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兰(贺赖)姓迁徙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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迁徙分布：
1.拓跋部：

拓跋部是鲜卑族的一支，由首领拓跋毛建立。
拓跋部起源甚早，据史籍《北史·魏本纪》记载：拓跋氏先人出自黄帝轩辕氏。黄帝之子名昌意，昌意之少子封于北国，境内有大鲜卑山(今内蒙古呼伦贝尔盟鄂伦春自治旗首府阿里河镇大兴安岭北部东麓)，因以为号，称鲜卑氏。

拓跋部世代相传，为北地之酋长，统辖幽都之北，广漠之野，以畜牧、狩猎为生。民性淳朴，风俗淳厚，没有文字，惟刻木结绳而已。《北史·魏本纪》又说：黄帝以土德而王，北地方言，称“土”为“拓”，称“后”为“跋”，故后人自称为“拓跋氏”。拓跋氏传若干代后，一个叫拓跋毛的首领，将北地三十六个小国(部落)统一起来，灭了九十九个大姓，一时威震北方。

六传至拓跋寅时，他感到北国寒苦，率众南迁到大泽(今呼伦湖)之地，那里水草丰盛，湖泊众多，更便于畜牧和生活。第十三世传到拓跋邻时，参加了檀石槐的部落大联盟，为西部大人之一。

拓跋邻年老，传位给儿子拓跋诘汾。拓跋诘汾又率众向南转移，到漠北匈奴故地(今蒙古国中部)定居下来。至拓跋诘汾之子拓跋力微时，兼并邻部，是拓跋氏最为昌盛之时。史籍《魏书》中记载：“人畜繁衍，控弦之士，多至二十余万”。

东汉建安二十五年(曹魏黄初元年，公元220年)，拓跋力微率部再度南迁到五原(今内蒙古五原)。曹魏甘露三年(公元258年)，又迁盛乐(今内蒙古和林格尔)，诸部都来归附。从此，以拓跋部为首，组成了一个部落大联盟。

西晋咸宁三年(公元277年)，拓跋力微逝世，拓跋王朝发生内乱，势力衰弱，但政权依然存在。以后，拓跋力微的后代在十六国时又建立了代国王朝。

鲜卑族拓跋部早期世系为：

拓拔毛：谥号成帝

拓跋贷：拓跋毛之子，追谥号节帝

拓跋观：拓跋贷之子，追谥号庄帝

拓跋楼：拓跋观之子，追谥号明帝

拓跋越：拓跋楼之子，追谥号安帝

拓跋寅：拓跋越之子，追谥号宣帝

拓跋利：拓跋寅之子，追谥号景帝

拓跋俟：拓跋利之子，追谥号元帝

拓跋肆：拓跋俟之子，追谥号和帝

拓跋机：拓跋肆之子，追谥号定帝

拓跋盖：拓跋机之子，追谥号僖帝

拓跋侩：拓跋盖之子，追谥号威帝

拓跋邻：拓跋侩之子，谥号待考

拓跋诘汾：拓跋邻之子，追谥号圣武帝



2.北魏王朝：

北魏王朝开国皇帝道武帝拓跋珪，又名涉珪、什翼圭、翼圭、拓拔開，生于晋太和六年(公元371年)农历7月7日，出生在参合陂(今内蒙古凉城)，母亲是匈奴族贺兰部贺野干之女。

拓跋珪的祖父拓跋什翼犍是代国的首领，当时代国的力量还是很强大的，史籍《资治通鉴》中记载其疆土“东自濊貊，西及破落那，南距阴山，北尽沙漠，率皆归服，有众数十万人”。但在拓跋珪降生的时候，联盟却面临危机。拓跋什翼犍不断采取措施推进联盟向国家的转变，引起联盟内部旧贵族势力的不满。就在拓跋珪出生前的几个月，拓跋什翼犍刚刚平息一场内乱。刺杀拓跋什翼犍的凶手长孙斤虽然被擒杀，但拓跋珪的父亲拓跋寔却在格斗中受重伤，因而丧生，这使得拓跋珪成为了拓跋寔的遗腹子。

除此之外，代国当时还受到外敌的严重威胁。在拓跋部的西方，黄河西部的朔方一带有一支原为匈奴种的铁弗部落，骠悍凶猛。铁弗部对拓跋部频繁骚扰，是拓跋部的宿敌。三十年前，铁弗部曾被拓跋什翼犍击败，被迫加入联盟，后转而依附前秦国君主苻坚。至晋太元元年(公元376年)农历8月，前秦国已基北上统一了中国北方，北方只剩下代国。农历10月，依附于前秦国的匈奴左贤王刘卫辰为代国所逼，向前秦国求援。前秦国君主苻坚就封刘卫辰为幽州刺史、行唐公苻洛为北讨大都督，统率幽州、冀州兵十万攻鲜卑拓跋氏代国。同时，苻坚派并州刺史俱难，镇军将军邓羌，尚书赵迁、李柔，前将军朱彤，前禁将军张蚝，右禁将军郭庆率步骑二十万人，东出和龙(今辽宁朝阳)，西出上郡(今陕西榆林)。两个方向都与苻洛的军队会合，以匈奴左贤王刘卫辰为向导，夹击代国。

在当年农历11月，拓跋什翼犍先派白部、独孤部抵御前秦国大军，均未获胜。继派南部大人刘库仁率十万骑兵抵抗，与前秦军在云中(今内蒙古和林格尔)盛乐宫西南的石子岭激战，又败。而拓跋什翼犍因病不能亲自领兵作战，遂领其众逃至阴山以北。不料，又遭高车部落的四面抄掠，复返漠南。后闻前秦军稍退，遂于农历12月返回都城云中。不久，拓跋什翼犍庶长子拓跋定君听信谗言，先杀诸弟，后杀父王。消息传到前秦军，前秦大将李柔、张蚝即刻乘机发兵攻至云中，代国部众纷纷逃散，代国灭亡。

代国灭亡后，拓跋珪随母亲贺兰氏逃至贺兰部避难。这一年，拓跋珪仅六岁。

后苻坚召见代国长史燕凤，问代国内乱的原因，始知是拓跋·定君所为，苻坚大怒，将其车裂。苻坚还想将拓跋·珪迁于长安，燕凤固请说：“代王初亡，群下叛散，遗孙冲幼，莫相统摄。其别部大人刘库仁，勇而有智；铁弗卫辰，狡猾多变，皆不可独任。宜分诸部为二，令此两人统之；两人素有深仇，其势莫敢先发。俟其孙稍长，引而立之，是陛下有存亡继绝之德于代，使其子子孙孙永为不侵不叛之臣，此安边之良策也。”

苻坚纳其言，分其地为两部，令刘库仁统黄河以东，刘卫辰统黄河以西。苻坚还将拓跋部分散安置在云中、定襄、雁门、五原四郡，“立尉、监行事，官僚领押，课之治业营生，三五取丁，优复三年无租税。其渠帅岁终令朝献，出入行来为之制限”。

独孤部原为匈奴人的一支，因与拓跋部世代相婚，关系很深，是拓跋联盟的重要成员。代国灭亡后，为了寻求庇护，拓跋珪的母亲又带着他由贺兰部来到独孤部，依附刘库仁。刘库仁招抚离散，恩信甚著，奉事拓跋珪恩勤周备，不以废兴易意，常对诸子说：“此儿有高天下之志，必能恢隆祖业，汝曹当谨遇之”。不久，刘卫辰耻在刘库仁之下，杀秦五原太守而叛。刘库仁将刘卫辰击败。这样，在什翼犍之后独孤部成为代北控制区域最大，力量最强的部族。

晋太元八年(公元383年)农历10月，苻坚在淝水之战中败于东晋，前秦国政权迅速土崩瓦解。臣附于前秦国的各派势力纷纷举兵反叛。不久，苻坚被后秦国君主姚苌杀死。中国北方再次陷于分裂，出现了许多割据政权。同月，刘库仁因支持苻坚而被属下慕容文等杀害，首领席位由其弟刘眷继承。

晋太元十年(公元385年)农历8月，独孤部再次发生内乱，刘库仁的儿子刘显杀死刘眷。刘显雄心勃勃，欲称雄代北。当时，刘显把寄居在独孤部的拓跋珪看成是最大的隐患。是月，刘显准备杀拓跋珪，商人王霸知道后，踩拓跋珪的脚进行暗示，拓跋珪急忙逃走。当时，刘显之弟刘亢泥的妻子是拓跋珪的姑姑，便将此事告诉了贺兰氏。同时，刘显的谋主梁六眷又是拓拔什翼犍的外甥，刘显的计划他全都知道，也暗中派其部人穆崇、奚牧告诉了拓跋珪。当晚，贺兰氏则去刘显处饮酒，并让拓跋珪带旧臣长孙犍、元他、罗结等投奔贺兰部。第二天早晨，贺兰氏故意对刘显说：“吾诸子始皆在此，今尽亡失。汝等谁杀之？”刘显遂不急追，拓跋珪才得以脱险。

拓跋珪逃离后依附其舅贺讷，贺讷见到拓跋珪后，惊喜道：“复国之后，当念老臣！”拓跋珪笑着回答：“诚如舅言，不敢忘也”。刘显此时怀疑梁六眷泄其谋，将其舍之。贺兰氏的二弟外朝大人贺悦举所部以奉率其部归附于拓跋珪，刘显大怒，准备杀贺兰氏，贺兰氏连忙逃到刘亢泥家，在神车中藏了三天，后刘亢泥向刘显求情，刘显才不再追究。

不久，刘显部再生叛乱，原代国中部大人庾和辰在贺兰氏的劝说下投奔拓拔珪。当时贺讷之弟贺染干见拓跋珪甚得众心，心中忌之，派其死党侯引七突去暗杀拓跋珪，代人尉古真知道后，通知了拓跋珪，引七突遂不敢行动。贺染干怀疑是尉古真泄其谋，将其抓捕审讯，并以两车轴夹其头，并伤其一目，尉古真依旧不承认，贺染干只好将其释放，并率兵包围拓跋珪，贺兰氏对贺染干说：“汝等今安所置我，而欲杀吾子也？”贺染干惭愧而走。

晋太元十一年(公元386年)农历1月戊申，拓跋珪在牛川(今内蒙古乌兰察布盟内塔布河即锡拉木林河)召开大会，即代王位。他以长孙嵩为南部大人，以叔孙普洛为北部大人。

新建的拓拔联盟主要由三部分人组成，除了拓拔本氏以外，还有“宗室八姓”，是联盟的核心。这八姓就是在拓跋邻执政时期形成的拓跋氏族和八个血缘部族，即：丘穆陵氏、步六孤氏、贺兰氏、独孤氏、贺楼氏、勿忸于氏、纥奚氏、尉迟氏，合称八大王公贵族。其次，是宗室八姓以外的其他部族，力量比较强的有贺兰部、丘穆陵部等；第三是一些汉人，其中张衮、许谦等人较有影响。

拓跋珪的即位仪式带有浓厚的氏族贵族民主制的风尚。宗室八姓的其他首领用黑毡蒙头同拓跋珪一起西向拜天。这表明在拓跋珪即位之初，联盟的权力是多元的，君主并没有至高无上的权力。拓跋珪仿照汉人改元的习惯，把这一年称做登国元年，复国仍为代国。

重建的联盟设置的机构基本承袭什翼犍时期的体制，比较重要的职务是管理联盟日常事务的四部大人和管理来附的外族人口的南北二部大人。代国登国元年(公元386年)农历4月，拓跋珪放弃原来西晋的封号，改称魏王。代国改称魏国，史称北魏。

北魏登国元年(公元386年)农历5月，拓跋珪至陵石。护佛侯部首领侯辰、乙弗部首领代题反叛。诸将要追赶，拓跋珪说：“侯辰等世修职役，虽有小愆，宜且忍之。当今草创，人情未一，愚近者固应趑趄，不足追也。”农历7月己酉，拓跋珪迁都盛乐(今内蒙古和林格尔土城子)。乙弗部首领代题又率部落来降，但几天后又再次投奔刘显。拓跋珪使其孙倍斤代领部落。农历8月，拓跋珪的首领地位遇到严重的挑战。刘显拥立拓跋窟咄和拓跋珪争夺王位。拓跋窟咄是拓拔什翼犍的少子。代国灭亡后，苻坚迁之于长安。淝水战后，长安变乱。拓拔窟咄随慕容永东迁，慕容永封拓拔窟咄为新兴太守。是时，刘显处境困难。为防备拓跋珪偷袭，他已将部族从善无(今山西右玉)撤到马邑(今山西朔县)。刘显企图抬出拓跋窟咄，一举粉碎拓跋珪。

当拓跋窟咄带领着一部分独孤部人马进犯魏国南境时，拓跋窟咄的出现，引起了拓拔联盟内部骚动。莫那娄族首领莫题送箭给拓跋窟咄表示效忠，勿忸于族首领于桓与部人策划活捉拓跋珪以应拓跋窟咄。结果事泄，拓跋珪连诛主谋五人，将余者赦免。在安定了内部之后，拓跋珪带领联盟各部穿越阴山，迂回到贺兰部，避免与独孤部人马立即交锋。

由于拓跋部与慕容部世为婚姻，所以拓跋珪又同时派人去后燕国，向后燕君主慕容垂请求支援。此时，后燕国统治的区域主要是幽、冀、平三州，其都城设在中山(今山西定县)。慕容垂一方面鉴于和拓跋部的婚姻关系，一方面因为拓跋窟咄依附的是西燕国，西燕国君主慕容永是原前燕国的支属。慕容永占据长子后，无意东归，下令诛杀慕容垂弟兄子孙，称帝改元建立政权，与后燕国遂成为敌国。慕容垂派其子赵王慕容麟统帅步骑六千余人援助拓跋珪。由于燕魏的通道已被独孤部封锁，拓跋部得不到救兵的消息。农历10月，贺讷的弟弟贺染干勾结拓拔窟咄，率领一部分族人从北方攻击拓跋部。魏国各部惊骇不定。北部大人叔孙普洛等十三人与一部分乌桓人亡奔刘卫辰。慕容麟闻讯后，急忙派人冒险赶到魏国报信，魏国人知后燕军在附近后，人心才安定下来。

北魏登国元年(公元386年)农历10月，拓跋珪从弩山返师牛川，和慕容麟分兵合击驻扎在高柳(今阳高)的拓跋窟咄。拓跋窟咄大败，几乎全军覆没。拓跋窟咄逃到刘卫辰处，结果被刘卫辰杀死。拓跋珪悉收其众，并以代人库狄干为北部大人。农历12月，慕容垂以拓跋珪为西单于，封上谷王，但拓跋珪未授。

北魏登国二年(公元387年)农历3月，后燕国上谷郡人(郡治沮阳，今河北怀来)王敏杀太守封戢，代郡人(治代县，今河北蔚县)许谦也赶走太守贾闰，均宣布依附刘显。当时刘显以马邑(今山西朔县)为基地，四处扩展，地广兵强，雄据北方。但不久，刘显兄弟之间陷入纷争。

刘显的崛起给北魏形成很大威胁，刘显内部的纷争又给北魏出兵以良机。农历5月，北魏长史张衮认为：“显志大意高，希冀非望，乃有参天贰地，笼罩宇宙之规。吴不并越，将为后患。今因其内衅，宜速乘之。若轻师独进，或恐越逸。可遣使告慕容垂，共相声援，东西俱举，势必擒之。然后总括英雄，抚怀遐迩，此千载一时，不可失也。”拓跋珪采纳了张衮的意见，并派使臣安同乞师于后燕国。农历7月，刘显抢走了刘卫辰献给燕王慕容垂的大批良马。慕容垂正为此事恼怒，派遣太原王慕容楷协助赵王慕容麟进攻刘显，刘显大败，率残部撤回马邑西山。拓跋珪与慕容麟会师又破刘显于弥泽(今山西朔县)，刘显逃往西燕国。慕容麟尽收其部众，获牛马羊以千万数。

拓跋珪击败拓跋窟咄和刘显，是决定命运的两次战役。首先，这使得新建的联盟避免了覆亡的危险。从此，拓跋珪不但在云中地区站稳了脚根，而且将活动范围向南推进到了雁门、代郡一带。其次，两次战争都虏获大量人口、牲畜和财物。拓跋珪实行按战功分赏战利品的制度，促进了联盟各部畜牧业和奴隶制因素的发展，有效地抵御了联盟组织内部的离心势力。魏国实力增强，使拓跋珪进而向各方扩张，战争加强了维护王权的力量，拓跋珪的个人权力得到了巩固。也从此拉开了北魏统一北方战争的序幕。

北魏登国三年(公元388年)，拓跋珪于弱落水(今内蒙古拉木伦河)以南大破东胡库莫奚。库莫奚部属东胡，是两晋时期生活在今赤峰以北地域的一支游牧民族。是年农历6月，拓跋珪在弱落水以南再次大破库莫奚。农历7月，库莫奚复袭魏军，拓跋珪再次将其击败。此时，拓跋珪已有图燕之志，便于农历8月派九原公元仪至中山，一则向后燕国君主至谢，二则洞察燕国虚实。慕容垂质问元仪：“魏王何以不自来？”元仪说：“先王与燕并事晋室，世为兄弟，臣今奉使，于理未失。”慕容垂说：“吾今威加四海，岂得以昔日为比！”元仪又说：“燕若不修德礼，欲以兵威自强，此乃将帅之事，非使臣所知也。”元仪还魏后，对拓跋珪说：“燕主衰老，太子暗弱，范阳王自负材气；非少主臣也。燕主既没，内难必作，于明乃可图也，今则未可。”拓跋珪闻后大喜。

北魏登国四年(公元389年)农历1月甲寅，拓跋珪发兵进攻高车(敕勒部，今蒙古乌兰巴托)，获胜。农历2月癸巳，拓跋珪又击吐突邻部于女水(今内蒙古西拉木伦河)，大破之。事平之后，拓跋珪将吐突邻部落全部迁移。

北魏登国五年(公元390年)农历4月丙寅，拓跋珪联合后燕国赵王慕容麟在意辛山(今内蒙古二连浩特)共同攻击北方游牧部落贺兰、纥突邻及纥奚三部，战败的纥突邻、纥奚向魏投降。农历6月，拓跋珪还牛川。

在拓跋珪建国后，贺讷与贺染干为争夺对本部的统治权，多次互相举兵相攻。而后燕国及匈奴刘卫辰又极力与北魏争夺对贺兰部的控制权。农历7月，匈奴首领刘卫辰遣其子直力鞮乘机攻打贺兰部，其首领贺讷困急，请降于北魏。拓跋珪率兵救援，直力鞋只好退兵。拓跋珪遂将贺兰部向东迁徙，与后燕国毗邻。慕容垂乘机对贺讷软硬兼施，诱逼其叛魏降燕，封为归善王。贺染干闻讯，颇嫉其兄贺讷飞黄腾达，谋攻杀而代之。

东晋太元十六年(北魏登国六年公元391年)农历1月，贺染干与贺讷举兵相攻。拓跋珪请后燕国讨伐之。农历4月，后燕国镇北将军兰汗率兵大破贺染干于牛都(牛川，放牧聚会谓之都)。农历6月，慕容垂遣赵王慕容麟率军击贺讷，生擒贺讷于赤城(今内蒙古托克托)，降其部众数万。后燕国君主慕容垂命释放贺讷，并还其部众于原地，而徙贺染干及其部众于中山(今河北定州)，企图完全控制贺兰部，并用以牵制北魏。

当时慕容麟已发现拓跋珪有图燕之志，所以回军后，便对慕容垂说：“臣观拓跋珪举动，终为国患，不若摄之还朝，使其弟监国事。”但慕容垂未纳其言。农历7月，拓跋珪遣其弟拓跋觚献见于后燕国，慕容垂衰老，其子慕容宝掌管大事，便将拓跋觚扣留，以索求良马。拓跋珪予以拒绝，遂乘机与后燕国绝交，并派长史张衮向西燕国通好。

既然撕破脸皮，便一不做二不休，拓跋珪不时派兵袭扰后燕国边境，侵逼那些降附后燕的部落。这些事情攒在一处，最后气得慕容垂派太子慕容宝、辽西王慕容农、赵王慕容麟率八万精兵自五原发兵伐魏。此时的后燕军连战连胜，锐气无比，且人强马壮，铠坚矛利，拓跋珪初时也连连后避。幸运的是，燕军统领、太子慕容宝“少而轻果，无志操，喜人佞己”，他的继母段氏就曾对慕容垂讲过：“慕容宝资质虽雍容华贵，但柔而无断，太平时期能为仁明之主，乱世战时可不是济世救国的雄才。如要托之以国家大业，他不一定能承负得起啊。而且，赵王慕容麟奸诈任性，总有看不起太子的意思，恐怕以后要弄出事端。”就因为这段话，在慕容宝登基后马上派慕容麟逼迫母后自杀。段氏临死怒骂：“你们兄弟连母后都逼死，怎能保全国家。我不是惜死，只是想我们燕国临灭亡也不久啊！”

可能慕容垂临老变得昏庸，没能听得进贤后和大臣之言，仍派慕容宝率兵灭魏，也想让这位太子兵胜立威，日后更顺理成章地承继帝位。其间，燕国大臣高湖也谏劝：“魏国与燕国世为婚姻通好。为了索要马匹我们不让拓跋珪的弟弟回国，本来就理亏在我。加之拓跋珪沉勇有谋，从小就历经艰难，志气果锐，现在他手下兵精马壮，不是容易战胜的对手。我们的太子年纪太轻，现在让他专任一方统帅，他肯定会轻视小看魏军，万一得不了胜，可能会严重损毁太子的威望！”

北魏大将张兖听说燕军来攻，就上言拓跋珪：“燕军新近破翟钊于滑台，灭慕容永于长子，现倾国而来，肯定有轻我之心。我们应该假装害怕，退兵回避，让对方产生骄傲轻敌之心，才有机会战胜燕国。”拓跋珪依计，把部落国人全部向西迁移，渡黄河千余里，以避燕军兵锋。燕军一路皆捷，在五原收降魏国别部三万余家，停车造船，准备渡河一举攻灭魏国。

农历8月，拓跋珪治兵于黄河南岸。农历9月，进军于岸边。燕国太子慕容宝整军准备渡河决战，忽然暴风大起，数十艘军船漂往南岸。魏国俘获燕军甲士三百多，然后全部释放，让他们归回燕军阵垒。慕容宝出发时，慕容垂已经得了重病。到五原后，拓跋珪派人在路上截守，把燕国所有往来的使者尽皆抓获，又押着这些人隔河对慕容宝大喊：“你爸爸已经死了，还不早点回去争位！”闹得慕容宝等人非常忧恐，兵士也心中骇动。魏、燕两军相持了几十天，赵王慕容麟手下将领慕容嵩认定老皇帝已死，暗中作乱，想杀了慕容宝奉戴慕容麟为皇帝，结果事情败露，慕容嵩等被杀，慕容宝、慕容麟兄弟两人暗中也互相猜疑。农历10月，后燕军烧船夜遁。当时黄河尚未结冰，慕容宝认为魏军没有船不能追击，就不设断后的军队，慢慢后撤。结果在农历1月，寒流忽至，一夜暴风，黄河结冰。拓跋珪亲自引兵从冰上过河，不带辎重，只选精兵二万骑急追后燕军。

后燕军行至一个叫参合陂的地方，忽遇大风，黑气如堤，自后而前，飘忽于军营之上。随军一个叫支昙猛的和尚劝慕容宝：“风气暴迅，可能魏军要追上我军，应该派兵防御。”慕容宝却认为已经离北魏军很远了，便笑了笑没有答应。支昙猛坚持要派兵御卫。慕容麟在一旁大怒：“以殿下神勇，兵士强盛，足以横行沙漠，魏军怎么敢追击我们！再妄言惑众，定斩不饶！” 支昙猛激动得直哭，谏道：“苻坚以百万之众，败于淮南，还不是因为恃众轻敌啊。”司徒慕容德劝慕容宝派兵护卫，不得已，慕容宝派了三万军士殿后。派出的巡逻兵也大不以为然，骑行十多里地，就各自跳下马鞍躺在草地上睡起大觉来。

拓跋珪亲率北魏军昼夜兼行，四天后于夜幕中到达参合陂西面。当时后燕军在参合陂东面的蟠羊山水边扎营。拓跋珪连夜分派诸将，马束口、兵衔枚偷偷逼临燕军。日出时，后燕军起营将要东还，回头猛一望瞧见山上鬼神一般静静站立的北魏军，顿时大惊扰乱。拓跋珪乘势纵兵击之，自上而下冲杀，后燕兵赴水淹死、被人马践踏而死就有万余人。北魏略阳公拓跋遵则率军上前，堵住刚刚游过河的燕军，数万燕军一时懵住，都放下兵仗束手就擒，迸散逃走的不过几千人。太子慕容宝、赵王慕容麟等人因所骑的马好仅以身免，单骑逃出，后燕国陈留王慕容绍等数千将吏不是被杀就是被俘。

魏王拓跋珪挑选了有才的后燕之臣后，想对被俘的数万后燕军派发衣粮遣还。中部大人王建劝道：“燕国强大，现倾国而来攻打我们，我们侥幸大胜，不如都把这些人活埋掉，燕国就空虚易取了。”拓跋珪听此言有理，就把近五万后燕兵全部活埋了。这个数字为中国历史上活埋敌军的第四名。

逃窜回国的太子慕容宝深以参合陂兵败为耻，劝慕容垂让他再次统兵击魏。慕容德也劝慕容垂：“魏国击败太子，陛下您应该亲自挂帅伐魏，以免后患。”慕容垂于是召集各处精兵，准备转年大举击魏。农历3月，慕容垂以古稀之年，皇帝之尊，不得不亲自帅兵攻打北魏。慕容垂引兵密发，越过青岭，经天门，凿山通道，出其不意，直奔云中。驻守龙城的北魏将领拓跋虔认为燕军新败，不值畏惧，不料后燕军中未打过败战的隆城兵勇锐争先，直攻平城，拓跋虔一战败死，部下皆降。当时属下诸部落听说拓跋虔败死的消息，都怀有二心，拓跋珪也感到惶恐。

也是天意助魏。后燕军经过参合陂时，见到积骨如山，残尸遍野，被活埋杀掉的燕军父子兄弟见此惨状，放声大哭，声震山谷。慕容垂也悲从中来，惭愤吐血，在距平城仅三十里的地方旧疾复发，十天后，便死于军中。拓跋珪得知消息后想引军蹑追，但他又怕慕容垂假死，慑于老英雄威名，遂退至阴山等候消息。

慕容宝得知父亲驾崩，慌忙退军至中山即位。慕容宝登上君主之位，后燕国国势急剧衰败。

东晋太元二十一年(北魏皇始元年，公元396年)农历7月，拓跋珪在平城称帝，改元。农历8月，他亲率四十万大军征伐后燕国。北魏军南出马邑，络绎两千余里，鼓行前进，民屋皆震。转年二月败后燕国冀州刺史慕容凤，进至信都。这一来，幕容宝急忙把宫里的珍宝全部拿出来招募兵士抵御。

东晋隆安元年(北魏皇始二年公元397年)农历2月下旬，拓跋珪扎营于巨鹿，晚间被慕容宝的军队偷营成功，大火烧及行宫，拓跋珪来不及穿衣戴帽，光着脚击鼓招兵。天亮后，北魏将士缓过神来，列队成行，以骑兵冲击慕容宝军队，后燕军大败，万余人被斩首，十二万将士在北魏军的追击下逃入山中，却忽遇寒流大风，皆冻饿而死。慕容宝一路败将下来，中间子侄兄弟相互攻杀，最终慕容宝于公元398年被自己的舅舅兰汗诱杀于龙城。至此，后燕国在北中国已不再是北魏的对手。不久，后燕国又分裂为辽东的北燕和山东的南燕两个小国，慕容氏至此一蹶不振。

东晋隆安元年(北魏天兴二年，公元399年)，北魏军又大破高车三十多部落，俘获七万军士，得马匹十多万，牛羊一百四十多万。北魏卫王拓跋仪统三万多骑横行沙漠千余里，又破高车逃迸七个部落，俘二万多人、五万多匹马、牛羊二十多万。在以后的九年中，北魏政权四处兴兵，征伐不已，成为北方强国。

拓跋珪的晚年，常服食一种叫“寒食散”的补药，其中矿物质的提成物对人体很有害，使得这位不到四十岁的皇帝屡屡病发，或数日不食，或数夜不睡，精神忧闷不安，有时一晚上自言自语，好像对身旁别人看不见的鬼物说话。因此，拓跋珪上朝时喜怒无常，追思朝臣旧恶前怨，大加杀害。凡见到大臣脸色有异，或呼吸不调，或言辞失措，就大叫而起，甚至降臣下亲手殴打击死在大殿之上，尸体都一字排开摆放于天安殿前。如此一来，朝野人心骚动，各怀忧惧。

拓跋珪在年轻时，到贺兰部见到自己母亲贺太后的妹妹很漂亮，就对母亲说明心意，要娶小姨为妻。贺兰氏开始坚决不答应：“不行！我这个妹妹太过于漂亮了，必有不善不吉的兆头。而且她已经嫁人了，不能夺抢别人的妻子。”拓跋珪便秘密派人杀掉小姨的丈夫，纳之为妃，生下了清河王拓跋绍。

拓跋绍自小就凶狠无赖，喜欢打劫行人，剥光人家的衣服取乐，又常常杀猪剁狗，荒悖无常。拓跋珪很生气，曾经把他头朝下吊在井里，垂死之时才放他出来。

东晋义熙五年(北魏天赐四年，公元409年)的某一天，性情无常的拓跋珪公然大骂贺兰妃，把她关在宫里，要杀掉她。贺兰妃急忙派人向儿子拓跋绍求救。当时拓跋绍才十六岁，而凶猛性格却酷似其父，他夜里与宦官宫人密谋，跳过宫墙，冲入天安殿。周围侍者惊呼“有贼”，拓跋珪在黑夜中四处摸索，还没找到兵器，就被冲进来的逆子拓跋绍一刀杀死，终年三十九岁。



3.贺兰氏家族：

⑴贺兰山：

贺兰山脉，位于宁夏回族自治区与内蒙古自治区的交界处，北起巴彦敖包，南至毛土坑敖包及青铜峡。山势雄伟，若群马奔腾。这里在晋朝时期从漠北迁居了匈奴族的一支部落，为贺赖部，被安置于斯，汉音称其为贺兰氏部落，故称其居地为贺兰山。由于贺兰部在晋朝后期逐渐发展壮大，在南北朝时期与鲜卑族拓拔部世代姻亲，后在北魏时期依附于鲜卑拓拔部，汉史中亦称其为贺赖氏。贺兰氏即贺赖氏。

贺兰山脉海拔2000～3000米，主峰敖包圪垯位于银川西北，海拔高度为3556米，是宁夏境内的最高峰。贺兰山脉为近南北走向，绵延二百多公里，宽约三十公里，是中国西北地区的重要地理界线。山体东侧巍峨壮观，峰峦重叠，崖谷险峻。向东俯瞰黄河河套和鄂尔多斯高原。山体西侧地势和缓，没入阿拉善高原。

贺兰山植被垂直带变化明显，有高山灌丛草甸、落叶阔叶林、针阔叶混交林、青海云杉林、油松林、山地草原等多种类型。其中分布于海拔2400～3100米的阴坡的青海云杉纯林带郁闭度大，更新良好，是贺兰山区最重要的林带。植物有青海云杉、山杨、白桦、油松、蒙古扁桃等六百六十五种。动物有马鹿、獐、盘羊、金钱豹、青羊、石貂、蓝马鸡等一百八十余种。1988年国务院公布贺兰山自然保护区为国家级保护区，面积约六万一千公顷。

贺兰山自然资源丰富。山前冲积平原上草场辽阔，是宁夏滩羊的重要产区，所产滩羊二毛皮古称“千金裘”，毛色细润，卷曲如云。山区富含优质煤炭，有石嘴山等十座大型矿区。另外还有磷灰岩、石英砂岩、灰岩、粘土岩等矿产，其中小滚钟口生产的粘板岩质地细润，清雅莹柔，用它雕成的贺兰石砚是宁夏“五宝”之一。

贺兰山是温带荒漠与温带荒漠草原的分界线，又是西北内流区与外流区的分水岭。高耸的地形及良好植被对保护富庶的银川平原的生态环境具有重要作用。

贺兰山山间有数个东西向山谷，著名者有贺兰口、苏峪口、三关口、拜寺口，自古以来就是东西交通要道。山前地带西夏名胜丰富多彩，有西夏陵园、滚钟口、拜寺口双塔等名胜古迹和独特的沙湖风景区。贺兰山东南端为青铜峡，峡谷在蓝天和黄河映衬下呈现青铜色。相传大禹治水时，劈开贺兰山，引黄河北流。现建有青铜峡水利枢纽工程。贺兰山西侧有内蒙重镇巴彦浩特，蒙古语为“富绕的城”。

银川市境内贺兰山东麓，分布着极为丰富的岩画遗存。自公元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贺兰山岩画被大量发现并公布于世后，在国内外引起强烈反响。在1991、2000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所属国际岩画委员会在亚洲召开的两次年会，都选择在银川举行。

1996年，贺兰山岩画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97年，国际岩画委员会将贺兰山岩画列入非正式世界遗产名录。

贺兰山岩画，上自新石器时代，下至西夏国时代，时间跨度一千～一万年，主要分布在宁夏贺兰山东麓三市九县(区)，共有二十七个分布地点。其中宁夏银川市境内的贺兰山东麓共有十二个岩画点，从北到南计有大西峰沟、小西峰沟、白虎沟、插旗口、贺兰口、苏峪口、回回沟、拜寺口、水吉口、滚钟口、红旗沟、柳渠口。

贺兰山岩画一般分布在沟口内外山体上和沟口外洪积扇荒漠草原上。银川境内贺兰山岩画的分布，有着明显的地貌特征。在苏峪口以北至大西峰沟，岩画多分布在沟口内外的山体上，山前洪积扇荒漠草原上也有大量岩画分布。而苏峪口以南至柳渠口，山体岩画数量很少，荒漠草原上几乎没有岩画分布。

在沟口内外山体上的岩画，多集中在距离沟谷山根以上约十米的范围内，并呈片状分布。最高处的岩画不超过五十米，其上则很少有岩画发现；沟口内的岩画，纵深分布在五百米的范围内，数量以沟口为多，越深入沟谷，两侧山体上的岩画越稀少。在山前洪积扇荒漠草原上的岩画，有“大分散，小集中”的分布特点，多磨刻在可以移动的独石和出露地表的立石上。从沟口到洪积扇，岩画的空间布局明显地呈现出由密集到疏稀的扇状分布特征。

⑵贺兰氏家族的离散：

匈奴贺兰部由于姻亲关系而与拓跋部关系密切，拓跋珪曾两度求庇于贺兰部，而此后拓跋珪在建立帝业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与势力强大的贺兰部发生矛盾，因此导致其强制分割离散贺兰部。
北魏政权离散部落开始于北魏登国元年(公元386年)。被离散的对象包括被征服部落、降附部落和原有部落，其范围基本上是北魏境内所有的游牧部族。它以氏族或家族为单位，将游牧部落分解为若干小部分，使原来的君长大人变成了国家直接统治下的、有服役纳税法定义务的地方基层官员。它强迫牧民改从农业，并随北魏的军事征服逐步推行。北魏政权离散部落不仅削弱了游牧民族中贵族的势力，加强国家对他们的统治，增强国家的经济和军事力量，而且把游牧部族纳入了封建制轨道，加快了北魏的封建化进程。

离散部落，是北魏道武帝拓跋珪采取的一项重要措施。它对北魏王朝的巩固和发展，乃至对整个中华民族的发展，都发挥了重要作用。中外学者对它进行了深入研究，特别是田余庆提出了不少真知灼见。但由于史书记载的简略和史料的缺乏，一些基本问题还有待进一步探讨。从北魏初期由部落联盟制向封建君主专制转型的视角，或许能更合乎事实与情理地解读它。

①北魏政权离散部落的时间和范围：

北魏政权离散部落的时间，在史籍《魏书·官氏志》有明确记载：“凡此四方诸部，岁时朝贡，登国初，太祖散诸部落，始同为编民。”史籍《魏书·外戚上·贺讷传》中对此事也有记载：“贺讷从太祖平中原，拜安远将军。其后离散诸部，分土定居，不听迁徙，其君长大人皆同编户。讷以元舅，甚见尊重，然无统领。以寿终于家。”学者唐长孺据此断定北魏政权离散部落，“大规模的执行必在破燕之后”。日本学者古贺昭岑则明确否定了《魏书·官氏志》的记载，将其确定在“皇始之后”。学者李凭提出，北魏前两次离散部落都夭折，“全面范围内的‘离散诸部’是灭燕战争以后在平城京畿推行的”。学者田余庆也认为《魏书·官氏志》的记载“说得早了一点”。总之，史学家们实际上都否定了《魏书·官氏志》的时间记载。

只有山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的研究员杨恩玉则认为《魏书·官氏志》的记载是可靠的，确切地说北魏政权离散部落，开始于北魏登国元年(公元386年)农历3月，即《魏书·太祖纪》中所记载的独孤部“刘奴真率所部来降”之时。

学者杨恩玉引《魏书·贺讷传》考证：“……拜安远将军”与“其后离散诸部……”之间不存在时间的先后关系。其间的逻辑关系是：此前讲贺讷的人生经历，此后讲贺讷的晚年结局及其原因；离散部落诸语是用来说明贺讷“无统领”原因的。因此，不能根据这条资料，来推断北魏政权离散部落的时间。如在《魏书·食货志》中记载：“太祖定中原，接丧乱之弊，兵革并起，民废农业。方事虽殷，然经略之先，以食为本，使东平公元仪垦辟河北，自五原至于榈阳塞外为屯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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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者李凭指出“太祖定中原”发生在元仪河北屯田之后。同样二者之间是因果逻辑关系，而不存在时间先后关系。再如，在《魏书·刘罗辰传》中记载：“及太祖即位，讨刘显于马邑，追至弥泽，大破之。后奔慕容麟，麟徙之中山，刘罗辰率骑奔太祖。显恃部众之强，每谋为逆，罗辰辄先闻奏，以此特蒙宠念。”学者田余庆指出，“显恃强谋逆，罗辰辄先闻奏，必是太祖犹在独孤部时事”，即此事发生在北魏道武帝大破刘显之前，“罗辰辄先闻奏”诸语，是用来说明刘罗辰特蒙道武帝宠念原因的。这是史家习用的叙述事件原因的倒叙笔法，不可不察。否则，就会“失之毫厘，谬之千里”。

破燕前北魏已离散部落，更有史实方面的证据。在《魏书·太祖纪》中记载：皇始二年(公元396年)农历2月，“贺兰部帅附力眷、纥突邻部帅匿物尼、纥奚部帅叱奴根聚党反于阴馆”，就是破燕前被北魏政权离散和定居在阴馆的三个部落的各一部分，为反抗被离散而趁机发动的叛乱。因为北魏登国五年(公元390)农历4月道武帝与后燕慕容“贺辚讨贺兰、纥突邻、纥奚诸部落，大破之……十有一月，纥奚部大人库寒举部内属。农历12月，纥突邻大人屈地鞬举部内属”。同年农历6月，“刘卫辰遣子直力鞮征贺讷。讷告急请降，太祖简精骑二十万救之。遂徙讷部落及诸弟处之东界”。“徙讷部落及诸弟处之东界”，就是让贺讷和他的诸位弟弟，“分土定居，不听迁徙”，即被离散部落。也正因为这时贺兰部落被离散，所以贺讷不久即通敌于慕容垂，被慕容垂封为归善王。按情理，道武帝此时趁贺讷处境危急、凭借对他的援救之恩将其离散部落，不是比破燕后更容易、更有利吗？降附的纥突邻和纥奚部也无疑被离散部落。他们被离散和叛乱的关系，《魏书·纥突邻传》记载得更为明确。北魏的离散部落，是为了处置征服部落、降附部落和原有部落而采取的正确对策。

北魏政权最早离散征服部落是在北魏登国元年(公元386年)农历10月，大破窟咄，“帝悉收其众”。降附部落最早被离散是在北魏登国元年农历3月，独孤部“刘奴真率所部来降”。这也是北魏首次离散部落的尝试。首先被离散的，就是对北魏构成严重威胁的强大竞争对手独孤部。北魏道武帝原来领有的部落(例如贺兰部)和拓跋本部，也在其后被离散。

史学家周一良认为，北魏除高车外还有许多部落未被离散，“领民酋长者实为此类部落之酋帅也”。田余庆同意周的观点，也认为其“范围毕竟是有限的”。李凭提出，北魏政权离散部落只是“用来对付异族部落的”，而且“异族诸部中也并没有全部被离散掉”。学者们以上观点的有力证据，是认定秀容尔朱氏是未被离散的部落。这都值得商榷。尔朱氏“以居秀容川，诏割方三百里封之，长为世业”，显然是被分土定居了。《魏书·尔朱荣传》记载，尔朱代勤“数征伐有功”，尔朱新兴“朝廷每有征讨，辄献私马，兼备资粮，助裨军用”，证明他们是服兵役和纳赋税。因此，尔朱氏是被离散部落的明证。

作为北魏道武帝母族和妻族，而且有拥戴之功、势力强大的贺兰部都被离散，像尔朱氏之类的部落又怎会幸免呢？领民酋长在北魏北边地区是普遍存在的。如果说领民酋长是未被离散的部落酋帅，那么未被离散的部落岂不是太多了，高车也就不称其为特例了。这在《魏书·官氏志》中记载：“其诸方杂人来附者，总谓之‘乌丸’，各以多少称酋、庶长。”学者唐长孺指出：“这种乌丸大都是保持部落形式并保持其相对独立性，但也有并无部落组织的乌丸……而更多的则是晋人。”领民酋长是未被离散的部落酋帅的观点更不攻自破。尔朱荣“其先居于尔朱川，因为氏焉。常领部落，世为酋帅。《魏书·叱列伏龟传》中记载，高祖羽健，北魏登国初年为领民酋长”；叱列伏龟“其先为部落大人，魏初入附，遂世为第一领人酋长，至龟五世”。尔朱荣和叱列伏龟的祖先，在北魏登国元年之前领有部落，为部落酋帅或大人；在北魏登国初年其部落被离散后，不再领有部落，但领有一定数量的部民，故称领民酋长。学者周一良还指出，领民酋长是汉名。因此，领民酋长应是北魏部落离散后的首领称号。

不仅尔朱部落，就是拓跋本部和高车亦被离散。在《魏书·公孙表传》中记载：“初，太祖以慕容氏诸子分据势要，权柄推移，遂至灭亡……深非之。”北魏道武帝以慕容氏灭亡为戒，不让宗室子弟分据要地，也断不会让他们拥有强大的部落。《魏书·官氏志》中记载：北魏天赐元年(公元404年)“农历11月，以八国姓族难分，故国立大师、小师，令辩其宗党，品举人才。自八国以外，郡各自立师，职分如八国，比今之中正也。宗室立宗师，亦如州郡八国之仪”。据此可知，天兴元年(公元398年)农历12月在皇城四方四维设置的八国，是被离散的部落，所以才时隔六年就出现“姓族难分”的情况；宗室亦设“如州郡八国之仪”的宗师，证明宗室也出现了类似八国“姓族难分”的情况，即拓跋部也被离散。

在《魏书·清河王元绍传》中记载，北魏天赐六年(公元409年)，清河王元绍杀死其父皇道武帝，“于是朝野凶凶，人怀异志，肥如侯贺护举烽于安阳城北，故贺兰部人皆往赴之，其余旧部亦率子弟招集族人，往往相聚”。学者杨恩玉认为，贺护举烽有两种可能：其一，打算乘道武帝新死之机发动叛乱，恢复往日的势力；其二，纠集人马，配合元绍争夺皇位。第一种可能说明，在安阳的所有部族都是被离散的，故都图谋反叛。唐长孺深刻指出：“猗卢之死虽然由于父子相争，但其背景是拓跋部落中的氏族成员及其联盟部落对于国王权力无限扩大的反抗。”元绍“凶狠险悖，不遵教训……太宗常以义方责之，遂与不协，恒惧其为变。”可见，元绍属于贵族保守派。联系北魏穆帝之死和北魏孝文帝的太子元恂之死，元绍杀死北魏道武帝的直接原因虽然是其母“贺夫人有谴被幽禁，道武将杀之”，但更深刻的原因是：他作为贵族保守派反对离散部落在内的道武帝的封建化政策。元绍敢于铤而走险，其外援可能就是被离散部落的贺护等人，因为他们在反对离散部落这一点上是一致的。

以上贺护举烽的两种可能都与离散部落直接相关。据《魏书·安同传》中记载：“清河王绍之乱，太宗在外，使夜告安同，令收合百工伎巧，众皆响应奉迎”。学者吕思勉指出，由于诸部“皆内怀疑贰，大宗不获用代北诸部，乃藉新徙之汉人，以顷清河也”。包括代北诸部的北魏各部落，之所以都成为北魏皇权的潜在反对势力，无疑和贺兰部一样，是因为他们被离散部落，其经济和政治利益被损害使然。道武帝晚年神经质的表现也证明其“四面楚歌”的处境。被离散部落的窟咄部众就属拓跋部。据《魏书·高车传》中记载：“太祖时，分散诸部，唯高车以类粗犷，不任使役，故得别为部落”，这是暂时的。

北魏天兴二年(公元399年)农历2月，北魏大破高车，俘获九万余口，“以所获高车众起鹿苑……又穿鸿雁池”，“太宗幸幽州，诏(尉古)眷辅世祖居守。后征河南，督高车骑，临阵冲突，所向无前，贼惮之”。高车服劳役和兵役，即已经“供使役”，充分证明降附北魏的高车已被离散部落。北魏神麚二年(公元429年)魏太武帝派左仆射安原在巳尼陂大破高车，“高车诸部望军而降者数十万落，获马牛羊亦百余万，皆徙置漠南千里之地”。高车被离散部落更显而易见。因此，北魏政权离散部落的对象，基本上是其境内所有游牧部族。

②北魏政权进行部落离散的内涵和过程：

学者唐长孺提出，“部落的解散使贵族、人民都成为单独的编户，不用说正在消失的氏族彻底的消灭了”。从这一观点出发，人们自然就会认为离散部落就是部族组织的消失，从而将领民酋长确认为未被离散的部落首领；并因为北边地区部族组织的存在从而认为有许多部落未被离散。其实不然。根据前引《魏书·贺讷传》可知，离散部落后仅是君长大人变成编民，而不是君长大人和部民都变成编民。北魏政权离散部落，只是将大的游牧部落分解为若干小部分，让他们以氏族或家族为单位，分土定居。也就是说北魏政权离散部落是初步的离散而非彻底的解散，仅是使各个部落力量分散，使君长大人的力量削弱，但他们仍领有数量不等的部民。即部落离散后，部族组织仍在一定程度上存在。

学者们之所以认为北魏政权离散部落把部民也变为编民，可能是根据《魏书·贺讷传》所说：“贺讷以元舅，甚见尊重，然无统领。”然而根据同传前文，“其先世为君长，四方附国者数十部”，可知贺讷“无统领”，是指不再统领原来的数十个部落，而不是没有部民可统领。贺讷等部落首领应仍领有数量不等的部民为其服务。正如田余庆所言，离散部落“剥夺其君长大人的部落特权……不许旧时君长继续领部活动，与拓跋对抗”；但田认为部落帅“全部或部分放弃部落特权而同于编户齐民”，就失之偏颇了。学者何兹全研究后指出，商朝被西周灭亡后，“商族的氏族组织没有被打破……在周王把商人分给姬姓诸侯时，是以族为单位的，是一族族的分出去的……这些被分出去的商人都是聚族而居，各有自己的族长，仍然以原来的老办法，来管理各族自己的事”。离散部落这种分而治之的政治策略，可以远推商周时期。

北魏政权刚由部落联盟脱胎而来，其境内的游牧部族不可能骤然发展到编户齐民的水平。据《魏书·太宗纪》记载，北魏泰常六年(公元421年)“农历2月，调民二十户输戎马一匹、大牛一头。农历3月……乙亥，制六部民，羊满百口输戎马一匹”。北魏政权对农民征戎马、大牛按户计算，向牧民征戎马按羊数而不是按户计算，充分证明牧民们还未发展到一家一户编户齐民的程度。学者陈寅恪说：“魏初宗主都护之制，盖与道武时离散部落为编户一事有关，实本胡部之遗迹。”陈寅恪的观点颇具启发性。因此，北魏政权离散部落后的游牧贵族实际上成了政府直接统治下的、有服役纳税法定义务的、与汉族宗主都护相类似的地方基层官员，他们借助宗法血缘关系来统治领有的普通部民。

北魏政权离散部落不仅随军事征服逐步推行，而且以武力为后盾，于其所在地设置军镇防御震慑。其明证是北魏军镇大多在道武、明元和太武时设立，而且主要所在地的“北边及西北边止有镇而无州郡”。北魏太和十年(公元486年)推行三长制，汉族地区的宗主都护制逐步废除。此后，特别是“正光孝昌以后，诸镇陆续废罢”，建立起州郡制度。魏孝明帝元诩时，冀州刺史元遥“以诸胡先无籍贯，奸良莫辨，悉令造籍。又以诸胡设籍，当欲税之，以充军用。胡人不愿，乃共构遥，云取纳金马。御史按验，事与胡同，遥坐除名。遥陈枉不已，勅有司重究，乃披雪”。这不仅证明部民此前不是编户齐民，即离散部落没有使普通部民成为编户齐民，而且证明三长制在牧民地区得到执行，只是时间远远落后于汉族地区。

随着州郡制和三长制的推行，北方地区的大部分领民酋长跟着消失，但也有少数像尔朱氏一样经营有方、势力强大的领民酋长不仅没有消灭，北魏末年反而势力膨胀起来，向北魏王朝进行了强有力的反攻倒算。正如学者周一良所言：“逮魏之末年，领民酋长见于史者渐多。然此辈固非太祖以来世袭此职，十九系六镇乱后之北边雄豪。”

学者李凭认为，北魏政权离散部落是为了“供使役”即“课农”，被离散后部民“主要从事农业生产”；北魏登国元年农历2月，北魏道武帝盛乐“息众课农”，北魏登国九年(公元394年)农历3月元仪河北屯田，北魏天兴元年(公元398年)农历2月，北魏道武帝繁畴“更选屯卫”是北魏三次离散部落的标志性事件。学者杨恩玉认为，单纯的离散部落已是艰巨的任务，如果再强迫牧民改从农业，其艰巨性更可想而知。另外，“正如拉铁穆等人指出的那样，蒙古游牧民是不容易变成农耕民的”。所以，学者杨恩玉认为离散部落不是为了“课农”，离散部落的同时也绝不会强迫牧民改从农业。如果那样，不仅改变牧民的生产方式，而且势必改变其食物结构和生活方式，这是不可思议的。

因此，部落离散后，可能有极少数牧民改从农业或经营一点农业，但绝大多数牧民仍经营原来的畜牧业(只不过由原来的迁徙不定变成了在固定范围内的放牧)。这一类史料很多，除了北魏泰常六年向牧民征戎马按羊的数量计算外，还有恒州刺史元深“在州多所受纳，政以贿成，私家有马千匹者必取百匹，以此为恒”。尔朱氏的“牛羊驼马，色别为群，谷量而已”等，更是明证。因此，杨恩玉认为李凭的上述观点难以成立。牧民改从农业是不可避免的发展趋势，但那是很久以后的事。北魏政权离散部落仅是为牧民由牧业改从农业，创造了必要的前提条件而已。

关于北魏政权离散部落的过程，学者李凭认为，北魏道武帝一共推行了三次离散部落措施，其中前两次皆夭折，只有第三次才是“大规模的，比较全面的运动”，而且这一次经过半年左右基本完成。

学者杨恩玉认为李凭的观点值得商榷。杨恩玉指出，北魏道武帝“幼遭艰难，备尝险阻”，从而养成了坚韧不拔的性格。他断不会两次中止对他的帝业至关重要的离散部落措施。离散部落并没有中断过而是一直在推行，而且它不是一蹴而就，不是大规模集中进行的。而是随着军事征服逐步推行的，是一个长期的过程。道武帝、魏明帝和太武帝时期，北魏的离散部落一直在推行。例如，北魏永兴五年(公元413年)农历7月，北魏军队破越勤倍泥部，“徙二万余家于大宁，计口受田”；北魏始光三年(公元426年)农历11月，北魏军队袭赫连昌，“徙万余家而还”。

正如学者田余庆所言，强大的独孤部、贺兰部是经过反复而又激烈的实力较量才被分割离散的。田研究后提出，贺兰部被离散有四次，第一次是在公元357年，前燕国徙贺赖头部落于代郡平舒城；第二次是在北魏登国五年，北魏道武帝徙贺讷部落及诸弟于东界；第三次是在北魏登国六年，后燕国徙贺染干于中山；第四次是在北魏皇始、天兴年间，贺讷的部民被强制离散。

但学者杨恩玉认为，第一和第三次部族离散不是由北魏政权所执行的，第四次则如前所述，是人们的误解。只有第二次得其实。据《魏书·贺讷传》记载，北魏登国四年(公元389年)农历2月“太祖讨吐叱突邻部，贺讷兄弟遂怀异图，率诸部救之”。对此，吕思勉感到困惑不解：“讷于太祖，素称忠勤，刘显之难，窟咄之患，实再藉其力以济，及是，忽因一叱突邻部而启衅，其故安在，不可知矣。”贺讷劝其弟贺染干拥戴道武帝为主时说：“帝，大国之世孙，兴复先业，于我国中之福。”据此可知，贺讷之所以拥戴与反叛北魏道武帝，都是出于贺兰部利益的考虑，即此前贺兰部已被离散，从而引起了贺讷的反叛。据学者杨恩玉推测，北魏道武帝成功地离散了窟咄部属、独孤和解如等部落后，可能在北魏登国三年冬天，又用和平方式离散了贺兰部，从而引起贺讷兄弟的反叛。据《魏书·太祖纪》记载，北魏登国六年(公元391年)“农历6月，慕容贺辚破贺讷于赤城。帝引兵救之，驎退走”。贺讷在危难中归顺北魏道武帝后又被离散，这是贺兰部第三次被离散。

对于独孤部被离散，学者田余庆认为有三次：第一次是在北魏登国二年(公元387年)，后燕国徙刘显部落于中山；第二次是在北魏皇始元年(公元396年)农历6月，北魏道武帝徙刘亢泥部落于平城；第三次是在北魏天兴元年(公元398年)，北魏政权徙山东六州民吏以充京师，包括原徙中山的独孤刘显部民。田余庆研究后指出，史书所载刘奴真和刘罗辰为同一个人；北魏政权离散部落仅限于征服部落，“至于独孤刘罗辰部落，因为无军事征服关系，所以也无强徙离散的记载”。这值得进一步讨论。

对于刘罗辰和刘奴真为同一人的论断，学者杨恩玉颇有异议：其一，道武宣穆刘皇后和刘罗辰史书明载其父为刘眷，而史书仅称刘奴真为刘显族人；其二，刘奴真归降北魏道武帝的时间在北魏登国元年，而刘罗辰归附北魏道武帝的时间在北魏登国二年；其三，刘奴真归降后，事迹无闻亦无后嗣，而刘罗辰在《魏书·外戚传上》中则明载其归附后的事迹、官爵和后嗣；其四，刘奴真的妹妹仅是“充后宫”，无甚名号，而刘罗辰则明载其妹为“宣穆皇后”，这与《魏书·宣穆皇后刘氏传》的记载俱合。如果刘奴真与刘罗辰为同一人，则其妹以魏明帝的生母之贵，绝不可能没有谥号。因此，二者为同一人的说法难以成立。

如前所述，北魏政权离散部落不仅包括被征服的部落，还包括降附部落和原有部落。因此，独孤部第一次被北魏政权离散是在北魏登国元年(公元386年)农历3月刘奴真“率所部来降”；第二次是同年的农历7月“刘显弟肺泥率骑掠奴真部落，既而率以来降”；第三次是在北魏登国二年(公元387年)农历6月大破刘显，“尽收其部落”；第四次是在同年刘罗辰“率骑奔太祖”。最后才是北魏皇始元年和天兴元年的两次离散。

③北魏政权离散部落的目的与作用：

关于北魏政权离散部落的目的，史学界有三种观点。

学者李凭提出，北魏政权离散部落是为了“供使役”，并把“供使役”解释为“课农”，如前所述，这有失偏颇。日本学者古贺昭岑提出，北魏政权离散部落，是为了把各部族配置于京畿周边，“以此作为京师的屏障”，更是未达一间。学者田余庆则认为，离散部落是为了“树立道武君权”。

学者杨恩玉认为，显然田余庆的观点最有道理，但仍有待进一步探讨。杨恩玉认为，五胡十六国以来，游牧部族迁徙不定，叛服无常，伤透了各国君主的脑筋。拓跋部自己历史上的教训也非常深刻。例如，铁弗部从刘虎到刘卫辰三代对拓跋部一直时叛时服，最后刘卫辰作苻坚向导，灭掉了代国。在北魏道武帝建国之初，面临的形势更为严峻。北魏登国元年(公元386年)农历5月，“护佛侯部帅侯辰、乙弗部帅代题叛走”。农历7月，“代题复以部落来降，旬有数日，亡奔刘显”。农历8月，窟咄之难的危急时刻，“北部大人叔孙普洛等十三人及诸乌丸亡奔卫辰”。贺兰、独孤两个特具功勋而又强大难制的部落，更是对拓跋部构成巨大威胁。历史上的深刻教训和严峻的现实，迫使北魏道武帝寻求解决的办法。因此，北魏政权离散部落的首要目的，是削弱游牧贵族的势力，加强国家对他们的控制力；其次是“供使役”，即要求他们服役纳税，增强国家的军事和济实力。

北魏政权离散部落，在很大程度上损害了游牧贵族的经济和政治利益，导致统治阶级内部矛盾紧张，政局动荡，北魏道武帝本人甚至为此献身。但北魏政权离散部落的积极作用是主要的，时间愈后，该作用愈大。

第一，部落被离散后，贵族势力被削弱，国家对其统治得到加强。例如，强大的贺兰部被离散后，北魏登国四年(公元389年)，北魏道武帝讨叱突邻部，贺讷兄弟趁机反叛，率众救之。但因贺讷部落被离散，力量削弱，立即被道武帝击溃西逃。贺兰部再次被离散后，贺讷虽通于慕容垂，但无力反叛，最后不得不诚心归顺。

北魏皇始二年(公元397年)，贺兰部帅附力眷在阴馆的反叛，也很快被镇压下去。贺讷之弟贺卢更无力发动叛乱，只好逃奔慕容德。北魏道武帝死后，贺讷之侄贺泥(贺护)趁机在安阳城北举烽聚众，图谋反叛，北魏明帝即位，不敢发而解散。其余各部的聚众也同样偃旗息鼓。“独孤部被离散后，甚至刘皇后赐死后，独孤部人未见有何反映”。

可见，北魏政权对各部族的统治逐步加强，从而避免了游牧部落叛服无常、政局动荡的局面，加强了君主集权，成为北魏政权能够统一和长期统治北方的重要原因。正如学者田余庆所言：“道武帝离散部落之举，从全局看来，正是他能结束五胡十六国纷纭局面重要的一着。”

第二，部落离散和定居后，便于北魏政权向他们征发赋役，增强经济和军事力量，为统一北方奠定坚实基础。

北魏政权是由部落联盟发展而来，部民和部落酋帅有从征打仗的义务。但贵族大人为了自身利益有时不愿从征。北魏政权把土地分给游牧贵族，其交换条件是他们必须向国家纳税服役，并将这项义务法律化、制度化。同时他们离散定居后，力量削弱、居住地固定，便于国家向他们强征赋役。最初部民只服兵役，随北魏政权对他们统治的加强，逐渐有劳役和赋税。

在《魏书·太祖纪》中记载，部民最早服劳役始于北魏天赐三年(公元406年)农历6月，“发八部五百里内男丁筑漫南宫，门阙高十余丈；引沟穿池，广苑囿；规立外城，方二十里，分置市里，经途洞达。三十日罢”。据《魏书·太宗纪》中记载，部民最早纳赋税始于北魏泰常六年(公元421年)农历3月“乙亥，制六部民，羊满百口输戎马一匹”。

学者何兹全说：“北魏在拓跋硅、拓跋嗣、拓跋焘时期，军队的主力仍是骑兵。”北魏军队将士的衣食自然仍以畜制品为主。而骑兵、军马和衣食，必然主要是从牧民那里征发来的。因此，北魏的离散部落，有利于游牧贵族和普通牧民由部落自由民向封建国家臣民的转化，有利于增强国家的军事和经济力量，为统一北方奠定了坚实基础。

第三，北魏政权离散部落为游牧部族从畜牧转向农耕创造了前提条件。

在《魏书·和跋传》中记载，“初，将刑和跋，太祖命其诸弟毗等视诀，跋谓毗曰：‘漫北地瘠，可居水南，就耕良田，广为产业，各相勉励，务自纂修。’”可见，这时的游牧贵族已意识到，农耕可发财致富。

由于北魏政府的大力倡导、农耕收益的诱惑和后来人口的骤增，使游牧族逐渐由畜牧转向农耕，而北魏的离散部落、分土定居，则为这种转化提供了前提条件。因此，从长远意义上看，北魏政权离散部落推动了游牧部族从畜牧经济向农耕经济的发展，有利于北魏封建国家的形成和君主专制集权统治的加强，对北魏王朝的巩固和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



4.北魏故都平城：

拓跋珪于晋天兴元年(公元398年)农历7月从云中迁都平城，至晋太和十八年(公元494年)元宏迁都洛阳，北魏政权在平城建都九十七年，历经六帝七世，一直成为十六国后期至南北朝初期中国北方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拥有百万人口。当时平城分皇城、外城、郭城。外城方二十里，外郭周围三十二里，有门十二，“其郭城绕宫城南，悉筑为坊。坊开巷，大者容四五百家，小者六七十家”。京畿范围东至代郡(今河北蔚县暖泉镇)，西及善无(今山西右玉古城村)，南及阴馆(今山西朔县夏官村)，北尽参合(今山西阳高)。其京甸“东至上谷军都关(今北京昌平)，西至黄河，南至中山隘门塞(今山西灵丘)，北至五原(今内蒙古包头)”。

其外又设四方四维，置八部帅统兵镇守。北魏在平城建都后“始营宫室，建宗庙，立社稷”，进行了一系列的首都建设，先后建天文、天华、中天军殿二十四座；建西宫、北宫、南宫、东宫、宁宫等宫十五处；建东苑、西苑、北苑、鹿苑四处；建华林、永林、永兴等国三处；建鸿雁、天渊等池六处；建云母、金华等堂六处；建蓬台、白台等台七处；建玄武、无武等楼三处；建凉风、临望、东明等观三处；还建有郊坛、方坛、五精帝坛三处；建太庙、太社、太稷帝社、孔子庙、虎圈、圆丘、方泽、明堂、灵台、辟雍等。其建筑规模、数目之繁多、布局之道严、规划之完整是前所未有的。北魏佛教鼎盛，神图妙塔，对峙相望，京都内寺庙上百所，僧尼三千余，除“冠于一世”的云冈外，尚有“天下第一”的永宁寺，“京华壮观”的天宫寺及五级大寺等。

为了改善城市环境，从城北引如浑水，从城西引武州川水入城，使魏都大街西岸有潺潺流水，东西鱼池有游鱼嬉戏，水旁弱柳、丝杨、杂树交荫，利用水和树把城市打扮得清新雅致，配上巍峨的宫殿楼阁，真是花团锦簇一般。确实是“灵台山立，壁水池园，双阙万仞，九衢四达，羽旌林森，堂殿胶葛”。平城遗址在今大同城北、大同火车站以西到陈庄一带，北依方山，外靠长城。今大同城北上皇庄之东和白马城村北的板筑城基，当即郭城的北墙遗迹。大同车站附近曾发现有排列整齐的大型石础、砖瓦残片、“富贵万岁”隶书瓦当等。在南门外工农路北侧，曾出土大型石柱础、筒瓦和臼等。可推测这是一座北魏大型建筑遗址。其东部曾出土石雕方砚一方，砚首雕有耳环形水池及骑兽、角抵、舞蹈、沐猴图案四组。

砚侧云龙、朱雀、水禽、衔鱼的纹饰和下部壶门保存方形样等，为北魏石雕艺术的孤品。遗址还出土八曲银流、刻花银碗和鎏金高足钢杯等文物，具有伊朗萨桑王朝金银器特征。是北魏时与西域交往的实物见证。近年在城南又有新的遗址发现。平城遗址为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