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曾佑及其《中国历史教科书》

中华龙

  
  吴怀棋：夏曾佑及其《中国历史教科书》2007-10-14 00:40　夏曾佑（１８６３—１９２４），字穗卿，号碎佛，笔名别士，浙江杭县（今杭州）人。
　　父亲夏鸾翔，精算学，“与同邑李壬叔善兰、戴谔士询，并称为杭州算学三大家。”①夏曾佑从少年时代起，一生读书兴趣广泛，好学深思。他对今文经学、佛学有精深的研究，对乾嘉考据学和诗、文有相当的素养。他还注意学习外国的史地知识和自然科学方面的知识。黄遵宪对夏曾佑渊博的知识和学术上深邃的见解很推崇，在诗中称颂夏曾佑说：
　　兼综九流能说佛，旁通四邻善谈天；
　　红灯夜雨围炉话，累我明朝似失眠。②
　　夏曾佑“年十四入泮”，二十六岁中举。光绪十六年（１８９０）夏曾佑二十八岁中进士，后任清政府礼部主事。
　　１８９１年，夏曾佑在北京结识了梁启超、谭嗣同等锐意改革之士。其时，梁启超是十九岁。他们年青气盛，经常高谈阔论，上至军国大事，下至治学心得，反复切磋，往返辩难，彼此都觉得很投机，心高气热。他们各自的住处相隔得又不远，所以几乎天天见面，见面就争论，争论的结果，梁启超说，“十次有九次我被穗卿屈服，我们大概总得到意见一致。”③他们成了“讲学最契之友。”④
　　夏曾佑的思想对梁启超影响相当大，梁启超甚至说“穗卿是我少年做学问最有力的一位导师。”⑤他们对以前学的乾嘉派考证学产生极大的反感，认为中国自汉以后的学问全要不得。他们提倡一种“新学”。这种“新学”以中国汉以前的儒家经典的正义、周秦诸子和当时教会翻译的几部西方著作作为材料，加上这些青年的主观理想混合起来构成的。夏曾佑当是戊戌变法的思想先驱者之一。
　　光绪二十二年（１８９６），由夏曾佑、汪康年、梁启超发起，在上海创办了《时务报》，鼓吹“变法图存”。１８９６年、１８９７年夏曾佑在天津候选，孙宝琦创育才馆，延聘他去执教。夏曾佑在天津结识严复，谈吐相投，交往甚密。１８９７年，《国闻报》在天津创办，严复、夏曾佑都是创始人，并且主持《国闻报》的旬刊的工作。《国闻报》和《时务报》都是宣传维新变法思想有广泛影响的报纸。严复翻译《原富》、《社会通诠》、《群学肄言》、《法意》等西方学术著作，夏曾佑读了这些著作，并且给其中一些书作序，写按语。这段时期，夏曾佑通过与严复的交往，进一步了解“西学”；特别是达尔文的进化论，对他以后的社会、哲学思想的形成有很深的影响。
　　在这期间，夏曾佑、梁启超、谭嗣同和黄遵宪等人还开展了“新诗”运动，夏氏是“新诗”运动的提倡者。然而，“新诗”之所谓“新”还只是“颇喜挦撦新名词以自表异，”⑥还没有达到用新形式表现新时代、新精神的境界，所以，后来受到了梁启超《饮冰室诗话》的批评。他们写了许多诗，除黄遵宪的诗还能创新境界外，其他人的成就很少。梁启超评价夏曾佑等人的“新诗”，说这些诗“善选新语，其语句则经子生涩语、佛典语、欧洲语杂用，颇错落可喜，然已不备诗家之资格。”⑦
　　１８９９年冬，戊戌变法期间，夏曾佑关心变法活动。梁启超不断写信给夏曾佑，把变法进展的情况和对变法前途忧虑的心情告诉他。百日维新失败后，梁启超避入日本领事馆，然后由日人伴送至塘沽，东渡去日本。夏曾佑听到消息后，立即追至塘沽，同梁启超话别。⑧
　　１８９９年冬，夏曾佑选授安徽祁门知县。１９０２年，母亲去世，他丁忧居上海。夏曾佑在此期间，致力于中国古史研究，写出在中国史学界有广泛影响的《中国历史教科书》。这部书原来打算写五册⑨，但实际上只写了三册。第一册初版是光绪三十年（１９０４），光绪三十二年（１９０６）发行六版。第二册初版是光绪三十二年（１９０６），宣统元年（１９０９）发行了五版。第三册初版也是１９０６年，宣统元年第五版发行。在夏曾佑写出这部书之前，国内就已经有人用资产阶级新史学的观点写出新式的中国通史了，但就其影响来说，夏曾佑的《中国历史教科书》是中国近代史学史上“第一部有名的新式通史”⑩。１９３３年，商务印书馆重新印行时，书名改为《中国古代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