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秋金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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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华民族光辉灿烂的文明史上，涌现了许许多多优秀的历史人物。被後人誉为「千秋金鉴」的唐代名相 、我国封建社会中少有的杰出政治家、思想家、史学家、文学家魏微，就是其中的佼佼者。
作为唐代贞观时期封建统治联盟，共同创建「贞观之治」大业的实践中，所显示施展的雄才大略，所总结归纳的宝贵经验，所精辟阐明的远见卓识，所深刻表达的至理明言，至今仍被世人广为传颂，有的还被人们深入研究，以史为鉴。魏徵公的思想，既是中华民族珍贵的文化遗产，也是世界进步人类共有的宝贵的精神财富。
「江山代有人才出，各领风骚数百年」，从李世民即位开始，到魏徵病逝告终，仅仅存在十七年的李魏联盟，尽管这在人类的历史长河中只是极为短暂的一瞬，但是，由於这个联盟而共同创建的「贞观之治」的辉煌业绩，却被历代史学家公认而载人中外史册。时至今日，魏徵公的许多思想、作风，仍然值得借鉴。
一、政治思想方面
在政治方面，魏微公建议加强中央集权制的国家机器，在精简机构、裁治冗员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了隋文帝开创的「三省六部」制的中央政权机构，通过改善吏治，严明赏罚，提高了各级管理部门的办事效率，从而使唐初出现了较为清明的政治局面。
由於唐朝采取了多层次、多渠道、多形式、多方法选拔人才的措施，尤其是唐太宗与魏徵公十分重视人才的开发、使用，牢记「为事择官，不可粗率」的经验，坚持德才兼备，以能授职的原则，通过发展科举制度，注重吏治考察，各级官员推荐等方法，使大批新生力量不断进入各级政权机构，这使得唐代「贞观之治」时期统治集团有较为强大的内在凝聚力和对整个国家机器的驾驭能力。
任人唯贤，这是魏徵公选拔人才的基本准则。他能清楚地划清「君子」与「小人」，「忠良」与「奸佞」的界线。贞观十年，他给唐太宗上疏时曾说：君子小人貌同心异，君子掩人之恶，扬人之善，临难无苟免，杀身以成仁。小人不耻，不仁，不畏不义，唯利之所在，危人而自安。这就是说，君子和小人面貌相同，但心地各异。君子能掩人之短，用人之长，大难临头，也不苟同偷安，甚至关键时刻能挺身而出，杀身以成仁。小人则不然，他们不知廉耻，不讲仁义，只知道唯利是图，见利忘义，关键时刻他会危害别人，保存自己，苟且偷生。
魏微公用人有一个具体的标准。贞观十四年，魏微公给唐太宗上疏时，把人才标准分为六正、六邪。六正是：圣臣、良臣、忠臣、智臣、贞臣、直臣；六邪是：具臣、谀臣、奸臣、谗臣、贼臣和忘国之臣。今天，我们选择干部，虽然不能沿用封建帝王所谓的忠、奸标准，但首先也应该看清人的本质，属「君子」之
型，还是「小人」之辈，这应是选择人才的一个基点，这就是要把「德」放在首位，「德」不行，「才」越高，就会危害越大。总之，要做到「任人唯贤」，就要严格把握这个「贤」字的具体标准。
「知人善任」是魏徵公人才理论的又一基石。魏徵公在穴谏太宗十思疏移中说：「简能而任之，择善而从之，则智者尽其谋，勇者竭其力，仁者播其忠；文武并用，垂拱而治。」这段话深刻而生动地阐明了「知人善任」的重要性，只要选准人才，且任用恰到好处，就可以调动各种类型、各个层次人才的积极性，达到「文武并用，垂拱而治」的目的。所以，真正做到「知人善任」才称得起会使用干部。
如何「知人善任」?魏徵公认为：赏罚严明，是知人善任的关键。他说：「若赏不遗疏远，罚不阿亲贵，
以公平为规距，以仁义为准绳，则邪正莫隐，善恶自分 。」魏徵公认为，赏罚分明，必须出自公心，去掉杂念，不分亲疏远近，一律以公道论事。赏时不要漏掉疏远的人，罚时也不要放过亲近的人，这样，才能使君子自 强不息，小人绝其私念。
二、经济发展方面
纵观中国封建社会两干多年的漫长历史，有三个公认的「盛世」：西汉的「文景盛世」、唐代的「贞观盛世」、二刚清的唐乾盛世」。这三个盛世的共同特点是政治局势安定、经济发展迅速、人民「安居乐业」。在三个盛世中又以「贞观盛世」为最好的历史阶段，所以，贞观年间又被公认为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出现这种状况，与魏微公的经济思想关系极大。
「为君之道，必先存百姓」，这是魏徵公经济言论的主导思想。老百姓如水，皇帝及整个统治集团如舟，「水能载舟，亦能覆舟」。魏徽公说：「国家以百姓为根本，百姓以衣食为根本，因此必须考虑和重视农业生产。如果农业生产形势不好，连年歉收减产，百姓无法生活，不能为国家所用，那么一切也就谈不上了。」
「薄赋敛，轻租税」这是魏微公经济思想最重要的观点。如果横徵暴敛，使民众饥寒交迫，得不到休养生息，就谈不上发展生产。民众生活有了宽余，才有能力对再生产增加投资。「竭泽取鱼，非不得鱼，明年无鱼 。焚林而畋，非不得兽，明年无兽」，取之於民太多，就必然破坏了恢复和发展生产的必要的社会条件。要使国家富强，首先必须「固本安民」·因此，唐代实行的经济政策是均田制和租庸调制。
魏徵公提出「偃武修文」，「去奢从约」，「无为而治」，对民众的经济活动不要多加干涉，不要违误农时，妨碍社会生产，不要轻易动用刀兵，厉行节约，反对大兴土木，薄赋轻税，这是魏微公的主要经济思想之一 。
裁减官员，去掉那些拿钱不干事甚至危害百姓的官员，也是魏徵公的一贯主张。在讨论国家体制时，魏微公极力反对分封诸侯国。分封诸侯国，不仅在政治上和经济上大大削弱中央集权，而且增设大批官员，俸禄都来自百姓，就会大大加重农民负担。魏徵公多次建议，并亲自执行，将统治全国的京都官员裁减得只剩下六四三人，地方官相对也大量裁减，有效保障了均田制的较好实施。
魏徵公还主张与少数民族搞好关系，安抚边远地区，积极促进文成公主下嫁吐番（西藏），为创造整个国家安定团结局面起到了巨大作用，为经济发展建立了良好的社会环境。
唐太宗在位的二、三十年，全国人口由不到两千万发展到近三千万。说「路不拾遗，夜不闭户」，「五谷丰登，普天同庆」当然有些夸张，不过，唐朝经济确实得到巨大发展，日本、西域、南方各国争相到长安朝拜，学习先进技术和文化艺术，盛况空前，唐帝国很快成为当时世界最强盛、最发达、最文明的国家，这是不容置疑的事实。
三、法治建设方面
在法治建设方面，魏微公提出「德主刑辅」的立法思想，坚持；《存公道，一一於法」的执法原则，重德治、重教化、重诚信、重事实，反对严讯、反对告讦，得了明显的社会效果。
德主刑辅思想，是魏徵公立法思想的重要特徵之一 。所谓德主刑辅，即主张政治统治要以德治为主，以仁义为主，以刑罚镇压为辅的手段。主张「明德慎罚」，对於人民要讲仁义，讲恩德、用轻刑。魏徵公还主张刑罚宽平的思想，足其德主刑辅思想的组成部分，对唐初刑事立法有着积极的影响。
魏微公立法上的另一个重要思想特点就是主张立法要讲诚信。法律是统治阶级意志的集中反映，制订法律的过程，就是把统治阶级的意志，经过一定立法程序上国家政权强制执行的过程。
魏徵公曾担任过门下省侍中、尚书右承、给事中等官。这些官职权限都涉及到执法。魏徵公在执法过程中形成了自己的一套完整的执法思想·（待续）
（作者魏双凤，华南农业大学经济贸易学院教授广东华南区城经济技术研究所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