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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回《贡氏宗谱》透析出的几点文化现象
回回《贡氏宗谱》中有几点十分有趣的文化现象，细细品读，实是有理。其一，在回回《贡氏宗谱》光绪二十九年清和月邑庠生张觐周为之撰写的“贡氏重修谱序”开头如是写道：“尝考余祖所居之国，本西抵红海也。夕明丘栌有言曰：国在玉门关外万里，至陈、隋间，方入中国，及金、元以后。余祖为何设一教门，亦不过教化人心耳。但使人心不古，以善政治其外，不如以善教格其心。何也？善政仅得人才，善教犹得人心。人心得而天下顺，夫如是，得其门者，不为不多，迁其地者，亦已不少。”这一点也点明了立堂号为“积善”之因由。作为归信伊斯兰教之家族，为了显示贡氏回回的族源纯正，提高贡氏回回的在世居镇江城内回回中的地位，以示出生正宗，贡氏回回先人不仅于家谱首页刻“二龙戏珠真主天经圣忌图”，而且，刻录《西来宗谱》全文紧随其后，特别是在谱序中写上了以上一段称其为西来回回之一脉的话，尽管这一点与史不符，有意为之无非是为了满足一种民族认同的心理需求。
其二，回回《贡氏宗谱》于卷首刻录《圣谕广训》（6）和《西来宗谱》全文，这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文化碰撞。《圣谕广训》成书于雍正二年(1724年),是雍正立足于儒家文化,对康熙《圣谕十六条》的继承和发展,是清政府钦定的道德教化文献的典型代表,在政府的强制推行下获得广泛的流传,其目的“无非奉先志以启后人，使群黎百姓家喻而户晓也。”贵在躬身立行，“愿尔兵、民等仰体圣祖正德厚生之至意，勿视为条教号令之虚文，共勉为谨身节用之庶人，尽除夫浮薄嚣凌之陋习，则风俗醇厚，家室和平。”“积善之家，必有余庆”（雍正二年御制《圣谕广训》序）。在雍正以后的各朝均将其作为重要的道德教化文献,有清朝“圣经”之称。在某种意义上,它的传播对古代道德环境的维护,对传统道德规范的深入人心,对传统道德的长期稳定发展,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回回《贡氏宗谱》中收入此文，体现了“时代的要求”和作为子贡后人对传统儒家文化的传承。
紧随其后的《西来宗谱》是中国伊斯兰教先贤传教的史话类读物，作者系滇南哈吉·马启荣（字南罄）。本书是他在广州怀圣寺任开学阿訇时根据历代传说编撰而成，全书约4000字，最早有光绪丙子二年(1876)的刻本。该书的内容虽多出于传说，却反映了伊斯兰教自唐代传入中国的历史线索。该书采用“宗谱”作书名，力图通过“寻根”来追溯中国穆斯林悠久的历史与传统，通过回兵择妻定居的回族起源传说，说明回族自古以来就是中华民族一员的历史事实，同时赞扬了中国和阿拉伯人民间自古以来的友好往来。(余振贵注解)
回回《贡氏宗谱》有意于显要位置载入这样一儒一伊，在两种不同文化背景广为流传的通俗读物，可谓用心良苦，就是为了说明中国回回民族是阿拉伯民族和中华民族相互交融、相互适应，进而有机结合而产生的一个新的民族。这是一种文化的和谐，《中庸》曰：“致中和，则天地位焉，万物育焉。”这也正是目前我们所追求的理想文化境界。
“从某种意义上看，宗教是一种意识形态，也是一种传统文化模式，更是一种社会物质力量，甚至一个潜在的社会非物质市场。”（7）信仰宗教是人类最原始的本能之一。贡氏家族信奉伊斯兰教绝非偶然，也不是一件孤立事件，究其根源有二：其一，伊斯兰教在丹阳柳茹地区曾留下美好的口碑。据乾隆十五年《丹阳县志》载：明熹宗天启年间，丹阳南门外遭受蝗灾，延陵柳茹一带最为严重，庄稼、瓜果、树木被蚕食啃光，百姓深受其害。时任丹阳知县王志道（8）闻讯，即赴柳茹视察民情。鉴于灾情严重，便留下来与民共议灭蝗之策。在他的组织发动下，一场老老少少、男男女女几千人参加的的灭蝗之战打响了。在整个灭蝗过程中，王志道临镇指挥，亲临第一线扑打蝗虫。经过几天的奋战，终于把蝗虫消灭干净，确保了当年的粮食丰收。当他离开柳茹时，百姓感激他体恤民情、关心百姓疾苦，敲锣打鼓放鞭炮，依依不舍地送走了这位父母官。为了颂扬他的伟绩，当地的百姓自发集资为他建造了一座王公祠。王志道得知这一消息后，特地写了“里社干城”四字以答谢百姓对他的厚爱。王志道为官清廉，深得民众爱戴，终受皇帝连连加封。后调入京城任职“左都御史”。王志道乃是回回人，百姓为了尊重他的信仰与民族习惯，世世代代立下一条不成文的规距，凡是进庙烧香、前来祭祀祈福的，当日均不得食用猪肉、狗肉，不可喝酒，否则就是对王大人不恭，属于大逆不道之行为，必遭众人唾弃。这习惯，自建好王公祠一直延传至今，已近400多年了。王志道与贡家交往甚厚，《贡氏宗谱》中存有王志道于明万历四十六年（1618年）岁次戊午季秋写的“祭别驾起凡贡老先生文”一篇，文采流溢，言辞精萃。清迁居镇江的文清公自然早就通过先人的口传，对伊斯兰教具有了理性的认识。
其二，穆斯林的言传身教功不可没。一名合格的穆斯林，他应当处处、时时、事事，严格按照伊斯兰教的教义教规去行事做人，彰显《古兰经》的教导，“你们是为世人而被选拔的最优秀的民族，你们命人行善，止人作恶，归信真主。”（《古兰经》3：110）并牢记“你应凭智慧和善言而劝人遵循主道，”。”(《古兰经》16:125)无论是为官一方的王志道，还是从事买卖的米氏穆斯林，在这一点无愧穆斯林的称呼。这是现实中的接触、了解，贡氏回回先人对伊斯兰教有了感性的认识，促成了其意识领域的升华，始归信伊斯兰教。
在儒家文化占统治地位的中国，穆斯林先民们没有刻意去从事宣教，而是在商品交易过程中、在与其他民族的日常交往中，于待人接物中凸显穆斯林所应具备的道德规范，他们按时履行宗教功修，让人觉得他们为人诚实可靠，遵纪守法，值得去交往；通过耳濡目染的潜移默化，让人们自愿想去了解伊斯兰、归信伊斯兰教。当然，一个新的民族的形成有许许多多的因素，诸如：共同的心理需求、共同的生活习惯、共同的语言、共同的宗教信仰、共同的地域特征等，我想，彼此联姻应该是民族壮大最有效、最持久、最直接的方法，回族正是由原先的外来穆斯林先民，他们在长期与中国文化、国情相处中，走了相适应之路，不断使伊斯兰教在中国本土化、化儒家，在伊斯兰教和传统儒家文化的双重光环下而产生的新的民族，他们已成为构建和谐社会、服务社会主义社会不可忽视的一支力量。
外教人士聚族修谱于祠堂宗庙，唯我穆斯林多是于既定之日，各支携谱于清真寺中共议修续，如镇江米氏、贡氏、杨氏、金氏等莫不如此，且均载“谱序”之中戳戳言明，如回回《贡氏宗谱》云：“族谱每于春秋祀事之期，掌谱之人，各自请入寺中，交相查验，如有霉烂、残伤等情，公同议罚以惩，不谨赎袒之罪。”这就充分显示了清真寺除了具备最基本宗教活动场所功能外，还具有联系穆斯林大众情感、排忧解困等多项社会功能。“清真寺以寺院经济、慈善活动以及社区服务等方式，内聚穆斯林民心、外联世俗社会其他部门，并以场域资源的价值转移与外界形成相互建构关系。”（9）这种功能的积极作用无疑不容低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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