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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氏名人] 文德翼传记文初探(人物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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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家姓秀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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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6-10-26 12:00:00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据《浙江通志》:文德翼,晚明“九江人,崇祯进士,为嘉兴推官。察吏精明,长于折狱。作兴士类,著述甚丰。”

P4292其生平事迹已无法详考。《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称其为德化人,《明清进士题名碑录索引》亦称其为德化人,崇祯7年进士。

P75明朝进士,籍贯有户籍、乡贯之分,江西德化当是其户籍。又,他的作品中多次出现“柴桑里人曰”,可知其乡贯为江西九江。《文渊阁四库全书》著录其《宋史存》2卷,另有《佣吹录首集》、《次集》,《读庄小言》,《雅似堂文集》、《诗集》存目。又据《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有《讼过录》1卷,可识《浙江通志》所言“察吏精明,长于折狱”等语不诬。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云:“德翼人品清逸,而学问未能精邃,所作《佣吹录》之类,大抵以饾饤为工,故诗文亦未能超诣。”

因此,文德翼的文学成就长期未引起学术界注意,检索中国学术期刊网,没有一篇相关研究论文,连研究晚明文学、史学的论文中,对他也鲜有提及。究其原因,一方面当然是作品本身所达到的艺术高度使然,但另一方面,笔者以为,也与其作品流传相关。除上文所提到已被著录的集子,据《四库禁毁书丛刊》,他还有《求是堂文集》18卷,该书为明末刻本,天津图书馆藏。然《贩书偶记》、《中国古籍善本书目》等相关目录学著作均未著录。唯施廷镛《清代禁毁书目题注/外一种》:“《求是堂文集》,明文翼德撰”,并有注:“曾见文德翼撰有《雅似堂文集》”。

P75此处,“文翼德”当为“文德翼”之误。

《求是堂文集》前无序,后无跋,相关目录学著作也没有著录,故无法考其刊刻与流传的详细情况,北京出版社《四库禁毁书丛刊》刊于集部第141册。该书的编排体例与其他明代文人别集一样,大致以文体分,包括序、募疏、论、传、记、书启、赋、赞、颂、铭、跋、祭文、墓志等,但不甚严密,如传分列卷十一和十二,就显得不够科学,亦不同于大部分明代文人别集把书启置于传、记等文学类作品之前。但对比《雅似堂文集》,编排次序大体一致,可以推测《求是堂文集》很可能也是作者自己所编,只是篇幅更大。从内容看,后者多记甲申之变与弘光年间事,可知其成集时间较晚,也是遭禁毁的主要原因。

文德翼传记文作品,《明文海》仅录《三良友传》1篇,

《三良友传》见《雅似堂文集》,此外,该文集中的传记文作品还有《朱守约先生小传》、《二淑媛传》、《甘蕉传》、《蚕民传》等,然其内容与艺术独创性都不高。如《三良友传》记陈其美、管九锡、赵万式三个与作者有交游的人,他们具有当时人所公认的好品质,如勤于学问,不务产业,为人孝慈,急人之难等,却都英年早逝,让人叹惋,故作者为之作传;《朱守约先生小传》记南昌朱试致力学问、为人刚直、孝事继母;《二淑媛传》记作者宗族中的两个女子,夫亡守节,善待夫家晚辈。从思想内容看,多为陈腐之见,不仅未有超出前人的地方,甚至与明后期思想解放、人性觉醒之时代大气候不合拍。文字多平铺直叙,偶有比较出色的片断,如《三良友传》中:

门屏以苇,命妇暖浊醪,围坐共论上古当时,剌剌不肯已。过者以为必有大竞不平之事,何声宏以大也。好山游,每浩然独往,恒言婚嫁毕,必着黄冠老死五岳间。或与余履屐交发,纵其所往,必握手把臂曰:“子少我十年,我死子必铭我。”

这段文字简约活泼,风光如画,人物的山林名士风度跃然纸上,可惜《雅似堂文集》中,这样的片断可谓绝无仅有。

总之,《雅似堂文集》中,传记文不仅数量少,思想、艺术方面的研究价值也极为有限。然而,在长期未获流传的《求是堂文集》中,却意外发现了数量不少的传记文,这些作品诞生于作者艺术技巧更趋成熟的后期,又经历了甲申之变,生灵涂炭,乾坤变色,血与火的洗礼,使之深深打上了时代的烙印。几百年后的今天读来,仍能感觉到扑面而来的腥风血雨,透过文字表层,可以触摸到作者饱含沉痛跳动的脉搏。

二

《求是堂文集》共有传记文18篇,另有《名宦传》、《人物传》,分别记录家乡九江10位名宦和4位名士的事迹。这些传记作品,除少数几篇(如《祁门道人传》、《寒婆传》述奇闻逸事,《长门禅师传》讲佛法)外,绝大部分记述的是明末清初风云巨变中,下层文人、官吏、甚至普通百姓的血泪抗争,阅读它们,有如一幅幅历史浮雕呈现眼前,挥之不去。

“谋人之军,师败则死之;谋人之国,邑危则亡之。”文德翼传记文,以生动的细节记述了甲申之变后,下层官吏、士人义不受辱、壮烈殉国的事迹。《九江死事传》云:“当是时,九江文武大小吏数百死事者,余得二人焉,其隶九江后之而死者,得一人焉。”

P43

“数百死事”,可见以身殉难者之多,记述三例,有以少总多之效。其中,九江卫经历司经历彭永春尤为壮烈:永春方欲自缢,便为乱兵所执,“共拥至通判厅。以头触柱础者三,不殊,又据地触不已,乃绝。”这种宁死不辱的气节体现,读之让人扼腕嘘唏。

如果说彭永春的死以壮烈为特色的话,《倪舜平先生传》卷十二,P18中倪舜平的死可谓庄严,甚至带有从容和凛然不可侵犯的仪式感。事情发生在弘光元年五月,金陵失守,薙发令下,倪舜平“沐浴衣冠”、“北而拜”、“又东面拜其家祖考”、“笑而拱揖送者”,然后“端坐瓮中,命一人以一瓮俯(此处当为“覆”之误)之。”

众有劝者,有笑者,有哭者,有呼者,有拜者,有顶香者,有颂佛者,有不忍视而径归者,有后至奔而视之者,有不得前但闻而太息者,有酒浆生祭之者。舜平不一问,但促覆瓮而已。移时,乃忍覆之。瓮上下合,犹从瓮中语曰:“近左肘者微隙,幸善泥封之。”众于是大哭而毕。

倪舜平的死,已不是单纯的个人行为,而是以生命结束来做最坚决有力的抗争与自我表达。当然,如果在和平年代,这样极端的方式不可取,但在异族入侵、生灵涂炭,民族遭受侮辱的情况下,一个手无寸铁的士人,焉然力挽狂澜?他们唯一的选择就是以极端和决绝的方式来彰显人格和唤醒民众,同时也是给对方心灵的最后一击。可以想像,那件事情在当时社会心理中所引起的震荡,绝不亚于一次大规模战争。

与前两者相比,《画网巾先生传》卷十二,P19中的殉国者,却具有某种诗意特征。“画网巾先生”由于不愿薙发而即将被杀,临刑,他要求一笔以画网巾:“衣冠固中华制,代代有之,惟网巾韧自洪武年间,不可以亡而死。”

“画网巾先生”被害后,“越数月,有仙降于占者,诸多悲愤,自署曰‘画网巾先生’。”对于这个结尾,与其考其真实性,不如说它体现了某种象征意味,“画网巾先生”的生命已不复存在,但他的精神却带着一股巨大的力量融入时代大潮,影响千万普通民众和下层知识分子。

《吉仆传》P44中的仆人,“在诸仆中,质讷蠢实,莫不侮之。”然而,就是这个看似木讷,处处忍气吞声的“老实人”,为了在纷飞战火中救出主人性命,“贼发矢一贯左颊,一入腰,一插面,一且穿喉,犹提而毙三人余。遂擒一人,饮羽而归。叹曰‘抵三贼命,死当为雄鬼。’”这段描写可谓惊心动魄,也表明蕴藏在民间的反抗力量是难以想像的。

乱世所带来的痛苦必须由全社会人共同承担,谁也无法逃避。所以,文德翼传记文中,不但有忠贞死节之士,更有许多人的颠沛流离、他们的叹息与眼泪。《明文林郎金体源先生传》卷十二,P9中,

“至甲申国变,泫然流涕者累月”;《陈石庄先生传》卷十二,P7中,“甲申,贼破京师,恸哭几死。”甚至连女性也不例外,《严太孺人传》卷十二,P26中,因为“窜避迁徙”,太孺人“典簪珥,凭裙裾以克薤盐酒体糜粥饼饵之供。”以至使作者发出了“勤瘁拮据于斯,极矣”的感叹。

三百多年前的甲申之变,可谓天翻地覆:就在这一年,不到两个月时间里,皇城根下的老百姓,“子民”身份归属一变再变。如果说北京只是这场“地震”的震中的话,余波所及,华夏大地,兵荒马乱,满目疮痍。至于弘光即位、嘉定三屠,以及薙发令下、江南士子的喋血反抗等等,早已为历史学家所津津乐道,相关著作可谓汗牛充栋。这一切无非说明一个问题:明清易代,绝对不同于以往的朝代更替。因为这里不仅有“夷夏大防”、忠贞节义的传统思想,更有反搞强权和暴政,追求主体自由和尊严的精神体现。笔者无意于讨论明清易代是偶然还是必然,是进步还是倒退;至于人们的反抗,或许还有更合理有效的途径。历史的是非永远都说不清。但作为那段历史风云的见证者,作者通过他的传记文给后代留下了真实生动的历史记忆。文德翼的传记文,固然没有脱离忠贞节义、程朱理学的影响,但通过那些作品,我们也看到了个性自由的觉醒与张扬,看到了作者对和乐安定社会的向往。作者所肯定的官员,都重文教,用宽政,不畏强暴;所彰扬的名士,多性高迈,著文辞,贫交缓急。这些,都是社会和谐安定的基石,也是阅读与研究文德翼传记文的价值之所在。

三

文德翼传记文中的主人公无一例外与江西、浙江两省相关,其中,又以江西九江为最。这诚然与作者是江西人,又长期在浙江任职不无关系。尽管作者生平已无法详考,但他中进士后长期任职,所见所闻并不狭窄,却唯独选择与赣、浙相关的人为传,这并非偶然。可以猜测,这是作者有意以传记文的史学性质,为地方留下一份历史的见证材料。

“四库全书”,传记列于史部;古之著述,亦有“非史官不可为人立传”的传统。

因为真实性、记事性是传记文学最基本的特征,所以,尽管传记文具有文学性,但史学性始终为传记作者所重视。这在文德翼传记文作品中可以得到证明。《九江死事传》开头详细记录了九江城破前后经过,叙述之细致,鲜有可与之相比者;《名宦传》中对于九江之吏治、民风、特别是晚明战乱中的某些细节描述,具有珍贵的史料性;《吴刺史传》、《文学文名远传》等多考传主家世、迁移等,也具资料性。所以,文德翼传记文勾画了明清之际赣、浙两省社会众生像,是研究那一阶段地方文化的宝贵资料。

文德翼晚年主持评定《九江府志》,并为之撰写了序言,其中说:

太守汉阳江公缪以不佞翼典其事,翼壮不如人,今老矣,家无囗书,旧闻放失,循古以来官师人士,绝不能贯珠编贝,以信于来兹。固辞不允,乃荐剡同郡名隽硕儒阄分局异,各任一条,阅月始成。德翼补苴隙漏途,易讹伪不能万一,谨献于公。

他说自己不能胜任编府志的重任,所以“固辞不允”,而只是做了“补苴隙漏途”的工作。但对比府志中的人物传和《求是堂文集》中的传记文,便可发现许多相似之处,特别是《名宦传》、《人物传》,除个别人物如邢懋学,内容略有出入外,其余几乎一字不差编进了《九江府志》,这说明:第一,尽管文德翼没有主持编写《九江府志》,而只挂评定之职,但对府志的编定,他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第二,《求是堂文集》是明末刻本,而府志是康熙二年刻本,二者相隔至少十多年,说明《求是堂文集》中的传记文并非为府志而撰,这也证明了作者是有意以传存史。

在中国传记文学史上,为下层人物立传的传统源远流长,早在《史记》中,就有不少出身低微的下层人士传记,随后,唐柳宗元《童区寄传》、杜牧《窦列女传》,宋王禹称《唐河店妪传》,明归有光《可茶小传》、袁中道《关木匠传》等。可见,生活在封建社会金字塔底层的下层官吏和普通百姓,对于搜集整理民间记忆,非常重要。文德翼传记文所记录,亦多是下层官吏或默默无闻的普通士人,不做历史的“宏大叙事”,而往往选取小人物的离合、爱憎、歌哭、生死……,用一段段往事,或者一个普通士人、普通家庭的经历,在不经意间折射出了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一段历史。如《三良友传》中陈子美临终“余死无所憾,生平愿闻琴而不足,某为我鼓之”,体现了明后期的文士风尚;《吴刺史传》中“州古白粤膏腴土也,非有力若贿不能得,得非力若贿亦不能守”,反映了明后期吏治之腐朽;《严太孺人传》说明了战争与社会动乱给下层官宦和百姓人家生活所带来的影响;至于《画网巾先生传》、《倪舜平先生传》等,更是借一二名士的极端反抗具体生动的说明了明清易代在当时社会心理中的巨大震荡。

这些传记文,由于带有浓郁的地方特征,且人物与题材内容来自下层日常生活,所以不仅能使读者获得亲切感,也具有更大的社会概括力与普遍性,这也是文德翼传记文给人深刻印象的重要原因。

四

正如上文已有提到,明清易代,绝不同于以往的朝代更替,这种不同的表现,除远远超过前代的殉国人数

外,还有绝大部分知识分子都相同的选择了绝意仕途,隐居山林,终老病死的道路,这反映了明季知识分子的气节和操守。文德翼作为亲眼目睹了这场乾坤剧变、山河变色的前明遗老,他又做出了怎样的选择?虽然现已没有足够的材料来论证他的出处行藏,但他在传记文中,赞扬不畏强暴、清廉为官;肯定及时退隐,洁身自守;讴歌英勇反抗,壮烈殉国。由此可以看出,他向往河清之期,张扬个体的独立与尊严,对影响百姓生活的战乱与动荡心怀怨恨,对入侵者始终抱着敌视与不合作态度。

文德翼除了寓主观判断于客观事实外,还通过论赞来直接表达感情。传之有论赞,始于《史记》,司马迁用“太史公曰”来表达自己对于历史事件和人物的看法,如批评、同情或叹惋等。然而“传之品有七,一曰史传,二曰私传,三四家传,四曰自传,五曰托传,六曰寓传,七曰假传。”

文德翼的传记文,绝大部分为私传,私传不一定都有论赞,如三国鱼豢的《鲍出传》、晋黄甫谧的《庞娥亲传》、汉何劭的《王弼传》等,但自宋代开始,大部分私传都有论赞,这可能和宋人喜欢议论有关,明代私传写论赞尤为普遍。文德翼传记文中的论赞词气慷慨,大气淋漓,充满乱世悲音,读之让人唏嘘不已,试举一例:

同年生文德翼论曰:昔张翰因秋风起辄思莼羹鲈脍,浩然而归,说者以翰明能照前,智可防后,逆之永嘉之不竞,有托而逃焉者也。呜呼!梦珠归未数年而卒,国且变矣,岂翰之苗裔耶?何其明智之似也!不然,以梦珠之大名求退,难矣!呜呼,岂不善始善终哉?

张梦珠的死是自己无法把握的,与张翰见秋风思蒪羹鲈脍而避永嘉之乱不可相提并论,作者此说,实以张翰的酒杯浇自己之块垒,表达的是自经国变的深哀巨痛。无独有偶,在《倪舜平先生传》中,他亦发出了同样的感叹:

越州倪文正公,尚已,又得舜平焉,视古之寝车土室,不敻异哉!呜呼,人孰不死,先生犹生。

倪舜平先生之虽死犹生,很容易理解;而“人孰不死”的“人”,却意味深长,是诅咒给社会带来动荡的“乱军”和入侵者,还是感叹自己为何没有像张梦珠一样在国变前死去,亦或痛恨那些不能保全气节的人?无论取何种解释,“恨人不死”都是一种无可奈何与沉痛到了极点的感情表达,只有经历了国破家亡这样人世间最巨大的痛苦的人才会发出如此极端决绝之语。

作者的褒贬爱憎十分鲜明,如《吉仆传》中:

天官氏曰:呜呼,若吉也者,忠勇人欤?烈皇帝高爵重禄以畜督臣,遇之且有礼矣。一旦京师失守,佐藩镇陆梁跋扈,反不移时;及至翼折鬣委,首鼠抱头,乞怜穹庐以苟性命,亦平日谬号为“清节士大夫”。曾人奴之不若哉,曾人奴之不若哉!

大量历史事实表明,明后期文恬武嬉,正如崇祯帝遗书所言“臣尽亡国之臣”,面对那自动垮下去的大厦,作者疾首痛心的感叹颇有几分鲁阳挥戈挽落日之悲壮。

文德翼就是这样通过传记文的论赞表达自己情感和立场,虽然我们现已无法考知他在明亡后的出处行藏,但这些传记文已向世人坦露了一个真实的心灵世界,在肉体不得自由的时代,不能要求每个人都以放弃生命来反抗,能保证心灵皓洁也足以彪炳史册。尽管论赞的形式源于史传,自《史记》始,史传文作者即以论赞来发表评论,表达褒贬爱憎之情,但较之于《史记》,文德翼传记文作品中的论赞具有更强主观抒情色彩,它不仅是整篇传记的点睛之笔,还是作者写作的真正原因之所在。那种强烈的感情表达,既是自明心志,也能感染读者。

向来论传记文者,往往不离文史两端,文德翼传记作品,兼具文学与史学双重价值,本文仅为初步介绍,以期抛砖引玉。文德翼是明清之际赣、浙一带不可忽视的重要作家,对他进行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浙江通志•名宦》. 北京:中华书局 . 2001年

朱保炯、谢佩霖 . 明清进士题名碑录索引 . 上海古籍出版社 . 2004年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

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 2004年

见中华书局影印本 . P4488

文德翼 . 《求是堂文集》卷十一 . 《九江死事传》 . 明末刻本 . 天津图书馆藏,下同

俞樟华《中国传记文学理论研究》(湖南文艺出版社,2000年)一书中对此观点有全面阐述。

《九江府志》序 . 康熙十二年刻本

据何冠彪《生与死:明季士大夫的抉择》(联经出版公司,1997年)第二章《明季士大夫的殉国人数》,清代官方统计的殉国人数则多达3,883人。

(明)贺复征 . 文章辨体汇选 .

卷四百三十八,此引于《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408册P63,台湾商务印书馆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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