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堡书坊的崛起

邹昭蔚

四堡书坊起于邹葆初。《范阳邹氏族谱》（简称邹氏上祠谱，下同）载他“壮年贸易广东兴宁县，颇获利，遂聚妻育子，因居其地刊刻经书出售。至康熙二十年辛酉（1681），方搬回本里，置宅买田，并抚养诸侄，仍卖书治生。闽汀四堡书坊，实公所开创也”。邹葆初先在外地从事书业，回乡后继续刻书，这种情况在四堡并非个别现象，笔者查阅邹、马两氏族谱后发现，大多数业主都是这样：先在外地贩书，有了积累之后回乡置宅、买地开办书坊，亦工亦农。例如，《长汀四堡里马氏族谱》（简称马氏下祠谱，下同）所载马屋村最早刻书者马维翰（万竹楼）也是这样：“公讳维翰，字翊腾，号厚斋，炳元公之长子也，有弟松腾。公幼习举业……遂操持家政兼贾书于江广间者凡十四、五年，颇获利，其文尝顾而乐之。而弟适夭，所遗一孤又患废疾其文悲伤莫解……乃不复业贾书而募匠刻厥梨枣，募印书籍以为诸贾贩，其利且倍蓰于远贾，而得朝夕奉侍于文如侧。”马维翰，生于崇祯十二年（1639），卒于康熙三十九年（1700）。又如《闽汀龙足乡邹氏族谱》（简称邹氏下词谱，下同）记载的邹氏下祠最早刻书者是邹抚南，生顺治七年（1650），卒于乾隆三年（1738）。而他的刻书则始于他的父亲出外售书。邹抚南的父亲邹兆熊，生于天启六年（1626），卒于康熙十十年（1673），谱传称他“常邀游四方，渡海抵澳门获利无数，为奸侩所欺，客囊倾折，公毫无介意，复揭余资客吴、客粤、客豫[章]之浒湾，计所获之利竟偿所失时。”这里虽然没有指明在外售书，但当时江西金溪县的浒湾，是有名的刻书地，他在那里有可能是做书生意的。 　　综上所述，四堡书坊始于清初是肯定的。　　 　　清康熙年间，四堡书坊蓬勃兴起。据邹、马两姓族谱记载，仅清雍正朝之前，就创办有大书坊10多家。他们世代相传，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到乾、嘉时期达到极盛，“吾乡在乾、嘉时，书业甚盛，致富者累相望。”（《邹氏上词谱》）经笔者实地考察并研究发现，有清一代四堡先后创立堂铺达123家，其中查到业主的有112家，只知堂名不知业主的11家。所刻图书见到实物或有文献记载的667种，除书名重复外，共489种。出外售书或开书店多达629人。其规模不亚于当年建阳的麻沙和崇化。四堡、麻沙和崇化可谓福建坊刻史上的三颗灿烂的明珠（详见《出版史研究》第二辑）。 　　　　　　　　　　 　　　　　　　　　　四堡书坊兴起的原因 　　　　 　　在闽北建阳两坊衰败的同时，地处闽西的四堡书坊却异军突起，并取而代之，这是为什么？如从社会政治环境看问题，两者均在福建，且都在较为偏僻的山区，交通运输不方便，只是两地相距甚远，明末清初四堡未受兵燹之祸而已。那么，为什么兵燹之后建阳两坊虽有恢复却不能发展，而四堡却能迅速崛起成为当时全国四大雕板印刷基地之一呢？要回答这个问题，就得从四堡特殊的人文历史、生活环境以及四堡书商成功的经营中寻找答案了。　　 　　第一，文化基础。四堡在历史上是文化之乡，历代文人辈出，学而优则仕者也不乏其人。这就为刻书业创造了良好的文化环境和人才优势。著名的官宦，宋代有邹应龙至端明殿大学士知枢密院兼参知政事。明代有马驯，官至都察院左都御史。马驯曾巡抚蜀、湖、广等省，据说在外当官其间带去不少马姓亲族，这些人在外经风雨、见世面，学习了不少知识，包括雕板印刷术。因此有人认为四堡雕板印刷始于马驯。清初有著名文人邹圣脉（1692-1762），他就是增补旧本《幼学故事琼林》的邹圣脉。二百年来，人们只知道他是清代文人，却不知其生平。其实，他就是四堡雾阁村人，除增补《幼学故事琼林》外，还有《寄傲山房诗文集》、《书画同珍》、《人家日用》等书刻本行世。他既是学者，又是文学家和书法家，他的书法被当地人视为珍宝，他的故事被世代相传。其父邹抚南（邹仁声）是清初汀州有名的乡坤，也是著名的刻书家，其子邹可庭、孙邹克襄也都是著作家。邹可庭参与增订《新增幼学故事琼林》，邹克襄著有《采辑新联图章佳句》等书，并刊行。四堡的著作家不胜枚举……众所周知，办好出版业编者与作者是关键，坊刻亦如此。四堡文人辈出，人才济济，这就为刻书打下了坚实可靠的基础，创造了得天独厚的条件。　　第二，生活环境。四堡地处山区，但跟其他山区又有两个显著不同之处：一是人多地少；二是读书人多，就业机会少。当时科举仕途极窄。有人统计，自明代中叶至清末，邹氏家族中共有169人中秀才，但仅两人中举人。大多数人因“业儒不就”而走上刻书、卖书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