邹氏兄弟与邹协和金号

邹爱凌

自清末民初起，汉口的金银首饰行业逐渐形成了本（湖北）、江（江西）、浙（浙江）三帮。浙帮财大气粗，以经营金饰为主，开设有宝成楼、老凤祥、老天宝、老物华、老宝盛、老宝兴、老文元等大银楼；江帮都是小本经营的银匠铺；本帮则以炉房为主，不重门市营业。在第一次世界大战进行期间，素以小本经营的江帮异军突起，冒出了一家发展势头强劲的邹协和金号，邹氏家族先后在汉口增设了10家金号、5家典当，购置了2000栋房屋，并在故乡置买大批田产，令人刮目相看。邹协和金号的老板原系邹姓兄弟五人：老大沛之、老二济之、老三沅之、老四澄之、老五润之，原籍江西省丰城县燕山乡湖塘村，其父为乡村塾师。由于全家人口众多，生活艰难，沛之、济之、沅之三人便跟随姑父熊长春前往他在汉口开设的熊和兴银匠铺当学徒。老大邹沛之学艺十分用心，学成后以手艺精湛而在行业中颇有名气，人称本行业六大名师之一。老二邹济之因手脚太慢，经常受到姑父责骂。邹沛之便设法将他转到别的银楼拜师学艺，但仍因出活太慢而遭到老板嫌弃。于是，邹沛之便在汉口小董家巷租了一间房屋，让邹济之自己打造首饰，穿街走巷叫卖。 由于在姑父的银匠铺中一天只能吃两顿饭，晚上还要做些杂事，老三邹沅之经常挨饿。有一天晚上他到厨房里找点冷饭填填肚子，却被姑父发现，夺了他的饭碗不算还将他毒打一顿。邹沛之见弟弟吃了一点冷饭便遭此毒打，气愤地与弟弟一起离开了熊和兴银匠铺。从此，兄弟三人一起住在小董家巷的租屋内，自己打造和销售首饰，辛勤劳作，节衣缩食，渐渐地有了一些积蓄。 1909年，邹氏兄弟在前花楼正街分租了一家面店的半边门面，开设了邹协和银匠铺，原始资金只有37两银子和家属陪嫁的一些首饰。银匠铺开张不久，有个和尚拿了一尊小罗汉上门来卖，邹济之一看成色便说里面含有金子，本店小本经营买不起。那和尚见遇到识家，且诚实相告含有金子，便情愿便宜出让。邹济之遂向隔壁面店老板借了一部分钱，把这个有10多两重的含金罗汉买了下来。经过提炼，净赚了4两多金子，这对于本小利微的"邹协和"来说算是做了一笔赚钱的大生意，以至事业发达后，外界传说"邹协和发了金罗汉的横财"，这一夸大的传言起因便是此事。 1911年辛亥革命期间，邹氏兄弟避回老家，1912年民国成立后五兄弟相继再来汉口，继续在原来铺面经营，积蓄渐丰。1913年，他们将"邹协和"移至汉正街新街口，租赁全栋门面，仿照浙帮银楼的排场。正当邹氏兄弟雄心勃勃地准备拓展业务时，引起了汉口浙帮银楼的关注。为排除竞争对手，浙帮银楼从"邹协和"在汉正街开业起，便采取了无情打击的措施。首先，他们要求"邹协和"必须每天等浙帮银楼开门以后，看了他们挂出的当日首饰金牌价，才能照此挂牌营业；其次，他们联手拒收"邹协和"的饰物，见"邹协和"的饰物上柜就说是假金子。当时汉口大多是浙帮大银楼，顾客见"邹协和"的饰物不能换钱，便纷纷要求退货。 幸而当时江帮银钱业在汉口有很大的实力，邹氏兄弟在银钱业的帮助下，挽请典当业予以支持，凡"邹协和"的饰物上柜，可以不折不扣地与浙帮饰物一样当钱，这才把风潮平息下来。同时，还确定了以银饰为主、金饰为辅的经营方针。 "邹协和"开业时，原料价高且十分紧缺。于是邹济之与典当业联系，以每两高出浙帮1元的价格收购典当满期的金饰，这才缓和了金饰货源不足的困难。银饰货源同样紧张，"邹协和"便采取了按门市差价折半计算的办法，让利给供货客户，招徕同乡、同业往来，并形成了小批发店，逐渐解决了银饰原料。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金价逐步下跌到30余元1两，这使资金微薄的"邹协和"得到了发展的机会，业务成倍增长，两年间积累了近千两金子的底货。为扩充业务，邹氏兄弟便以2万两银子的资本，在汉正街永宁巷口增设了邹协兴银楼，由邹沅之负责经营，随着金价上涨，又赚进了一笔钱。1918年，他们又在交通路口增设老邹协和银楼，由邹济之负责。此时，邹氏五兄弟均已来汉，家眷也陆续抵达汉口。 在交通路口"邹协和"开业时，浙帮对他们又一次进行了打击。浙帮集中各大店的实力，将新开的邹协和银楼各种畅销饰物全部买光，使他们新开张就没有货卖。同时，又通知方方面面的关系户，不卖条金原料给邹协和。但这些手段仅过了一天就失效了，"邹协和"很快从银钱业、典当业找到了货源，连夜赶制首饰，第三天就照常营业了。 新店开业不久，店里来了一位穿着讲究的客人，是直系军阀部下的一名副官。他到汉口办事，身边所带金子放在旅馆不便，想寄存在"邹协和"柜上，买了东西由柜上折算付款。邹济之满口应承并十分妥善地保管。副官十分满意，便介绍其认识了吴佩孚手下的许多人物，做成了不少生意，从此"邹协和"名声大振，实力更加雄厚。 "邹协和"得到这一发展机会，便重新确定了金银并重的经营方针，并由邹沛之到上海坐庄进货，与上海的大德成、同丰永等金号建立了关系，每月均有标金行市报往汉口，"邹协和"便按此换算饰金收进的牌价。1928年至1930年间，"邹协和"三店的流动资金定额保持在500两金子左右，盈余资金大多购置房地产和以较高利息贷与典当业。 由于同浙帮银楼的竞争异常激烈，"邹协和"在经营上动了不少脑筋，特别在提高质量、增加花色、降低成本、方便顾客等方面采取了很多方法。例如，对于金饰原料，都由老板亲自动手提炼，不合格的条金不做饰物；设计饰物花样有专门的班子，根据顾客意见设计和制作新颖花式，紧跟潮流，不断翻新。在加工费方面，按市价降低10%，同时对老主顾和较大的客户，以赠品、送货上门等办法给予额外优待。 在处于竞争弱势的情况下，"邹协和"之所以能由弱变强，很重要的因素是根据实际情况制定经营策略，做到扬长避短、拾遗补缺。如浙帮银楼讲究场面，开业时大都先建房屋，装潢考究，所占资金甚巨；而"邹协和"各店铺面非租即顶，待赚钱后再逐步扩大场面陈设。又如，浙帮原料都交炉房提炼，既增加开支又吃亏成色；而"邹协和"老板都能亲率徒工干活，自己开炉提炼金银原料，节省了成本。此外，"邹协和"在争夺市场时，始终不放弃农村市场，大小都做。 邹氏五兄弟于1931年分家，各店门面分别经营。翌年因金银首饰业的业务转淡，邹家便开始涉足典当业。邹济之开设鸿太典，邹澄之开设协丰典。邹济之、邹润之又共同出资恢复开设和福金号兼典当，而邹沅之则与人合伙开设复成协典当，并顶下老宝盛银楼改为邹庆孚金号。自1935年至1937年前后，金价逐步上涨，邹家遂将典当收歇，集中力量经营金号。 武汉沦陷期间，邹润之携眷辗转逃往香港、桂林、重庆。邹沛之一家逃往湖南晃县等地。他们均于抗战胜利后返汉。留在汉口的邹济之、邹澄之、邹沅之为避免日寇掠夺，把资金投到房地产上，即使房屋被炸，还能保存地皮。1944年，武昌的浙帮银楼老万年解体，邹澄之出资买下，在日寇投降后挂出了"邹协和金号分店江西老万年金号"的招牌，择吉开业。由于当时法币不断贬值，要求存金的人接踵而来，老万年即以较低存息接受，获利甚多。此时邹家在汉口所有金号也全部复业。当时有钱官商，都在黄金市场投机取巧，而一般市民只要略有积蓄，也纷纷购买金饰以保值，这就为金号经营造成了良好的客观条件。由于"邹协和"被人们认为殷实可靠，生意特别兴隆，仅武昌老万年分店存金即达1500两。为了盘活存金，邹澄之利用它来扩大沪、穗两地的黄金套进卖出。约一年后，国民党政府金融管理局成立，邹澄之只得停止黄金买卖，将存在上海大德成金号的800两黄金折成钞票带回。不料被人密报，不但金款全部充公，老万年分店亦被查封，邹家损失惨重。 解放后，邹协和金号歇业，有几家店面改为茶叶店，结束了它们曾一度煊赫的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