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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记——运用族谱对冼夫人进行研究，已不是新鲜事，许多史学专家已在这方面进行过很好的研究。但我发现有些运用族谱来研究冼夫人的史学专家，在进行这方面的研究时，忽略了族谱学中的许多重要理论，使用了族谱学中的许多已公认的可信度很低的史料，而抛弃族谱学中有真实价值的史料，至使许多隋唐的本地历史得不到真实的反映。现我把这些问题提出来和大家一起探讨。
前 言
冼夫人是古高凉人，冼姓在南北朝至隋间是粤西的巨族大姓，现粤西冼姓主要集中在广东省高州市的东北部和广东省的吴川市。据他们的族谱记载，他们都说自己在唐代来自于福建省莆田珠玑巷，没有一地的冼姓族谱说自己是古高凉土生土长的。
据我对粤西族谱的调查，粤西的族谱，没有一本说自己是土生土长的，其大体情形是这样：迁来粤西的时间上限是宋代，明代是多数，迁来的地点或说是福建省，或说是南雄玑珠巷……就是没有说是隋唐间的本地土豪大族。
再看看粤西外的珠江三角洲地区，其情形亦与粤西差不多，宋之前的土著豪族亦找不到踪影。就是那里的蛋民族谱亦说自己是来自于南雄珠玑巷，还笑别人从珠玑巷南下时不像他们那样有船坐，要赶路，因而走到小脚趾分叉，而他们没有。（王鹤鸣、马远良、王世伟主编，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中国谱牒研究》中的刘志伟的《附会、传说与历史真实——珠江三角洲族谱中宗族历史的叙事结构及其意义》一文）
广东省的是这样，如果把眼光再放广一些，去看省外广西的族谱，亦会发现，广西的情形与广东的相似。“农(侬)氏早在唐宋间即是壮族的大姓之一，称侬峒，人多势强。宋皇佑间，族人随其首领侬智高反宋，后为宋将狄青所败，改侬为农，农姓应为正牌壮人无疑，但在某些农氏家谱之中，竟有‘先祖随狄(青)自山东南来’之类的说法。农姓壮人先于狄青‘征蛮’而存在，何以后于狄青而南来?实在谬误离奇。韦姓亦是壮族大姓之一，遍居于桂西各地，然其家谱也和汉代的名将韩信攀亲，说韦姓出于韩信之后，因韩信被他人诬告谋反，为吕后所杀，其族人（或说韩子）出逃至广西落户，为求性命计，遂隐去韩字左边，取韦为姓。‘韦姓韩裔’之说谬误亦多，仅以人口繁衍之速度而言，若以韩信之一二后人，决无可能造成人口如此众多的韦姓壮人。其他如莫、黄等壮族大姓，早在唐宋时期，即分别掘起于桂西北、桂西南一带，人数众多，势力亦盛。然而在后代编就的莫、黄家谱中也多伪称其先祖为来自内地各省者。另外，据正史、野史、方志及家谱、族谱的记载，广西土司官中的岑氏、李氏、许氏、莫氏、黄氏等，竟无一家可列为土著壮人，这当然与史实相左。”（见范宏贵、顾有识编的《壮族论稿•汉人入桂及壮汉人口比例消长考略——兼论壮汉之互为同化》，广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5月第1版）
岭南是百越人的聚居地，岭南人之中，应有许多人是由古越族人汉化而来的，但两广难找出一本的族谱能反映上面这情况。为什么会出现以上这些情况呢？
一、全面地了解族谱的发展史
我们要找出岭南族谱出现以上情形的原因，就要先弄清族谱的发展史。
唐代以前，人们讲究门第，族谱的政治作用比较明显，选官、婚姻、人际交往都依据它。为了保证族谱的权威性，族谱由政府纂修，由政府设置专门的机构（谱局）保存，以备必要时查验。
族谱首次受到大的冲击是在唐代，这是因为庶族在唐朝的崛起和唐朝成熟的科举制度所致。
很长时间以来，崔、卢、王、谢是以前的大户，一直被列为一等。在唐初修订氏族志时，崔氏仍是第一，唐太宗看后很生气，认为崔姓早已衰弱，李氏贵为天子还怎还比不上崔姓？于是重修，李氏为第一，皇后望族长孙为第二，崔氏为第三。这一方面体现族谱在唐以前的权威性，其曾连皇帝亦不给面子；另一方面又体现出在唐代，族谱受到大的冲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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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以后，族谱的政治作用削弱。这是因为，自唐以来，官员的选拔越来越多地依据科举制，凭门第选官至宋已难以实现。而另一方面，宋代商贾崛起，对人们的婚姻和人际交往的观念产生很大的冲击。于是，族谱的政治作用不再突出，政府对族谱的管理亦随之放松，故宋代的族谱除了皇帝的家谱玉牒为政府所修、政府收藏之外，宋代以后的族谱均由私人修撰，政府不再干预，也不负责收藏保管，私家修谱遂自宋代兴起，经元、明的发展，至清朝中期达到鼎盛，入民国后仍延绵不断。
宋代兴起私家修族谱，族谱的政治作用被削弱的同时，封建士大夫的理学思想却在族谱中急增。这一来是宋代理学勃起，影响着社会文化的各个领域，族谱亦难“独善其身”；二来是大批士大夫，如苏轼、欧阳修和王安石等亦参与修族谱的行列中来，这促使士大夫的理学思想在族谱之中占了主导地位。故宋以后的族谱，封建理学思想很浓厚，在记录家族历史，纯洁家族血统的同时，用理学思想团结约束家族成员，用理学思想教育家族后人以及提高本家族在社会生活中的声望、地位的作用大大增强。
由族谱的发展史我们可知，唐以前私家不能著族谱，宋以后才可，而粤西的则更迟，在明清才较多出现。由此可知，粤西明清以后著的族谱有关宋以前的历史，大都是无谱可依的（因那时私家不能著家谱），他们大多不知自己家族隋唐以前的历史。故岭南族谱，其找寻祖先的上限最多只在宋，不能到唐，其有关隋唐的历史多是编者受理学等士大夫的思想影响而编的，历史的真实性很低。这是岭南族谱的一个普遍现象。
又由于宋之后的家谱的作用很大程度受理学思想的影响，是为了用理学思想来教育后人，是为了提高本家族在社会生活中的声望、地位的作用，又加上无政府监管。因此，各族人为达编族谱提高本家族在社会生活中的声望和地位这目的，编者在编造自己并不清楚的隋唐以前的历史时，便有了许多附会不当的东西。在民族这内容上，全说自己是中原华胄，这其中，有许多确是不了解自己的古越族历史的，但亦有些是了解而不愿说的。
不愿说自己的家族来源于隋唐时的古越族，其原因主要有以下二点。
第一，在思想文化上，古越人长期处于被压迫的状态，民族意识受到严重的扭曲，不自觉地产生对本民族的自悲感。
一直以年，封建王朝对古越族实行羁縻政策，这些官职均由古越族的豪酋担任，并得以世袭其位。但宋之后，随着汉人在古越族地区的人口增多，中央政府相继实行改土官为流官的统治政策，州县的长官多从外省调入。一般来说，在改土归流前，进入古越族地区的汉人基本上同化于古越族之中，最明显的例子便是南朝梁代的冯业一家，他的子孙冯盎至隋和杨广谈话时，已被杨广称作“蛮夷”，冯智戴在未央宫吟诗时，已被唐太宗称作“越”，（见《新唐书•冯盎传》）唐宰相许敬宗嫁女给冯子游时，已被认为嫁女给“蛮夷”（见《新唐书•许敬宗传》。改土归流后，入居的汉人亦有部分越化，但大的趋势是古越族人被汉化。这是因为，改土官为流官前，地方上的社会力量是越强汉弱，中央对古越族的征剿镇压，汉人所起的作用有限，很大程度上，这种征剿镇压是古越族人之间的争夺战，对越人的文化思想和风俗没有实质的冲击，只是另换一位首领罢了。改土官为流官后，地方上的社会力量已是汉强越弱了，中央对古越族的征剿镇压，很大程度上，是汉人对古越族人的征剿镇压，这对越人的文化思想和风俗有了实质性的冲击，古越人自此长期处于被压迫的状态，民族意识受到严重的扭曲。这在许多方面有很好的体现，例如，封建统治者在对古越人的种种称谓均一律加上犬旁，称古越人的语言为“鸟言兽语”，侮其人为“人如禽兽”，古越族的风俗习惯、文化特点，多被历代统治者斥为“伤风败俗”之东西。这严重阻碍了古越族人的民族意识的发展，使他们对本民族的文化产生隔阂，渐渐以自己民族的文化为耻，于是产生对本民族的自卑感，对封建思想产生仰慕之情。这为编造“遥遥华胄”家史提供了肥沃的土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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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在经济上，明代在体现经济地位的差役等方面的不平等，也是造成冼氏等许多岭南族谱出现以上情况的重要原因。
当时岭南汉人称民户，古越族人称军户，军户“承担的差役负担沉重，社会地位也相对低下，故明人一般以脱离军籍为幸。”（王鹤鸣、马远良、王世伟主编，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中国谱牒研究》中的刘志伟的《附会、传说与历史真实——珠江三角洲族谱中宗族历史的叙事结构及其意义》一文），这在广东省各地方志所记录的战争多有“狼猺兵”或“狼兵”可证。海南的苗族便是明代大陆苗兵的后裔。明代浙江一带有倭患，调去那里支援的军队却是千里之外的广西“狼兵”。这差役等体现经济地位的不平等，也使古越族人在族谱上不愿说自己是土著，因而说自己来自于“中原华胄”。
第三，在教育制度上，后来的封建统治者，严格规定岭南少数民族的子弟不得参加科举考试，从教育制度角度排诉岭南少数民族。于是，出于生存发展的需要，岭南古越人的上层人士便把自己的族谱依附于汉人编造的族谱上，以求获得科举入士的资格。这样，我们今天所能见到的岭南族谱几乎都说自己是“中原华胄”了。
在以上三方面的情形下，以提高自己家族的地位和声誉为目的，以“脱离军籍”为幸，以求获得科举入士资格的冼氏等岭南古越族后裔的族谱，编族谱者在编自己并不清楚，无谱可依的隋唐以前的历史时，在别人都编说自己来自于中原大族的情况下（这已是当时文人的积习），便说自己也是中原大族了。试想，当时哪村编本说自己是“人如禽兽”，没有科举资格的古越族后裔的族谱，那是多么羞愧之事。所以，对编族谱一事，要么便不编，要编就是“遥遥华胄”。这最终使岭南没一家的族谱说自己是古越族人，这是岭南族谱的一大通病。
当时的情形大致这样——在宋代，修族谱开禁，符合条件的达官显贵为提高本族的地位，私家修了族谱，如苏轼、欧阳修等人。一百几十年后，又有许多后起的苏姓、欧姓大族，其“发达”后，为使自己家族“合法化”，亦要修族谱，在并不清楚自己家史的情况下，在富人喜欢炫耀的虚荣心的作崇下，便与一些名人家族攀亲，已衰弱的名人家族无论承认与否，几十年后，这事便成事实。随着时间的推移，修族谱之风越来越盛，攀亲的人越来越多，就是弱势家族，为不被欺负，使自己“合法化”，亦加入名人后裔之后（如高州大坡谢氏等），这个雪球越滚越大，最后出现天下同姓者大多是宋之前历史名人的后裔的现象。如王姓大多与王安石有关，苏姓大多与苏轼有关，而周姓大多与周敦儒有关等等。而与这些名人同时代的千百万的人，似乎都绝了后。而事实上，这些人之中，许多并不是名人后裔，有不少实是汉化的古越人后裔。而没有现成族谱可攀亲的广东冼姓和广西农姓等岭南大姓，也曲曲折折地与中原华胄攀亲。冼姓说其来源于沈姓（其错误我下文有分析），没有族谱承认自己与隋朝俚族英雄冼夫人有关系；农姓不承认自己与北宋壮族英雄侬智高有关系，去掉单人旁说自己姓“农”不是姓“侬”，来自于山东，祖先是随耿青平定侬智高而来广西的；广西壮族大姓韦姓亦不甘心落后，说自己是汉名将韩信之后，避难到广西而去掉“韩”字一半改姓为韦。
其实，对族谱为了达到提高本家族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为“脱离军籍”，为求获得科举入士资格这目的而造假的现像，早在南宋末年，文天祥就很明确地指出过，其说家谱“凿凿精实，百无二三”。（见文天祥的《庐陵文丞相全集·卷八·跋李氏谱》），钱大昕亦说“宋元以后，私家之谱，不登于朝，于是支离傅会，纷纭踳驳，私造官阶，倒置年代，遥遥华胄，徒为有识者喷饭之助矣。” （见钱大昕的《潜研堂文集·卷二六·钜鹿姚氏族谱序》）谭其骧更是偏激，其在《湖南人由来考·近代湖南人之蛮族血统·长水集（上）》（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年）一书中亦不信湖南人没有土著民族的后裔，总是中原血统，认为族谱是“天下最不可信之文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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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我们用族谱来研究历史，尤其是有关宋以前的历史和家族内任官职的名人的问题，应批判地使用，严格甄别真伪，抛弃其不真实的，使用其真实的。但本地的冼夫人研究，许多人对冼氏的利用恰恰是弃其真实的东西，使用其不真实的东西，致使许多隋唐时代的历史问题得不到真实的反映。
二、珠江三角洲的冼氏族谱考——冼姓来源于沈子国？
珠江三角洲的冼氏族谱多说冼姓出自于沈姓，是一名沈汭的人秦末随赵佗来南越，定居南雄珠玑巷，然后在宋代由珠玑巷分居珠江三角洲各地。具体过程如《岭南冼氏宗谱》所说：“冼氏之先，盖出沈子国，亦周之苗裔。在秦，居真定郡（原注：今直隶正定府）。有名汭者，以义侠闻，为仇家所持，因秦法严，改今姓。始皇三十三年，遣赵佗将谪卒五十万人戍五岭，汭与佗同里，且有旧，往投其帐。至岭南，遂家焉。是为冼姓入粤之始。 …… 自是子孙蕃衍于岭南。有居广西者，不甚显著，今镇南关内有冼村，亦俨然一都会也。以广东为大宗，分为二支：居广州者为南海冼氏；居高州者为高凉冼氏。虽郡望不同，乃汭公之后。”
族谱中的这一内容，许多人研究冼夫人时，常以为然。殊不知这早已为谱牒学家所唾弃。
对此说法的批判，王兴瑞在其《冼夫人与冯氏家族》一书中这样否定它：“据我个人的见识所及，所谓沈汭之事，并未见于历史文献，疑为编者所杜撰。在过去封建社会里，杜撰族史以相炫耀，久成文人积习。尤其是岭南巨姓，为表明本族原为‘华夏贵胄’，源远流长，不同‘蛮族’，其族谱几无一不附会于中原的王侯世家，从中找个‘光荣’的祖宗。此谱编者，恐难免俗。其所以杜撰沈汭，想系冼、沈两字音、形相近之故。而且沈氏在古代中原为显姓，汉应劭，《风俗通•姓氏篇下》云：‘沈氏：周文王第十子蚺季，食采于沈，即汝南平舆沈亭是也。子孙以国为氏。’据此，自然可以说，‘洗氏之先，盖出沈子国，亦周之苗裔。’一点也不费力。”
另外，唐代刘恂的《岭南录异》的记述亦体现沈子国说不可信，该书有这样的一段记述，其云：“洗氏，高州保宁人。身长七尺，多智谋，有三人之力。两乳长二尺余，或冒热远行，两乳搭在肩上。秦末，五岭丧乱，洗氏点集军丁，固护乡里，蛮夷酋长不敢侵轶。及赵佗称王，遍霸岭南，洗氏乃赍军装物用二百担入觐，赵陀大慰悦，与之言时政及论兵法，智辩纵横，陀竟不能折， 委其治高梁。恩威振物，邻郡赖之。今南道多洗姓，多其枝流也。”《粤中见闻》亦有相似的记述，道光《广东通志》的编者认为此段记事“语既荒诞，事别无证”。但我认为，这种荒诞，是封建社会常见的对古代人物的形体所作的夸张造成的，并不奇怪。
从“秦末，五岭丧乱，洗氏点集军丁，固护乡里，蛮夷酋长不敢侵轶”一句可知，冼氏“入见”前，已是“点集军丁”的首领，早已是岭南的首领。
另又从文字显示此位冼夫人已是成年人，若沈子国之说成立，那在秦末，沈 不会有如此成年的女儿。
最后，从文字的内容来看，二人之前似乎也并未认识，其与赵佗的关系似乎并非是上级与下级的关系。钟万全先生把此冼夫人看作沈汭之妻，但欠妥。一者各地冼氏族谱所记沈汭之妻为董氏；二者我国历来没有西方以丈夫之姓作妻子之姓之风俗；三者此说未见别的文献有记载；四者二人似乎之前并不相识，也非上下级之关系，与沈汭和赵佗的关系不符。
凡此种种，都说明冼姓不是沈汭随赵佗征岭南而来，冼姓来源于沈子国之说不成立。而冼姓之所以说自己来自于沈子国，正是想追认隋唐以前的“帝王圣贤泽被后世，文章节义昭垂史册，为后儒仰宗”的古人为始祖的岭南族谱的通病。
三、冼氏族谱考
粤西的冼氏族谱以《广东吴川冼氏族谱》为代表，论及迁移过程，其与珠江三角洲的冼氏族谱不同，其不说自己是冼汭之后，而说自己是在唐代时来自于福建莆田珠玑巷。其族谱记载其祖先迁移的过程是这样的：始祖叫冼劲，本福建莆田珠玑巷人，唐太宗时出任南海县知县，任满后，冼劲“因桑梓情深，痛念先人庐墓在闽……遂偕夫人卢氏及次子、三子回闽居住”，而长子冼镇在唐高宗朝任广州参军，任满后居南海三山村，始为南海冼氏之始；唐玄宗时，冼镇的孙冼祥出任高州都司，任满后居高凉城，传了三代，冼祥的曾孙冼达乾在宋初迁石龙（今化州）北岸村，为化州冼氏始祖；明永乐间，冼达乾之第五代孙冼道明任高州府中军，明成化间，冼道明的长子冼印迁茂名雷洞，此为雷洞冼姓始祖；次子冼沃迁电白县旧院，四子冼镳迁信宜碗窑村；三子冼祁是郡庠生，迁吴川塘莲黎村，成为吴川冼姓始祖，冼祁的长子冼动是化州庠生，迁吴阳马兆村，立籍北五都四甲，次子冼静是国子监，迁米收村，此两人的子孙又再分迁冼村、独寿、下马和米冼等村居住。在清康熙戊午年（1678年），吴阳马兆等地的冼氏又迁廉江田头屋，遂溪平山洋、大埠头、九间屋、冼屋、后湖、北寨、竹叶塘和风朗，湛江北郊的南三麻弄、南二邓屋、南头塘、米粘新村、南灶窖、米稔下莫村和东海瓜杓岭等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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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说亦为一些冼夫人研究的学者所认同。要知“尽信书不如无书”。其实此说疑点颇多，“支离傅会，纷纭踳驳，私造官阶，倒置年代”之处不少，远不足信。
疑点一、粤西冼姓来自于福建？
粤西的冼氏族谱都说自己是来源于唐初的福建莆田珠玑巷，此说为一些冼夫人研究的学者所认同，但深入一研究，便发觉此说欠妥。
一，珠玑巷之说最早亦是在宋代才有，其不会早于五代时期，更不会出现在唐初，一般认为其得名于宋开封城的珠玑巷，即“而旧谓（河南）祥符（县）有珠玑巷，宋南渡时诸朝臣从驾入岭，至止南雄，不忘枌榆所自，亦号其地为珠玑巷，如汉之新颖，以志故乡之思也。”（见黄慈博的《珠玑巷民族南迁记》第72页，南雄县县志办公室翻印。1985年。未见原书，从司徒尚纪的《广东文化地理》）而粤西冼氏却说自己是来自初唐（唐太宗时期）的莆田珠玑巷，这是不可能之事，可见其不可信。况且，珠玑巷之事本身亦为史学界所质疑。
二、福建省自古至今都没冼姓大族的记载，冼姓在那里至今还是“游兵散勇”，且都是从广东迁去的，此亦可见此说不可靠。
鉴江流域的冼姓之所以说自己来自于福建省，这是因为鉴江流域大部份人的族谱都说自己是来自于中原华胄，自北方一站一站地迁移，最后一次迁移多是始自福建。因此，冼姓人亦跟随别人这样说，语外之意是自己也和别人一样是中原的华胄；不这样说，便被别人认为是土著居民，这是他们不愿面对的现实。所以，说冼姓来自于福建，与说冼姓来自于沈姓一样，都是不可信的，是岭南族谱“遥遥华胄”这通病的另一种表现方式，与沈子国说的本质是一样的。（我在此不就此冼劲与《广东考古辑要》所记的晋代的冼劲的关系展开讨论，因与我所要谈的内容关系不大。粤西冼姓族谱所说的冼劲极有可能是借晋代的冼劲而编造出来的。）
疑点二——化州冼氏是否来自于冼祥？
下面，我们来看看化州的冼姓是否是来自于《广东吴川冼氏族谱》所记的唐代冼劲曾孙冼镇的孙冼祥。按《广东吴川冼氏族谱》，冼祥于唐玄宗时任高州都司，任满后居高凉城，其子孙即是现茂名市各地的冼姓居民。此说亦为一些冼夫人研究的学者所认同。但我认为，此说疑点亦颇多，亦不足信。
一、粤西冼氏族谱说，冼祥在唐玄宗朝任高州都司，但是，唐武官职位中，没“都司”一职，“都司”乃是明朝才出现的官职。“明朝的军事建制比较特殊, 它没有采用前朝如《水浒传》中八十万禁军教头林冲所在的那种‘禁军’制，也没有采用更早时候的‘左、右军’或‘三军’那种军制形式。朱元璋创立了一种将屯田与防卫相兼的新军事体制，史称‘卫所’制。……卫所之上设都指挥使司，通称‘都司’；明初全国共设17个都司和3个行都司。”（见靳恩全的《铁岭历史与文化》。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明清时，省以下的武将官阶从上至下为：提督、总兵（镇台）、副将（协台）、参将、游击、都司、守备、千总、把总、外季（副把总），最底层的卫所的武官称千户或百户，“都司”在“守备”之上，“游击”之下，属中层武官。既然这样，焉有唐玄宗时的人（即冼祥）任明代武职之理？此外，就是在明代，高州府亦没设有都司一职。足见其正是钱大昕所说的“私造官阶，倒置年代”之事，并不可信。
二、查《高州府志•官职表》，并没冼祥其人，亦未见别的历史文献有记载。
三、该谱说冼祥之曾孙冼达乾于宋初由高州迁石龙（今化州）北岸村遂为化州冼氏始祖亦不合常理。古人早婚，寿命较短，一般90多岁即可四世同堂。而冼祥在盛唐玄宗朝到高州，历中唐、晚唐和后来的五代十六国时期而到宋，最少也有240多年，这240多年才传三代，难合常理。
由此可见，冼祥其人并不可信。粤西冼氏族谱说自己是唐玄宗时的高州都司冼祥之后，其本质是想说明自己是“品官之家”。他们为何要这样说，实有苦衷，我下面有这方面的分析。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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