驳苏轼的《贾谊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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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驳苏轼的《贾谊论》

2006-01-15 10:30:10

L老枫新枝@-SH__

/article/-SH__-l4A6Lo.html 复制 评论  古人论人成败的文章，苏轼的《贾谊论》很有名。文中的有些观点似乎被后人接受。不过，卑人却不同意苏轼的议论。  先看苏轼对贾谊下的结论：“呜呼！贾生志大而量小，才有余而识不足也。”  什么是“识？”按我的理解，识是指一个人对事物综合分析并把握事物本质的能力。从贾谊的《过秦论》、《治安策》看，贾谊不仅能识，而且古往今来，象贾谊这样高屋建瓴，洞见深远，论述精微的政论家是不多见的。鲁讯对贾谊的“识”有极高的评价，毛泽东说贾谊是“英俊天才，”还劝田家英读贾谊。《过秦论》一针见血指出了秦朝灭亡的原因；《治安策》则指出诸侯王割据一方，是分裂国家、制造动乱的最大危险。特别是后者，得到后来的汉景帝和政治家晁错的积极实践。这怎么能说贾谊“识不足”呢？！  那么，苏轼说贾谊的“不识”是“不识时务”吗？是不该显的时候而显，不该露的时候而露吗？因为不识时务，所以在方法上没有“上得其君，下得其大臣，如绛、灌之属，优游浸渍而深交之，使天子不疑，大臣不忌，然后举天下而唯吾之所欲为，不过十年，可以得志。”苏轼这样的议论真正是小见和书生之谈，过去的说法叫“腐儒”之论。在“削藩”问题上，苏轼不仅要贾谊去争取文帝和旧大臣的支持，还要和旧大臣“优游浸渍而深交，”比我们现在说的“打成一片”关系还深，无异于天方夜谈。各藩王和文帝及周勃、灌婴等旧大臣有极其复杂的联系，涉及到方方面面的重大利益，从政治上看，是中央和地方的矛盾。即使贾谊真正去做“上得其君，下得其大臣“的工作，文帝和旧大臣未必按贾谊说的办。按苏轼的说法，只要方法妥善，“不过十年，可以得志。”然而，文帝到景帝经历了二十多年，晁错也得到了景帝和一些大臣的支持，为什么“削藩”导致“八王之乱？”晁错的下场比贾谊更惨呢？看来，不是贾谊不识时务。贾谊后来不被文帝重用是当时社会、政治形势的必然结果。贾谊的认识是很正确的，只是解决问题的时机尚未成熟。  苏轼拿孔子、孟子做样板，要贾谊象孔孟那样表现出对君王的殷切和耐心。这个样板的使用很愚笨，因为苏轼不知不觉作了自我否定。孔、孟对君王那样殷切和有耐心，目的达到了没有呢？历史证明，孔、孟的学说虽然饱含道义之理，但却与当时政治潮流极不吻合。就政治的观点看，孔、孟都是当时的悲剧人物。  苏轼说贾谊的谋略没被采用，就自我哀伤摧残以至“夭折，”而不知韬光养晦，等待时机。这是苏轼不合事理的想象之论。据我看，贾谊被贬到长沙的主要原因不是因为《治安策》里的“削藩”建议，而是受到当时周勃、灌婴等一批旧大臣的排挤，是权力之争的结果。“木秀于林，风必吹之。”贾谊太有国家管理才能，而且又积极表现自己的才能。也可以说贾谊是少壮力量的代表人物。新生人物的出现，意味着旧力量的消退，意味着周勃、灌婴等一批旧大臣丢失权力。而权力的极端自私和不愿丢弃权力是政治封建性的重要特征。所以，贾谊被贬到长沙不过是权力斗争的失败者罢了。贾谊的失败是必然的，轮到任何新生人物都会是这个结局。道理很简单，就是比较愚蠢的君王也不可能选择贾谊的势单力薄而抛弃势力强大、且情感联系很深的一帮旧臣。  还应指出，贾谊的早逝主要的不是因为政治上的失意，而是因为皇帝的儿子跑马摔死，他作为太子的老师，感到失职，自责很深，对不起皇帝。奉行的是最最诚实的“忠”字。  苏轼在政治上是一个保守人物，反对王安石的变法；苏轼不是一个政治家而是一个比较纯粹的文学家。由此，笔者看到了苏轼对贾谊的指责的文化思想因由——事物性质上，是守旧与变革的对立；在对事物的评判上，是“昏昏”对“昭昭”的妄言。  （2005年1月22日星期六上午写完）  以下是贾载明先生的博客论坛网址：http://www2.blog.163.com/-SH__.html欢迎贾姓族人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