夕因反对镇压学生而辞去职务。1927年后任故宫博物院图书馆馆长，致力于版本目录学研究和文物古籍的收藏，毕生收藏颇丰。1947年至1949年间曾将自己收藏的大量珍贵文物古籍捐献给故宫博物院和北京图书馆。1950年至1958年傅增湘的后人遵其遗命，又将大量珍贵的宋、元版古籍和文物字画等捐献给国家。傅增湘曾以渊博的学识和高尚的道德品质，以及伯乐识才、古道热肠而声名显赫。在其担任辅仁大学董事长期间，他曾多次提携过启功先生，推荐其进入辅仁大学任教并师从国学大师陈垣，成就了一位文博名家。在其担任教育总长期间，他曾鼎力资助徐悲鸿先生留学法国，成就了一位国画大师。傅增湘的长孙傅熹年在当今的文博界也是一位声名显赫的学者：书画界人士和书画爱好者、收藏者都知道，当今对中国书画史的研究、对书画作品的鉴定，都离不开傅熹年这位专家。
建筑业内人士都知道，当今对中国建筑史的研究、对古代建筑规制和规划设计方法的探索，都离不开傅熹年这位专家。傅熹年1955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建筑系。青年时先后协助梁思成、刘敦桢教授进行中国近代和古代建筑史研究。1982年起为**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组员，从1983年起参加全国书画鉴定组，鉴定全国博物馆所藏古代书画。1986年起为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常务委员，1994年被选为中国工程院首批院士。2005年8月被任命为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主任委员。虽然傅熹年与其祖父傅增湘一样，是位学识渊博、声名显赫的学者，但是他的道德品质却远不及其祖父，以致目前官司缠身。情况是这样的：傅增湘于1949年去世后，傅增湘的两房子女没有分家而是继续共同生活在一起，所遗财产也成为了两房的生活依靠。1966年文革爆发，傅家被抄，所有人被扫地出门，从此傅家成员天各一方。1971年傅家落实了政策被抄财物被陆续发还，此时傅熹年作为长兄以财产保管人的身份，单方面签字领走了本属于傅家所有继承人的各种文物、古籍、字画和文稿等。直到1980年傅熹年才写信通知其他家庭成员落实政策的事，但对落实回的文物、古籍、字画和文稿、日记等只字未提，只说落实了一处房产和一个两万余元的存折，别无他物。要求傅家所有家庭成员就此分家，并联系了部分家庭成员签署了一份分家协议书。此举引起了傅家另一些成员的不满，于1983年将傅熹年告上了法院。1983年北京西城法院立案受理此案，1985年西城法院以落实退还被查抄的文物还在进行中，继承标的未定，无法进行分割为由动员原告方先撤诉，待全部文物发还后再起诉。随后原告方遵从法院意见撤诉。撤诉后傅熹年这才承认落实退还了一些文物、古籍、字画等，于是又召集部分家庭成员协商分割财产。协商时他继续利用这部分家庭成员对发还财产情况缺乏最基本的了解的机会，采取欺骗手段，与六名家庭成员签署了一份协议，但是此协议有四人未参与、签字。协议后由傅熹年在其所指定的财产范围内进行了分割。傅熹年作为共有财产的保管人，既没有及时通知所有家庭成员到场，也没有得到缺席家庭成员的委托，更没有出示财产退还清单,并说明其种类和数量的情况。致使其他家庭成员根本无法计算财产价值及清算，并公平的分割财产。由于傅熹年的一位妹妹在当年既未参与分割协议，事后也没有取得任何财产。便委托“北京华烨律师事务所”将长兄傅熹年告上了法庭，要求分割共同财产。2005年1月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正式受理该案。现该案审理已近一年，在傅熹年拒绝提供财产退还清单的情况下，法院依法调取了当年的落实查抄财物退还档案。档案退还清单显示，从1974年—1989年陆续发还的傅增湘所遗财产，包括古籍、古玉、文物、字画等，数量超过两万件之多，并且其中相当数量的财产具有极高的历史和文物价值，保守估计其价值超过亿元。但是1985年傅熹年拿出来分割的财产数量却仅有两千余件，其余一万七千余件古籍、古玉、文物、字画均被傅熹年隐瞒并据为己有。在庭审过程中，多名参与85年分配的共有人在发现这一情况后，均向法院表示他们严重受到傅熹年的长期蒙蔽。在证据面前，傅熹年又被迫承认了三千件左右的财产。但仍有一万五千余件财产，傅熹年以“记不清楚”为由，拒绝说明内容和去向。傅熹年作为我国文物鉴定方面的权威，对财产的价值十分清楚，在发还的大量财产中，如果说对少数物品记忆不清尚属可以理解的话，那么对数量多达一万五千余件，占发还总数四分之三的文物古籍的内容和去向“记不清楚”让人难以信服。事实上，傅熹年是以 “记不清楚”为借口，大肆隐瞒，企图将这些财产据为己有。傅熹年作为中国工程院院士、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主任委员，还曾经担任过多届全国政协委员，其行为却如此丑陋，与其显赫的社会身份和地位是极其不符的。在案件审理当中，傅熹年一直以该案不是析产案件，而是继承案件为借口，主张超过诉讼时效，要求法院驳回起诉。实际上，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继承开始时继承人未表示放弃继承遗产又未分割的可按析产案件处理问题的批复》的规定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第177条的规定，本案是一个典型的析产案件，不是继承案件，傅熹年的借口是根本不能成立的。在法院清查核对财产的过程中，傅熹年作为发还财产的领取人和保管人竟公然对抗和妨碍司法审判。始终假以种种理由回避核对拒不到庭，不仅授意其代理人利用退还档案清单中某些记载不完善之处，仍然采取一惯的隐瞒欺骗、篡改、重复计算等手法，推托“记不清”、“说不清”继续隐瞒发还财产；而且还毫无证据地编造各种理由将大量文物、字画、古籍指为自己的私产。但是在大量事实和证据面前，当其编造理由和借口已然难以自圆其说之时，甚至声称这些财产是他的个人隐私，在法院未判决之前，拒绝提供财产的核对资料。致使法院核对财产的工作屡次陷入停顿，至今仍然无法顺利完成发还财产的清查核对。可以说傅熹年至今仍在恶意隐瞒巨额共同财产，行为是极其恶劣的。如果说他的学识在现今文博界的显赫声名可以与其祖父傅增湘比肩的话，那么他的行径却表明在道德品质方面，与其祖父相差万里。 文章作者：傅增湘的曾孙箫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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