蒯大富：(公元1945～今)，江苏盐城滨海人。著名文化大革命红卫兵五大领袖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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蒯大富：(公元1945～今)，江苏盐城滨海人。著名文化大革命红卫兵五大领袖之一。
“智擒王光美”使蒯大富跻身中国当年最炙手可热的政治人物，但是却象流星样转瞬即逝，文化大革命开始两年就被打倒。而在另外的十年后走出监狱的他，现在已是一名百万富翁。
毛泽东指示发动文化大革命运动后，北京各高等院校狂热的学生纷纷起来“造学校领导人的反”。刘少奇等中央领导人随即派工作组到学校，试图将运动纳入党领导下的正常轨道，并把运动的领导权抓在中央的手上。刘少奇夫妇完全没有意识到，向清华大学派驻工作组，竟是授人以柄，招致突如其来的毁灭性的打击。点燃这场灾难的火柴的竟然是清华大学学生蒯大富。
1966年6月3日，清华大学化学系三年级学生蒯大富贴出《“怀疑一切”万岁》的大字报，引起工作组组长叶林及副组长刘少奇夫人王光美的注意。叶林在几天后的全校师生员工大会上说：“清华大学园文化革命形势是好的，但要防止坏人浑水摸鱼。有一位叫蒯大富的，写大字报说要怀疑一切，公然号召推翻我们现有的一切。难道社会主义也要推翻吗？这是右派言论！”
蒯大富没有接受工作组的批评，他于6月21日在一张大字报上写下批语：“革命的首要问题是夺权斗争，从前权在校党委手里，我们和他们斗，把它夺过来了。现在，权在工作组手里，那我们每一个革命左派就应该考虑，这个权是否代表我们，代表我们则拥护，不代表我们，则再夺权。”在此，他首先提出打倒“反革命修正主义头子、中国最大的走资派刘少奇！”
刘少奇知情后，指示清华大学工作组进行了“反蒯斗争”和“反干扰运动”，召开大会批斗蒯大富，并开除了他的团籍，关押十八天。然而，充满革命热情的蒯大富在关押期间却非常强硬，并一度以绝食抗议。
蒯大富后来回忆说：“当时我们都没想到主席和少奇之间有矛盾，他们可是国家最高领导人啊。我不过是从农村出来的，后来把刘少奇打倒了。大家都说我当年最早看出了路线斗争，那是吹牛，不可能。工作组进校后，秩序立刻就恢复了，说实在的也没错。”
当时工作组的第一反应就是1957年的“右派”又回来了，蒯大富就是右派。在这种情况下，蒯大富就不可能和刘少奇站在一条线上了。蒯大富和工作组斗争，工作组就开始围剿给他们提意见的人，速度非常快，效率非常高，到最后蒯大富都感到自己就是反革命了。清华大学工作组一下子打了八百多个“反革命”，蒯大富是第一号，时称“蒯派”。
蒯大富当时在清华大学化学系三年级，就在他自己已经准备着要被送去劳改时，在外地的毛泽东突然就回北京了，刘少奇还以为毛泽东是来支持他的，可毛泽东回京后却说：“看到北京各大学学生运动被阻拦很痛心。谁在镇压学生运动啊？北洋军阀镇压学生运动。”一句话，蒯大富恢复了自由。
几天后的7月29日，毛泽东说：“明天召开北京市文化革命积极分子大会，持有不同意见的同学也可以参加，比如说清华大学的蒯大富。”当时蒯大富连反革命的帽子还没摘。
7月30日、31日，周恩来在清华大学和人民大会堂专门听取蒯大富个人的汇报，蒯大富回忆说：“总理说：‘主席和中央派我来，想听听你对清华大学文化大革命的看法。你从现在开始给我讲文化大革命的一些事情，我向你保证，听你讲完最后一句话’。”这句话让他印象非常深刻。
不久，毛泽东于8月5日贴出了他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矛头直指刘少奇。而此前一天，陈伯达等人到清华大学参加批判以王光美为首的工作组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大会，为蒯大富平反——蒯大富由是获得“解放”。就这样，蒯大富不但参加了北京市委在人民大会堂召开的“文化大革命积极分子”大会，还参与创建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并成为第一把手(蒯司令)，当上了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革命造反总司令部(首都红卫兵第三司令部，简称三司)副司令，成为红卫兵五大领袖之一。
蒯大富开始受到中共高层频繁的接见，这是他做梦也不能想到的。也许正因为如此，他参加造反的决心愈发坚定。
1966年12月18日下午，张春桥在中南海西门以中央文化大革命小组副组长的身份召见蒯大富，指使他发动“倒刘”行动。蒯大富心领神会，于25日发动“打倒刘少奇”的大规模行动，率领数千人到天安门广场召开“誓师大会”，煽起北京高等院校造反派召开“彻底批判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顷刻间，中国大地上刮起了一股“倒刘”狂潮。
1967年1月6日，蒯大富率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智擒王光美”是一件轰动全国的大事。他给王光美拨电话，谎称她的女儿刘平平被汽车撞伤，正在人民医院抢救，需要家长签字，由于周恩来此前曾劝告刘少奇和王光美不要离开中南海，就在王光美犹豫不决之际，刘少奇坚持前往。
刘、王驱车来到医院没有发现女儿，却看到了作为人质扣留的儿子和另一个女儿。然后王光美被绑架到清华大学批斗。蒯大富曾得意地宣称：“为革命造谣是光荣的！”也就是从那时起，蒯大富把“打倒刘少奇”的口号率先推向了全国。
1967年4月10号，仿佛是红卫兵的节日。那一天，在蒯大富主持下，清华大学造反派召开三十万人大会，批斗王光美。他们强迫王光美穿上资产阶级的旗袍和高跟鞋，戴上乒乓球串成的项链，极尽羞辱之能事。除了王光美，他们还把彭真、薄一波、陆定一、蒋南翔三百人押来陪斗，创造了文化大革命批斗会的规模第一。
8月5号再行批斗，康生太太曹轶欧担当指挥，毛泽东夫妇派女儿李讷亲临现场观察。刘少奇被打得鼻青脸肿，一只鞋被踩掉，双臂被反扭着，向巨幅漫画上的红卫兵鞠躬请罪。
蒯大富坚定不移的造反精神很快得到以江青为首的中央文革小组的“欣赏”。正所谓“大树底下好乘凉”，蒯大富很快当上了上北京市革委会常委，并任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代表大会核心组副组长。
此后，蒯大富和他的井冈山兵团在“揪斗刘少奇火线指挥部”充当主要角色。1967年6月，他们围困中南海，采用喊口号，贴标语，高音喇叭广播，甚至绝食的方法，勒令刘少奇写检查，低头认罪，接受批斗。
1967年7月25日，林彪接见红卫兵时，带着蒯大富登上了天安门——蒯大富也从此登上了人生的政治高峰。后来，他又在《井冈山》报上发表《无产阶级大夺权万岁》，大谈夺权经。
然而，蒯大富只不过是中国高层政界斗争的一颗子弹——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当时，刘少奇把我打成全国第一号大右派，毛泽东把我当成全国第一号大左派，就这么简单的事。”
到了1967年秋，以刘少奇为核心的等一大批党内“走资派”基本被彻底批倒批臭了。这可以说文化大革命的最终目的基本达到了。中国陷入毛泽东称之为“全面内战”的险境已有不少时日，到了1968年夏季，毛泽东其实已经开始了有步骤的组织与思想清理。但毛泽东仍感到局面难于控制，因而适时地说了一句：“现在是轮到小将犯错误的时候了”。
但正在为“捍卫革命路线”而浴血奋战，残酷厮杀的红卫兵小愤青们虽然听到这么一句“最高指示”，并没有给予过多理睬。热昏之中的红卫兵们在经历了文化大革命初期的“蜜月期”后，终于显露出桀傲不驯的一面，不再满足于仅仅被当作工具，而是要服从运动本身。在蒯大富领导下，清华大学武斗一直没有停息。
1967年，蒯大富的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分裂，分化出一支“清华大学四一四井冈山兵团”。1968年5月，蒯大富指挥井冈山兵团，掀起“百日大武斗”，把“清华大学四一四井冈山兵团”分割围困在清华大学的各个建筑之中，致使武斗剧烈升级，导致致使十八人死亡，一千一百多人受伤，三十多人终生残疾。清华大学的武斗还导致了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等校的大规模武斗。蒯大富没有想到，这是他作茧自缚、迅速滑向毁灭的边缘。
1968年夏天，毛泽东不再作壁上观。他从北京各大工厂选派三万工人，组成“工宣队”，让他们手拿红宝书，徒手进入清华大学，立即结束武斗。工人们拆除校内据点，把被围困了一百天的“清华大学四一四井冈山兵团”送达安全地带。但蒯大富拒绝放下武器，相反还向工人投掷石块，用大刀和长矛砍杀，从楼上扔下自制手榴弹。他们竟当场打死五名工宣队员，打伤七百多名。随后，蒯大富开车向昌平逃去。
听到消息，毛泽东勃然大怒，1968年7月28日凌晨，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召见了聂元梓、蒯大富、韩爱晶、谭厚兰和王大宾“五大领袖”并狠狠批评蒯大富——“我再说一遍，谁如果不听劝告，再破坏交通、放火、打解放军，谁就是国民党、土匪，就歼灭之！”
毛泽东的话一锤定音，红卫兵全部赶下了历史舞台。五大领袖返回学校后，动员手下放下武器，停止战斗。失去“兵权”的蒯大富就这样完成了他的历史任务。
轰轰烈烈的红卫兵运动落幕后，蒯大富被下放。1968年12月，他被分配到宁夏青铜峡铝厂(冶金部三○四厂)任技术员；两年后，他又被以清查“五一六”的名义被送到清华大学接受审查，审查结束后，被安排到北京石油化工总厂的东风化工厂(东方红炼油厂)监督劳动。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1978年4月19日，蒯大富被北京市公安局宣布逮捕，并于1983年3月10日被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以反革命宣传煽动罪、杀人罪和诬告罪判处其有期徒刑十七年，剥夺政治权利四年。
1987年10月，刑满释放的蒯大富回到青铜峡铝厂工作，后来和妻子到山东省蓬莱振兴实业总公司任工程师。曾有消息称，在1993年春，他受北京一家街道企业之聘到首都任职，但很快惊动了王光美等中共高层领导，被迫离开北京到江苏常州，随后南下深圳创业，成为一名百万富翁。
出狱后的蒯大富极少以本名示人，以至于有媒体想作采访，他也显得慎乎其微。这位曾经在中国大地上名噪一时的造反派头头承认自己在文化大革命中有过错，但却始终不肯接受判决书上对其怀有“推翻人民民主专政的反革命动机”的控诉。
当年，蒯大富的崛起，凭的不是学生批判反动学术权威和黑帮的革命激情，而只是一种政治狂热。这种狂热就是极力争辩自己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反动学生，这种狂热也成为权力集团斗争的必需品，这种狂热更成为那个时代千万名年轻人的精神缩影！
文化大革命过去已多年，回首当年，如今的蒯大富仍不失大将风度：除了感慨时事境迁，他一点也不为自己生于那个混乱的时代而遗憾，相反，他甚至还感到了庆幸——经历，就是人生最最宝贵的财富！
本书按：
自刘少奇于1959年4月出任国家主席之后，至1966年，在中国的八大军区司令中，已经有七位被悄然更换为刘少奇的原部下，只剩下号称“强悍第一兵”的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还忠实于毛泽东。因此从1964年起，毛泽东就已经根本指挥不动军队了。
1964年的社教运动开展之后，刘少奇竭力安排毛泽东离开北京去南方修养。而毛泽东拖拖然从1965年9月离开北京后，在湖南湘潭只露了一面，就神秘消失了。此后刘少奇急派人手沿其“南巡”之途多方寻找不到，原来毛泽东早已经躲进了许世友的兵营。
在强悍倔强的许世友护送下，毛泽东于1966年5月突然返回北京，停驻于丰台，一边观察北京的所有政治风云动静，一边令许世友调集四个整编军悄然包围了北京，这是刘少奇根本就始料不及的。同样的手法，毛泽东在1971年的9月又来了一次，结果也是令林彪张惶失措，精心安排数年的计划一败涂地。
紧接着，毛泽东发动了旷日持久的文化大革命，使中国的政治格局上下动荡起来，类如蒯大富、聂元梓、韩爱晶、谭厚兰、王大宾这样的小东西人物，在世界最强政治家、军事家之一的毛泽东的熟练操纵下，其所作所为的结果，意味深长矣。
在所有的政治舞台上，只有一条最根本的定律：永远没有对、错，只有成、败！抛开了政治背景去奢谈文化大革命的混乱与否，其结果皆变得毫无意义，只剩下对每一具体个人私利毁誉所形成的一派嘈杂，漫漫波传至今，连炒作者自己都觉得干涩、无聊已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