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孙晟：(公元552～609年)，字季晟，长孙无忌之父；河南洛阳人。著名隋朝将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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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孙晟：(公元552～609年)，字季晟，长孙无忌之父；河南洛阳人。著名隋朝将领。

长孙晟“性通敏，略涉书记，善弹工射，矫捷过人”。北周时崇尚武功，贵族子弟交游皆以武艺相夸相敬，每次共同驰射，同辈皆在长孙晟之下。长孙晟十八岁时为司卫上士。起初没有名气，别人也不知其才能，唯杨坚一见，深赞其异才，携其手并对人说：“长孙郎武艺逸群，适与其言，又多奇略。后之名将，非此子邪？”

北周大象二年(公元580年)，突厥首领沙钵略可汗(即摄图)求婚于北周，周宣帝以赵王宇文招之女许之。娉娶时，北周与沙钵略可汗各自炫耀本土能事，并精选骁勇之士充为使者。因此长孙晟被派遣为使者，做汝南公宇文神庆的副手，送千金公主至沙钵略可汗处。北周曾先后派数十名倒使者前往，但沙钵略可汗多轻视不礼，却独喜爱长孙晟，并常与长孙晟游猎，以至长孙晟留住其处竟达一年之久。一次出游，遇二雕飞而争肉，沙钵略可汗给长孙晟两枝箭，并说：“请射取之”。长孙晟驰马而奔，正遇双雕相攫，遂一箭而贯双雕。沙钵略可汗大喜，命诸子弟贵人皆与长孙晟亲近，学习其射箭的本事。当时沙钵略可汗之弟处罗侯(号突利设)甚得众心，结果遭到沙钵略可汗的猜忌，处罗侯便暗中托心腹之人与长孙晟结盟。从此，长孙晟在突厥乘游猎之机，察知突厥山川形势及部众强弱。长孙晟归来后，杨坚已为北周丞相，长孙晟便将突厥的情况详细地告诉了杨坚，杨坚闻后大喜，遂将长孙晟迁为奉车都尉。

北周大定元年(公元581年)农历2月，大丞相杨坚废周立隋，是为隋文帝，并改元开皇。农历12月，沙钵略可汗因隋朝对其礼薄，说：“我周家亲也，今隋公自立而不能制，复何面目见可贺敦乎？”遂借口为其妻北周千金公主的宗室复仇，与前北齐营州刺史高宝宁联兵攻陷临榆关(今河北抚宁，一说山海关)，并约同各部落准备大举攻隋。时隋朝新立，隋文帝因此心中大惧，遂下令于北方边地增筑亭障，修缮长城，命阴寿镇幽州、虞庆则镇并州，加强幽州(治蓟县，今北京城西南)、并州(今山西太原)、乙弗泊(今青海乐都)、临洮(今甘肃岷县)、武威(今甘肃武威)等地守备。

    长孙晟深知沙钵略可汗及其叔侄兄弟达头可汗、阿波可汗、突利可汗各统强兵，俱称可汗，分居四面，内怀猜忌，外示和同等诸多情况，认为对付突厥难以力征，易可离间，于是上书隋文帝：“臣闻丧乱之极，必致升平，是故上天启其机，圣人成其务。伏惟皇帝陛下当百王之末，膺千载之期，诸夏虽安，戎场尚梗，兴师致讨，未是其时，弃于度外，又复侵扰。故宜密运筹策，渐以攘之，计失则百姓不宁，计得则万代之福。吉凶所系，伏愿详思。臣于周末，忝充外使，匈奴倚伏，实所具知。玷厥之于摄图，兵强而位下，外名相属，内隙已彰，鼓动其情，必将自战。又处罗侯者，摄图之弟，奸多而势弱，曲取于众心，国人爱之，因为摄图所忌，其心殊不自安，迹示弥缝，实怀疑惧。又阿波首鼠，介在其间，颇畏摄图，受其牵率，唯强是与，未有定心。今宜远交而近攻，离强而合弱，通使玷厥，说合阿波，则摄图回兵，自防右地。又引处罗，遣连奚、霫，则摄图分众，还备左方。首尾猜嫌，腹心离阻，十数年后，承衅讨之，必可一举而空其国矣”。文中长孙晟详细分析了突厥内部的情况，并针对此情况提出了“远交而近攻、离强而合弱”的提议。隋文帝览表后大悦，召长孙晟面语。长孙晟“复口陈形势，手画山川，写其虚实，皆如指掌”。隋文帝听后深感新奇，遂采纳了长孙晟的提议，即遣太仆元晖为使者出伊吾首至西面的达头可汗处，特赐狼头纛，故意表示钦敬，礼数甚优。达头可汗回访时，隋文帝又故意将其使者引于沙钵略可汗的使者之上。反间计实施后，沙钵略可汗与达头可汗之间果然发生了猜疑。隋文帝又授长孙晟为车骑将军，出黄龙道，携带大量钱财、赐予奚、契丹等部族。长孙晟至处罗侯处，广布心腹，诱其内附。这样一来，突厥内部被分化，沙钵略可汗变得孤立起来。

隋开皇二年(公元582年)农历2月，隋文帝下令撤回准备进攻江南陈朝的军队，集中兵力抗拒突厥。农历4月前，突厥大军进犯隋边，到农历4月，隋上柱国李充部击破突厥于河北山(今内蒙古包头)。大将军韩僧寿部击破突厥于鸡头山(今甘肃干凉)。农历5月，高宝宁引突厥兵攻平州(今河北卢龙)。突厥悉发四十万骑兵，突入长城，分路攻隋。农历6月，李充部再败突厥于马邑(今山西朔县)。达头部攻兰州，在可洛峐(今甘肃武威)为凉州总管贺娄子干击败。农历10月，杨坚因关中形势紧急，派太子杨勇屯兵咸阳，农历12月又命大将军虞庆则屯兵弘化(今甘肃庆阳)。时沙钵略率军十余万进到周槃(今甘肃庆阳)，隋行军总管达奚长儒率部两千人迎战，杀伤其万余人。柱国冯昱屯兵乙弗泊、兰州总管叱列长叉守御临洮、上柱国李崇屯兵幽州，皆为突厥所败。于是，突厥纵兵自木硖、石门(今宁夏固原)分两路进击，尽掠武威、金城(今甘肃兰州)、天水、安定(今甘肃泾川)、上郡(今陕西富县)、弘化、延安(今陕西延安)等地。沙钵略可汗欲继续南进，达头可汗不从，引兵退走。长孙晟乘势用计，让沙钵略可汗之侄染干告诉沙钵略：“铁勒(居突厥以北游牧族)等反，欲袭其牙”。沙钵略可汗恐老营有失，遂撤兵出塞。

此战，沙钵略可汗乘隋朝新立，实力尚不够充实之机，依靠大骑兵集团的快速机动，全面攻掠隋北方要地，迫隋进行战略防御，处处抗拒，或作有限还击，败多胜少。隋在加强各地守御作战的同时，施用分化突厥，削弱和孤立沙钵略的策略，终于遏制了突厥大规模攻势的发展，长孙晟可谓居功至伟。

    经过此战作战，隋文帝深知突厥危害之大，为使隋立于不败之地，隋文帝暂时实行战略防御，同时加强反攻准备，充实国力、军力。至隋开皇三年(公元583年)农历4月，隋文帝乘突厥内部矛盾加剧与灾荒严重之机，命杨爽、河间王杨弘、上柱国豆卢勤、秦州总管窦荣定等并为行军元帅，率军分道反击突厥。农历5月，窦荣定率九总管、步骑兵三万出凉州(今甘肃武威)道，在高越原(今甘肃民勤)数败阿波可汗军。正在窦荣定军中任偏将的长孙晟，乘机离间突厥，派人对阿波可汗说：“摄图每来，战皆大胜。阿波才入，便即致败，此乃突厥之耻，岂不内愧于心乎？且摄图之与阿波，兵势本敌。今摄图日胜，为众所崇，阿波不利，为国生辱。摄图必当因以罪归于阿波，成其夙计，灭北牙矣。愿自量度，能御之乎？”阿波可汗使者到后，长孙晟又对使者说：“今达头与隋连和，而摄图不能制。可汗何不依附天子，连结达头，相合为强，此万全之计。岂若丧兵负罪，归就摄图，受其戮辱邪？”阿波可汗接受长孙晟的建议，留在塞上，派人随长孙晟入朝。

当时沙钵略可汗与卫王军战于白道，沙钵略可汗败走至碛，闻阿波可汗心怀二意，加上平日素忌阿波可汗骁悍，沙钵略可汗一气之下抄略了阿波可汗所据之北牙，尽获其众并杀其母。阿波可汗还无所归，遂西奔达头可汗，达头可汗闻讯大怒，遂借兵十余万与阿波可汗，东击沙钵略可汗，复得故地，收聚散卒数万，与沙钵略可汗对垒，阿波可汗频胜，势力益增。沙钵略可汗则从此由强变弱。于是又遣使向隋朝贡，并言公主自请改姓，乞为隋文帝女，隋文帝许之。

隋开皇四年(公元584年)，隋文帝遣长孙晟以副使职随虞庆则出使沙钵略可汗，赐公主姓为杨氏，改封大义公主。沙钵略可汗奉诏时不行跪拜之礼。长孙晟劝说道：“突厥与隋俱是大国天子，可汗不起，安敢违意。但可贺敦为帝女，则可汗是大隋女婿，奈何无礼，不敬妇公乎？”沙钵略可汗这才笑著对左右官员说：“须拜妇公，我从之耳”(《隋书·长孙晟列传》)。于是乃拜诏书。长孙晟还朝后授仪同三司、左勋卫车骑将军。

隋开皇五年(公元585年)农历7月，沙钵略可汗向隋请和称藩。从此北部边患基本消除，解除了隋朝南下灭陈的后顾之忧。

隋开皇七年(公元587年)农历4月，沙钵略可汗卒，其部众立其弟处罗侯为莫何可汗，请隋廷承认。隋廷遣长孙晟持节前去祝贺，并赐以鼓吹旗幡，拜其弟处罗侯为莫何可汗，其子雍闾为都兰可汗(即叶护可汗)。处罗侯趁机对长孙晟说：“阿波为天所灭，与五六千骑在山谷间，伏听诏旨，当取之以献”。当时隋文帝正召集文武官商议此事，乐安公元谐认为：“请就彼枭首，以惩其恶”。而武阳公李充则认为应“请生将入朝，显戮以示百姓”。隋文帝问长孙晟：“于卿何如？”长孙晟回答说：“若突厥背诞，须齐之以刑。今其昆弟自相夷灭，阿波之恶，非负国家，因其困穷，取而为戮，恐非招远之道，不如两存之”。隋文帝纳其言。莫何可汗随即率部打著隋所赐旗鼓西击阿波可汗。阿波部下以为莫何已得隋兵助阵，丧失斗志，望风归降。莫何可汗遂生擒阿波可汗。

隋开皇八年(公元588年)农历11月，莫何可汗继续西击邻国，中流矢而死，都兰可汗继位。长孙晟奉命携带陈国所献宝器的前去吊唁。

隋开皇十三年(公元593年)，流民杨钦流亡至都兰可汗处，谎称彭国公刘昶与宇文氏女共谋反隋，特遣其来密告于大义公主。对此，都兰可汗深信不已，从此不向隋朝进贡。为探听突厥动向，长孙晟奉命出使突厥。大义公主见到长孙晟后，言辞不逊，并派心腹安遂迦与杨钦计议，煽动都兰可汗反隋。

长孙晟回京后，将此事俱奏。隋文帝再次派长孙晟出使突厥，向都蓝可汗索要杨钦。都蓝可汗不愿交出杨钦，便谎称：“检校客内，无此色人”。长孙晟遂便买通其帐下达官，探知杨钦之所在，趁夜将其抓获，并带到都蓝可汗面前质问。结果公主谋反之事被揭露，突厥人闻后大为耻辱。都蓝可汗不得已，只好将安遂迦等人拘捕，交给长孙晟带回。回京后，隋文帝大喜，为长孙晟加授开府，并遣其再次入藩，诛杀大义公主。是年，都蓝可汗又向隋朝上表请婚，朝廷准备答应时，长孙晟上奏说：“臣观雍闾反覆无信，特共玷厥有隙，所以依倚国家。纵与为婚，终当必叛。今若得尚公主，承藉威灵，玷厥、染干必又受其征发。强而更反，后恐难图。且染干者，处罗侯之子，素有诚款，于今两世。臣前与相见，亦乞通婚，不如许之，招令南徙。兵少力弱，易可抚驯，使敌雍闾，以为边捍”。隋文帝准其所奏，并派长孙晟告知突利可汗(即染干)许配公主之事。

隋开皇十七年(公元597年)，突利可汗派五百骑随长孙晟来迎娶，隋以宗女封安义公主妻之。突利可汗依长孙晟之说，率众南徙，居度斤旧镇。此时都蓝可汗气怒，常率部抄略隋境。突利可汗察知其动静，即派人报隋。因此都蓝可汗每次入边，都因隋边境都先有防备而未能得逞。

隋开皇十九年(公元599年)农历2月，突利可汗奏报都兰可汗制造攻城器械，准备攻击大同城(今内蒙乌拉特前旗)。隋文帝命汉王杨谅为元帅(实际未亲临前线)，以尚书左仆射高颎出朔州(今山西朔县)，尚书右仆射杨素出灵州(今宁夏灵武)，上柱国燕荣出幽州(今北京)，三路进击突厥。

都兰可汗得知隋军来攻，大惧，遂与达头可汗结盟，合兵掩击突利，双方在长城下展开激战，突利可汗大败。都兰尽杀突利的兄弟子侄，然后率部渡河进入蔚州(今山西灵丘)。突利与长孙晟独率五骑趁夜南逃，天明时行约百余里，并收集数百名散骑。此时突利可汗却对长孙晟说：“今兵败入朝，一降人耳，大隋天子岂礼我乎？玷厥虽来，本无冤隙，若往投之，必相存济”。长孙晟闻后，知其有二心，遂暗中派人入伏远镇(今山西大同)，令镇中速举烽火。突利可汗见四处烽火俱燃，便问长孙晟：“城上然烽何也？”长孙晟谎称：“城高地迥，必遥见贼来。我国家法，若贼少举二烽，来多举三烽，大逼举四烽，使见贼多而又近耳”。突利可汗闻后大惧，对其部众说：“追兵已逼，且可投城”。入镇后，长孙晟留其达官执室以领其众，自带突利可汗于农历4月入朝。隋文帝闻后，大喜，进授长孙晟左勋卫骠骑将军，持节护突厥。农历4月，高颎命上柱国赵仲卿率兵3000为前锋，大破突厥，都兰可汗败逃，后被其部下所杀。杨素军在灵州以北地区与达头可汗部遭遇，也大败突厥，达头可汗带著重伤逃跑，其众死伤不可胜数。

农历10月，隋册封突利可汗为启民可汗，并赐射于武安殿。隋文帝选善射者十二人，分为两队。启民可汗说：“臣由长孙大使得见天子，今日赐射，愿入其朋”。隋文帝同意。启民可汗给长孙晟六支箭，发发皆中，结果启民可汗一队获胜。时有群鸟飞过，隋文帝对长孙晟说：“公善弹，为我取之”。结果十发皆中，鸟应丸而落。是日，百官得赏，其中长孙晟居多。

随后，长孙晟率五万人在朔州西北筑大利城(今内蒙古和林格尔西北土城子)给启民可汗驻守，令其招抚突厥其它部落。从农历4月至此，前后归附者万余口，其中包括都蓝可汗之弟都速等。长孙晟将归附之人全部安置妥当，从此突厥归附。可以说长孙晟为分化瓦解突厥，促进民族融合起了重要作用。时安义公主已卒，隋文帝又派长孙晟持节送宗女义成公主嫁给启民可汗。

长孙晟又上奏说：“染干部落归者既众，虽在长城之内，犹被雍闾抄略，往来辛苦，不得宁居。请徙五原，以河为固，于夏、胜两州之间，东西至河，南北四百里，掘为横堑，令处其内，任情放牧，免于抄略，人必自安”。此举得到隋文帝的同意。

农历12月，突厥都兰可汗被部下所杀，其部落大乱。为挽救突厥颓势，达头可汗自立为步迦可汗。长孙晟乘机上奏说：“今王师临境，战数有功，贼内携离，其主被杀，乘此招诱，必并来降，请遣染干部下分头招慰”。隋文帝许之，都兰部果然尽来归附。

步迦可汗得此消息后，大为恐怖，遂于隋开皇二十年(公元600年)农历4月率兵进犯隋边。隋文帝命晋王杨广、尚书右仆射杨素出灵州(今宁夏灵武)，汉王杨谅、柱国史万岁出朔州(治善阳，今山西朔县)，合击步迦可汗。文帝诏长孙晟为秦川行军总管，率突厥归附各部为前锋，随与晋王杨广出征。时步迦可汗正与杨广对峙不下，长孙晟由于熟悉突厥民俗风情，知其人马均需饮用泉水，便献计说：“突厥饮泉，易可行毒”。于是命人在泉水上游撒放毒药。突厥人、畜饮水后很多被毒死，人心惶惶，在惊道：“天雨恶水，其亡我乎？”遂连夜遁逃。长孙晟率部追击，斩杀突厥千余人，俘百余口，六畜数千头。杨广大喜，遂引长孙晟入内帐，把酒言欢。时有突厥达官来降，坐在帐内，说“突厥之内，大畏长孙总管，闻其弓声，谓为霹雳，见其走马，称为闪电。”杨广笑著说：“将军震怒，威行域外，遂与雷霆为此，一何壮哉！”凯旋回京后，授长孙晟上开府仪同三司，并再次还大利城，安抚新归附之众。

步迦可汗逃至大斤山(今内蒙古大青山)时，与史万岁一路隋军相遇，结果大败，慌忙引军回撤。不久，步迦可汗又派他的侄子俟利伐从沙漠东面攻打启民可汗，隋文帝再次发兵协助启民可汗防守军事要道，俟利伐只得退入沙漠。启民可汗大为感动，表示愿千世万代永为隋臣。

隋仁寿元年(公元601年)，长孙晟上奏说：“臣夜登城楼，望见碛北有赤气，长百余里，皆如雨足，下垂被地。谨验兵书，此名洒血，其下之国必且破亡。欲灭匈奴，宜在今日。”隋文帝诏令杨素为行军元帅，长孙晟为受降使者，援助启民可汗北击步迦可汗。

隋仁寿二年(公元602年)农历3月，军至黄河，正值突厥思力俟斤(官名)等率部渡过黄河，袭扰已经归降隋王朝的突厥启民可汗，掠走男女六千人、牲畜二十余万头。长孙晟与上大将军梁默奉杨素之命率轻骑追击，转战三十余公里，大败突厥。长孙晟又教启民可汗分遣使者，往北方铁勒等部招抚归附。

隋仁寿三年(公元603年)，有铁勒、思结、伏和具、浑、斛萨、阿拔、仆骨等十余部背离步迦可汗，降于启民可汗。步迦可汗部溃不成军，西奔吐谷浑。长孙晟送启民可汗安置于碛口(今内蒙古呼和浩特)，启民可汗于是尽得步迦可汗之众。随后多年，启民可汗与隋一直保持亲善。事毕，长孙晟回朝，时为隋仁寿四年(公元604年)，适遇隋文帝被隋炀帝所杀，炀帝匿丧未发。由于隋炀帝和长孙晟有过旧交，加上要拉拢长孙晟，遂以长孙晟为内衙宿卫，知门禁事，即日拜左领军将军。

不久，汉王杨谅在晋阳(今山西太原)起兵反对其兄杨广称帝。杨谅系隋文帝的五子，曾任并州总管，统领西起太行山，东至渤海，北达燕门关，南距黄河的五十二个州，长年据守在当时天下出精兵之地。杨谅对杨广夺取杨勇的太子地位心怀不满。及蜀王杨秀得罪，尤不自安，恐殃及己身，暗中准备起兵。及隋文帝死后后，杨谅更感到安全难保，遂起兵反炀帝。

由于綦良、余公理等各路隋军出师不利，节节败退。隋炀帝采纳了杨素的推荐，以前江州刺史李子雄为上大将军，并以长孙晟为相州刺史，征集山东兵，与李子雄共同配合镇压谅军。由于长孙晟的儿子在杨谅部下，所以长孙晟推辞说：“有男行布，今在逆地，忽蒙此任，情所不安。”隋炀帝说：“公著勤诚，朕之所悉。今相州之地，本是齐都，人俗浇浮，易可搔扰。傥生变动，贼势即张，思所以镇之，非公莫可。公体国之深，终不可以儿害义，故用相委，公其勿辞”。长孙晟奉命出兵，破杨谅，回军后转为武卫将军。

隋大业三年(公元607年)，隋炀帝欲北巡至榆林，欲出塞外，陈兵耀武。因怕启民可汗惊惧，便先派长孙晟到启民可汗部喻旨。启民可汗闻后，便召所部奚、室韦等数十个部落的酋长齐集迎帝。长孙晟见此处杂草丛生，欲令启民可汗亲自除之，并让各部酋长看到，使之明白天子之威重。于是长孙晟手指帐前之草说：“此根大香。”启民可汗闻后说：“殊不香也。”长孙晟又说：“天子行幸所在，诸侯躬亲洒扫，耘除御路，以表至敬之心。今牙中芜秽，谓是留香草耳!”启民可汗这才悟其本意，说：“奴罪过。奴之骨肉，皆天子赐也，得效筋力，岂敢有辞？特以边人不知法耳，赖将军恩泽而教导之。将军之惠，奴之幸也”。遂拔佩刀，亲自除草。其余各部族长见后，争相效之。启民可汗又发命举国就役开御道，西起榆林，东达于蓟，长一千五百公里，宽百步。隋炀帝听到此事，对长孙晟的办法非常赞赏。后长孙晟除淮阳太守，未赴任，复为右骁卫将军。

   隋大业五年(公元609年)，长孙晟去世，终年五十八岁。隋炀帝深表悼惜，赐赠甚厚。少子长孙无忌嗣。同年，诚心归顺隋朝的启民可汗也去世。隋大业十一年(公元615年)农历8月，隋炀帝出塞北巡，于雁门为突厥始毕可汗(启民可汗可汗之子，名为咄吉)所围，隋炀帝慨叹道：“向使长孙晟在，不令匈奴至此！”

长孙晟长子长孙行布，也多谋略，有父风。后汉王杨谅起兵，长孙行布奉命守城，遂于豆卢毓等闭门拒杨谅入城，城破遇害。次子长孙恒安，以兄功授鹰扬郎将。少子长孙无忌为唐朝贞观名臣。其女嫁于李世民，李世民登基后，立其为皇后，她就是历史上著名的长孙皇后，为中国妇女的杰出代表。因此在唐贞观中期，长孙晟被追赠为司空、上柱国、齐国公，谥曰献。

    史书点评：长孙晟“好奇计，务功名。性至孝，居忧毁瘠，为朝士所称。”“晟体资英武，兼包奇略，因机制变，怀彼戎夷。倾巢尽落，屈膝稽颡，塞垣绝鸣镝之旅，渭桥有单于之拜。惠流边朔，功光王府，保兹爵禄，不亦宜乎！”

长孙晟在其一生中，同突厥交往达二十余年，虽未指挥过大的作战，但凭其出众的谋略，为分化瓦解突厥，保持隋北境安宁，促进民族融合作出了重大贡献。可以说一个强大的突厥帝国，从根本上就是毁于长孙晟之手，此功非常人所能及也！

 

长孙无忌：(公元？～659年)，字辅机，长孙晟之子；河南洛阳人，唐太宗长孙皇后之兄。著名隋末唐初重臣。

先世乃鲜卑族拓跋氏，北魏皇族支系，后改为长孙氏。是唐太宗李世民的内兄，文德顺圣皇后的哥哥。

长孙无忌非常好学，“该博文史”。隋朝义宁元年(公元617年)，李渊起兵太原。无忌进见，渊爱其才略，授任渭北行军典签。自此辅佐李世民，建立了唐朝政权，是唐朝的开国功臣，以功第一，封齐国公，后徙赵国公。

唐武德九年(公元626年)，参与发动玄武门之变，帮助李世民夺取帝位。历任尚书仆射、司空。为人谨慎，改任司徒。唐贞观十一年(公元637年)奉命与房玄龄等修《贞观律》。唐贞观十七年，图功臣二十四人于凌烟阁，长孙无忌居第一。

唐高宗即位，册封太尉，同中书门下三品。唐永徽二年(公元651年)奉命与律学士对唐律逐条解释，撰成《律疏》三十卷。因反对高宗立武则天为皇后，为许敬宗诬构，削爵流黔州(今贵州)，自缢而死。有诗三首。

贞观朝功臣济济，仅唐太宗图形于凌烟阁有特殊贡献的就有二十四位之多，长孙无忌被列在首功之位。不过，就才能而论，他在谋臣猛将、良宰贤相中绝对算不上突出，但从与唐太宗的关系看，却是太宗的腹心。由于受到唐太宗特殊信赖，长孙无忌不但在贞观朝发挥了特殊作用，且受托辅佐高宗，成为唐初政治史上的特殊人物。

长孙无忌的先祖，出自北魏皇族拓跋氏，因有殊功，改姓长孙氏。长孙氏是北魏以来的士族高门，属于军事贵族。但长孙无忌本人，在军事方面虽有一定谋略，但并不善于统兵打仗，用唐太宗的话说：“聪明鉴悟，雅有武略”，“总兵打仗，非其所长。”

长孙无忌的父亲去世较早，他与妹妹一同在舅父高士廉家中长大。高士廉本人“少有器局，颇涉文史”，很有才华和名望。在这样一个文化素养高的家庭中，长孙氏兄妹受到很好的文化教育。无忌“好学，该博文史”，妹妹也是“少好读书，造次必循礼则”。高士廉识人很有慧眼，早在李渊父子太原起兵之前，就发现李世民是个非常之人，把长孙无忌的妹妹聘与李世民，后来李世民做皇帝，册封长孙氏为皇后。长孙无忌的年龄与李世民相仿，二人从小交往友善，妹妹嫁给李世民后，两人关系更加亲密。

从李渊父子晋阳起兵叛隋，到建立唐朝，再到统一天下，长孙无忌一直追随李世民东征西讨，但却没有什么显赫之功。他在政治舞台上显露头角，是在玄武门事变中。唐朝建立后，李渊集团发生分裂，最突出的矛盾是太子李建成和秦王李世民之间争夺皇位继承权。李世民的才能。威望和接踵而至的显赫军功，不仅使其本人产生了觊觎皇位的野心，也引起太子李建成的忌妒和不安。开始是李建成想对李世民下毒手，但没成功。李世民问秦王府的僚属们：“阽危之兆，其迹已见，将若之何？”房玄龄对长孙无忌说：“今嫌隙已成，一旦祸机窃发，岂惟府朝涂地，乃实社稷之忧，莫若劝王行周公之事，以安国家。存亡之机，间不容发，正在今日。”长孙无忌说：“吾怀此久已，不敢发口，今吾子所言，正合吾心，谨当白之。”于是，房玄龄、杜如晦、长孙无忌同劝李世民先发制人，认为只有如此才能转危为安。

此时太子李建成与齐王李元吉也在加紧活动，用重金收买李世民部将尉迟敬德，遭拒绝后，又对李世民行刺，仍未得逞。李建成对李元吉说：“秦府智略之士，可惮者独房玄龄、杜如晦耳。”于是，向李渊谗毁二人，将之逐出秦王府。这样李世民最为心腹之人只有长孙无忌仍在府中。长孙无忌坚决支持房玄龄政变的动议，与舅父高士廉和秦王部将侯君集、尉迟敬德等人日夜劝李世民诛杀太子与齐王。李世民仍犹豫不决，与灵州都督李靖商议，征求行军总管李世绩的意见，二人都表示不愿意于。正在此时，突厥南下侵犯，按惯例应由李世民督军抵御，但此次在李建成的推荐下，由李元吉代李世民督军北征，并调秦王府将领尉迟敬德等同行。他们的目的很明显，想借机抽空秦王府的精兵猛将，并计划在为李元吉饯行时杀掉李世民。李世民得知，立即与长孙无忌等商量，又派长孙无忌秘密召回房玄龄、杜如晦，共同谋划了玄武门兵变。六月四日，李世民亲率长孙无忌等十人，在玄武门成功地伏杀了李建成、李元吉。

在李世民夺取皇位继承权的兵变中，长孙无忌称得上是首功之人。在酝酿政变时，他态度坚决，竭诚劝谏；在准备政变时，他日夜奔波，内外联络；在政变之时，他不惧危难，亲至玄武门内。所以唐太宗至死不忘长孙无忌的佐命之功，临死前仍对大臣们说：“我有天下，多是此人之力。”

李世民成了皇太子后，长孙无忌被任命为太子左庶子。不久李渊把帝位让给了李世民，长孙无忌升为左武侯大将军，后任吏部尚书，晋封齐国公，实封一千三百户。唐太宗几次要任命长孙无忌为宰相，但长孙皇后一再说：“妾备位椒房，家之贵宠极矣，诚不愿兄弟复执国政。”她提醒唐太宗要吸取汉朝吕氏、霍氏等专权的教训，长孙无忌自己也要求逊职，但唐太宗不听，拜长孙无忌为宰相，任命他为尚书右仆射。为唐太宗夺取皇位，长孙无忌确实立有殊功，但担任宰相，他的才能似乎还不够。不能说长孙无忌不喜欢权势，但他为人谨慎小心，注意避免嫌疑，不像历史上许多外戚，依恃女儿或姐妹“椒房之宠”，肆无忌惮地攫取权力。他以盈满为戒，恳请唐太宗批准他辞去宰相要职，长孙皇后也为之请求，唐太宗不得已，让他辞去了尚书右仆射，而拜开府仪同三司。这一年，唐太宗在文武大臣的陪护下，亲至长安西郊祭祀，起驾返回时，特令长孙无忌与司空裴寂二人升用金辂以示宠幸。

唐贞观五年(公元631年)，长孙无忌与房玄龄、杜如晦、尉迟敬德四人，以元勋封每人一子为郡公。唐贞观七年，唐太宗册书，任命长孙无忌为司空，无忌坚决推辞不受，太宗不准，还特意写了一篇《威凤赋》，赐给长孙无忌，追思创帝业之艰难和长孙无忌的佐命之功。

唐太宗认为把朝廷要职授予长孙无忌，不是因为他是皇后的哥哥，而是鉴于他的才行。长孙无忌在玄武门兵变中表现出不凡的才能与胆识，唐太宗即帝位后，在一些重大事务上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如唐贞观元年时，突厥因天灾人祸，内部矛盾激化，多部反叛，实力大衰，朝廷中许多大臣请求乘机出兵攻打突厥，但唐与突厥不久前刚订立盟约，唐太宗有些犹豫。长孙无忌说：“虏(突厥)不犯塞而弃信劳民，非王者之师也。”认为“今国家务在戢兵，待其寇边，方可讨击。彼既已弱，必不能来。若深入虏廷，臣未见其可。且按甲存信，臣以为宜”。唐太宗采纳了他的意见，放弃了马上出兵的打算。又如，唐太宗十分仰慕周代的分封制，不顾许多大臣(如魏征、李百药、颜师古等)的反对；唐贞观十一年，诏令以荆州都督荆王元景为首的二十一名亲王为世袭刺史，以赵州刺史长孙无忌为首的十四名功臣为世袭刺史。唐太宗正式下诏，一般大臣不敢再谏，但侍御史马周和太子左庶子于志宁仍冒死谏诤，唐太宗根本不听。最后，是以长孙无忌为首的被封功臣呈递了抗封的表文，长孙无忌又通过自己的儿媳长乐公主再三向唐太宗请求，说：“臣披荆棘事陛下，今海内宁一，奈何弃之外州，与迁徙何异！”唐太宗才不得不“诏停世到刺史”。

可见，长孙无忌是有一定胆识和才能的。但他在贞观朝权重无比、恩宠无匹的特殊地位，是否与他是唐太宗的妻兄有关，对此历史学家纷说不一，可以肯定的有两点；一是在唐太宗内心深处，长孙无忌最可信赖，在这一点上，不但被提拔于仇敌手下的魏征不能与之相比，就是秦府旧人、名相房玄龄也稍有逊色；二是长孙无忌身兼外戚和元勋的双重身份，比较注意避嫌，与历史上某些骄横外戚绝不相同。贞观十二年，唐太宗亲幸长孙无忌府第，贞观十六年，拜长孙无忌为司徒，贞观十七年，唐太宗将二十四位有特殊功勋的大臣图形于凌烟阁，以彰其功，长孙无忌排在第一位。综观，长孙无忌是唐太宗推心置腹的忠臣良佐，是对唐贞观一朝有特殊贡献的人物，这是他的主要方面。但是，他在对待君主、处理与唐太宗的关系上，也有明显的局限。

唐贞观后期，唐太宗心骄志满，魏征多次提出批评劝告，唐太宗口头接受，行动难改，许多大臣都阿谀奉承，歌功颂德，这些人中也包括长孙无忌。唐贞观十八年农历4月，唐太宗幸临太平官，对侍从的大臣们说：“人臣顺旨者多，犯颜者少，今朕欲自闻其失，诸公其直言无隐。”这应该是劝谏唐太宗的良机，但长孙无忌等人却违心地说：“陛下无失。”当时，只有刘洎和马周谈了唐太宗的过失。同年农历8月，唐太宗对长孙无忌说：“人苦不自知其过，卿可为朕明言之。”又一次令长孙无忌谈自己的过失。长孙无忌说：“陛下武功文德，臣等将顺之不暇，又何过之可言。”唐太宗当即就指出这是“曲相谀悦”。唐太宗晚年不好直言，难得征求大臣们意见，长孙无忌却以阿谀代替忠谏，这是他作为名臣良佐的缺陷。

晚年，唐太宗最烦心的是太子问题。唐贞观十七年农历4月，李承乾被废，之后，最有资格被立为太子的，是长孙皇后的另外两个儿子：魏王李泰和晋王李治。两人相比，李泰的条件更为优越，首先他是长孙皇后的次子，比李治年长九岁，唐太宗对他思宠逾制，令其在王府中置文学馆，听任其招揽贤人学士，赏赐甚至超过太子，还不时在言谈中暗示要立李泰为太子，待承乾被废之后，又“阴许立泰”。李治是长孙皇后的三子，唐太宗的九子，不论从年龄还是父子感情看，均处于劣势，但舅父长孙无忌却大力支持，“固请立晋王治”。李泰、李治都是长孙无忌的外甥，长孙无忌为什么弃唐太宗所宠，而要立李治呢？这并非私人感情，而是有重要政治背景的。

唐太宗统治后期，长孙无忌在朝臣中权重无比，为了在太宗之后仍维持这种局面，长孙无忌希望未来的皇帝，即今日的太子，应该由一个仁孝听话的外甥充当，这样，自己会得到尊重，权势会得到保障。因晋王李治生性懦弱，成为他极力支持的对象。而魏王李泰则不同，从小聪明绝伦，稍长善作诗文，成人后喜好经籍、舆地之学，从贞观十一年开始置文学馆收纳士人，文武官员也纷投门下，形成一股政治势力。李泰恃才不恭，上品官员不放在眼里不说，关键是不去争取舅父对自己的支持。长孙无忌知道，如果李泰做皇帝，依靠重用的必定是他自己的党羽，绝不是他这个舅父，所以不愿李泰立为太子。

两子争立，一边是才华出众的李泰，一边是懦弱少能的李治，按理说，立李泰是自然的，但唐太宗不能。李泰集团的主要成员是功臣子弟，他们靠祖上资荫，身处高官，奢侈放纵，希望通过李泰当皇帝，达到驱逐元老，自己掌权的目的。李治的支持者则是以长孙无忌为首的元老重臣，其中包括李绩、褚遂良等。长孙无忌既是唐朝的开国元勋，又是唐太宗的佐命大臣，是贞观政治的忠实执行者。唐太宗希望自己死后，贞观政治依然坚持下去，只能靠长孙无忌等元老重臣的辅佐，而绝不是李泰手下的那帮纨绔子弟。为此，他不得不舍爱立李治为太子。由于李治仁弱，不像自己，唐太宗在立了李治后，思想仍在动摇反复，一度又向长孙无忌提出想改立“有英武才”、“英果”似己的三子吴王李恪，被长孙无忌挡了回去，说：“晋王仁厚，守文之良王，且举棋不定则败，况储君乎？”唐太宗只好作罢，临终前，将辅佐李治的重任托与长孙无忌和褚遂良。

长孙无忌以回天之力促成李治继立，是为唐高宗。唐高宗即位后，立即拜长孙无忌为太尉，兼检校中书令，知尚书、门下二省事，长孙元忌辞去了知尚书省事，但仍任太尉同中书门下三品。唐高宗即位初年，实际执政的是长孙无忌。长孙无忌忠实执行唐太宗的遗训，继续推行贞观政治：贯彻均田今，社会经济进一步繁荣发展；贯彻以诗赋取士，增加进士科人选，扩大统治基础；亲自组织编写《唐律疏义》，并将之颁行全国，进一步完善了贞观法制；又平定了西突厥的叛乱，有力地维护了大唐王朝的统一；特别是恢复执行唐太宗晚年曾一度中断了的休养生息政策，终结了长期对高丽的战争，顺民情，得民心。唐高宗统治初年，即永徽年间，唐朝在政治、经济、文化、法律、军事各方面都比贞观时期有所发展，被封建史家誉为“永微之治”，常与“贞观之治”相提并论。这一成果的取得，有赖于长孙无忌的忠心辅佐，有赖于股肱大臣们的齐心协力，特别是受顾命之托的长孙无忌和褚遂良二人“悉心奉国，以天下安危自任”。唐高宗对二人也是格外尊重信赖，“恭己以听之”，尤其是长孙无忌，“以元舅辅政，凡有所言，上无不嘉纳”。

唐高宗一朝最大的政治事件，当属废立皇后之争，这不是单纯的妻妾之斗、后宫争宠，而是有着深刻政治背景的。长孙无忌是这一事件的主要参与者，这场斗争的结果，使他及其家族的命运发生了彻底的转变。

唐永徽元年(公元650年)，唐高宗立妃王氏为皇后，但王皇后无子无宠，萧淑妃不但生有一子，而且天资聪慧，深得高宗喜爱，为此，王皇后十分憎恨萧淑妃。唐高宗为太子时，唐太宗卧病，太子入侍，结识了唐太宗的才人武氏(武则天)，很喜欢她。太宗去世后，武才人随众宫女到感业寺做了尼姑，唐太宗祭日时，唐高宗去感业寺行香，遇到了武氏，二人相对而泣。王皇后闻知此事，暗中让武氏蓄发，劝唐高宗将其纳入后宫，想用武氏离间萧淑妃之宠。不久，武氏便备受宠幸，被封为昭仪，又为高宗生下一子，王皇后与萧淑妃同时失宠。武则天并不以昭仪之位为满足，还想当皇后，不惜掐死自己刚生下的女儿，以嫁祸于王皇后，迫使唐高宗要废王皇后，立自己为后。唐高宗要废王立武，在朝中引起轩然大波；以长孙无忌、褚遂良为代表的元老重臣们极力反对，以许敬宗、李义府为代表的一批臣僚则全力拥护，在元老重臣中只有李绩一人称病而不表态，经唐高宗再次询问，则以“此陛下家事，何必更问外人”的回答，给了实际上的支持。但长孙无忌是唐高宗的舅父，唐太宗顾托掌权之臣，所以，他的意见特别重要，开始，武则天幻想争取长孙无忌的同意和支持，但使尽种种伎俩拉拢，均遭严词拒绝，这才丢掉争取元老重臣支持的想法，下决心与这些“老朽”进行一场生死的搏斗。

武则天的父亲去世很早，所以，她同许多后妃不同，在外朝没有根基，要对付长孙无忌是不易的。于是，她就拉拢一些政治上失意、对长孙无忌等不满的人，让他们为自己说话、造舆论。许敬宗、李义府、崔义玄、袁公瑜等人就成了武则天的心腹。这些人，都是卑劣无耻之徒，但武则天急需有人为他办事说话，特别是表请唐高宗，立她为后，充当耳目，监视长孙无忌等人，也就无法顾忌了。

唐永徽六年(公元655年)，唐高宗终于不顾大臣们的冒死极谏，诏废王皇后和萧淑妃，册立武则天为皇后。因谏净，褚遂良等人被远贬蛮荒，武则天最忌恨长孙无忌，但他不同于褚遂良等，不但是佐命元勋，更是高宗的元舅，要将之搞垮，需要时机。唐显庆四年(公元659年)，在武则天的授意下，由许敬宗费尽心机，把长孙无忌编织进一桩朋党案，进行恶毒陷害。许敬宗借处理太子洗马韦季方和监察御史李巢朋党案之机，诬奏韦季方与长孙元忌构陷忠臣近戚，要使权归无忌，伺机谋反。唐高宗先是吃惊不信，继而伤心怀疑，命许敬宗再察，然后面对许敬宗足未出户编造的关于韦季方交待与长孙无忌谋反的供词，哭泣道：“舅若果尔，朕决不忍杀之，天下将谓朕何，后世将谓朕何！”许敬宗举汉文帝杀舅父薄昭，天下以为明主之例宽慰高宗，又引“当断不断，反受其乱”的古训，催促其下决心。唐高宗懦弱昏庸，竟然不与长孙无忌对质，就下诏削去了长孙无忌的太尉官职和封邑，流徙黔州，但准许按一品官供给饮食，算是对元舅的照顾，对当年为其争得帝位的报答。长孙无忌的儿子及宗族全被株连，或流或杀。三个月后，唐高宗又令许敬宗等人复合此案，许敬宗派大理正袁公瑜前往黔州，逼迫长孙无忌自杀。

唐高宗仁弱听话，是长孙无忌执意要立他为太子的主要原因，有讽刺意味的也正是这昏庸懦弱，最终致长孙无忌自己于死地。长孙无忌的结局冤屈而悲惨，但似乎又难以避免。他死保王皇后，反对立武则天，主要原因就是一个：王皇后出身名门，是西魏大将王思政的孙女，而武则天出身低微。不论王皇后，还是长孙无忌，都是一个多世纪以来掌握国家大权的关陇门阀士族的代表，他们关注的是关陇门阀的私利。长孙无忌在辅佐唐高宗时提拔了六名宰相，全部是周、隋大臣之后，关陇门阀成员。这种自魏晋以来门阀政治的残余状态与大唐帝国的繁荣发展是相舛的。

到唐高宗上元元年(公元674年)，追复长孙无忌官爵，令其孙长孙元翼袭封，唐文宗开成三年(公元838年)诏其裔孙钧为猗氏令。靠“浩荡皇恩”才得以为令，这与长孙无忌于唐初的显赫，怎可同日而语。故长孙氏虽然得到平反，但终究是衰落了。

长孙家族的兴衰，与中国中古时期社会历史的发展大势是一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