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安陵君熊缠简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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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安陵君熊缠简考：
1987年1月，考古工作者在湖北荆门十里铺镇王场村发掘的包山二号楚墓，出土竹简计四百四十八枚，有字者二百七十八枚，字迹清晰，总字数一万二千余字。按文字内容可分作文书、筮祷记录、遣策三大类，具有极高的学术价值。每简文字不等，最少二字，最多达九十二字，一般在五、六十字，视内容而书。这是战国时期楚国文化考古工作的一次重大收获。
在出土的包山楚简中，所反映的先秦时期政治、地理资料十分丰富，其纪年明确，对研究战国时期楚国乃至其它列国以及秦汉时期的政治、经济、法律和历史地理提供了十分珍贵的资料。
对于这批竹简，考古研究者与史学家作了较全面的释文和考订，为学术界的进一步研究提供了基础和方便。然而，由于简文数量大，内容复杂，涉及面广，还有许多问题值得讨论，以求弄清它们的沿革变化和地望所在，为进而研究当时楚国政治地理结构的发展、演化以及中国古代社会由分封制向郡县制的逐步过渡和转变。
安陵竹简第105号中记载：“[蓼]莫嚣步……安陵莫嚣栾献为蓼贷越异之黄金七益以翟种”。安陵竹简第117号中记载：“株阳莫嚣寿君，安陵公□为株阳贷越异之金五益。”比对安陵竹简第105号，安陵竹简第117号中的“□”可能也是“献”字。
这是两份贷金文书，是安陵的官员分别向“蓼”和“株阳”两地借贷黄金以交换种子的记录。
从简文所涉及的地区和官吏职务来看，各地实际上是以县级政区为单位，与其他地区进行借贷和交换。简105号中记录的“蓼”，即安陵竹简第153号和安陵竹简第154号中所记有关田地划分中之蓼阳，亦即春秋时期的东蓼国、汉朝与晋朝时期蓼县，故址在今河南固始县城一带；而“株阳”的地望待考。
安陵，简文整理者认为即典籍《战国策·楚策一》中所记载的楚国安陵君所封之“安陵”，即史籍《后汉书·郡国志》中记载的征羌战役中之“安陵亭”，在今河南郾城县东南七十里左右，确否值得商榷。
据典籍《战国策·楚策一》中的记载，楚国安陵君始封于战国中期的楚宣王之时(公元前369～340年)，另据《战国策·楚策四》中“庄辛谓楚襄王曰”一章的记载，公元前278年秦国大将白起在攻拔郢都之前，楚顷襄王沉迷于与州侯、夏侯、鄢陵君等诸幸臣的侈靡淫逸之中而不理国政。
对于楚国的“鄢陵君”，过去学者多未作明确解释，从典籍《战国策·魏策四》中“魏攻管而不下”一章之“安陵君”，史籍《太平御览》第四百二十二卷中引作的“鄢陵君”，典籍《战国策·魏策四》中“秦王使人谓安陵君”一章之“安陵”，典籍《说苑·奉使》和《太平御览》第四百三十七卷中引作的“鄢陵”……等等的史例分析，楚国的鄢陵君亦即安陵君，只是时间上有先后，当非一人而已，因为“安陵君”是世袭的封爵称号。
从贷金文书竹简中有关安陵公的记载来看，安陵，当时为楚国的一个县，“安陵公”即安陵县之县公，安陵莫嚣(敖)是其属吏。值得注意的是，从典籍《战国策》中的有关记载来看，从战国中期的楚宣王到战国晚期的楚顷襄王之时，楚国境内均封有安陵君，而简文记载在楚怀王执政时期又置有安陵县，其间关系如何？估计有两种可能：一是在楚宣王封安陵君之后，不久又改封邑而置县，楚怀王末年或楚顷襄王时期又因某种原因而废县为封邑；二是在战国中、晚期的一段时间内，楚国的安陵县与安陵邑同时并存，其县为楚国王室所辖的地方政区机构，而安陵君则是从县内划出部分地域而置。至于哪种可能更符合实际，有待进一步的考证。
安陵，位于陉山(今河南陉山)以东四十里，相去不远，楚怀王时于此间县，一方面说明战国中期楚国政权在境内设县的普遍性，同时亦可见这一带战略地位的重要性，那是与北方魏、韩两国相争的前沿要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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