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士钊：(公元1881～1973年)，字行严，湖南善化人(今湖南长沙)。

桃花岛

章士钊：(公元1881～1973年)，字行严，湖南善化人(今湖南长沙)。著名近代民主革命家、教育家、学者。

在近现代中国，章士钊有着颇不平凡的人生经历，他和毛泽东的友谊也传为佳话。虽然在旧社会的污泥中未能一尘不染，而留下些许非议之处，然而，他的爱国情怀和关于民主法制的宝贵思想，以及他对推动先进文化传播和国家建设起过的作用，将始终在史册。上生辉。

二十岁时就读于武昌两湖书院，结识黄兴。不久，入南京陆军学堂学军事。

1903年4月，国内发生为保卫东北领土而起的拒俄运动。当时在南京陆师学堂的章士钊与三十多位学生毅然退学赴上海，加入了蔡元培等人组织的军国民教育会并任军事教习。在此期间，章士钊不但与章太炎、张继、邹容结拜为异姓兄弟，同时他对孙文非常敬佩。章士钊将日本人宫崎寅藏的新作《三十三年落花梦》译出时，改题为《大革命家孙中山》。这一翻译，其实是误将孙文的本名与在日本的化名“中山樵”连缀成文。不料这一差误却使“孙中山”之名从此流传天下。

章士钊到上海后受聘任《苏报》主笔，在报上连续登载章太炎的《驳康有为论革命书》、《〈革命军〉序》等反清文章，其中直斥清光绪皇帝为“载湉小丑”，国人无不为之震动，《苏报》也声名鹊起。清政府恼羞成怒，勾结上海租界当局逮捕了章太炎和邹容，并查封了《苏报》。因主办此案的江苏候补道俞明震是章士钊在陆师学堂的老师，章士钊得以逃出此劫。此后，赴日本、英国留学，修法律政治。

1904年8月，黄兴组织的华兴会准备在长沙起义，章士钊等人在上海暗中接济。不料起义泄密，章士钊等被捕，后经蔡锷营救被保释。章士钊出狱后赴日本，因欣赏日本的立宪变法而对革命产生疑虑。所以，1905年同盟会成立时，章士钊并没有参加，而是远赴英国学习法律政治。辛亥革命后，章士钊应黄兴之邀回国主持《民立报》，并兼任江苏都督府顾问。随后，他一度为袁世凯所惑，到北京政府任职。1913年，参加“二次革命”，投身反袁的“二次革命”，并成为孙中山讨袁军的秘书长。为孙中山起草反袁宣言书。1917年，受北京大学之聘，任文科研究院教授兼图书馆主任，后任北京农大校长。1924年11月，被段祺瑞任命为临时执政府司法总长。翌年，兼任教育总长。

章士钊因政治态度屡变曾受人指责。不过，这也反映出他思想上总在求索而不盲从，有着知识分子的独立人格的一面。民国初年，章士钊在北京主办《甲寅》刊物，陈独秀、李大钊都是当时这一刊物的主要骨干，他们的思想和文风均受章士钊的影响，若论及新文化运动的兴起，章士钊也功不可没。他拥护国民党早期的革命，却直言指出其辛亥革命后的种种错误，尤其是“暴民专制”和藐视绝大多数民众的公民权。他还联系法国大革命的历史教训，认为走向极端而拒绝调和，必然导致灾难性的后果，并力倡言论和财产自由是现代公民全部自由的基础。中共中央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国内学术界开始反思法国大革命对中国革命也有负面影响时，人们对这些见解才深切地感到可贵。

曾募捐资助毛泽东的革命活动，四十多年后毛泽东笑谈要“还债十年”，每年向他赠款两千元。

重庆谈判时，章士钊在纸上写下一个“走”，建议毛泽东“三十六计走为上”；曾策动程潜和陈明仁举行长沙起义

　　毛泽东与章士钊于1919年在北京相识。当时，风华正茂的毛泽东时常出入老师杨怀中家门，而章士钊与杨怀中早年在长沙时就是至交，二人结识于杨家。1920年，毛泽东为组织湖南青年赴欧洲勤工俭学急需经费，便找章士钊帮助。章士钊立即发动社会各界名流捐款，筹集了两万银元全部交来。毛泽东后来说，这笔钱帮了共产党的大忙。从1963年起，毛泽东每年春节派秘书给章士钊送两千元钱，说是“还债”。章士钊托当时教毛泽东学习英语的女儿章含之转告，不能收此厚赠。说当初的银元是募集来的，自己也拿不出那笔巨款。毛泽东告诉章含之：“你不懂我这是用我的稿费给行老一点生活补助啊！”毛泽东深知章士钊一生惯于助人并无多少积蓄，明说“补助”怕他不收，故托名“还债”，送钱直到章病逝。

抗战期间，任民国政府参政员。抗战胜利后到上海再执律师业。

1945年，毛泽东赴重庆谈判，章士钊非常担心此行安全。两人相见叙谈时，章士钊认为蒋中正无和谈诚意，重庆不可久留，曾在纸上写下一个“走”字，建议“三十六计走为上”。

1949年初，蒋中正下野后，李宗仁出任民国政府代总统，章士钊先后两次被任命为代表到北平“和谈”。谈判破裂后，他与邵力子联名写信给李宗仁说：“中共让步不能算少，而国民党中两派不愿和”。随后，他与张治中、邵力子等人留在北平，参加建设新中国。

解放军南下前，毛泽东为争取湖南和平起义，委托与国民党湖南省主席程潜私交甚厚的章士钊去做工作。程潜因被共产党列上公布的战犯名单而颇有顾虑，章士钊便向他转达了毛泽东既往不咎的态度，使程如释重负。同时，他又转达了对兵团司令陈明仁的谅解态度。章士钊两次转达的意见，对程潜和陈明仁产生了重要影响，促使他们于1949年8月在长沙起义。

整风运动中向共产党发出肺腑之言：“物必自腐而后虫生”，不料引起轩然大波。“文化大革命”中再次谏言不要打倒刘少奇

九十二岁时受毛泽东、周恩来委托坐轮椅乘专机飞赴香港“探亲”，实际是促进国共和谈。

在1957年共产党整风运动中，章士钊作为民主人士畅所欲言。他引用古语“物必自腐而后虫生”，说譬如一个果子自核心处腐烂生虫，虽表面光鲜，但从里而外逐渐腐蚀，最终此果不可食。章士钊说共产党是国家兴旺的柱石，犹如果实的核心。社会其他方面有些毛病并不可怕，惟共产党核心之健全最为重要。这本是肺腑良言，不料在紧接下来的反右派运动中他的这番话被说成是攻击党和社会主义。章士钊再三检讨不得通过，被迫向毛泽东写信求助。毛泽东立即批示政协，说章士钊虽有过激言词，然用意是好的，不要再批评他了，章士钊方得过关。

文化大革命开始时，章士钊虽经周恩来的布置得到保护，但他却对共产党内的争斗和混乱的局面十分忧虑。他曾致信毛泽东建议不能打倒刘少奇。毛泽东回信称：“尊计似宜缓行”，委婉地拒绝了他的意见。不过，在文化大革命中那种“打倒一切”的恶浪中，毛泽东还特别批准出版了他写的《柳文指要》，在当时荒芜的文坛中成为少见的奇观。

1973年5月25日，新华社发出通讯称：“章士钊先生前往香港探亲，今天由北京乘专机抵达香港”。一个政协委员若是享受国家派专机待遇到香港“探亲”，这本身并不太符合情理。事实上章士钊此行是毛泽东亲自授命，由周恩来安排的。他名为探亲，实则肩负着促成国共再次和谈的重大使命。到港后，章士钊自感已是九十二岁高龄，来日无多，所以抓紧时日，尽力利用旧关系联系各方面的朋友，向台湾当局做工作。因年高体弱，7月1日，章士钊因病逝于香港。

章士钊一生经历复杂，在军阀段祺瑞临时执政府任教育总长，因主张读经和压迫学生受到鲁迅痛责。他当过革命者，也曾守旧复古；当过新报人又任过旧社会高官；最终站到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和建设的行列中。

章士钊一生的历史颇为复杂：他曾狂热地鼓吹资产阶级革命，却又拒绝参加同盟会。最为后人所不容的是他任段祺瑞临时执政府教育总长时的一段历史。他在任上鼓吹尊孔读经，压迫进步学生，遭到鲁迅等各界进步人士的激烈反对，甚至把他形容为“落水狗”而主张痛打。当时，他所办刊物《甲寅》封面绘有一虎，故当时人送雅号“老虎总长”。然而纵观其一生，正如毛泽东后来在同章含之的谈话中所说的中肯的评价：“一生走过弯路，但大部分是好的”。

章士钊一生的曲折，正是中国社会发展道路曲折及环境复杂的反映。作为一位成长于新旧思想激烈碰撞的时代，并亲身考察过中西文化和社会制度对比的思想家，他大半生都在苦苦求索。在推翻封建帝制后，他曾主张调和立国论，这在社会矛盾空前激化的中国革命进程中固然被实践证明是错误的。然而，其民主法制的观念在统一的国家政权建立后仍值得人们重视。

由于历史积淀的包袱沉重，章士钊曾由一个激进的资产阶级革命派而转向复古守旧一边。最后，他追随时代的发展，晚年又站到人民革命和建设的行列中。风云激荡，大浪淘沙，章士钊复杂的人生经历，折射出中国近代历史的风云变幻，蕴含着令人回味的深刻哲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