幸氏越溪镇通济硚

幸寻碑

在威远玉林幸氏的发祥地之一——越溪镇发展村3社，有一条从东至西的小河蜿蜒穿社而过。小河上矗立着一座横跨南北方向的石板平硚。这就是通济硚。主硚长约20米，硚面宽约2米，硚面高度约4米多，三跨两墩，平面石板硚，每跨由两块长约4米、宽约0.8米、厚约0.5米的长方形石条连结，两块硚板之间还镶嵌铺垫有约0.3米的薄石板，硚墩高度与硚面相平，硚墩长约3米多，硚墩宽约1米，硚墩两头是梯形，中间是长方形，似船形。硚板与硚墩之间以凸凹衔接。

顺着河流方向，在北面硚头，还矗立有一尊石碑，石碑是正四方体柱，高约5米（从底座至顶上装饰物最高点），石碑由三部分组成，碑底座、碑身、碑顶。碑底座约1米宽的正方形，露出地面只有约5厘米高，估计陷在地下还一部分，具体高度不详。石碑碑身嵌立于底座正中央，高4米左右，边宽约0.8米的正方体。碑顶也应该是三部分组成；在碑身上面顶着一个倒立的正方台体，与碑身的接触面是一样大小，正方台体上底面边宽约0.9米左右，正方台高0.3米，正方台体是由两个小正方台体组成；在正方台体上面扣着一个正四方台形的“碑帽”（形如帽似），下底边宽约1.2米，上底边宽0.6米，高约0.2米，这个碑帽的四侧面和四棱，都不是规则的，是通过雕琢，四棱凸出，底端外上翘，整个“碑帽”形如一座古式瓦屋房顶；“碑帽”上还立有一个直径约10—15厘米、高约20厘米的圆柱，这个圆柱且两头小，中间大，圆柱上还顶着个与圆柱端面相同大小的半圆球形体，整个碑体形状就是如此。但“碑帽”上的这个圆柱形和半球形体的石制饰物现在已经不存在了。因为在上世纪六十年代的“文化大革命”时期，掀起的“破四旧、立四新”浪潮，被一群“红卫兵”小将给推掉，扔到桥下河里去了。观音、土地菩萨的头像也是被损毁了。笔者当年是学生，亲眼目睹过这个小饰物。

在碑身的正面，上部刻有“观音阁”，并雕塑有“观音”菩萨石像；正中部位，刻有“通济硚”三个字，凹形体，下部刻有“土地祠”，也雕塑有“土地”菩萨石像。碑身的左侧面刻有“永垂”二字，下面全部琢有修建参与者姓名，共有上百人名。碑身右侧面刻有“万古”二字，下面琢有组织修建人、出资捐款人、捐款金额、各类用料耗材品名及数量等全部一一刻记于此。按当时修建此桥的规定，要求出资捐款，就连分文未捐者的姓名也未忘留下记录。

通济硚修建竣工于中华民国5年（公元1916年），由罗桂连总管，罗起义和幸少义二人经管。从碑身上记载的修建参与者和资金捐助者中了解，我幸氏人士参与建造者和资金捐助者，以幸百万为首的共有35人，捐款达数十万文。据说，“通济硚”这三字刻于碑上，就是出自威远玉林幸氏人幸文宗在16岁的年少之手。

通济硚即为来往通道，救济黎民百姓之硚。当地百姓来往于河道两岸，减少了趟河水而过的艰苦，尤其是夏天洪水时期，有了此硚，过河就方便多了。对于过往商贾之人，肩挑背驮，吆骡赶马，这座硚也是必经之道，也极大地得到了便宜。

通济硚经历了近百年的风雨苍伤，见证了近百年的过往行客，而今仍然坚稳牢固，巍然屹立，不动丝纹，石碑挺立昂然，肃穆挺拔。唯有变化的是石碑碑帽上面、硚板和硚墩的侧面多了一些风吹日晒、雨雪洗涤、霜冻雾腐而留下的痕迹，显得斑驳苍老、色彩不一。硚面上因匆匆过客，人畜往来，天长日久，足迹磨察，使得中间薄板略有破损，且形成凹槽形。这座硚的硚板每一跨都是两块巨石，共6块，和石碑的碑身部分，这七块均是整块，没有任何接缝合壁。尤其是石碑碑身，是完整的一块四方柱体，估算其重量应该有5—6吨。硚板的每一块也有3吨左右之重。可以想象，在当时没有任何机械设施的情况下，是如何把硚板和石碑从两百米以外的地方运至此处，并把硚板架于硚墩之上、石碑立于硚头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