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氏当代儒家文化名人周桂钿自编学术年表

谱文整理

周桂钿 公元1943年2月15日，农历正月十一日，生于福建省长乐县（今为市）玉田镇阡仲村周厝里。父亲周生利（公元1919年生）母亲李雪娇（公元1923年生）。两个弟弟：光荣、爱民。一个妹妹：凤钗。

1949年8月17日，家乡解放。

1952年家乡创办阡仲小学，入学上一年级。当时校长兼教师是林长禄先生。他一个人给三个年级同时讲课，所谓复式教学。给一年级讲课，就布置二、三年级做练习。

1956年，考入大溪小学上高小。大溪小学（又称完小）校长是余泽怡先生，教学很认真，要求很严格，他单身，吸烟很多。要好的同学有高潮官、高兆荷、陈永杰、陈永灼、冯学松、冯国冰、卓元院、卓金平等。

1958年，考入新创办的长乐第四中学，上初中。当时没有校舍，寄宿的学生住在破庙里，在玉田村的民居的厅堂里上课。靠学生拉砖运瓦，建教室和宿舍，同学自己种菜，喂猪，改善伙食。当时新来的十位老师都是开创者。他们是陈如田、叶秋成、陈立中（我们班的三年班主任，工作很认真，字写得也很美）、林金水、王益凯、马亨旺、郑松轩、曾广饶，唯一的女老师是教音乐的黄佩华老师，还有一个管后勤的叫黄国炎先生。第一年干活多，上课很少，又到海岛（平潭县屿头岛）洗铁砂一个月。回校后就参加大炼钢铁。这三年，全社会经济极端困难，操场都挖了种地瓜和蔬菜。体育活动只有做广播操与打太极拳，大小球都没有人玩。很多同学浮肿。在苦难中，我写了三篇较长的“小说”。一篇是写洗铁砂的，名《海岛一个月》，一万多字；一篇是评论公社化运动的，不太像小说；还有一篇是写《老鼠王国的故事》，大概可以归入童话。前两篇在文革中烧掉，怕被误认为有政治问题，那是人人自危的时代。要好同学有陈学举、张宝升（后在长乐华侨中学教学，改了姓名）、王发钜、郑银官等。

1961年，初中毕业，考入长乐第一中学。四中毕业生139名，到长乐一中上学的只有14名。在一中，我们这个班三年换了三位班主任，最后一年的班主任是李学淦老师。校长是陈竹老师。教我们语文课的是毛起珠和何可𪸩俩老师。我开始投稿，《老鼠王国的故事》与《郑唐的故事》，都投过，没有被采用。对中学课本介绍达尔文的进化论也写过质疑文章，课本说生物变异很多，经过选择，才遗传下来。也就是说现有的所有生物形态都是选择的结果。我认为无法证明五个指头就比六个指头好，变异也不是没有规律的，指头不是有过若干根，最后选择了五根。人的肤色开始五颜六色，经过自然选择了黄、白、黑三色。为什么绿色就要被淘汰呢？植物也应该五颜六色，最后选择了绿色。自然界为什么有这样的选择？矛盾内因与外因相互作用的结果，只讲自然选择，说不清楚。均未能得以发表。只有一篇散文《水》和短诗《弯弯镰》在《闽侯报》上发表。三年中，我一直任班长。最后一年，林著建任共青团支书，学习委员是张伟志和陈其淦，文体委员是陈国榕和邹连波（邹广宇），卫生委员王如意，生活委员陈明和陈爱华，劳动和保卫委员陈武棋。要好的同学还有王瑞霖（2004年10月13日逝世）、林衍利、陈和康、陈瑞香、姚诗殷等。初中时对文学感兴趣，高中时对政治特别热情，因为文理各科都是好成绩，就选择了哲学专业，因为哲学是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概括和总结。这既是与时俱进，又是跟着感觉走。后来才知道自己对这些都还相当盲目。不过，至今对于选择哲学专业并不后悔。

1964年，高中毕业，报考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志愿上说：“有志于为国为民的政治，兴趣于激浊扬清的文学。”上了大学，情况大变。从南方到北方，从农村到大城市，生活习惯变化很大，从热到冷，以大米与地瓜为主食，改为以玉米与面粉为主食，蔬菜也变得非常单调，冬天只有萝卜、土豆和白菜。好在在饥饿中度过几年，就容易适应这种变化了。而且每天都可以吃到肉蛋之类，生活有了明显提高。第一学期，肖明老师讲马克思主义哲学，还有形式逻辑、中共党史、政治经济学等课程。毛泽东在杭州讲话提到哲学工作者要到农村滚一身泥巴，要走出课堂，要以社会为工厂。这对哲学界产生很大影响，对我们影响更大。

1965年，大一的第二学期，为了响应毛主席在杭州讲话中关于哲学教学改革（“哲学要走出课堂”，“要下乡滚一身泥巴”，“要以社会为工厂”等）的号召，我们班到北京第一机床厂搞半工半读，一周劳动，一周学习。当时北京第一机床厂的厂长是叶选平，与中国人民大学的吴玉章校长有亲戚关系，所以我们到那里劳动。学习内容主要是毛泽东的《实践论》与《矛盾论》以及《论持久战》和艾思奇主编的《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等著作。李秀林老师主讲，主要自己看书，定期讨论，各位老师也参加讨论。跟我们一起去的老师有萧前、李秀林、张懋泽、许启贤、戴知贤、顾兆纯等六位。同时去的还有工业经济系的一个班。两个班轮流下工厂。这一学期的劳动，使我们对城市工业有所了解，虽然还很肤浅。同学们都将自己的体会结合理论学习写成短文。一些好的文章，由老师推荐发表。全班40位同学，这一年发表了文章30多篇，其中有我的一篇《少而精》，发表在《北京日报》1965年7月20日上。下半年，我们又回到学校上课学习。

1966年3月全班到北京郊区海淀区苏家坨公社前砂涧大队劳动并学习。当时是打砖坯，用来盖房子，我们吃住都在农民家中。房子盖了一半，文化大革命的风刮到乡下，我们也开始贴大字报，接着，大家就都回到校内，住在六处平房。开始了历时四年文化大革命。我们班课堂教学只有两个学期，半工半读两学期，原定我们哲学专业要上33门课，结果只上了16门课。没有上过一节中国哲学史的课，只上过一次西方哲学史的课，是苗力田先生讲授的。年底，吴玉章校长逝世，享寿88岁。

1970年2月11日，农历庚戌正月初六日，和高锦秋结婚。7月毕业，学制要缩短，我们却延长了一年。参加了不少劳动与政治运动。有一段时间校内武斗，我借阅《资治通鉴》，时间很多，看得非常仔细，最大收获就是看书过程中系统了解中国历史，同时学习了古汉语。这使我以后考研究生时古汉语考得92.5分，是同期考试的最高分。运动后期，由军宣队办学习班，每天坐着讨论，不让各系同学之间串连，夏天也不让出去游泳。到毕业后，很多同学都不知道分配到什么地方去。六年的大学生活，不是美满的，却是记忆深刻的。我对每个同学都有很深的感情，是在患难中培养的。毕业以后，交往比较多的有陈升、郭绍明、李德顺、李崇富、王继宣、郭广升、张祥浩、侯成亚、高文淑、田晓旭、王振勋、杨建平等，有的是由于专业相同或相近，有的由于地域关系。还有几位同学，毕业后从来没有见过面。

8月3日，离开北京，分配到河北省邯郸地区魏县工作。四个大学生（我和何绍改以及家在当地的两名大学生）到小北关插队。主要在梨园干活。半年后，各奔东西，我到北代固村等地当工作队，最后到魏县中学任教五年，担任政治课和历史课教学。当时有很多好学生，由于社会环境，埋没了他们，印象最深的有郭海清，他考上北京大学化学系，后到日本留学，回国后在北大任教。还有刘相岭、武士英和苗秀旺等。由于反对封资修，当时书店没有古代的和外国的书，只有红宝书。当时提倡读马列的六本书，让我给全校教师讲《反杜林论》和《自然辩证法》，我认真看了，深入思考，然后讲解。等于促进自己学习。后来搞批儒评法，书店里多了一点古代法家的书，我买了《荀子》与《论衡》。让我给全县教师讲儒法斗争，我自然要认真看这两本书。这为我以后研究王充哲学做了准备。魏县中学在县城，同期来此插队的有北京、天津、上海等城市来的大学生四十多人，分散在全县各公社，经常到魏中来找我聊天，纵论天下古今，互相启发，有利于提高思维水平。还有一位忘年交李仲毅同志，他是解放初参加革命的老干部，从定了工资以后，一直只降不升，到魏县时月薪57元。让他管小火车站仓库，进口最多的是盐，出口最多的是葱。他自己下面条，走几里地到市场上买几棵葱和一小包盐回来，别人见了都无法理解，谁也不怀疑他虚假。这是我认识的共产党干部中最廉洁、最正直的一员。

11月14日，农历庚戌十月十六日，女儿周密出生。

1973年10月29日，农历癸丑年十月初四日，儿子周耕出生。

1977年调到河北医学院邯郸分院任哲学课教学。第一次讲课结束，就有学生干部写一纸条给我所在的教研室，说是喜欢我这样的教师。在北京上学，思考哲学理论比较深入，又经过讨论，概念范畴比较明确。在北方农村又生活几年，结合南方农村，颇多新体会，又有真认识。一段曲折经历，几年反复思考，都为讲课打下基础。

1978年，锦秋被汽车撞伤，我到北京护理，同时报考了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的研究生，10月录取在哲学系，师从钟肇鹏先生，专攻中国哲学史专业。论文题目定为王充哲学思想研究。同专业的同学有王生平、王卡、王葆玹、姜国柱、何成轩、钮福铭和我共七名，导师有容肇祖、王明、谈壮飞、陈克明和钟肇鹏五位。进行分工，钟先生指导我和王生平，容先生指导姜国柱，王明指导王卡和钮福铭，钮后中途退学。谈先生指导王葆玹，陈先生指导何成轩。

1979年，与王生平合作的论文《王充反孔吗？》在《光明日报》1月11日上发表，责任编辑是张义德。10月10日在山西太原召开中国哲学史会议，有冯友兰、金景芳、任继愈、石峻、冯契等全国各省代表参加。我作为硕士生带论文《王充天论的哲学意义》参加会议。（此论文后来收入《中国哲学史论》山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4月出版。）会议中间的14日参观晋祠、崇善寺和吕祖庙。小组讨论时，冯契先生发言说他喜欢庄子，写辞条时想给庄子写几句好话，结果一句也没有写出来。这对我触动很大，为什么很喜欢却又只好批评一通呢？17日会议闭幕，宣布成立中国哲学史学会全国理事会，张岱年先生被推举为首任会长。19日到大同参观上、下华严寺、九龙壁、云冈石窟。

1980年5月22日我到张岱年先生家，他主动给我的论文《王充天论的哲学意义》写下这样的评语：“这篇文章写得很好，对于两汉天文学和王充的天文学说作了较深的研究，对于王充天文学说的优缺点进行了分析，论证详明，文笔流畅。希望作者更前进一步，对两汉天文学与哲学的关系作出更广泛的研究。张岱年80，5，22。” 张岱年先生明确表示支持，对于本论文收入论文集起了很大作用。先生的忠直风格，令人佩服！因心包炎病从6月16日到10月8日住在永定路医院115天。

1981年1月，《王充是气（元气）一元论者吗？》在《人民日报》1月26日上发表。学术界普遍认为王充是气一元论者或元气一元论者，我根据王充在《状留》篇中说“元气所在，在生不在枯。”说明植物枯后就没有元气，人死后也没有元气。所以不能用元气来作为哲学的最高范畴。同样他讲人禀气于天，天地合气，产生万物，也说明天地比气更根本。也不能用气作为最高范畴。关于“万物之生，皆禀元气”，“ 天地，含气之自然也。”我都作出解释。结论：天地是气的本原。元气只是气的一种。本文是钟先生推荐发表的。《人民日报》2月19日发表吴光的文章《王充是唯物主义的元气自然论者》。我读后就写了辩论的文章，报社编辑不让发表。后来，我将这些未能发表的意见，在论文出版时，都补充到论文中去。3月5日，我又在《光明日报》上发表《王充的元气论》，进一步论证自己的观点，并没有反驳吴光的观点。此文中没有点名地批评冯友兰对王充的“禀”字的片面理解。

在天津的一些杂志上发表了一些关于北京故宫中有宫女鬼魂出现的文章，我不相信，特意到故宫去调查，故宫办公室的李英基同志接待我，他以几方面的事实否定了这种说法：明清两代的所有记载中没有这一方面的记载；故宫大殿下午四点后就全部关闭，没有人能够进去，谁也看不到大殿中的动静；社会上传闻纷纷，故宫中所有工作人员都不知道此事。显然是外面的人炒作误传的，没有任何根据。我将调查结果写成文章寄给《科普创作》，该刊将我文章中有关理论内容去掉，只用读者来信的方式发表简单的事实，题为《探索什么样的“未知世界”？》于第六期发表。不久，有一理论文章发表，显然采用了我提出的一些理论。我当时觉得没有必要去计较这些问题。其中有一编辑要我写文章批评自然博物馆的周国兴的关于湘西野人的文章，我读了那篇文章，觉得内容没有什么可以批评的，就没有写。由此我觉得这一行不太光明正大，就不想涉足。至今，周国兴也不知道有此一事。后来有人批评他，水平也不高。

在《科学爱好者》第四期发表《太阳初升时为什么看起来大些？》。这一时期，我的文章题目用问号的较多。

4月28日心包炎复发住进北医三院。6月15日从北医三院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参加硕士论文答辩。王明先生任答辩主席，委员有陈克明、田昌五、衷尔钜和钟先生。辛冠洁不是委员，也提了三个大问题。因为是第一个答辩（此前有洪汉鼎提前答辩），带有观摩性质，参加的人有二三十人，当时任哲学所长的邢贲思也在场。《王充哲学思想新探》五票全部通过答辩。研究生三年中两次因心包炎病住院，共约半年时间。答辩时已经公开发表六篇文章。9月21日在历史博物馆召开毕业典礼大会，会后到馆外北边照毕业相。当时有邓力群、严济慈等参加。11月到北京师范大学哲学系任教。职称是助教。本科只有一个专业，没有研究生。任家麟、魏德俊两位老教师和我，三人只讲一门课，每周三小时。

1982年，郑万耕从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研究生毕业，也分配到这里。我们四个教师共讲一门课。魏任总支书记，基本不讲课，有时讲近代哲学部分。还是三人一课，工作量很少。从事研究的时间是很多的。当时我住在马神庙航天部的住宅，筒子楼两间。骑自行车到学校只要半小时。每周二上午讲课，下午学习政治，其他六天都在家看书研究学术。有一天看到《郑州大学学报》上发表冯憬远的文章，讲到汉代的唯物论思想，我有不同看法，就写了一篇《略论汉代宇宙观种种》寄去。这是打上门去的做法，对发表不抱太大希望。结果在该刊1982年第一期发表了。以后往返讨论，发表了几篇文章。我对郑州大学，对冯先生的印象都不错。后来，我们成了很好的朋友。还有类似情况，其结果却大不一样。我看到有人写《秦汉新道家略论》，其中将董仲舒也列入汉代新道家，因为他说：“天不变，道亦不变。”又说陆贾也是新道家，理由是他的《新语》第一篇名《道基》，就是以道为基础。又有无为的说法。我一一予以批驳。文章寄到湖北去，没有采用。这些观点，只好在别处发表。读了冯友兰先生在文化大革命中出版的《论孔丘》，觉得有问题，从头到尾是否定的，不符合一分为二的原理；他以前对孔子有所肯定，这里全盘否定，观点也不一贯；有的地方批判也很牵强附会。特别是在认识论方面。我就写了一篇《孔子的认识论就是唯心主义先验论吗？》。多年后，《湖湘评论》向我约稿，我就将此稿应付，于1993年发表在该刊第一期上，人民大学报刊复印资料也全文复印了。

1983年，3月30日搬家，住在丰台北大地三里七栋14号。后在此楼内搬了三次家，先搬2 号，再搬16号，19号。航天部分给我妻子的房子，两居室。乘公共汽车到学校需要一个半小时，路程二十公里。6月（1985年1月通知的）定为讲师。4月给《人民日报》编辑部寄去《是谁最早提出“知识就是力量”的？》，过了三个月，没有消息，又将此稿投给《北京日报》，7月25日的《北京日报》发表此文，而此前一周，于7月19日《人民日报》发表了署名“苏菲”的文章《王充最早提出“知为力”》，其内容正是拙稿的摘编。《王充气论思想》寄给一个刊物，退回。我再寄兰州的《社会科学》，该刊在第三期发表此文，而且放在第一篇。责任编辑是郑仲石。从此以后，我几乎每年寄一篇文章给这个刊物，直到1997年。11月24日，到柳州参加全国柳宗元哲学思想讨论会，12月3日闭幕。我的论文《柳宗元天论研究》（与郭绍明合作，后在《中国社会科学》发表，责任编辑是何祚榕），会中参观柳侯祠，会后到芦笛岩、七星岩、阳朔游览。

1984年，春节出去拜年，跟同行谈话中发现，现在需要深入研究一些具体的学术问题，不宜泛谈。只有在具体研究的基础上才能再作综合研究。于是，写了一篇《试析中国哲学史的研究进程》，在《光明日报》3月26日上发表。第一本学术专著《王充哲学思想新探》在河北人民出版社出版。胡素卿老师告诉我说，河北人民出版社想出一些质量高的学术著作。我就将书稿给它寄去，并附一信，说明此书一些内容已经在《光明日报》上发表，有些内容得到张岱年先生的赞扬。不久收到河北人民出版社编辑许爱仙同志的回信，说如果这些都是真的话，就可以纳入出版规划。我就将张先生的信和在报上发表的文章复印件给她寄去。她回信说可以列入明年出版规划。这是八二年的事情。八三年没有出书。我就写信追问。回信说，内部调整，书稿交给新分到社里的李保平负责。出版的时候，责任编辑是李保平。李后来当了社长兼主编。有一天，张岱年先生告诉我，江西人民出版社的蒋佩明编辑送来《中国一百个哲学家》书稿，原来有主编，邀请一些专家进行评审，没有通过。有人建议请张岱年先生担任主编，所以责任编辑蒋女士就给送来了。张岱年先生计划请四位年青人帮助审稿。我分到25个哲学家的稿子。原稿多是一般说法，没有太多创新处。有的原稿正确，却被原主编改错了。例如向王弼提出有无问题的是裴徽，原主编把他改为裴𬱟。王弼死于公元249年，裴𬱟生于公元267年。王弼死后十八年，裴𬱟才出生，怎么能当面问话。后来因为有两位没有参预，把剩下的又分给我十几个哲学家的稿件。搞了几个月，全部交稿。张岱年先生曾说不愿意当挂名主编，要当主编，就要从头到尾仔细看一遍。后来张岱年先生给我写了封信，说这次主编这本书，“费尽心力”。过了几年出版时，“出版说明”将我列入“热情帮助”的八同志之一。蒋佩明欣赏我撰写的《陆贾》和《王符》，特意到丰台访问我，当时我家在丰台。

1985年，这一年有两件大喜事：一是美国王安研究院汉学研究奖助金，全国十二名，我是其中之一。师大还有林崇德。二是校长破格提我为副教授，理论口三个单位（哲学系、经济系和马列所）只有我一个人。与此同时，中文系王富仁也提了副教授，还有林崇德、陈木法、陆善镇等六名破格提教授。后来，陆善镇还当了一届校长。破格很难，过了一年，到7月才正式批准通过。

五月，我带助教进修班的几十名到福建考察五十天，从福州到泉州、厦门。回来后，我写了一篇《闽行随想》，发表在《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的《未定稿》第22期上。

1986年 全年无课。这一年集中力量研究董仲舒思想。2月7日，正式成为中国共产党的一名党员。3月16日，李秀林老师逝世，享年55岁。我在人民大学时受到他的思想影响最大。李秀林老师主编《辩证唯物主义原理》是很辛苦的，因为是教研室合作的，各写一部分，风格、思路都不一致，主编如何弥合？有的水平与认真都不够，不用，有意见，用又大改，也有意见。弥合工作比自己写要困难许多。合作的真正主编作了许多牺牲，别人还有许多不满意。师娘告诉我，李秀林老师每天晚上加班到十二点，喝一瓶牛奶睡觉。有一天，我去拜访，师娘开门，见是我。她说，别人来，我就告诉他不在家。他在里屋正忙着改稿呢！说着带我到里屋见他。白天黑夜如此忙，脑力劳动者怎么能这样，铁打的身体也承受不了。为什么这么忙？这么累？一方面能者多劳。另一方面不会自我保护。有人说他因为吸烟。李德顺反驳说，开放以后，死了五个人，前面四个（范、丁、秦、X）都不吸烟。这该如何解释呢？社会上流传说李秀林说过“教授不如长寿”。他水平在那里，根本不为职称发愁。是另外一位教师说的，因为他名气大，就安到他的头上。李秀林老师的逝世，对我们震动很大，对我的教训最大的，就是不要在本单位搞合作研究当主编。主编是非常复杂的，有的主编，吃力不讨好，累死人。挂名主编，有虚名，也有骂名。我不适合主编工作。其次，警示我要注意劳逸结合。我两次住院的教训，再加上李老师的英年早逝，真正认识到身体的重要性。每天平均工作两小时，保证定稿一页四五百字。九十年代以后，内外环境有变化，时多时少，不能稳定。

5月29日，王安研究院院长到北京师范大学来，我和林崇德参加座谈。院长问我为什么研究董仲舒？我说在中国历史上影响最大有三个哲学家：孔子、董仲舒、朱熹。研究孔子和朱熹的很多，董仲舒研究者很少。另外，影响中国历史两千年的董仲舒，否定的多，有什么值得肯定的内容，没有引起学术界的充分注意。因此，我要研究他为什么有那么大的影响以及合理因素。6月22-25日，在西山宾馆参加中国哲学史上的人的价值学术讨论会。张岱年、张恒寿、石峻、余敦康等出席，还有日本筑波大学的高桥进教授和他的学生正在中山大学留学的佐藤贡悦。9月21-26日到石家庄参加董仲舒哲学思想学术讨论会，张岱年、张恒寿等三十余位学者出席。

1987年，发表与董仲舒有关的文章多篇。值得一提的是，我写了一篇文章，与庞朴先生商榷。庞朴先生在《儒家辩证法研究》（中华书局，1984年）中说儒家的仁是爱人，义是杀人，仁义是一对矛盾。他还认为董仲舒讲仁义及其关系，在训诂学上，“闹了一个大笑话”。我花了一个月的时间，深入研究这个问题，发现董仲舒没有闹笑话，闹笑话的倒应该是庞先生自己。批评的语气也很尖锐。先发表在《孔子研究》第二期上，后又收入《董学探微》。从此以后，我与庞先生成了忘年交，他是我很佩服的一流学者，我们还在撰写《中国儒学》时合作过。5月25日，参加在定州召开的中国国际文化传播中心华北总部会议。27日我乘车去衡水，找肖功炳（在人民大学时的学长）帮忙，到河北景县、枣强县、故城县考察董仲舒故里，收获很大，内容都在《董学探微》中。6月23日-7月1日，出发到兰州参加王符学术思想讨论会，认识刘文英、罗传芳、黄开国等人。会议其间，我被校内选为教研室主任，学校优秀共产党员。

顾明远委托我参加中华孔子研究所在济宁召开的第二届年会，所长张岱年先生提出批判继承、综合创新的口号。我发言题目《“生而知之”新解》。参观三孔、四孟，游览济宁古迹：太白楼、铁塔、公园、运河古道。这次会议认识一批人，与诗人邹荻帆在孟庙合影。加拿大的余景山七十多岁，十多次上黄山。还认识了赵馥洁、赵吉惠、夏乃儒、柯远扬、孔繁银、杨子彬、王世舜、孔令昭等。

1988年，2月29日开始，到故宫博物院讲课一个学期。学生二百多人，有关琪、葛爱萍、祖莪、姜德平、王建新、董志霜、张理萌、闫红彬，后来他们与我还有联系。还认识了篆刻家王玉书，我的赠书章就是请他刻的。通过他们，我得到刘炳森的墨宝《兰风》。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了我的专著《天地奥秘的探索历程》。刘文英教授在1989年《哲学研究》第5期上发表《别具一格的认识史研究》，对此书作了充分肯定。但是，哲学界真懂科学的不多，懂中国古代科学的更少，有真正科学精神的更如凤毛麟爪。因此，此书影响不大。5月25-30日，在昌平县爱智山庄参加中国传统思维方式学术学术会。提供论文是《大一统思维方式的由来、发展与作用》，后收入《中国思维偏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

6月27-30日，再在爱智山庄参加中国哲学史上的人生哲学讨论会。9月15-19日到邯郸参加“全国第二届北朝史学术讨论会”，我的论文是《隋朝历法之争》。10月25日，庆祝石峻先生执教五十年，张岱年说：“兼通华梵，博贯古今。”任继愈说：“坐拥石渠八千卷，出入陈蔡五十年。”

1989年，以“金田”笔名，在科技日报发表一系列文章：《郑和航海的历史意义》、《奸富最下》、《从宏观看五四运动》、《书不纯美》、《信反为过，诞反为功》。在《师大周报》也连发几篇文章：《地理环境是中国落后的原因吗？》、《大一统是中国落后的原因吗？》、《浑天说与地心说比较》。都是针对《河殇》电视片的观点，提出批驳。实际上又都是关于中西比较的问题。2月9日到山东烟台，见到姜代晓和王治林等同学。再到莱阳，给函授生讲课。一起的有刘继岳、施建忠、周启迪等。3月18日，请张岱年、石峻、方立天、齐振海、杨寿堪、于凤梧、杨百顺评审中国哲学史硕士点问题，全票通过。张岱年先生说这是全国中青年最强的中国哲学史点。5月9-12日，在北大召开海峡两岸纪念五四运动七十周年学术讨论会。台湾代表团以龚鹏程任团长。北大学生正在罢课游行。我提交的论文是《从宏观考察五四运动》。

《董学探微》由师大出版社出版。这是获得美国王安电脑公司汉学研究奖助金的项目。奖金一千美元。全国获得首届奖助金者12名，在北京师大只有我和林崇德。此书在1985与1986两年写成。此书后来得教育部两次大奖，在学术界评价较高。封面是该书责任编辑请启功题的。出书以后，我托当时任学校办公室主任的刘友渔同志送启功先生一册，并希望写两句董仲舒的话：“正其道不谋其利，修其理不急其功。”刘友渔为我实现了这一愿望。在农村读物出版社出版一本署“金田”笔名的《最新竞争艺术——不公平竞争》。这是在1989年学潮时，编辑任鹤找我写的，从约稿到见书，大约半年时间。

1990年，整理中国哲学史讲义，以《中国传统哲学》书名出版。后被师大评为学校优秀教材，又被韩国翻译出版，以后不断重印、再版。

这一年又研究两个问题：一是对于《庄子》哲学的看法，所有教材都说庄子是唯心主义的宇宙观，相对主义的方法论，不可知论的认识论，悲观厌世的人生观，没有一句肯定的话。而鲁迅、闻一多、顾颉刚、张岱年、冯契都对庄子非常推崇。这种反差，如何解释？我研究认为是用西方的哲学模式来剪裁中国哲学的结果。文章发于香港《法言》，题为《褒贬〈庄子〉议》。一是研究（考辨）王充的生平，主要针对徐复观的《王充论考》。徐先生认为范晔《后汉书·王充传》是不可信的，说王充没有到过京师洛阳，没有进过太学，也没有师从班彪，也不能算是孝子，肃宗也不可能公车征他，如果征，他也不会不去，等等。我一一加以讨论，认为本传所载都可以从《论衡》中找到旁证。此文发表于台湾东海大学的《中国文化月刊》129期。后又收入湖北人民出版社1997年7月出版的《徐得观与中国文化》论文集。香港有一学者叫赵汝明，来信中说徐先生的《两汉思想史》是经典著作，我的观念认为经典是没有错误的权威著作，而徐作有不妥之处。于是我去信说自己不敢苟同的意思。对方来信说要与我“论学”，似有挑战的意思。促使我花了一个月时间，写出《王充生平考辨——兼评徐复观〈王充论考〉》。10月14-28日到福建参加朱子学国际学术讨论会，见到陈荣捷、刘述先、李威熊、金彦钟、李楠永、蔡尚思等国内外学者。我提交的论文是《朱熹的宇宙论与天文观》。会后又写一篇《朱熹是思想家，不是天文学家》，主要针对一些论著对朱熹天文学水平评价过高。会议组织参观朱熹墓时，下着小雨，陈荣捷先生上山跪在朱熹墓前，他说一辈子只拜过两个人：父亲与朱子。

1991年，这是生活非常丰富的一年。3月5-12日，我和杨寿堪一起从北京过上海到日本九州大学讲学。我的讲题是《中国哲学之我见》。后登载于日本九州大学的《中国哲学论集》上。主要观点认为中国哲学是深刻的、丰富的、复杂的、模糊的。其中讲到庄子与王充都很穷，哲学水平不可谓不高。现代中国知识分子虽然也比较穷，水平也不低。参观了一些地方，印象比较深的是福冈博物馆中的金印，那是一百多年前发现的，发现地辟为金印公园。金印是东汉光武皇帝送给当时日本委奴国王的，上写“汉委奴国王”五个字。边长一寸多。这是与土德对应的数“五”有关系。这是我第一次出国，还第一次欣赏了日本盛开的樱花。从中进行联系的是李凤全，他是张立文的硕士生，在日本九州大学留学读博士课程。6月19日，中国社会科学院授予二十五人为“做出突出贡献的硕士、博士学位获得者”称号，我是其中之一。参加刘乃和任会长的中国历史文献研究会，交了一篇论文《黄晖引文错误与〈调燮类编〉作者的考辨》。这是花时间最长，文章篇幅最短的一篇文章。刘乃和先生评价颇高。8月5日，花两周时间写成《退溪求退评析》，稿寄韩国金彦钟收，刊登于（韩国）《退溪学报》上。

8月19日，苏联戈尔巴乔夫下台。8月27-31日参加在烟台召开的《中国哲学与中华民族精神》学术讨论会。有人提出中国的落后是因为中华民族精神有问题，具体说就是孔子儒学的问题。我说，在同样的德意志民族精神之下，为什么西德比东德先进？台湾海峡两岸，经济发展也不平衡。用民族精神说明落后，理由不充分。孔子儒学产生于两千多年前，中国也出现过汉唐盛世。黑格尔关于世界文明中心转移的说法，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常有盛衰变化，从世界历史宏观角度来考察，用民族精神决定论来解释落后是有困难的。9月27日，在国子监纪念孔子的会议，有张岱年、赵光贤、钟肇鹏、石峻等二十多人参加。我问张先生：“学术界有人想将您也列入当代新儒家。您有什么看法？”张先生大声说：“我不是新儒家！”又指着我说：“你也不是新儒家！”我说：“我们都是用马克思主义观点方法来研究儒家思想，并不是新儒家。也象宗教研究者不是宗教信徒那样。”张先生同意我的意见，只说了一声“是”。赵光贤先生说：“毛泽东提出的优待俘虏，是继承孔子儒家的仁爱思想。马克思著作中找不到这种思想。”

1992年4月12-15日，参加祝贺容肇祖先生九十五华诞暨明代思想史学术讨论会。九十岁的钟敬文先生和张岱年先生都到场祝贺。我提交论文是《明末到清初的思想转变》。参观红螺寺。6月11日，寿江、魏敦友、李晓光、鲁路四名硕士生通过答辩。寿江是我的第一名硕士生。6月25日乘火车到四川德阳参加“儒学及其现代意义国际学术讨论会”，这是我第一次入川，也是第一个在大会上发言。发言内容讲董仲舒的儒学思想。这个会上认识美籍华人吴述圃女士及其父吴剑雄先生。后来，吴述圃回美国写游记发表，还提到我在日本的讲学中的一段话。参观了广汉博物馆和三星堆遗址，观看当地孔庙的祭孔子表演。7月1日到成都，见到杨建平、侯成亚、邓树泉、黄开国，游览了都江堰、二王庙、青羊宫、武侯祠、杜甫草堂、望江楼等， 4日到重庆，参观白公馆、渣滓洞、红岩村等。5日乘船游三峡，同行有石峻、乔长路等老先生，还有李存山。8日到达武汉。郭齐勇接待。8月21日广西教育出版社蒙子良来电话，要求将十大改革家的作者简况寄给他。孙长江老师要去美国，写信给蒙，委托我代办十大改革家的组稿工作。孙答应将全部主编费给我。我定了传主，相应约请了张祥浩、李存山、陈升、陈静、吴锋、施建忠、隋淑芬、宋德宣等人，有几个是孙不认识的。后来，我写了改革家系列十本的总序，送给孙看，孙寄给出版社。10月14日到鹫峰山庄参加评审萧万源主编的《中国少数民族哲学史》，大家认为这是有开创性的，过去研究的多是汉族哲学史，对少数民族研究不够。参观大觉寺。该寺大雄宝殿门上匾是“动静等观”，张岱年先生看到时连说：“动静等观。这个好！这个好！”动静等观，就是中国传统的阴阳平衡，既不同于“生命在于运动”的西方主动说，也不同于印度的主静说（坐禅和瑜伽功）。11月1日晚到张岱年家，张岱年先生谈到他与哲学界名人的关系，他说他的路子与冯友兰先生相同，重视占统治地位的哲学，差别在于冯重视唯心论，他重视唯物论。侯外庐则重视异端思想。任继愈研究儒学、佛教、道教，面很广，思想却很偏，说儒学是儒教，又说《庄子》外杂篇是自著的，而内篇是后学所著。并说我与他（张）的路子一致，认为我应该写文章跟陈鼓应辩论，否定《系辞》是道家的著作。12月9日，在北京图书馆参加易学讨论会，张政烺、张岱年、朱伯昆、李申、等参加，张岱年先生说自己对《易经》内容有95%弄不懂，朱伯昆说自己最多只能弄懂5%，并且说，就是开头四个字：“元亨利贞”，就不知道本意究竟是什么，后人有各种猜测。张政烺认为卦从数字来，殷商甲骨文中就有八卦重卦。意思是说重卦不是周文王所作。12月18日，到任继愈先生家，他认为冯友兰有概括能力，如说名家分“合同异”与“离坚白”。张岱年治学严谨，没有高度概括与通俗表达。冯与政治靠得太紧，后来九十岁时觉悟了，“朝闻道，夕死可也。”第七册（指《中国哲学史新编》修订本）就是觉悟的产物。侯外庐对马列主义了解比较多，中国哲学方面，书多，论少。12月30日，陈元晖想自办为社会开放的图书馆，地点张申府故居，图书由他与张岱年、张申府三家的藏书合起来。名称申府图书馆，他当馆长。申府女儿具体负责。陈元晖的想法很好，这个遗愿未能实现。日本有很多名人文库，值得中国仿效。

1993年6月6日星期天，我带周密和段灼参加游览白洋淀的活动，这是我第一次参加哲学系组织的郊游活动。以前都埋头研究学术，春游秋游都不参加。6月10日，我的教授职称通过评审。6月22日，给人民出版社送去《虚实之辨》清样和索引，并带张奇伟去，向出版社编辑推荐他的孟子研究书稿，后来出版书名是《亚圣精蕴》。韩国艺文书院翻译出版了《中国传统哲学》。8月2-7日到山东大学参加首届海峡两岸周易学术讨论会，我的论文题目是《〈系辞〉研究》。8月9-13日参加在国谊宾馆召开的第八届国际中国哲学会，我发言题目是《中国传统管理思想的现代意义》，引起广泛兴趣。11月11日，任继愈先生建议我读佛经和《道藏》以及《中国道教史》，此后，我经常留心佛教与道教的著作。12月7-13日与孙长江一起去海南参加“现代中国文化走向”国际学术研讨会。李慎之、龚育之、丁伟志、胡平等参加。这两年撰写学术论著达一百万字，是创作高峰期。

本文来源《自编六十岁学术年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