沮渠安周：(公元？～460年)，匈奴族，沮渠蒙逊之子，北凉哀王之弟，沮渠无讳之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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沮渠安周：(公元？～460年)，匈奴族，沮渠蒙逊之子，北凉哀王之弟，沮渠无讳之弟；临松卢水人(今甘肃张掖)。著名北凉国末代君王，在位时间从公元444～460年为期十六年，终年岁数待考。

沮渠牧犍在位时，沮渠无讳被任命为乐都太守。

北凉永和七年(公元439年)北魏攻姑臧，沮渠牧犍出降后被杀。当时沮渠无讳据甘肃酒泉自保，沮渠安周乃奉沮渠无讳之命西渡沙漠攻击鄯善(今新疆若羌)。

公元442年沮渠无讳西行与沮渠安周会师，并占领了鄯善，不久，又出兵占领了高昌(今新疆吐鲁番)。

北凉沮渠无讳承平二年(公元444年)末，沮渠无讳病逝，沮渠安周继立，不改元。南朝宋仍封沮渠安周为河西王。

公元444年，沮渠安周在吐鲁番称高昌国王，他去到高昌城东边的吐峪沟开山凿洞，恭身礼佛，因此吐峪沟石窟，在南北朝时期，成为高昌王国最高统治集团全力经营的佛教重地之一。

北凉承平十八年(公元460年)，柔然攻高昌，沮渠安周被杀，北凉国就此灭亡。

附_新疆吐鲁番盆地吐峪沟高昌佛窟的蒙难：

公元五世纪中叶，沮渠氏家族在河西立足不稳，率领残部向西迁徙，终在吐鲁番站稳了脚跟。公元444年，沮渠安周在吐鲁番称王，他到高昌故城东边的吐峪沟开山凿洞，恭身礼佛。因此，吐峪沟石窟在南北朝时期，成为高昌王国最高统治集团全力经营的佛教重地之一。

进入唐朝后，吐峪沟山谷两岸的佛教洞窟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保留在敦煌莫高窟中的唐朝文献《西州图经》残本对吐峪沟石窟有很具体、形象的描述。从《西州图经》描述可以了解，在吐峪沟中随山势展布的重重寺院，它们背依危峰，下临清溪，四周绿树掩映，佛寺、禅院密集，烟火不断，人们在沟谷深处，竟难见星月。佛寺中的高塔，耸人云霄；横跨沟谷东西的桥梁，如彩虹在天。人们返沟谷东西如履平地，毫无攀援、跋涉之苦。唐朝时期吐峪沟这种兴盛异常的宗教氛围，和今天吐峪沟破败寥落的佛窟禅院形成了极其强烈的对比，引发人们不尽遐想。

今天的吐峪沟石窟寺形象，与《西州图经》中通过文字描述所展示的画面差距实在是太大了。不论是耸立雁塔，还是那饮汉彩虹，都早已消逝在历史的长河之中。高低错落、依山展布，曾曲径通幽的区区佛寺，除一些残窟断垣可大概指点其遗迹外，也早就没有了自己的特征，这一切的变化，经历了相当长的过程。它遭遇的最初、也是最大的一次劫难，大概是在公元十五世纪伊斯兰教进人吐鲁番地区时期。伊斯兰的武士们，凭借强大、野蛮的军事力量，对视为异端的佛教思想进行了彻底的破坏和打击。这次打击对佛教势力在吐峪沟的存在及活动是致命的，但并没有因此使这一沟谷中的佛教胜迹完全消失。但随之而来的天灾人祸，使这佛教圣地一撅不振。

据1905年德国人勒柯克说，在吐峪沟，他还见到一座大型佛教庙宇，它像燕巢似的紧紧依附在近似垂直的岩壁上。而1916年发生在吐峪沟的一次强烈地震，使该地区的庙宇群整个堕人了峡谷，再也不见了踪影。

最早涉足吐峪沟山谷的外国人，应该是沙俄的植物学家雷格尔，他是彼得堡植物园的负责人。早在公元1879年他就到了吐鲁番和吐峪沟，在他回国后发表的考察报告中，除连篇累犊地介绍植物材料外，还介绍了他在吐峪沟中见到的石窟寺。四年以后，根据这一线索随后来到吐鲁番的沙俄人罗洛夫斯基、科兹洛夫等，深人到吐峪沟石窟寺中，盗走了不少回鹊文、汉文文书及其他佛教文物资料。公元1897年，沙俄考古学家克列门兹来到吐鲁番，也没有忘记到吐峪沟，他在离开吐鲁番回彼得堡时，同样是盗走了许多的精美壁画及古代经卷。
从对吐峪沟石窟寺侵扰次数最多，造成破坏最严重这个角度去分析，首当其冲的要数德国人勒柯克和格伦威德尔，其中尤以勒柯克为甚。格伦威德尔作为一个研究艺术史的学者，他主张对古代艺术品完整地、科学地认识，应该使艺术遗迹保存在原地；对一个遗址地点要求得到科学的了解，必须完整地测量地图，绘画遗迹，如实地摄影，完成科学报告等，如壁画等文物学术价值高，也可以进行临摹复制。而勒柯克完全不管这些，对格伦威德尔在一些遗址点上阻止他割剥壁画、敲砸塑像的行为，他内心深为反感。因为勒柯克到吐峪沟石窟寺的目的，就是以割剥窃取这里最精美的佛教壁画作为自己最主要目的。正是在勒柯克和他的助手巴塔斯的无耻行为中，吐峪沟石窟中残存的壁画又遭受了一次空前的新劫难。

在这个回环曲折的山谷中，勒柯克还找到了一间封闭的石窟密室，其中封存着不少唐朝时期的佛教典籍，勒柯克将它们满满塞了两麻袋，作为“考察成果”连同其他一些勒柯克自称的“惊人的刺乡品”，一并盗回了柏林。目睹勒柯克窃走的大量精美文物，格伦威德尔深深感到了它们重大的科学价值。1907年，他又到吐鲁番、吐峪沟详细进行了测量、拍摄、临摹，以补充原有资料之不足。

在对吐峪沟石窟残酷施暴的另两个重要人物，是日寇橘端超和野村荣三郎。1903年，他们受大谷光瑞的派遣，到了吐峪沟，在这里进行发掘，得到了一些佛经；1908年，他们重来吐峪沟，出钱雇用了三十五名农民，分成五组，对二十多个洞窟进行了相当“干净”的搜掠，窃走了古代文书、写经、铜佛像、刻花砖等珍贵文物。著名的南北朝时期《沮渠安周写经》，就这样到了日本。

与搜掠新疆文物有密切关系的印度人斯坦因，自然也不会放过吐峪沟。在1907、1914年，他先后两次在吐峪沟进行了绘图、测量、盗掘，“找到了不少好看的壁画和塑像残片”，运到了印度……经过这么多次反复的洗劫，吐峪沟石窟会是一种怎样的面目，今人是不难想象的。

今天的吐峪沟石窟，还是一种大劫过后未能恢复过来的悲凉景象。方形、长方形而中心有立柱、纵卷顶形的一层层洞窟，不少窟体还是相当高敞、宽大的。有中心柱的佛窟，塔柱四面有龛。窟、龛之中，本来应该是庄严的佛像和色彩纷呈的壁画。而如今，却大都是破败零落，偶见佛像绘画，也是残脚断臂，少眼缺鼻，再也难觅完整的形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