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神”刘伯承

山东大学

刘伯承的军事才能为许多人所称道，他赢得了诸如“当代孙武”、“军神”的美誉。刘伯承还是军中少见的老知识分子、老学者，在几十年的革命生涯中，他留下了390万字的军事著作和190万字的翻译作品。他较早就认识到“没有文化的军队是愚蠢的军队”，1931年就利用业余时间，以“林植木”为笔名，翻译了《苏军步兵条令》，将现代司令部系统引入红军。建国初他就主动请缨筹备人民解放军第一所军事院校，为自己一手创办的军事学院倾注了极大心血。
　　回忆南京解放后的首任市长，在南京解放60周年纪念之际，刘伯承元帅的子女接受了本刊专访。他们的讲述充满了对父亲由衷的尊重和热爱，其实，这也是同为军人的他们，对另一位军人超越时空的敬意。

主笔◎李菁

　　　　　　　　　　　　“只有我们人民解放军的渡江战役，才是真的！”

　　“大将南征胆气豪，腰横秋水雁翎刀。”很多年后，刘伯承告诉孩子们，在渡江战役前夕，面对长江，他常常默默吟诵古人这句豪气冲天的诗句。那时候，刘伯承的夫人汪荣华正在孕育他们的又一个新生命，刘伯承后来为这个最小的女儿起名“雁翎”，以此铭记他军事生涯中最辉煌的时刻。
　　那时的刘伯承已经意识到，长江一战将会是决定中国未来前途之战，而长江不会再成为天险。若干年后，刘伯承意味深长地告诉孩子们：“历史上号称有三次‘百万雄师过大江’，但只有我们人民解放军的渡江战役，才是真的！”
　　1949年1月7日，刘伯承在前线指挥部向百万军队发出了准备渡江的号令，从马垱到贵池，长达100多公里的江面全线展开。由刘、邓率第二野战军的3个兵团，作为主力从正面突破；陈毅率三野为左翼，林彪部队为右翼，转隶于刘伯承指挥。4月21日渡江一开始，二野从正面突破后，敌人防线已彻底崩溃，两翼也顺利通过，“势不可挡”一词在此时有了最生动的解读。刘伯承的子女向本刊记者回忆父亲当年的叙述：最快的15分钟，最慢的也不过是30分钟，人民解放军就突破了长江天险。
　　淮海战役之后，国民党部队只剩65万军队，而且士气尽失。虽然在长江沿岸布下重重防线，但在刘伯承看来，那只是一条不能动弹的“死蛇阵”，“如其一处被斩断，则全线震撼”。
　　从发布命令到真正渡江，中间经历了3个月准备期。身为广州军区装备部副部长的刘蒙，在后来学习军事的过程中逐渐理解，父亲的战术其实也是“三十六计”中的“以逸待劳”：“我们在长江这一边，敌人在那边，我们的一个小动作，对方会高度紧张，实际上也是在慢慢消耗他们，最后把他们拖得疲惫不堪。”除此之外，他也是在寻找最佳的政治时机发动进攻。无论刘解先、刘弥群（空军指挥学院原副院长）还是刘蒙，提到父亲都充满自豪之情，这不仅出于对父亲由衷的尊重和热爱，其实也是同为军人的他们，对另一位军人超越时空的敬意。
　　解放南京以后，苏联向中共方面提出：突破长江是伟大的历史时刻，一定要记录下来，载入史册。苏联人找到刘伯承商量，让他指挥军队重来一次，刘伯承最初不同意，最终作为政治任务派下来，让他重演了一遍。刘伯承的子女说，所以我们现在看到的那部纪录片《渡江一日》并非真实的历史现场。
　　1949年7月，刘伯承率第二野战军挥戈西去，指挥解放祖国大西南的战役，离开了第一任南京市长与军管会主任的岗位。但他从此与南京结下不解之缘，1951年起，刘伯承又在南京军事学院任院长，在此定居7年之久，刘蒙就是在南京出生的。刘伯承去世后，根据他的遗嘱，家人将他的一部分骨灰洒在曾经工作和生活的原中国人民解放军南京军事学院内。

　　　　　　　　　　　　　“孙子要求带兵打仗者‘智、信仁、勇、严’”

　　戎马一生的刘伯承在19岁时就参加了学生军，投入辛亥革命，次年入重庆陆军将校学堂速成班，毕业后参加了讨袁护国运动。当时的刘伯承，就是一个善于带兵作战、善于研究军事理论的典型军人，很早就有“川中名将”的美誉。刘伯承很早就与杨公与吴玉章一起研究共产主义，1926年，在他们的影响下加入共产党，从而脱离旧军阀，成为一名革命者。
　　与那个年代的许多革命者一样，刘伯承也有一般人所不具备的意志力。1916年，刘伯承在参加护国战争的丰都战斗中头部连中两弹，一弹擦伤颅顶，另一弹从右边太阳穴射入，穿透右眼射出，失去了右眼。当时缺医少药，又延误了治疗时间，伤口感染化脓，危及生命。刘伯承在地方好友帮助下才秘密潜入城中，找到德国著名医生威廉·阿曼做手术。
　　“那时候的麻醉药副作用相当大，可是父亲作为部队指挥必须保存好脑子，所以他坚决拒绝麻醉。”在无麻醉的情况下，医生为他清除眼眶内的腐肉，刘伯承双手紧紧捏住手术台的木角，咬紧牙关整整坚持了3个小时。手术结束后，德国医生问：“疼得厉害吧？”他忍住剧痛还幽默地回答：“割了74刀。”德国医生连连感慨：“佩服，佩服！”
　　刘伯承一生负伤11 次，其中重伤9次，这也许是中共重要将领中受伤最多的人之一，那些伤疤也是刘伯承的戎马一生最诚实的记录者。刘蒙说，父亲生前经常说的一句话是：“如果说我作战有些经验的话，那是子弹告诉我的！”
　　在很多人的回忆中，刘伯承和蔼慈祥，但在刘弥群、刘蒙看来，那只是父亲的一个侧面。孙子对带兵打仗者要求是“智、信、仁、勇、严”，在朱德眼里，刘伯承正是具备了这样的品质。
　　1947年，刘伯承、邓小平带领部队执行“挺进大别山”战略任务，前面淮河挡住去路，后面眼看追兵已到。刘伯承想带部队涉水过河，派参谋前去探查。参谋是个喝了些墨水的小知识分子，回来报告说：“大水滔滔，难以过河。”刘伯承当即批评他：“你应该看水深、流速、河底情况等，‘大水滔滔’是什么概念？”他自己带了一个警卫员，找了一个小阀子下了河，手拿一根竹竿亲自试水深，然后看见一个饲养员从上游拉牲口过了岸，刘当即判断：可以过河。他们在河两岸拉起长长的绳子，士兵们趟着快涨到脖子根的河水，迅速转移到河对岸。也算天意，当追兵赶到，河水已经涨得老高。“表面看这些含有运气成分，但是如果没有父亲对实际情况的观察、了解，他也就不会有这样的‘运气’，部队也逃不开全军覆没的命运。”刘弥群告诉我。
　　刘蒙讲了这样一件往事：刘伯承率部队进军大别山时，下令把包括马车在内的辎重都甩掉，轻装行军。第二天早上起来，在朦胧中看见行军队伍中仍有一辆马车，一问，是作战科长的。这位平素被刘伯承看重的作战科长解释说，作战科东西多，所以还需要用马车运，刘伯承大怒：“来人，把他绑起来！”于是这位科长被五花大绑，一直跟在队伍后面行军。“部队里最讲究‘信’，军令如山倒，这一点上，父亲要求得很严。”
　　刘弥群很直率地说，她对一些影视作品里塑造的刘伯承形象颇有意见：“如果都像他们刻画的那样，像老妈妈一样，哪能带兵打仗？”她说，父亲骂人也骂得很厉害，遇到打败仗的手下，他批评人家“是娘儿们”，毫不留情。“有一次军事演习时他想用飞机不被允许，他说：你是慈禧太后，这个国家都是你的？！”
　　古代兵书对将者提出“冬不服裘，雨不张盖”的要求。1937年129师举行抗日誓师大会时，刘伯承统率的部队不过万人，天下着大雨，他“雨不张盖”。12年后，1949年7月7日，南京举行阅兵仪式，又是下雨，这时他统率的部队已达几十万人，仍旧雨不张盖。第二天的南京《新华日报》对阅兵典礼的报道，有这样一段：“天正下着雨，而刘司令员却几次拒绝了警卫人员送上去的雨衣。他淋着雨，注视着从台下经过的战士的行列。队伍行进得很缓慢，刘司令员这时向李达参谋长说：‘步伐还可以加速一些，战士们都没有带雨具。’”
　　1955年，印尼总统苏加诺访问南京，参观南京军事学院。由于刚授衔，学院决定校级以上军官，身着新发的礼服，佩戴勋章夹道热烈欢迎。不巧当天又下起大雨，有人舍不得刚发的新礼服，于是向刘伯承建议，将欢迎仪式改到礼堂里进行。刘伯承回答：“事关国威军威，哪能随心所欲！”结果仪式当天，他穿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礼服，拒绝雨伞，陪同外宾前来的陈毅见此情景也拒绝了雨伞。两位元帅英姿焕发，冒雨欢迎外宾，令苏加诺一行深受感动，给许多人留下了深刻印象。
　　“那一个年代革命者心目中都有一个神圣的理想，这也许是现代人难以理解的。”在刘弥群眼中，父亲的很多举动都是从大局出发，超乎个人名利之上。抗战爆发后，红军被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刘伯承任129师师长，而早在10年前，他已是国民革命军第15军军长。“想想看，如果不是为了他心中的理想，怎么会毫无怨言地接受从军长到师长的身份之变？”渡江战役后，刘伯承又率领二野进军大西南，国民党部队土崩瓦解后，中央的部署是由贺龙接管西南，于是刘伯承率二野部队在成都城外守了3天，直到兄弟部队到达成都、先进城后，才带二野部队随后进城。
　　对今天的年轻人来说，“组织性强”似乎已是一个遥远而陌生的词，但这恰恰就是那一代革命者的特点。“有一些文章说，父亲当年提出‘非邓小平来当政委不可’，又说他留遗嘱指定要邓小平主持他的遗体告别会，父亲根本不可能提出这样的要求。”无论刘弥群还是刘蒙都觉得，这些传言既是对父亲的不了解，也更是对那一代革命者精神境界的不了解。

　　　　　　　　　　　　“在我眼里，他就像一个老知识分子，老前辈”

　　1892年，刘伯承出生于四川开县一贫苦家庭，虽家境贫寒，但刘伯承的父母仍举债供他读书。12岁那年，刘伯承参加乡村的科举考试并中了秀才，最终因为被别人举报其家世是吹鼓手出身而被逐出考场。此事从一个侧面证明刘伯承具有一定的文化素养。
　　刘伯承年轻时就爱读书，这一习惯保持了终生。1921年因战斗负伤而休养，他后来告诉儿子刘蒙，那段期间自己“不止读了一屋子的书”，其中不乏“二十四史”等中国古典典籍。刘蒙说，后来他在重庆图书馆还看到了父亲当年读的那套“二十四史”，上面有密密麻麻的点评，“其中不少特别独到的视角”，让他深感触动。茅盾先生曾在回忆录里提到，解放初期，他有一次与刘伯承同桌吃饭时聊起“二十四史”，刘伯承的见解让茅盾也深感钦佩，他感慨“刘伯承是真正读书的干部！”他当即表示，送刘伯承一套当时很难买到的精藏本“二十四史”。
　　南昌起义失败后，1927年底，刘伯承乘坐一艘苏联海轮离开上海，远赴莫斯科学习军事。刘伯承一下船，就被告知自己的俄文名叫“阿法纳西耶夫”，进校报到时，他仍在心里默念着那个拗口的名字，却突然发现，周围的人都看着他哄笑起来，原来上面已经点到“阿法纳西耶夫”了，他愣是没听出来。
　　刘伯承先进高级步兵学校学习，35岁的他是同学中年龄最大的。刘蒙说，父亲此前有一些英文底子，但俄文是一窍不通，33个字母组成的俄文无异于天书。于是他每天都在左手手心上写满生词，走路也背，上厕所也背。“看书的时间长了，右眼的假眼球把眼眶磨得生疼，他就把假眼球取出来接着看。”刘弥群说。在步兵学校的同学后来告诉刘蒙，那段时间，刘伯承几乎每天都要学到早晨两三点钟，为了不影响别人休息，就寝之后就蒙上个毯子，在“小帐篷”里点灯学习。有同学起来上厕所走过“帐篷”，就按一下他的头说，该睡觉了。
　　俄文颤音很难发音，中国学生戏称“打嘟噜”。刘伯承打这个“嘟噜”舌头就是不听使唤，于是他每天比别人早起半小时，到操场上大声“打嘟噜”。在莫斯科冬天哈气成冰的早晨，刘伯承硬是把“嘟噜”给打出来了。
　　那时的苏联实行供给制，刘伯承是中共将军的身份去学习的，享受的待遇高出普通学员。他找到学校打扫卫生的一位女工：“你陪我聊天，我可以把用不了的供应券给你。”于是他的口语提高得非常快，半年后已经是班里最好的学生了。老师惊讶地问：“你是不是讨了个俄国老婆？”刘蒙说，当时在苏联学习的还有一位国民党官员屈武，屈武倒是真的娶了一位俄国老婆，但俄语差远了。半年后，由高级步兵学校校长亲自写推荐信，刘伯承进入著名的伏龙芝军事学院深造。1930年，留学3年的刘伯承回国。
　　刘伯承后来组建南京军事学院时，曾经聘请过一位苏联顾问，苏联顾问比较傲慢，经常指责中方不懂军事。有一次刘伯承约他谈话，谈话中他用俄语重点阐述了他对俄国著名军事家苏伏洛夫十大军事原则的理解，苏联顾问听后对刘伯承的学识深感惊讶，“没想到中国还有人对苏联军事家研究如此深刻！”从此他再也不品头论足。在几十年的革命生涯中，刘伯承留下了390万字的军事著作和190万字的翻译作品，在战火纷飞的年月，戎马倥偬且失去右眼尚能如此著作等身，令人敬佩。
　　“这老人家可好，老元帅像个老学者。”91岁的原新华社副社长李普一提刘伯承，便连连向我赞叹。1946年冬天，时为《新华日报》记者的李普第一次采访了刘伯承，此后，他作为随军记者，在刘、邓野战军工作了近两年。“他性格很鲜明的一点是很诚恳，不‘打太极拳’，谈得来就谈，谈不来就算了。”在比自己年长近30岁的司令员面前，20岁出头的李普并没感觉到有什么拘束和顾忌，“想说什么就说什么”，“在我眼里，他就像一个老知识分子，老前辈”。
　　李普还记得，刘伯承显然对他这位年轻的知识分子十分感兴趣，有一次他还问李普带什么书来了，李普回答说有一套《约翰·克里斯朵夫》，刘伯承兴致勃勃地借走了。李普的观察是：“小平不怎么读书，但是知识很丰富。从某种角度说，也可以说是人家带着他读书——他很聪明，能在跟别人的谈话中获取营养。”
　　尽管刘伯承日后成了统帅数十万大军的司令员，但那些部下们仍旧习惯称他为“师长”，或者“我们刘师长”。他们向李普解释：“师是老师，长是长者——在我们眼里，他就是这样一位和蔼可亲又睿智的‘师长’。大家听从他、尊敬他、爱他。”李普后来深深悟到，对于这位老前辈，再没有比“师长”更贴切的称呼。几年前曾经有人写过一个关于刘伯承的剧本，里面的台词动辄“我刘伯承”如何如何。“我说这不是我爸爸的口气，他从来不会这样说话。”刘弥群说。
　　在刘、邓部队里，李普也充分感受到一个知识分子所得到的信任和尊重。每次李普把写好的稿子交给刘伯承审，他看罢一个字不改，直接交到邓小平那里。“邓小平也特别大气，要么不行，要么通过，他从来不改文章，刘帅也不改。”
　　李普以前对刘伯承并不了解，了解后，他发现，刘伯承不仅对中国古典文化精通，而且对“从孙子到拿破仑和苏沃洛夫，从古代战史到中国革命战争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特别是苏德大战”，其熟稔程度令他吃惊。有一次李普对邓小平说：“刘师长原来是知识分子！”邓小平立即以他特有的敏锐和斩钉截铁的口吻回答道：“大知识分子哟！”——李普模仿小平的四川话，兴致勃勃地学起来。
　　在李普眼中，那时的刘伯承与邓小平“亲密无间，合作得很好”。在刘、邓部队中，如果有命令传下，大家往往说，这是“刘邓”的意见，并不区分是刘还是邓。“其实他们负担的任务不一样，但在下面的人看来，他们是一个人。”在李普的观察中，司令员和政治委员“像他们这样合作得很好的不多”。
　　按照一般人的理解，司令员似乎更严厉、更粗放，而政治委员则更细致、更严谨，但在李普眼中，他们两个恰恰相反。“刘伯承很细致，很谨慎，而邓小平话不多，显得更厉害些。”解放后，随着各自岗位的变化，李普在南京和北京再很少有机会见到刘帅。“我也是采访完了就算了，没有一直追踪他，这是我作为记者很后悔的一件事。”91岁的李普沉默良久，缓缓地说。
　　刘伯承的机智，也是后来很多人在回忆中提及的一点。在进军大西南的行军途中，邓小平的大儿子要求父亲给他起个名字，因为到了西南就该上学了。邓小平让小名“胖胖”的儿子找刘伯承帮助起，刘伯承说，胖，朴方，朴实方正，于是有了邓朴方的名字。当年李德在中国时由组织介绍了一个中国妻子萧月华，婚礼由刘伯承主持。婚礼上，李德说，自己来中国工作，还没有一个中文名字（注：李德是音译名）。刘伯承反应很快，马上说：“你娶了萧月华，就叫‘华夫’吧！”李德似乎很喜欢这个名字，以这个名字发表了好几篇文章。几十年后，萧月华老人跟刘蒙提及此事，还乐不可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