支谦生平略考

tsingboy

支谦是中国早期著名译经家，其地位或如清末文学翻译界的林纾，成果多，译风近。其译文文辞尚雅而巧，遂有“理滞于文”之憾，与林纾同样受谤于后。其实译界“信、达、雅”三原则，在支谦而言已有注意。“辞旨文雅”固其所追求，于“信”，也有“曲得圣义”之理想。在道风炽盛的江南，佛教之传亦需“托骥之尾”，僧人要称道人，宣经亦要借重玄言儒语。支谦虽然明白天竺游僧坚守“依其义不用饰，取其法不以严”的“佛言”，认为“其传经者，当今易晓，勿失厥义，是则为善”（1），并在校录他人译本时同意“今传胡义，实宜径达”，但自己译经仍然力避“因循本旨，不加文饰”。唯有如此，方能以“博学有才慧”悦吴主，出入宫廷，辅佐太子，所译之经历百千年仍复流传，其译经之道实不愧“智囊”之誉（2）。

支谦之价值，早为世人瞩目。南朝齐梁释僧佑在其经录名著《出三藏记集》（下文简称《佑录》）中列传主32人（附传16人），支谦赫然有名，依序排名第六（3）。稍后专录名僧大德的《高僧传》（下文简称《僧传》），格于体例，不得以“优婆塞”（4）即居士为传主，但是支居士实于译经有莫大功德，安忍弃之？故以其事迹附于康僧会传中（5）。另《佑录》所收东晋支愍度（又称支敏度）《合首楞严经记》（下文简称《经记》）中也有极简略的支谦小传（6）。三处记述虽详略不一，但大体一致，支谦生平大略即出于此。此后的隋《历代三宝记》（下文简称《长房录》）、唐《开元释教录》（下文简称《开元录》）等经录中的支谦传记大抵皆沿袭《佑录》、《僧传》。
近人汤用彤在《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中第六章第三节对支谦生平有过考证辨析，吕澂还为其作有小传，收录于《中国佛教》，于今人了解支谦实为方便（7）。但二位佛学大师在传述支谦生平时也仍有误会或不明之处，如生卒年、辅佐太子之名、隐居穹隘山之年等。本人于整理支谦史料时若有所悟，不敢独专，愿尽献芹之意，祈就教方家。

一、支谦出身与学问来源的关系如何？

支谦为月支（即月氏）人。月支为佛国，亦中国早期佛教的输入地之一。因对付匈奴的政治需要，汉朝数通西域，联手月支，两国的亲密关系促进了彼此的密切往来。西域凿通之后，月支人入居内地者累代不绝，佛教东传即彼地文化输入的一个重要内容。移居汉地的月支人以支为姓，支娄伽谶（支谶）、支亮、支谦、支愍度、竺法护（竺姓为后改）等皆为传播佛教的月支名人。支谶为支亮师，支亮为支谦师，殆举国信仰的佛教之学有族中相传之利便和需要，此支谦学问的根基，自不待多言。

支谦家族于何代入华，诸说纷歧。《僧传》云，“本月支人，来游汉境”。《经记》云，“其父亦汉灵帝之世，来献中国”。《佑录》云，“祖父法度，以汉灵帝世，率国人数百归化，拜率善中郎将”。入华者，从支谦本人，到其父，乃至祖父，皆各有所本。由支谦师承来看，《经记》、《佑录》、《僧传》三者记载一致。支谶于“汉桓、灵之世，来在中国”，支谦为其再传弟子，自然不可能学成后“来游汉境”，故《经记》称支谦“在汉生”。支谦家族应如《经记》、《佑录》所言，在其父辈或祖父辈时入华。而《僧传》实为误记，或简略不当所致。

支法度所任率善中郎将一职，始见于《三国志．魏书》，为安置外族首领的杂号中郎将（8）。中郎将本汉朝高级武职，东汉时设有使匈奴中郎将，负责监护南匈奴。灵帝是著名的卖官皇帝，上至公卿下至令长，无不有价，但官缺有限，有增设杂号官职以充数的动力，率善中郎将之号或始于此。汉末、三国战事频繁、政务纷扰，对官爵的需求只能有增无减，故于《三国志》中可见许多前史未闻的官职。

率善中郎将，魏世官秩四品，曾授予倭女王使者难升米；汉时其秩禄不明，但使匈奴中郎将为比二千石，故秩禄也应与此相当。支法度不过率数百人入华，自然不可能为奖其归义即授如此高官，只有考虑到当时大规模公开售官的背景，方能窥见支谦家族得官的原由。按照灵帝所定官价，四百石卖四百万钱，二千石卖二千万钱（9），率善中郎将之价必然不菲。一个月支家族有何实力和目的要买此官？经商似乎是最好解释。丝路贸易可以让这个出身丝路民族的家庭拥有强大经济实力，而朝廷官员的身份可以从政治上确保家族或商队的行商安全和便利。

因此，支谦家族或许就是其所译《撰集百缘经》中提到的“商主”——能够率领数百人的商队首领。只有这样才能比较合理地解释支谦学习汉语后，又要学习六国语言的事实，即商人家庭的背景和源于实用的动力，这是以商为生的家族需要，普通平民何需如此丰富的语言能力？另外，支谦还师从支亮，“博览经籍，莫不究练，世间艺术多所综习”，达到“才学深彻，内外备通”的境地。《长房录》在支谦传中有“世称天下博知，不出三支”之记载，《经记》也指支谶“博学渊妙”，可见支谦的博学正是上承师统。而广博的知识有利于商人行走四方，学习儒道典籍更有助于维持家族在汉地的社会地位。支谶译经时还“辞质多胡音”，到支亮时已能教导支谦博览经籍，使其内外备通。由此可见内迁月支人的迅速汉化并融入主流社会的努力和生存之道。总之，家族或商队的现实利益造就了支谦，而支谦超越同学者的“聪敏”也让他取得不负众望的成就。

二、支谦奔吴在何时？

《合首楞严经记》言，“汉末沸乱，南奔度吴”。《僧传》更具体，“汉献末乱避地于吴”。则支谦奔吴的时间在孙权黄武改元之前。再检《佑录》本传，“献帝之末，汉室大乱，与乡人数十共奔于吴”，“初发日”天气“大寒”。斯时发生一事，支谦唯一的被子被随从的客人半夜夺走，众人怪支谦不及时相告，支谦答称：“我若告发，乡等必以劫罪罪之。岂宜以一被而杀一人乎？”此事可证诸人逃难时之困窘及天气之严寒。又考汉献禅位在延康元年（220）庚子十月，正值冬季（10）。而曹丕代汉之时，正可谓“汉献之末”的“汉室大乱”，当时北方人民南奔之事也有史载。《三国志．吴书》（下文简称《吴志》）之《吴主传第二》，在建安二十五年（即延康元年）秋记有两事，一为“魏将梅敷使张俭求见抚纳”，一为“南阳阴、酂、筑阳、山都、中卢五县民五千家来附”。曹丕代汉图谋遭致国人不满，因此军人叛降、百姓南附，俱有发生。综此，支谦与乡人奔吴时间定于建安二十五年冬，似属合理。

三、“拜为博士，使辅导东宫”，此东宫是何主？

汤用彤言，支谦辅导东宫“事如确，则其所谓东宫者，或即太子登”，并以《佑录》“太子登位卒”一语论证其推测。吕澂在“支谦条”中亦径言，“传说他到东吴后曾得到吴主孙权的信任，叫他辅导太子登”。

“拜为博士，使辅导东宫”此语，《佑录》、《僧传》相同。《佑录》后一句为“甚加宠秩”，接着就叙述支谦“以大教虽行，而经多胡文，莫有解者，既善华戎之语，乃收集众本，译为汉言。从黄武元年至建兴中，所出《维摩诘》、《大般泥洹》、《法句》、《瑞应本起》等二十七经”。太子何人，未有明言。就此段叙述顺序，似译经事在孙权召问经义并授官辅导东宫之后。

魏黄初二年（221），曹丕封孙权为吴王，以孙登为太子，并“妙选师友”，置太子属官。次年孙权自立，改元黄武。故孙登为太子之前一年，支谦已至吴。于是，推导支谦所辅东宫主人为孙登，便顺理成章，且与诸经录所记，其从黄武至建兴的译经时间亦不矛盾。

然则，《僧传》后一句“与韦曜诸人共尽匡益”，却为人所忽略。此句实为认定东宫主人之关键。韦曜，本名昭，因晋人避司马昭讳，改名曜，《吴志》有传（11）。孙权时“迁太子中庶子”，此太子为孙和。孙和除了长兄孙登之外，还有一兄名孙虑，嘉禾元年（232）卒（12）。赤乌四年（241）五月，太子孙登卒。次年正月，年龄最长的皇子孙和继立为太子，阚泽、薛综受命为太子之傅，领导东宫僚属。韦昭以尚书郎迁太子中庶子，进入孙和班底，并曾奉孙和命撰作名篇《博弈论》。故博士支谦所辅之主当为孙和，而非孙登。

由于佛教初传不易，攀附上层以自重之事亦有之。支谦仕吴，正史无征，《僧传》以“但生自外域，故吴志不载”为辨，《长房录》更以“任其力而不录其功，此史家过”斥之（13）。虽然如此，汤、吕文中仍以“不知确否”、“传说”来看待支谦仕吴之记载。诚然，“辅导东宫”之语确有夸饰之嫌，但以东宫属员视之，或得其实。

四、“隐于穹隘山”在何年？

支谦晚年隐居事，《僧传》不载，惟出《佑录》，原文记：“后太子登位（卒），遂隐于穹隘山，不交世务”。卒字，南宋本、碛砂本、元本、明本诸藏皆有，惟以精审著称的高丽藏（承袭北宋开宝藏）不见此字，苏晋仁、萧炼子以碛砂本点校《出三藏记集》时从高丽本删削（14）。汤用彤依多数藏本，以“后太子登位卒”为据，论“‘位’字衍文。后世传抄者不悉登为人名，故改‘登卒’为‘登位’。而‘登位卒’者，则再后抄手，依二本合写也”，因此其隐居事系于太子孙登卒后。盖汤老以《吴志》“太子登”之概念先入，故出此论。似乎所辅之主弃世，支谦无所依从，遂决心隐居。吕老承之，未遑考辨。

据上文辨析，支谦辅太子是在孙和时代，故其隐居也不当缘于孙登之卒。孙和为太子以悲剧收场，因鲁王与之争权，赤乌十三年（250）太子被废，鲁王赐死，改立孙亮为太子。此事对吴国政局打击甚巨，朝中大臣多有以此牵连诛死或流放者，71岁的孙权亦心力交瘁，仅过两年即病逝。支谦作为东宫官员，虽未“诛、放”，但遇此大变，恐怕也饱受惊吓。新太子登基，前太子的旧臣支谦颇识时务，主动离京隐居。“太子登位”即指太子孙亮登基，从高丽本，卒字衍文，明矣。

又《大唐内典录》（即《道宣录》），在分类记载佛经时，尽量著录翻译时间（年号、时代），间及地点，以明其译本，考镜源流。吕澂曾经考证确认支谦译经有29部（15），与《道宣录》卷六至卷七的历代大小乘佛经目录中所载支谦30部译经基本相同（16）。查《道宣录》，吕澂所列29部经中，18部译于黄武年间，1部译于建兴年间，其余一般著录为“吴时”或“吴世”。建兴年所译为《太子本起瑞应经》（又名《太子瑞应本起经》），并注译经地在金陵（即吴都建业）。隋时的《长房录》则记该经为“黄武年”所出。《长房录》之后成书的《道宣录》先在卷第二“南吴孙氏传译佛经录第三”照录了费长房所列129部支谦译经的目录，而在卷六至卷七的译经分类目录中改称“《太子本起瑞应经》（二卷三十一纸）吴建兴年支谦于金陵译”（17）。《开元录》卷第二将费长房所列目录，作了调整删削，仅余88部，对《太子瑞应本起经》出数等内容作了改动，但黄武年之说仍保留不变。如此，该经翻译时间、地点当有两说，难以确辨。《长房录》对支谦译经，有年号者仅两部，皆为黄武年，另一部是已佚的《方等首楞严经》。可见其对年号著录并未用力，或偶然记之，所据不明。《开元录》亦不重年号、地点，有则多承袭前录。而道宣著录，“取讯僧传等文，勘阅详定，更参佑、房等录”，对《长房录》既表扬其“该赡前闻”，亦批评它“三宝共部，伪真淆乱”，以“望革前弊”为己任，故颇见着力革新，其所著在目录学史上地位很高（18）。不知何故，汤、吕二老对《道宣录》的记载都忽略不置，抑其为孤证从疑？古代文献阙如，史事难征，《长房录》又何尝不可疑，后代经录辗转抄录奚可为确据？如果结合上文，似《道宣录》的记载亦与建兴年隐居之判断隐然相合。

五、支谦生卒年

《佑录》谓其“后卒于山中，春秋六十”，《僧传》阙载。则其寿可知，而卒年无记。故汤用彤言，“其卒时当在孙亮建兴元年（公元252年）后也”。吕澂也没有考证准确生卒年，仅称其为约三世纪人。

但支谦卒年亦并非无迹可循。《佑录》在记其卒后，又曰：“吴主孙亮与众僧书曰：‘支恭明不救所疾，其业履冲素，始终可高，为之恻怆，不能已已！’。其为时所惜如此。”孙亮于神凤元年（252）即位，立刻改元建兴，太平三年（258）九月被废，在位6年。《佑录》所记孙亮书，内容正是哀悼支谦之死，则支谦卒年不迟于太平三年九月。又《经记》、《佑录》、《僧传》记支谦译经截止时间皆为“建兴中”。《长房录》、《道宣录》皆记“建兴末年”，《开元录》记“建兴二年”。查建兴始于壬申四月，终于癸酉十二月，前后2年，实有20月。“建兴中”与“建兴末年”、“建兴二年”虽表述有异，实皆可定为癸酉年，即建兴二年（253）。则支谦卒年当在建兴二年至太平三年之间，以公元纪年大略可记为253年至258年。“春秋六十”，则生年当在汉兴平元年至建安四年，即194年至199年。奔吴时间在22岁至27岁间，若以黄武初年计算，其在吴地译经起始的年龄在24岁至29岁，翻译佛经可谓是其后的终生事业。而终止译经的建兴二年或者就是支谦的卒年，则生年为兴平元年，入吴时为27岁，在吴地译经年龄不早于29岁。其隐居期间，不交世务，而从游沙门，“更练五戒”，这是居士重戒的传统。故此时的支谦更可专心佛教事业，译经何可遽断，即断则当因生命之终结。
（2007年12月30日初稿，2007年1月1日二稿，2007年1月3日、18日修订）

注释：
（1）详见《出三藏记集》卷七“《法句经》序第十三”，《贞元录》有支谦撰序之文，汤用彤等学者认为此即支谦所撰序。
（2）详见《出三藏记集》卷十三“支谦传第六”。“智囊”出时人之语，曰：“支郎眼中黄，形体虽细是智囊。”
（3）《出三藏记集》卷第十三“支谦传第六”。
（4）以“优婆塞”介绍支谦的最早出处是《出三藏记集》卷第八“合维摩诘经序第十二”。
（5）《高僧传》卷第一“康僧会六”。
（6）《出三藏记集》卷第七“合首楞严经记第十”。
（7）汤用彤《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原系授课讲义，商务印书馆于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印于长沙。《中国佛教》四册，于上世纪80年代由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上海分社陆续印行，其内容系1955年斯里兰卡发起编撰的英文佛教百科全书的中国部分条目。
（8）详见《三国志》卷三十，记倭女王遣使魏国，魏报以诏书，内称“今以难升米为率善中郎将，牛利为率善校尉，假银印青绶，引见劳赐遣还”。又，内蒙古自治区博物馆藏有1956年出土的西晋鲜卑率善中郎将银印，印钮以驼为饰，足见此官职的设立与朔漠民族有关。
（9）详见《资治通鉴》卷第五十七“光和元年”条。
（10）《三国志》卷二载，曹丕“改建安二十五年为延康元年”。
（11）详见《三国志》卷六十五。
（12）详见《三国志》卷五十九。
（13）详见《历代三宝记》卷第五。
（14）此点校本为中华书局列入《中国佛教典籍选刊》，于1995年11月首版。又苏萧点校本，从宋元明诸藏本，以穹隘山为穹隆山，山在今苏州。
（15）详见《中国佛教》第二册“支谦”条。
（16）《大唐内典录》卷第六至第七所录30部支谦译经，仅《鹿子经》、《出家功德经》两部不见于吕澂确认的29部经中，而吕澂确认的《龙施女经》在此2卷中仅著录西晋竺法护所译本（属第二出）。
（17）见《大唐内典录》卷第七“历代小乘藏经翻本单重传译有无录第三”。

（18）道宣之努力极受后人赞许，据《中华佛教百科全书》“大唐内典录”条所引：近人姚名达谓：“《大唐内典录》体例之完善，内容之精详，殆称空前绝后。”（《中国目录学史》〈宗教目录篇〉）；梁任公也赞：“其书集法经、长房两派之所长而去其所短，更为有系统的，且合理的组织，殆经录中之极轨矣。”（《佛学研究十八篇》卷十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