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族英雄格萨尔王

吉娃娃

藏族英雄格萨尔王：著名中国英雄史诗中《格萨尔王传》，是一部藏民族形成和发展的文学纪录、是重大历史事件的艺术概括与再现，也是该民族的“传奇故事”和“圣经”。正如黑格尔所论：“史诗是民族精神的标本展览馆、它所反映的是本民族的伟大人物。他们代表全民族的整体，他们虽然是个别的人，却有着普遍性，是民族精灵的体现”。
《格萨尔王传》也是这样。如林主格萨尔，他是藏民族中的英雄人物，他抵御过蒙古族的入侵、捍卫了本土，开疆拓地、创建林国、战功卓著、为民族的统一作出过巨大贡献。因此，几个世纪以来，备受世人称道和颂扬。然而，这样一位历史人物，却不见诸青史。
格萨尔究竟是谁？长期以来异说纷呈：或曰墀松德赞、唃厮罗、莲花生、或谓其为汉族的“关羽”。而英国学者沙乌又说格萨尔是罗马的恺撒大帝、科津则说他是成吉思汗等等。这些离奇之说，正如左思在《三都赋》中描述的：“美物者贵依其本，赞事者宜本其质，啡本非质，览者奚信”。
此外，关于格萨尔的传说很多，如仲格萨尔、霍尔格萨尔、冲格萨尔、北方格萨尔、朱古格萨尔等等十余种格萨尔。余以为格萨尔是林葱土司的先祖，他与林国的开创休戚相关。
⑴.格萨尔生于什么时代：
格萨尔生于什么时代？史学界似乎已成定说。
如《印度八大法王传》说：“格萨尔后于朗达玛，先于阿底峡尊者。”即生于公元九至十一世纪；林葱土司附近竹庆寺李维明说：“依藏历计算，格萨尔降生距今九百年”即十一世纪。林葱土司的老相臣说：“格萨尔生于阿提沙之前、莲花生之后。”亦为八至十一世纪；藏文抄本《今世真主格萨尔王》则说：“格萨尔曾依照十一世纪上半期在藏北宣扬佛教的拉哈喇嘛事例，兴办学校。后入侵藏北地区的土耳其部族廓尔鲁喀人俘虏了拉哈喇嘛，索取与其身重相等的黄金为赎。”《格萨尔王传》所载的北方之战，与此时入侵的廓尔鲁喀人作战相当，据此，格萨尔应生于十一世纪。
又如《蒙古族古代史》说：“遵佛陀之命、按王、皇之旨，格斯尔(即藏族的格萨尔)死后百年，转世为成吉思汗，将世界统一在自己的权力之下。”转世之说虽是神话，却可以反映格萨(斯)尔死于成吉思汗出生前一百年。成吉思汗生于十三世纪上半期，可以印证格萨尔生于十一世纪。以上持论，与《安多政教史》所谓格萨尔生于庚子或癸已，按第一甲子推算为公元1260年或公元1053年，与十一世纪相吻合。
以上诸说，似乎已成定论。
但近有学者谭玉良认为：格萨尔生于十一世纪的结论不能成立。从《格萨尔王传》所提供的内容来看，它主要是描写战争，而历史的演进也是如此。格萨尔一生的主要活动是征服四敌。四敌中，最强大的对手是“霍尔”。因此，弄清“霍尔”是什么民族？是什么时代人？至关重要。这对于考察格萨尔的生年是一个有力的旁证。藏民族从公元七世纪起就有本民族的文字记载历史，其文化的悠久，仅次于汉族。在卷帙浩繁的藏文古籍中，关于北方民族的记载很多，其中“霍尔”是一个经常出现的民族称谓，汉籍中译作“霍耳”，或“互人”、“胡”等。那么“霍尔”究竟指代的什么民族？查《辞海·民族分册》”：霍尔是藏族对居住在西藏北部地区的游牧民族的泛称”。然而这个解释很不准确：因为藏箱中对居住在西藏北部的羌系游牧民族、如羊同、苏毗、党项等，并不称为“霍尔”。只是对蒙古族称为“霍尔”。如元朝时期称蒙古使者为“霍尔使者”、元朝法令称“霍尔法令”、藏籍称成吉思汗为“霍尔成吉思汗”等。另外，藏籍称“回鹘”亦为“霍尔”。如《新唐书·回鹘传》载：“回鹘，其先匈奴也。”因为蒙古与匈奴都是中国历史上的东胡，也可以说蒙古是匈奴的余种。再者，藏籍称青海土著为“霍尔”。如《辞海·民族分册》说：“土著自称‘蒙古勒’或‘蒙古尔孔’，意为蒙古人。”因此，藏族称青海土著为“霍尔”也就不言而喻了。可见“霍尔”是藏族对蒙古人的代称。又如《格萨尔王传》中又有“梭”或“梭林”的称谓出现。考察北方民族语系发现，所谓“梭”亦是蒙文的代称、即指代蒙人。“梭林”即蒙古与林国作战的省称。据此，可知史诗《格萨尔王传》中的“霍尔”指蒙古人无疑。另外，史诗《门林篇》中还有“格萨尔二十四岁时把锋芒指向贴木霍尔”的记载。贴木霍尔是一位战功卓著、颇有威名的蒙古汗王的名字，一般泛指蒙古人。而《霍岭大战》中又有“名为金光胡然断，塞钦杰布祖传剑”的诗句。这里是霍尔黄帐王的两句唱词，而霍·塞钦杰布指的就是元世祖忽必烈。
由此可知，格萨尔的劲敌是蒙古人。据此推断，格萨尔不可能生于十一世纪。因为公元1206年蒙古的成吉思汗才刚刚建立政权，《元史·太祖本纪》中说，成吉思汗在公元1227年亲率大军经临洮进入青海西宁，这时才是蒙古入侵青海的开端。再者，格萨尔出生的上几辈时，蒙古游牧部落早已在林国北部一带定居，与林国有时还和好相处、曾作过亲戚，同为汉族的外甥。
格萨尔的哥哥甲察未出生前，林国曾一度屈服于蒙人的势力，向其交纳差赋。可见，格萨尔的生年，应在蒙古入侵青海之后。格萨尔未出生前，基本·查根曾请汤东杰布前来圆梦。据《西藏年鉴》记载：汤东杰布生于第六绕迥辛丑年”(公元1361年)，他到林国时已八十六岁高龄(公元1447年)。按《格萨尔王传·天界篇》说，此时格萨尔王的母亲还未送往果洛首领热洛之家寄身，后来林国与果洛两部发生成争，他的母亲被绒察·查根所俘，才被带回交与其弟僧伦为小妻，生格萨尔。若按《汤东杰布传》的时间推算，格萨尔应生于公元十五世纪然灵藏赞善王之时。按理，十五世纪初，已该见诸明史了，那么，为何史籍并未记载这位抗击霍尔的英雄格萨尔的名字？因此，上述推论仍然存在问题。
那么，格萨尔究竟生于什么时代？
学者谭玉良认为：“灵藏”(林国)之名初见于汉文史籍，其背景应是林国兴盛时期，势力扩张很大，构成所谓朵康大国。加上元朝覆亡之前退居青海，地方势力这时才能得以抬头。所以它才得到了明朝的承认，把朵甘思(林国势力)和乌斯藏、脱思麻并列起来、赞善王与其它七王并列起来等同看待。如果林国不是一个很强大的政治实体是决不可能的。而这种局面的开创，无疑与林主格萨尔有关。他抵御了强大的蒙古族入侵，捍卫了国土，战功卓著，才备受世人称道与传颂。从蒙古入侵这段历史推断，格萨尔出生的年代，既不是十一世纪，也不是然灵藏赞普出现的十五世纪，而应该是蒙古入侵青海之初的十三、十四世纪之间，这是比较符合史实的结论。
⑵.历史上有无林国的存在：
林国的存在与否，是确证格萨尔是否实有其人的关键。因此，在考察格萨尔生地的同时，将着重讨论林国盛衰的历史发展过程。关于格萨尔的出生地，许多论者都语焉不作或不确。如任乃强在《格萨尔研究》中说：“格萨尔生于今康地石渠县的雄坝。林国的统治中心在邓柯，其治地在六冈之外”。这个意见很值得商榷。十八世纪藏学家松巴·耶协班觉则说：“格萨尔生地，是朵康上部，在德格的左边。”而十九世纪的丹巴绕吉在《安多政教史》中说：“黄河上游朵康地方，是林主格萨尔所统治的地方。”此两说所指生地又很不具体。实际上，今甘孜州德格县的阿雪之加达(吉尼玛衮奇)地方才是格萨尔的降生地。那里至今还有格萨尔的父母搭帐篷的遗址。格萨尔的统治区域，《安多政教史》说在“朵康”地方。所谓“朵康”、丹巴绕吉曾有过解释：“朵”指安多一带区域，“康”即康地喀木地方，总名“朵康”。元朝封为朵甘思，在《萨嘉世系史》中记载，元世宗忽必烈还把吐蕃三大地域分为卫藏法区、朵堆人区、朵麦马区三个行政区域。所谓“朵康”就是朵堆和康地。朵堆包括黄河源头地区、即今青海果洛藏族自治州的玛多、玛沁等县以及今玉树藏族自治州的称多、玉树县一带地区。康地包括昌都地区的昌都、贡觉以及今甘孜藏族自治州的石渠、邓柯、德格、色达等县。“朵麦”，元朝译为脱思麻，在积石山以东，上部包括青海湖和湟水流域、下部包括今甘肃和四川的阿坝藏族自治州辖境范围，而不在朵康之内。任乃强说“格萨尔的统治范围在六冈之外，其统治中心在邓柯。”这与事实出入很大。
为了说明这个问题，必须明确六冈的地理位置和区划。所谓六冈：即雅砻江与金沙江之间高地偏北者为塞莫冈；金沙江与雅砻江之间偏南者为博波冈；雅砻江与黄河之间为玛杂冈；雅砻江以东为木雅饶冈；金沙江与澜仓江之间为玛康冈；澜仓江与怒江之间为察瓦冈。林国之所以又称为“朵康林”。因为其统治范围包括了“朵”与“康”两大地域。因此，林国部落的主体位置应是黄河第一弯的果洛地区、朵康境内居于“朵”的部分，而不是邓柯。邓柯只是林国大将察向江邓玛镇守之地，处于塞莫冈南部、朵康之中居于“康”的部分。元朝邓柯辖境很大，不只是今天邓柯县一地。也就是《安多政教史》中记载的：“古代凡黄河上部两岸地区都是格萨尔统治的地方”。他的塞堡中心应是青海的果洛地区而不是柯柯一隅。其统治范围是广有六冈而不是“在六冈之外”。因为格萨尔的势力范围没有跨伸至六同以外的其它地域，邓柯是其属部。如《格萨尔王传》说：“林国虎踞朵康，木波栋族世系十八，邓为佐臣亦有十八代”。然而后来衰落了。
《格萨尔王传》还说林主格萨尔一生南征北战，开疆拓土创建伟业，“但他只活了八十一岁，因无子而淹没无闻。”然而从史实来看，并非如此，他所开创的林国政权并未中断。如元朝设乌斯藏、朵甘思、脱思麻三路赤站。元朝以后，明朝遵袭元制，追封加认元朝遗部原各位首领，证明朵甘思仍然是一个强大的政治实体。《明实录藏族史料》中记载，明洪武七年(公元1374年)又升朵甘思乌斯藏二卫为都指挥司，以朵甘卫指挥同知琐南兀即尔营招兀即儿为都指挥同知。他们都是林国所属部落首领，仍在白林国统治范围之内。其后，林国内部互相争权，朵甘思的竺坚赞与营招兀即儿不合，发生内乱，互相仇杀。明洪武皇帝朱元璋曾请阐化王僧人章阳沙加前去调解纠纷，后来得到解决。
明承元制，对林国采用“代导为善”的安抚政策，封朵甘思的“灵藏僧”为赞善工(在朵甘思都指挥司之上)。明永乐四年(公元1406年)封灵藏僧扎巴坚赞为灌顶国师。永乐五年加封他为赞善王，国师如故。弘治七年，“灵藏僧赞善王喃葛坚参巴藏人等来朝谢恩，贡进方物”。史诗《格萨尔王传》中出现的“灵藏”之名，这时才初见于汉文史籍，这个“灵藏”所指的就是林国。而《明史摘编附录》还说明洪熙元年(公元1425年)“灵藏僧赞善王奏称年老，请以长子代，帝不从请，而授其子为都指挥。”明正统六年(公元1441年)明帝准其请曰：“今尔年老，令长子班丹监挫嗣封赞善王”。明正德二年癸酉(公元1507年)“故灵藏赞善王之弟端竹监咎公袭兄爵，许之”。可见，无论是赞善王还是朵甘都指挥之职，都是林国家族中人的兄弟或侄子担任，其世袭统治并没有中断。
那么，《格萨尔王传》中多次出现的“灵藏”与“林葱”两者是什么关系？查《智者喜筵》，知“灵藏”的藏文写作“林葱”“灵藏赞善兰”为“林赞善王。”可见“灵藏”是藏文的一个专用名、因汉语译音不同，使“灵藏”与“林葱”二者衔接不起。从而不知“灵藏安抚司”即等于“林葱安抚司。”林葱士司就是林国的继续。林葱土司自称是林主格萨尔的后代、这也是有充分根据的。
明朝末年，蒙古族喀尔喀首领却图汗入侵白林国，公元1640年和硕特固始汗再次入侵其南部，还因格鲁派的宗教势力的包围和明朝实行“多封众建”的政策，白林国内部的招讨司以及万户、千户、百户等土官土目各自为政等诸多原因，使自林国失去控制力，导致内部的分裂、地域不断缩小，国势日下。德格土司于明末清初崛起，至公元1559年蒙古吐默特部落的再次入侵，这时白林国才彻底解体，其残部退居邓柯一隅，即林葱安抚司。任乃强可能忽略了这段史实，所以将白林国最后退居邓柯误以为林国的统治中心在邓柯，这是不对的。林葱土司自称是格萨尔的后代，当然不是直系后代。实际上是称为谷斯的阿六甲族部落的成员，他们曾是林国的一部分。从《林葱世系史》所载史料来看，在藏民族史上，确实有一个林国的存在。他的开创者就是林葱土司的先祖林·格萨尔。
⑶.争鸣：
如上所论，既然林国于史有据，那么，格萨尔实有其人也应于此得到确证，然而学术界仍多持异说。如学者任乃强在《藏三国的初步介绍》中说：“余考格萨尔，确为林葱土司的先租，即宋史吐蕃传的唃厮罗也”，学者谭玉良认为这是不对的。
学者谭玉良分析道：任乃强进一步征引了《吐蕃传》说：“唃厮罗者，绪赞普之后。本名欺南陵温篯逋，篯逋，犹赞普也……生高昌磨榆国。既十二岁，河州羌何郎业贤客高昌，见厮罗貌奇伟、挈以归……欲河州立文法。”这段引文是说，唃厮罗出身本微，因相貌奇伟，为河州羌所重，拟奉立之。但任乃强刚刚说出格萨尔是林葱土司的先祖，接着又改口说林葱土司的先祖是唃厮罗。这种前言不达后语的说法，实则是否定格萨尔的历史存在，从而肯定唃厮罗就是格萨尔。其引论又说“唃厮罗是赞普之后”，则更是附会成说。除任外，国内外学者持这种说法的亦不乏其人。
学者谭玉良为了说明这个问题，回溯了林国出现的特定背景及其血缘系统。林国的崛起，不可能在吐蕃的强盛时期。朵康上部一带，只有白兰、党项、吐谷浑这些部落。公元七世纪时，吐蕃兴起，灭白兰、党项诸部。《旧唐书·吐蕃传》记载，公元634年，吐蕃攻吐谷浑，破党项、白兰诸羌。率众十二万，屯于松州西境。公元663年，灭吐谷浑。其后，迫朱孤(吐谷浑)西迁洛门(今藏南喜马拉雅山)，诸羌为吐蕃所据。再其后，吐蕃紧攻唐通道，屡发战端。在这种特定背景下，当然不容别的部落独存，包括朵康的白林国。因此，林国的兴起，只有在公元851年张义潮沙州起义、以及公元866年“嗢未”奴隶起义推翻吐蕃政权之后才有可能。
学者谭玉良认为，吐蕃崩溃之后，甘、青、川地也曾出现过一些地方政权，如公元1032年青海的渔水流域确实有唃厮罗、温逋哥、李立遵等政权出现，但唃厮罗政权是在吐蕃王朝解体后不久出现的，而林国不可能在这时就形成了强大的部落集团，它是在长期融合了其它部落而形成的政治实体。这就证明：格萨尔与唃厮罗不可能是同时代的人。因此，格萨尔不是唃厮罗。唃厮罗也不可能是林葱土司的祖先。另外，唃厮罗当时活动的区域，主要在湟水流域的青塘，即今青海西宁一带，居积石山以东的朵堆地区的脱思麻。格萨尔主要活动于积石山以西的朵康地区，即今青海的果洛一带，各有不同的居界。两人出生的时代不同，活动的地域也不相同、当然也就不能将他们硬扯在一起附会成说，把格萨尔臆改为唃厮罗。说唃厮罗是“赞普之后”，则更与事理相悖。因为吐蕃王族与非王族，他们都有各自不同的祖先来源。《西藏王统记》记载：吐蕃王族号悉补野氏。林国是非王族，是由猕猴繁衍的原始四大种族之一的木波栋族。所谓木波栋族，木波是形容语，按苯教说法为神灵之意即神灵的栋氏族。按《苯教源流史》又把原始种族分为内四族和外四族。色、穆、董、栋属于内四族：色为吐谷浑，穆为羊同(即象雄)，董为孤波(苏毗)。外四族是孟族、突厥、吐蕃和汉族。非王族人认为只有内四族才共同为猕猴的子孙，才是藏地的原始士著。吐蕃王族是外来的，属于外四族。所以我们说：假使唃厮罗是林葱土司的先祖林·格萨尔，他也不是赞普的后代，因为他不是外四族的血统。林国虽然不是王族正绪，但它仍然属于吐蕃的别友。因为木波栋族是吐蕃原始六族之一，自称为冈巴吐蕃(即居于六冈的吐蕃)。这是研究吐蕃族系时应该注意的问题。
学者谭玉良还认为，研究格萨尔其人，史诗内容为人们提供了真实的历史资料。因为史诗植根于实有的人物与事件，它的主要内容都取材于历史事实。藏族史诗《格萨尔王传》也是这样，它的主要内容是描写战争，而这些战争所留下的大量名物故迹，又反映着历史人物与事件的内在真实。如《霍岭大战》就是以历史上蒙古族与林国在黄河、金沙江上游发生过的战争为依据，在这些地方，至今还遗存着许多以史诗人物名字命名的村邑和城堡。如德格玉隆地方的晁同宗、康定木雅地方的玉泽宗等。故战场的玛阿齐毒青圹地方、现在仍叫青圹。当时由林国占领的玛科地区的黄河江饶渡口、班玛沙江渡口、旺布才渡口等地名与水名、当地人至今称谓依旧。霍岭大战故地的拖拉山、邓柯的杂石山(汉语名叫巴千山)。现在仍用故名。霍岭大战死过许多人，因而那里至今仍然可以看到不少骨骸和生了锈的刀、甲、矛等的碎片。在德格的阿雪之加达格萨尔生地，那里有格萨尔小时候在石头上刻留下的脚印。解放前林葱土司的前几代人为纪念格萨尔修建的庙宇至今犹存，在玛域岭时代建造的僧初达孜宫、甲宗穆波宫、达荣家的白马囊宫等，于今尚在。格萨尔赛马称王的阿亚第草原的上、中、下三地以及焚香祭祀的拉丢、绿丢、古热石山，现在仍叫其名。放金宝座的大石块四周印下的人、马、狗等的脚印、现在还清晰可辨。格萨尔召集部属举行大会的场地玛代达塘，在玛卿邦日山边，世人至今仍叫那时的地名。
另外，从藏民习俗传统也能证明格萨尔曾参加过霍岭大战。这可以用今青海果洛地区藏民世世代代使用花帐篷的习惯得到证明。原来，霍尔被格萨尔打败后，林国士兵出于战后特有的报复心理，所到之处，将霍地百姓的帐篷用刀戳得大眼小洞、百孔千疮。当霍地百姓重返家园后，便把帐篷上的洞孔补得颜色调和、黑白相间、疏密有致、世代相传，故曰花帐篷。又如，霍地藏民还忌讳枣红颜色，见了骑枣红马的人不愿留宿，这是因为格萨尔与霍尔作战时曾骑过枣红马。这种被征服者的自然心理，也就成为一种流传不绝的民间习俗。再如藏族崇尚白色。而这种尚白的习俗已成为他们表达感情的代码。如敬献洁白的哈达表示崇敬与祝愿。使用比喻时，他们用白狮子喻白马。这种尚白的习惯，从《格萨尔王传》中可以得到证实。如史诗中的格萨尔和许多英雄都穿白衣、拿白刀、披白色盔甲，甚至身上的痣也是白的。藏族的这种习俗、可能受白色雪山的影响。因为雪山雄伟、神奇、雪水灌溉田野、养育百姓、理应受到崇敬。于是、这种尚白的习俗便世代相袭、流传至今。以上所举历史事件遗存的名物故迹与民俗，证明格萨尔是一个可以凭信的实有人物。
根据以上三个方面的综合考察，学者谭玉良认为：在公元十三、十四世纪之间，藏族史上确实生活着一个叱咤风云的英雄人物林主格萨尔。但因明朝以前无史可考，只能根据仅有的部分史实和史诗所提供的有关资料予以推论、以及在康区工作多年所察民俗与视听成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