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厚璁：(公元1507～1566年)，明朝第十一位皇帝，明世宗，嘉靖皇帝

花满路

朱厚璁：(公元1507～1566年)，明朝第十一位皇帝，明世宗，嘉靖皇帝，在位时间从公元1521～1566年为期四十五年，终年六十岁。

朱厚璁出生于明正德二年(公元1506年)农历8月10日

一．简述：

嘉靖皇帝朱厚骢是兴献王朱祐杬长子。正德皇帝于公元1521年3月病逝后，由于正德皇帝没有留下子嗣，又是单传，因此皇太后和内阁首辅杨廷和决定，由最近支的皇室、正德皇帝的堂弟朱厚骢弟继承皇位，第二年改年号为“嘉靖”，是为嘉靖皇帝。

嘉靖皇帝继位之初，下诏废除了正德皇帝时的弊政，诛杀了佞臣钱宁、江彬等，使朝政为之一新，不过不久以后就爆发了“大议礼之争”，也是明朝最著名的政治事件。

早在嘉靖皇帝由藩邸进京的时候，未即位的嘉靖皇帝与朝臣们就迎接的礼仪发生了争执，结果以朝臣的妥协告终，紧接着，嘉靖皇帝的生母进京，又发生了类似的事情，最后朝臣又做了让步。这两件事可是说是议礼之争的导火索，从嘉靖皇帝主观来讲，他从外藩即皇帝位，对朝廷的旧臣并不十分信任，而且他不希望以过继给弘治皇帝当养子的身份来入继大统，因此他要求追封自己的亲生父亲为皇帝，这一点标榜尊崇先师孔子礼教的大臣们是无法同意的，众大臣表现的空前团结，反对的奏章压的世宗喘不过气来，就在世宗准备让步的时候，一个叫张璁的人站了出来，帮了嘉靖皇帝的忙：他写了一篇文章，为嘉靖皇帝追封自己的父母找了许多理论依据，而且引经据典批驳了群臣的观点，嘉靖皇帝看后深受鼓舞，张璁也得以加官进爵，成为议礼派的首领(反对的大臣们称为护礼派)。朝中出现了议礼派与护礼派的对立，但由于嘉靖皇帝的支持，议礼派的队伍也在不断扩大，双方的斗争也日趋激烈，经过几回合的你来我往，终于爆发了“血溅左顺门”事件。

由于议礼派逐渐占据上风，护礼派群臣决定集体向皇帝进谏，于是包括九卿二十三人，翰林二十人，给事中二十一人，御使三十人等共二百余人的庞大队伍，集体跪在左顺门外，哭声，喊声震天，嘉靖皇帝派人将为首的几为大臣押入监狱，群臣情绪更加激愤，左顺门前出现骚动，嘉靖皇帝杀心顿起，将一百三十四人逮捕，八十六人待罪，一时间锦衣卫从四面八方围来，左顺门前血迹斑斑。左顺门事件以皇帝的胜利，护礼诸臣的失败告终，嘉靖皇帝终于如愿地将父亲追尊为睿宗，并将神主入太庙，跻在正德皇帝朱厚照之上。这次事件致使许多正直的大臣或死或引退，而佞臣却乘机窃取了朝政大权，使弊政重兴。通过这件事，嘉靖皇帝不仅实现了追封自己父亲为皇帝的愿望，而且树立了新皇的威信，开始了他的专制统治。

嘉靖皇帝非常崇信道教，好神仙老道之术，一心求长生不老，他到处搜罗方士，秘方，许多人因此而一步登天，一些文人也因为给嘉靖皇帝撰写青词(道教仪式中向上天祷告的词文)而入阁成为宰相，当时民间就有“青词宰相”的说法。严嵩就是其中的代表人物，他善于写青词，善于揣测嘉靖皇帝的心思，因此尽管嘉靖皇帝对严嵩的贪赃枉法了然于心，可就是不舍得处理他，任由严嵩主持朝政，自己则深居皇宫专心于成仙修道。在他在位的四十五年间，他竟然有二十多年不上朝理事，由严嵩擅权达十七年之久。严嵩立朋党、除异己，造成兵备废弛、财政拮据，倭寇扰掠东南沿海、蒙古鞑靼贵族大举入掠京畿、农民起义频繁，社会危机日益加深。

明朝中叶，蒙古鞑靼部兴起，统一了蒙古各部。至俺答汗时势力强盛。屡次率军骚扰内地，当时明朝边将为保官升职，将诸边军粮大半贿赂了当朝严嵩。以致军士饥疲，无力抵抗蒙古鞑靼部的骚扰。同时驻在边关的兵卒一方面忍受不了将领们克扣军粮，另一方面厌恶了频繁的战斗，因此经常爆发边卒的叛乱。搅得明朝的北边几乎没有安宁过。特别是在嘉靖二十九年(公元1550年)，鞑靼部俺答汗率军长驱直入北京郊区，烧杀抢掠数日，满意而去，吏称“庚戌之乱”。

在东南沿海，由于嘉靖皇帝的昏愦和权臣的误国，使得海防十分空虚，一些重要地段的士兵仅有原额的三分之一，战船十存一、二。致使日本海盗大举进犯。仅嘉靖三十一年(公元1552年)以后的三、四年间，江浙军民被倭寇杀害的就有数十万人。所以，嘉靖在位的四十多年间，是东南沿海倭患最为严重的时期。虽然最后东南沿海的抗倭斗争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涌现了像戚继光、于大猷等著名抗倭将领，也不能抵消嘉靖皇帝的过失。

而在北京深宫之内，却暴发了“壬寅宫变”。原因是嘉靖皇帝一心求长生不老，方士们告诉嘉靖皇帝用每天早上的露水炼丹效果很好，可以长生，于是，嘉靖皇帝组织了许多宫女清早为他去采露，采露工作非常辛苦，宫女们实在忍受不了，决定杀死嘉靖皇帝。公元1542年12月21日深夜，以杨金英为首的宫女们趁嘉靖皇帝熟睡之时，潜入他的寝室，众人按住嘉靖皇帝，用绳子勒住他的脖子，眼看就要大功告成，但由于紧张，宫女将绳子系成了死扣，怎么也收不紧。这时被一个婢女发现，跑出去报告皇后，皇后马上领人来救架，嘉靖皇帝大难不死，宫女们全部被捕，几天后被凌迟处死。

由于嘉靖皇帝一心求长不老术，国家的兴衰得失，他全然不管。有个淳安知县海瑞，刚被升任户部主事，他见嘉靖皇帝如此行径，就买好了自己的棺木，诀别妻儿，遣散家僮，写了《直言天下第一事疏》，上疏死谏，嘉靖皇帝执迷不悟，竟将海端逮捕入狱。

由于长期服用丹药，嘉靖皇帝不光身体越来越差，而且脾气越来越坏，许多大臣动辄被杀头或廷杖，人人自危。嘉靖皇帝为了修炼，又大肆建造宫殿，国库极度空虚。明嘉靖四十五年农历12月，这位醮斋皇帝走完了他的人生道路，将皇位传给了他的第三个儿子裕王朱载垕。

二．详侃：

嘉靖皇帝朱厚璁在位时间之长，在明朝十六帝中仅次于他的孙子明神宗。在四十五年的时间中，基本上有一半的时间他根本就不住在宫中，而是住在他专门用来炼丹、斋醮的西苑中。但是，他却从来没有放松过对政权的控制。在明朝皇帝中，他的权术也许不及洪武大帝，荒唐不及正德皇帝朱厚照，残忍不及永乐大帝，可是，将荒诞、自大、残忍以及喜欢玩
弄权术都交集于他的身上，他就是一个前无古人的厉害君主，因此，朱厚璁也许是最能够体会专制皇权的优越性的一个皇帝。他的堕落非常迅速，而且彻底。他的刻薄寡恩算是明朝皇帝中很突出的一个。总之，本来他应当是在湖广安陆府一个王府中守规矩的世子和王爷，却最终因获得了皇位而被皇权扭曲成为一个怪物。似乎，一切都开始于“大礼议”即一场与他亲生父亲有关的政治争论。

⑴父亲是谁：

在“大礼议”过程中，文官政府的分化及士大夫们所表现出来的投机或顽固心态，使嘉靖皇帝对于一般的官员们非常轻蔑，并失去与士大夫们对话的兴趣。他所要做的，就是牢固地控制着权柄，并且永远高深莫测。孟森对于明嘉靖一朝的政治，亦是用“议礼”二字概括。大礼议，其实质是表明了明朝皇权明正统的转移，即帝系从弘治皇帝、正德皇帝一系转到明世宗一系，其核心问题是如何尊崇世宗的父亲兴献王。大臣们与嘉靖皇帝所争论的问题就是，新即位的嘉靖皇帝与已故的弘治皇帝之间，究竟是什么关系？是应该称弘治皇帝为伯父？还是称弘治皇帝为父亲？如果称弘治皇帝为父亲，那么嘉靖皇帝又该如何称呼他的亲生父亲兴献王朱祜杌？这些看似细枝末节的事情，其实具有重大的政治意义。对嘉靖皇帝来说，议大礼一事不仅是要争取自己的皇权合法性，而且也是要逐步树立自己作为皇帝的专制权威。

明正德十六年(公元1521年)农历3月14日，荒唐放诞的正德皇帝朱厚照病逝，留下大好江山没有子嗣继承。正德皇帝的去世，全部政府的工作实际上已落在内阁大学士杨廷和的身上。杨廷和与内阁其他大学士商议迎立兴献王世子朱厚璁。由于朱厚璁在当时是成化皇帝皇帝孙辈中年龄最大的，其父兴献王朱璁跟弘治皇帝是兄弟，按照伦序继承的原则，他的继位得到了所有大臣们的同意。次日，太监谷大用、驸马都督崔元、内阁大学士梁储、定国公徐光祚、礼部尚书毛澄等人出发赶赴安陆，迎接朱厚璁前来即位。谁也不会想到，迎来的十五岁的朱厚璁将来竟是如此难以对付。从明正德十六年～明嘉靖三年(公元1521～1524年)，嘉靖皇帝依靠一部分臣工们的支持，在议礼问题上与大部分朝臣对立了整整四年，而在这一过程中，嘉靖皇帝一步步走向强硬和专制。

杨廷和更没有想到的是，由他起草的一份遗诏，竟然一开始就成为嘉靖皇帝迫使他改变立场的利器。遗诏中用正德皇帝的语气说：“皇考弘治皇帝敬皇帝亲弟兴献王长子，聪明仁孝，德器夙成，伦序当立，已遵奉祖训兄终弟及之文，告于宗庙，请于慈寿皇太后，与内外文武群臣合谋同词，即日遣官迎取来京，嗣皇帝位。”遗诏中最关键的是最后四字“嗣皇帝位”。所以，当明正德十六年(公元1521年)农历4月22日朱厚璁到达北京城外的时候，进城的礼仪就成为第一个问题。礼部员外郎杨应奎、郎中俞才拟定的仪注，是照准皇太子即位之礼的，即由东安门入，宿文华殿。嘉靖皇帝看过之后，就对身边的兴献王府长史袁宗皋说：“遗诏是让我来做皇帝的，不是皇子。”在当时，朱厚璁所能真正依靠的亲信，大概也就是年老的袁宗皋。后来，袁宗皋以从龙之功任内阁大学士，由一个正五品的官员升至一品大臣。但在当时，朱厚璁无疑是以一人之力对抗当时的文官政府。杨廷和请求按既定的皇太子礼仪行事，无奈朱厚璁以遗诏为依据，就是不同意。最后，张太后命杨廷和等人先实施“劝进”这样一个程序，等于在形式确认朱厚璁为皇帝，然后再按皇帝的仪式让朱厚璁入京。朱厚璁当即受笺，也不再像以往的即位程序那样辞让再三，而是立即受笺，由大明门入，朝见太后、正德皇帝皇后，御奉天殿，即皇帝位。后来的人说，这件事说明嘉靖皇帝的心中“早有定见”——即“继统不继嗣”。对于一个十五岁的少年来说，有这样的主见是难能可贵的。所以，袁宗皋说：“殿下聪明仁孝，天实启之。”但是，我们看来，这也许说明朱厚璁在王府时受过良好的教育。朱厚璁的父亲朱祜杌据说“嗜诗书，绝珍玩”，有较高的文化修养，平时也重视对儿子的教育。所以，相对于深宫长大的皇子，在王府中长大的朱厚璁自然有更强的独立能力与主见。因此，在第一个回合的较量上，朱厚璁小胜。但是，接下来的“大礼议”，竟牵动着整个大明嘉靖初年的政局。

明正德十六年(公元1521年)农历5月，按照内阁大学士杨廷和、礼部尚书毛澄的意见，嘉靖皇帝“宜称弘治皇帝为皇考，改称兴献王为皇叔父兴献大王，兴献王妃为皇叔母兴献王妃”；对兴献王和兴献王妃，嘉靖皇帝一律称“侄皇帝”；益王第二子朱厚炫，继兴献王后，袭封为兴王。这样的安排，就等于将兴献王朱祜杌唯一的儿子朱厚璁过继给弘治皇帝为子而正式成为正德皇帝的弟弟，以继承皇位，再将益王的儿子朱厚炫过继给兴献王朱祜杌，以继承王位。对于这样的安排，嘉靖皇帝回答说：“事体重大，再讨论说来听。”显然，嘉靖皇帝无法接受自己称自己的亲生父亲和母亲为叔父、叔母，而称呼根本没有过继程式的伯父为父亲。但是，礼部尚书毛澄等人的复议依旧坚持前议，并且高唱“为人后者为之子，自天子至于庶人一也”的高调。嘉靖皇帝的批复依旧是要礼臣们再去讨论。也许，他需要等待，等待一些人站出来为皇帝讲话。直到农历7月，事情仍悬而未决。新科进士张璁上疏，针对“为人后者为人子”的说法，指出如果兴献王健在并且即位的话，难道兴献王也要做弘治皇帝的儿子么？认为嘉靖皇帝所继承的大统，实际上是太祖之统，是来自祖父成化皇帝的。而且，张璁说：“现在要迎养圣母来京，称皇叔母的话，就要讲君臣之义了，难道圣母要做皇帝的臣子？且长子不得为人后！”这一番议论在嘉靖皇帝听来，自是十分高兴，说：“此论一出，我们父子就可以保全了。”但是，在大臣们看来，张璁的议论无疑是奸邪之论，意在讨好皇帝。因此，纷纷上疏要求惩办张璁及其同党桂萼。但是，嘉靖皇帝好不容易才找到支持他的人，哪里会惩办呢！于是，他不久后即命张璁、桂萼两人进京与京城的大臣们来议礼。大臣们自然是极力阻挠二人入京，一方面与皇帝妥协，一方面攻击张璁和桂萼两人心术不正。这样，围绕着议礼这一事件，朝臣中已分成两派：一派是以张璁为首的主张尊奉兴献王为皇考的；一派是以杨廷和为首的主张尊奉弘治皇帝为皇考的。从两派的力量对比来看，自然在初期杨廷和占据着极大的优势。内阁大学士们、各部的尚书以及科道的言官们，几乎都是与杨廷和同一主张的。嘉靖皇帝这时刚刚即位，羽翼尚未丰满，还不敢过分地专制。大臣们也动辄以辞职相要挟。

就在明正德十六年(公元1521年)农历10月，礼部尚书毛澄、大学士蒋冕就先后要求辞职，嘉靖皇帝因为还缺乏多数朝臣的支持，还只能温旨挽留。但是，明正德十六年农历9月的一次事件，初现了嘉靖皇帝开始专制的苗头。该月，礼部主张用王妃的礼节来迎接到京的兴献王妃。但是，嘉靖皇帝明确地表示不同意，下诏用“母后仪驾”，由大明门入。整体看来，这一时期嘉靖皇帝与杨廷和等大臣之间的关系，是一种博弈。双方相互妥协、要求，试探对方的底线。有时，朱厚璁几乎就像是在哀求了。明正德十六年(公元1521年)农历11月，嘉靖皇帝对杨廷和等人说：“你们所说的意思我都明白，但是，我的哀哀之情不能自已，罔极之思亦无方。可承朕命以表衷肠，慎无再拒，勉顺施行。”意思说，请你们就接受我的命令不要再拒绝了吧，勉勉强强实施就可以了。在当时，嘉靖皇帝的要求比较简单，就是不能称自己的父亲为“叔父”。

明嘉靖元年(公元1522年)农历3月，嘉靖皇帝朱厚璁勉强接受称兴献王为兴献帝显陵“兴献帝”、称兴献王妃为“兴国太后”的做法。议礼诸臣如张璁、霍韬、熊浃等人被以各种理由放到外地去做官，只剩下皇帝一个人与整个文官政府抗衡。

但是，嘉靖皇帝在长达一年的与诸臣接触中，逐渐明白了皇帝之尊贵及专制的力量。所以，在明嘉靖元年(公元1522年)农历12月11日，嘉靖皇帝传谕：“兴献帝、后皆加称皇字。”也就是要称兴献帝为“兴献皇帝”，称兴献太后为“兴国皇太后”。但是，毛澄等人坚持“兴献帝不宜加皇号”，抗疏力争。嘉靖皇帝派太监去见毛澄，向毛澄长跪叩头。毛澄吓了一跳。太监说：“这是圣上的意思。圣上说：‘人谁没有父母，为什么使我不能尽表尊崇父母之情？一定要请你改变主张！’”毛澄愤然说：“老臣虽糊涂，但不能让礼法在我手上破坏，只有一去不 参加议礼罢了！”于是坚持辞去礼部尚书一职。事情到明嘉靖三年(公元1524年)农历1月，又有南京刑部主事桂萼上疏请求改称弘治皇帝为皇伯考，称兴献帝为皇考。这一主张等于是否定了朱厚璁继嗣弘治皇帝的说法，比当初只要求尊崇亲生父亲的主张又前进了一步。从而，在朝廷中再掀轩然大波。事情到明嘉靖三年(公元1524年)农历3月，嘉靖皇帝与大臣们之间达成了和局：尊称世宗的亲生父亲为“本生皇考恭穆献皇帝”。这回皇帝似乎也满意了，也命张璁等人不要再来北京议礼了。但是，对于张璁和桂萼二人来说，深知当初这样的议论就犯了众怒，如果不弄垮反对派，势必在朝廷无法立足。于是，张璁等人又向皇帝上了一道奏疏。大意是说：“称自己的父亲为‘本生皇考’，其实还是把自己当作是伯父弘治皇帝的儿子，与称自己的父亲为‘皇叔父’其实没有多大区别；那些大臣们表面上是尊重了您的意见，其实暗地里还是割裂了您作为儿子对父亲的孝情。”嘉靖皇帝看了这道奏疏，也不再和大臣们商量了，就下诏：“萼、璁来京。”这个时候，当初反对皇帝最激烈的几个大臣如毛澄、杨廷和、蒋冕，或者死了，或者致仕回家了。张璁、桂萼入京，掀起了大礼议的又一个高潮。只不过这一次，是议礼派在皇帝的支持下人数越来越多，完全占据了上风。据说张璁、桂萼一入京，嘉靖皇帝就授他们为翰林学士。翰林中的其他官员竟然纷纷请求辞职，以表示不愿与张璁、桂萼二人同事的决心。

明嘉靖三年(公元1524年)农历7月，嘉靖皇帝命去除“本生皇考恭穆献皇帝”中的“本生”二字，遂引发了反对皇帝过度尊崇亲生父亲的哭门事件。杨廷和的儿子杨慎对众臣说：“国家养士一百五十年，仗节死义，正在今日。”于是，群臣跪伏于左顺门，大呼太祖高皇帝、弘治皇帝。嘉靖皇帝命太监传谕说：“尔等姑退！”但是，群臣到中午时分仍然伏地不起。于是，嘉靖皇帝命锦衣卫将翰林学士丰熙等八人逮入诏狱。杨慎等人于是撼门大哭，一时“声震阙庭”。 嘉靖皇帝大怒，将五品以下官员马理等一百三十四人逮入诏狱拷讯，四品以上官员姑令待罪。但是，嘉靖皇帝余怒未息，命将杨慎、张原等纠集者实行廷杖。张原当时即被杖死，杨慎等或削职为民，或充戍边疆。这件事，当时也称为“大礼狱”。明朝士大夫的风节，在这一事件中表现得非常强烈。但是，这一事件同时也使“衣冠丧气”，而张璁等人气势极为嚣张，议礼一事亦沿着议礼诸臣的主张越滑越远。明嘉靖三年(公元1524年)农历9月，定大礼，称弘治皇帝为“皇伯考”，昭圣太后张氏为“皇伯母”；称恭穆献皇帝为“皇考”，章圣太后为“圣母”。

至此，嘉靖皇帝解决了“谁是我的父亲”的问题，明确地表弘治皇帝朱祐樘只是自己的伯父。但是，正如孟森讽刺的那样，既然当初反对称亲生父亲为皇叔父的理由是“如果称皇叔，就要讲君臣之义”，那么称弘治皇帝为皇伯考不是也要讲君臣之义吗，难道要把弘治皇帝当作嘉靖皇帝的臣子吗？这里面无疑存在着一个自相矛盾之处。所以，清朝人在修《明史》的时候，也总是议论纷纷。为此，学者毛奇龄曾专门写了一篇《辨定明嘉靖大礼议》的文章，从经学的角度专门探讨明朝人疏于知礼。但是，今天看来，大礼议一事，并无是非曲直，倒是真实地反映了明朝皇权的专制力量之强大。后来，议礼一事还不仅停留于此。嘉靖皇帝非但对其生父称帝称考，而且称皇称宗，乃至超越正德皇帝而配享于明堂。这样的做法，连张璁等人都觉得有些不对。但是，谁又能节制皇帝的随心所欲呢？晚明学者黄景璁说得好：“有导其源，思节其流，难矣！”其实，后来嘉靖皇帝的随心所欲，又何止在大礼议一事上，在迷信道教上，他更是走得越来越远。

⑵谁续生命：

嘉靖皇帝对道教的迷信，在明朝皇帝中是最典型的。他为自己取了几个很长的道号，大概凡是道士们喜欢使用的字词，在嘉靖皇帝的道号中都容纳进去了，真是可笑至极。例如，他自号“灵霄上清统雷元阳妙一飞元真君”、“九天弘教普济生灵掌阴阳功过大道思仁紫极仙翁一阳真人元虚圆应开化伏魔忠孝帝君”，又号“太上大罗天仙紫极长生圣智昭灵统元证应玉虚总掌五雷大真人元都境万寿帝君”，把自己当作道教的神仙。

从十六岁始，嘉靖皇帝就开始喜欢上道教的斋醮活动，即建坛向神祈福的活动。从明嘉靖二年(公元1523年)起，嘉靖皇帝的斋醮活动就开始受到群臣的关注与劝谏。第一个诱引嘉靖皇帝进行此类活动的人，可能是太监崔文。在农历4月给事中张嵩的上疏中说：“太监崔文等于钦安殿修设醮供，请圣驾拜奏青词，是以左道惑陛下，请火其书，斥其人。”农历闰4月，杨廷和也劝皇帝不要迷信道教：“斋醮祈祷必须预绝，其端不可轻信”，指出斋醮活动是道教之人假借来骗衣食的，虚诞诬罔。但是，嘉靖皇帝浑然不以为意。群臣在劝谏斋醮活动的同时，还不断地提及要皇帝“宫寝限制、进御有时”、“亲幸有节”，要节制女色。一个刚刚即位才一年多的十七岁皇帝，竟然就开始迷上道教与女色，可想其精神是多么的空虚。所以，嘉靖皇帝可能是明朝皇帝中堕落得最快的一个。在嘉靖皇帝在位的四十五年中，他对于道教的痴迷从来就没有改变过。明嘉靖朝的不少政治事件，也与道教有关。比如说明嘉靖朝严嵩的垮台，就是道士蓝道行借扶乩之名指严嵩为奸臣而起。概括地说，在嘉靖皇帝的信道活动中，前后有两个人对他影响很大。一个是邵元节，一个是陶仲文。嘉靖皇帝所宠幸的道士中，唯二人恩宠日隆，始终不替。

邵元节：江西贵溪人，龙虎山上清宫道士。还在明正德年间(公元1506～1521年)的时候，宁王朱宸濠就曾经礼聘他去宁王府，但遭到拒绝。因此，明正德十四年宁王朱宸濠的叛乱被平定后，邵元节非但没有受牵连，反而被道人们认为“有识”而受到尊崇。明嘉靖三年(公元1524年)，迷恋道教的嘉靖皇帝召邵元节入京，让他居住在显灵宫中，专门掌管祷祀之事。显灵宫在宫城之西，修建于明朝明明永乐年间(公元1403～1424年)。明嘉靖初年，嘉靖皇帝还专门修建显灵宫的昊极通明殿，用以祭祀道教神仙浮德王、宝月光后。邵元节的法术，很快就在不久的一次求雨中应验了。这让嘉靖皇帝很高兴，同时也增加了对邵元节的信任。他封邵元节为真人，让他主管朝天、显灵、灵济三个道观，总领天下道教。从明嘉靖三年起到明嘉靖十八年(公元1524～1539年)病逝，邵元节无疑是嘉靖皇帝最宠幸的道士。皇帝还曾派人在邵元节的家乡贵溪建造道院，名仙源宫。在邵元节之后，陶仲文取代了邵元节的位置，被专宠二十年。

陶仲文：初名典真，湖广黄冈人，曾做过黄梅县的县吏、辽东库大使。后来，他来京城，就住在原来邵元节的邸舍中。宫中有一些事情因邵元节年老不能去的，就让陶仲文代替去办。从明嘉靖十八年(公元1539年)到明嘉靖三十九年(公元1560年)去世，陶仲文成了嘉靖皇帝身边最受宠的道士。明嘉靖二十年(公元1541年)，陶仲文进少师，兼少傅、少保。在明朝历史中，兼领“三孤”的只有陶仲文一人。由此可以想像嘉靖皇帝对他的宠爱。据说，陶仲文其人虽然极受嘉靖皇帝的宠爱，但行事却小心慎密，不敢恣肆。这也许是他长年能受宠于嘉靖皇帝的主要原因。

嘉靖皇帝迷信道教，虽然也有因为道教的法术在解决一些求雨、祈嗣等问题上有所应验的原因，但是，归根结底是想要寻找长生之道。有学者指出嘉靖皇帝信道，前期主要是为了长生，后期主要是房中术。在道士的理论中，房中术正是养生术之一种。从道士那里，嘉靖皇帝学来的长生之道有二：一是斋醮，二是采阴补阳。斋醮刚才说过，就是建道坛，斋沐之后，向神仙祈福。斋醮时必须向上帝呈奉祝词，即青词。青词是道士斋醮时上奏天神的奏章，通常是用硃笔写在青藤纸上，又称为绿章。嘉靖皇帝晚年迷信道教，专意于斋醮之事。当时的大臣中，严嵩、袁炜、李春芳都善撰青词，以讨好皇帝。袁炜、李春芳后来还被人称为“青词宰相”。一些挨不上资格为皇帝写青词的人如高拱就请求皇帝允许为他的斋醮事效劳。第二项长生之道采阴补阳，实际上变成了嘉靖皇帝既想长生，又不想节欲的借口。根据邵元节、陶仲文等道士的理论，嘉靖皇帝养生除了主静、主诚、主敬之外，不需要特别地节制自己的性欲，而只需要掌握一定的房中秘术并与童贞的处女交配，就可以达到采阴补阳、延年长寿的效果。为此，在明嘉靖一朝，为皇帝炼制春药成为道士们的一项主要任务。春药有多种，其中以“红铅”(或叫“先天丹铅”)制成的小药丸最为有名。

嘉靖皇帝所要服用的“红铅丸”中的主要成分，就是十三四岁少女初次月经的经血。因此，明嘉靖一朝多次在民间选宫女，每次数百人。这些宫女，一方面是为炼制红铅丸提供原料，另一方面则是充当嘉靖皇帝的泄欲工具。在“红铅丸”中，还有中草药、矿物质及秋石等成分。秋石，就是用童男、童女尿液炼制而成。据英国著名的科技史学家李约瑟说，明朝道士所炼的秋石，实际上即从大量的童子尿中提取的性激素制剂。也就是说，秋石方的加入，使红铅丸具有春药的功能。依靠着这些药物，嘉靖皇帝再疯狂地对少女们进行所谓的“采补”。中国古代的房中术，“采补”之术即是把少女当作炼内丹的“炉鼎”，其实就是对女子的一种变相的性摧残。此外，嘉靖皇帝命令宫中的宫女们每天日出时分就去御花园中采集“甘露”，供他饮用。许多宫女因此累倒，病倒。因此暴戾、好色的嘉靖皇帝，渐渐引起了宫女们的怨恨。明嘉靖二十一年(公元1542年)，宫中发生了一次宫女谋弑皇帝的宫变，史称“壬寅宫变”。宫变的主角杨金英、邢翠莲等纠集十余名宫女，在农历10月20日晚上用黄绫布几乎将嘉靖皇帝活活勒死。这件事情的最终后果，是十余名宫女连带受皇后嫉妒的端妃曹氏被凌迟处死。而且，嘉靖皇帝从此对于冷森的宫城心怀怯意，干脆就搬出了宫城，住到了西苑的万寿宫，专心地修起道来。

但是，无论是道士们的斋醮，还是甘露、丹药、房中术，都没能强健嘉靖皇帝那本就孱弱的身体。过度纵欲与滥服药物，只能加速他的生命的逝去。明嘉靖四十四年始，嘉靖皇帝就开始重病，到第二年农历10月寿终正寝。此时，距邵元节死二十七年，距陶仲文死六年。道人既救不了自己的性命，又怎么可能延续别人的生命呢？也许，嘉靖皇帝至死也没有明白这样的一个道理。他也许还梦想着自己即将真的成为“真君”或是“仙翁”呢！

⑶谁为宠臣：

明嘉靖一朝，有宠臣，无权臣。嘉靖皇帝虽然在明嘉靖二十一年(公元1542年)后就一直偏居西苑，但却是乾纲独断，掌控着朝廷大权。这虽然是明朝皇权前所未有地得到加强的结果，也是嘉靖皇帝自身的性格所决定的。嘉靖皇帝在大礼议事件中的胜利，让他产生出极强的自负心理。有些学者说嘉靖皇帝是一个“自大狂”。这句话丝毫不错。明末的黄景璁说嘉靖皇帝“集众美自居”，即把自己看做是非常完美的人。实际上，嘉靖皇帝一直把自己当作是一个圣人。在有着这样一种心态的帝王手下做大臣，自然是不能有一丝一毫的自夸。明朝中叶有一位大臣叫做王守仁的，是一个大学家、军事家(明正德年间平定了宁王叛乱)，世称阳明先生。明嘉靖初年他在平定了思、田二州的叛乱之后，给朝廷上了一道报捷的奏疏。疏中说了自己“永除百年来两广心腹之患”、“事半功倍”之类的话，结果招来了嘉靖皇帝一顿“近于夸诈，有失信义，恩威倒置，恐伤大体”的责骂。这件事说明，在嘉靖皇帝眼里，没有能臣，只有听话办事的奴才！明嘉靖一朝，嘉靖皇帝比较信任的代表性的宠臣，前期有张璁、夏言，后期有严嵩、徐阶。张璁、夏言皆以议礼而受宠；而严嵩、徐阶的特点，就是都很善于撰写青词。

张璁，公元1475～1539年，字秉用，号罗峰，浙江永嘉人，后改名孚敬，字茂恭。后来，皇帝在召对时好几次叫他“张罗山”，所以张璁干脆又号“罗山”。据说，张璁身材高大，相貌秀美。二十岁左右就中了举人。然而，他参加过七次会试，都没有考上进士。于是，他就干脆想以举人的身份向吏部谋一份差使。但是，一个名叫萧鸣凤的御史很会相人，看了张璁的生辰八字后就说：“你还是别去参加吏部的选试了。再过三年你就可以成进士了。一旦你成了进士，你就和皇帝好得像一个人，天下人没有谁能比得上你了！”张璁勉勉强强地回家了。三年之后的明正德十六年(公元1521年)，张璁果然中了进士。张璁以新科进士的身份上疏要求尊奉皇帝的亲生父亲，使他后来得到了皇帝的重用。在议礼的过程中，两个御史，段续和陈相，竟要求杀张璁、桂萼以正典刑。一时之间，张璁四面受敌，唯一的支持只剩下来自皇帝的慰问。当时，皇帝对张璁说：“你们不是靠议论我父亲的礼仪而受我的宠幸的，你们只是把该说的正确的话讲了出来而已。你们的忠心和你们的学识品行，都铭记在我的心里。”因此，对于皇帝的服从与感激，就成了张璁后来做官的基本准则。那就是，要无限地服从并报答皇帝，而对于大臣们却表示出极端的蔑视。张璁也在明嘉靖六年(公元1527年)升任礼部尚书、文渊阁大学士，入阁办事。皇帝对他极其信任，曾对他说：“我写给你的密旨，你千万不要让别人知道，恐怕会泄露秘密。”从张璁的性格看来，他是一个敢作敢为的人。在作大学士期间，他做了许多事情，比如整顿翰林院庶吉士制度、让科道官互纠。这些措施，无论是出于什么样的主观意图，却都达到了整顿吏治的效果。但是，张璁倚仗着皇帝对他的信任，在任大学士期间，志骄气横，傲视公卿，根本就看不起别的官员。这在某个方面触动了嘉靖皇帝敏感的神经。明嘉靖八年(公元1529年)，张璁与首辅杨一清闹矛盾。嘉靖皇帝命令张璁退休回家。可是，张璁一离开京城，皇帝就又对他念念不忘。于是，皇帝问杨一清说：“我现在召还张璁，可不可以？”杨一清自然是不愿意张璁回来，于是便说：“召不召还张璁，是皇帝您决定的事情。只是，刚刚让张璁走，便又让他回来，恐怕变得也太快了一些吧！”皇帝想想也是。但是，过了一两天，还是忍不住命行人司的行人拿了一道自己的手谕，去追了张璁回来。张璁到了天津，接到皇帝的谕旨，便回来了。同样的事，还发生了两次。最后一次是在明嘉靖十五年(公元1536年)。所以，张璁一生做官的历程中曾被皇帝三次逐出京城，但是又三次召还。这说明，一方面，嘉靖皇帝对张璁仍是非常宠幸，但是另一方面却又总是想杀杀张璁的威风。后来有人议论张璁，就说他根本就不明白要向皇帝表示出一定的做大臣的尊严。其实，这种议论，又怎么能真正理解张璁呢！在张璁看来，他的一切都是皇帝给予的。何况，曾经扶持嘉靖皇帝登上皇位的杨廷和逝世后还差点要被追惩呢，更别说其他人了。张璁也许深谙其中的道理，才不致于做出愚蠢的对抗皇帝的事来。嘉靖皇帝之下的大臣，谈什么尊严呢？

严嵩，他在明朝历史中被视为一个奸臣。在明嘉靖朝的后半期，他与陶仲文成为皇帝迷信道教上的左膀右臂。陶仲文干的是道士的活即炼丹；严嵩干的是文人的活即写青词。两个人是在相近的时间里离开嘉靖皇帝的：陶仲文在明嘉靖三十九年(公元1560年)去世，而严嵩在明嘉靖四十一年(公元1562年)便退休回家了。严嵩字惟中，江西分宜人，故明朝人常称他为严分宜。他是明弘治十八年(公元1505年)的进士。中进士后不久，就回到家乡潜心读书十年，练就了一手极好的古文、诗词的工夫。据说，明嘉靖朝后期写青词的大臣不少，但往往是严嵩写的青词最合嘉靖皇帝的胃口。从明嘉靖十五年始，严嵩开始进入政权的核心。当年，他因为文词甚好，被皇帝留在京城主持重修《宋史》的工作。不久之后，严嵩在同乡贵溪人夏言的帮助下成为礼部尚书。严嵩为了取宠于嘉靖皇帝，使尽了浑身解数。他深知嘉靖皇帝的忌好，所以表现得非常的“忠”、“勤”、“谨”。他一做礼部尚书，就上了一道疏。疏中说：“现在的大臣们呀，到最后都是观望祸福，使皇上变得孤立而劳碌。”嘉靖皇帝见后非常高兴，说：“这样的话，已经足够表现出你的忠诚了！”又比如说，嘉靖皇帝经常派小太监去探视夏言和严嵩的举动，严嵩通过结交内廷的太监，总是事先做好准备，深夜坐在家里写青词，而夏言总是茫然不知，酣然大睡。还有一次，皇帝要封严嵩为上柱国，严嵩赶紧请辞，说：“一个国家没有两个‘上’，人臣不应该称‘上’。”在古代，“上”是臣民们指称皇帝的代词。可以想像，一方面是一个非常善于伪装和取巧的严嵩，一方面是一个略显粗莽的夏言。他们之间的权力斗争，谁胜谁负一判立决。明嘉靖二十一年，凭借议礼而得宠、当权六年之久的夏言被罢免。严嵩取代了夏言的位置。自此以后的二十年，除明嘉靖二十四～二十七年(公元1545～1548年)的三年，基本上是严嵩一手遮天。在一个极端专制的皇权政治体系里，谁控制着与皇帝沟通的渠道，谁就可能获得权力。从明嘉靖十八年(公元1539年)起，嘉靖皇帝就基本上不再上朝了，大臣们基本上见不到皇帝。严嵩却时常能见到嘉靖皇帝，有时皇帝一天可能给严嵩下几道手诏，其宠幸可见一斑。到严嵩年龄很大的时候，他甚至可以坐着小轿出入宫廷。但是，嘉靖皇帝始终没有放权于严嵩。明嘉靖二十四年(公元1545年)重新召回夏言任内阁首辅，就使严嵩处于一个非常尴尬的境地。据说，有一次为了儿子严世蕃的违法之事，严嵩不得不携着儿子来到夏言的府上，跪在夏言的床边求情。《明史》的著者清楚地指出，这是嘉靖皇帝察觉了严嵩的骄横，所以虽亲礼严嵩，却也不完全相信严嵩的话，偶而做出一些很专断的决定，如杀兵部尚书丁汝夔、大将军仇鸾，或偶而不同意严嵩的话，以“杀离其势”。后来，年老的严嵩渐渐失宠。首先，他再也写不出很精妙的青词来。他的青词多是请别的人代写，所以皇帝总是不满意；其次，他最善于揣摩皇帝心思的儿子严世蕃因为要为母亲欧阳氏守孝，不能跟着严嵩办事，所以严嵩拟的旨也往往不称皇帝之心；再次，万寿宫火灾之后，严嵩竟敢糊里糊涂地劝皇帝暂且住到南宫去。要知道，南宫是当初景泰皇帝幽禁正统皇帝的地方！这让嘉靖皇帝恼火不已。最后，严嵩之败的关键，是因为在皇帝的身边，出现了另外一个精明厉害的人物即徐阶，渐渐与严嵩争宠。据说，有一次严嵩想借大将军仇鸾之狱来陷害徐阶，却发现徐阶比他更早一步行动了，仇鸾之狱是徐阶先告发的，不由得咄咄称奇。明嘉靖四十一年，道士蓝道行为嘉靖皇帝扶乩。沙盘上出现了一行字：“贤不竞用，不肖不退耳！”嘉靖皇帝问谁是小人。蓝道行说：“贤如徐阶、杨博，不肖如嵩。”这件事被一个在太监家避雨的御史邹应龙知道了。于是，善于投机的邹应龙就上疏攻击严嵩、严世蕃父子。同年农历5月，严嵩被罢免，严世蕃下狱。据当时一些人的记载，也有说这件事是徐阶一手布置的。后来，御史林润继续攻击严世蕃，想把当初杨继盛弹劾严氏父子而死的事情当作一件罪状列进去，被徐阶阻止了。徐阶知道，杨继盛之狱是嘉靖皇帝已经首肯的，翻杨继盛案等于指责皇帝也有过错了。于是，徐阶捏造了一个莫须有的罪名，说严世蕃结交倭寇。既然是叛国，自然死有余辜了。这样，严嵩二十年的政坛经营，一朝瓦解。继严嵩而起的，是更有心术的徐阶。不过，朝政方面逐渐改变了过去严嵩当权时的悛刻之风，变得相对地宽松起来。所以，明嘉靖最后的五年时间，气象略有些回复。

明嘉靖四十四年(公元1565年)，嘉靖皇帝病重。太医徐伟遵诏前往医治。嘉靖皇帝坐在小床上，龙衣拖在地上。徐伟怕踩着龙袍，远远地站住，不往前走。嘉靖皇帝非常奇怪。徐伟说：“皇上龙袍在地上，臣不敢进。”诊视完毕后，嘉靖皇帝给阁臣们下了一道手诏，说：“徐伟刚才说‘地上’，最能体现他的忠爱之情。地上，人也；地下，鬼也。”徐伟后来听内阁大臣一说，吓得出了一身冷汗。刚才若是无意中说“龙袍在地下”，恐怕自己早已先变做鬼了。这种对文字的敏感，说明嘉靖皇帝自知自己来日无多了。果然，明嘉靖四十五年(公元1566年)农历12月14日，嘉靖皇帝被众人从西苑抬回到宫城的乾清宫中，规规矩矩地龙驭宾天了。据后来以徐阶为首的一批大臣们的主张，道士王金是害死嘉靖皇帝的罪魁祸首。嘉靖皇帝是不是服用王金等人所炼的丹药而死？这个问题在明隆庆三年(公元1569年)时便模糊了。当时的大学士高拱为了报复原首辅大学士徐阶，对隆庆皇帝说：“如果要追究王金等人的罪责，就说明先皇之死是非正常死亡。先皇活了六十岁，却最后留在世间一个暴死的名声，恐怕不好吧！”所以，此后对于王金等人的调查也就结束了。但是，从嘉靖皇帝喜欢服用丹药的特征看来，他的死，未尝不是服用丹药过量的缘故。无论如何，在明嘉靖四十五年(公元1566年)隆庆皇帝去世了。留在他身后的，是一个不安的边疆和海域。

⑷小档案：

属  相：兔

谥  号：肃皇帝

庙  号：明世宗

陵  寝：永陵

父  亲：明兴献王朱祐璁

母  亲：蒋妃

初  婚：十六岁

配  偶：陈皇后，张皇后，方皇后

子  女：八子，五女

继位人：第三子朱载垕

⑸小简历：

明嘉靖元年(公元1522年，壬午)农历1月嘉靖皇帝称弘治皇帝为皇考，慈寿皇太后为圣母。兴献王为兴献帝，母为兴王后。农历9月立陈氏为皇后。

明嘉靖二年(公元1523年，癸未)农历4月嘉靖皇帝追尊兴献帝为本生皇考，母为本生圣母章圣皇太后。

明嘉靖七年(公元1528年，戊子)农历10月皇后陈氏逝世。农历11月嘉靖皇帝立顺妃张氏为皇后。

明嘉靖九年(公元1530年，庚寅)农历1月嘉靖皇帝定南北郊分祀，并另建日、月坛。农历10月诏选妃嫔。农历12月初立九嫔。

明嘉靖十年(公元1531年，辛卯)农历11月嘉靖皇帝在钦安殿行祈嗣大礼。

明嘉靖十二年(公元1533年，癸巳)农历3月嘉靖皇帝初开经筵。农历5月逮昌国公张鹤龄及其弟张延龄下狱。农历10月张延龄论死，张鹤龄被革爵。

明嘉靖十三年(公元1534年，甲午)农历1月嘉靖皇帝废皇后张氏，册封德妃方氏为皇后。

明嘉靖十四年(公元1535年，乙未)农历10月嘉靖皇帝选补妃嫔，诏圣母命自选贤淑入宫。

明嘉靖十五年(公元1536年，丙申)农历10月嘉靖皇帝定献皇帝庙为世庙。农历12月废后张氏逝世。

明嘉靖十六年(公元1537年，丁酉)农历1月皇三子朱载垕出生。

明嘉靖十七年(公元1538年，戊戌)农历9月嘉靖皇帝改太宗庙为成祖，献皇帝庙号为睿宗。

明嘉靖十八年(公元1539年，己亥)农历2月嘉靖皇帝立皇子载壑为皇太子，封朱载垕为裕王、朱载圳为景王。

明嘉靖十九年(公元1540年，庚子)农历5月嘉靖皇帝选淑女百人入宫。

明嘉靖二十年(公元1541年，辛丑)农历8月昭圣皇太后逝世。

明嘉靖二十一年(公元1542年，壬寅)农历4月大高玄殿建成。农历10月壬寅宫变发生，宫女杨金英等十余人谋弑嘉靖皇帝未果，皆被凌迟。嘉靖皇帝移御西苑万寿宫，不复回大内。

明嘉靖二十三年(公元1544年，甲辰)农历10月蒙古俺答扰边，京师戒严。

明嘉靖二十六年(公元1547年，丁未)农历1月选淑女三百人入宫。农历11月方皇后逝世。谥孝烈。

明嘉靖二十七年(公元1548年，戊申)农历1月首辅严嵩专权之始。农历4月定嘉靖皇帝寿陵名永陵，葬孝烈方皇后。

明嘉靖二十八年(公元1549年，己酉)农历3月皇太子行冠礼，二日后逝世。

明嘉靖二十九年(公元1550年，庚戌)农历6月发生庚戌之变。

明嘉靖三十三年(公元1554年，甲寅)农历1月康妃杜氏(隆庆皇帝生母)逝世。

明嘉靖三十四年(公元1555年，乙卯)农历9月嘉靖皇帝选淑女一百六十人入宫。

明嘉靖三十六年(公元1557年，丁巳)农历4月奉天、华盖、谨身三殿灾。

明嘉靖四十年(公元1561年，辛酉)农历11月西苑万寿宫灾，嘉靖皇帝移居玉熙宫。戚继光陆续平定倭寇。

明嘉靖四十一年(公元1562年，壬戌)农历1月重修万寿宫成。农历4月嘉靖皇帝迁回新宫。

明嘉靖四十二年(公元1563年，癸亥)农历8月裕王第三子朱翊钧出生。农历10月蒙古俺答扰掠京畿，京师戒严。

明嘉靖四十三年(公元1564年，甲子)农历1月嘉靖皇帝选淑女三百人入宫。

明嘉靖四十四年(公元1565年，乙丑)农历3月严嵩被嘉靖皇帝削籍，籍没，其严子世蕃以谋反罪诛。农历10月海瑞力谏嘉靖皇帝，被下诏入狱。

明嘉靖四十五年(公元1566年，丙寅)农历10月嘉靖皇帝病重。农历12月14日病危，回大内乾清宫后逝世，终年六十岁。遗诏裕王可即皇帝位。12月26日裕王朱载垕即皇帝位。以第二年为隆庆元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