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栋抑宋儒易学（文化资料）

惠文化

驳河图洛书之说。众所周知，在易学史上，宋人系统地以河图和洛书附会于《易》，尤其是朱熹著《周易本义》列河图洛书于书前，对元明易学影响巨大，《周易》中的河图洛书说似乎成了定论。清初，在群经辨伪学风影响之下，学者们开始对河图洛书之说提出质疑。顾炎武、黄宗羲、黄宗炎、毛奇龄、胡渭等人给予全面批判与考辨，使宋易河图洛书之说受到沉重打击。[6]惠栋秉承此风，进一步对宋易图书之学展开批驳。

他引郑玄注加以解释说：“河图、洛书为帝王受命之符，圣人则象天地以顺人情，故体信以达顺而致太平，为既济定也。”[7]河洛只是帝王受命之符，并非宋易所说的十河九洛之说，因此，注《系辞》“天地之数”章，取虞翻、郑玄注，不以其为河洛之本。他在《易汉学》中认为，九宫之法，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一北九南、三东七西、四东南六西北、二西南八东北、五居中，方位与《说卦》相同。《干凿度》所谓四正四维，皆合于十五。以五乘十，即为大衍之数，刘牧称之为河图。阮逸撰《洞极经》，以此为洛书，而取扬雄一六相守，二七为朋之说，以为河图。郑康成注大衍之数云以为天一生水于北，地二生火于南，天三生木于东，地四生金于西，天五生土于中，阳无偶，阴无妃，未得相成。地六成水于北，与天一并，天七成火于南，与地二并，地八成木于东，与天三并，天九成金于西，与地四并，地十成土于中，与天五并。虞仲翔认为，一六合水，二七合火，三八合木，四九合金，五十合土。郑玄、虞翻之说皆与河图相合。然而“康成、仲翔未尝指此为河图，则造此图以为伏羲时所出者，妄也。桓君山《新论》曰：河图洛书，俱有兆朕，而不可知，乃知汉以来并未有图书之象。夫子曰：河不出图，东序河图，后人安得见之。虽先儒皆信其说，吾不敢附和也。”[8]古传戴九履一之图，即《干凿度》所说的九宫之法，阮逸又伪作《洞极经》，以五方者为图，以九宫者为书。郑玄和虞翻注《系辞》“天地之数”章，其说虽与河图之数相合，但并没有称此为河图，桓谭《新论》也未知河洛图式，宋以前未有人以此为《易》之河图。至宋刘牧以其为河图，又以五行生成图为洛书。惠氏旁征博引，论证河洛图式皆晚出，为宋人所为，与《系辞》本身无关，可以说是对清初胡渭等人辨河洛图式之说的继承与发展。

辨先天后天。惠栋援引其父惠士奇《易说》认为，道家所创先天、后天图，以先天为伏羲卦，后天为文王卦，有悖于易理。邵雍所谓先天八卦有干南坤北之说，而依乾坤二卦而言，“干为寒为冰，南非寒冰之地，曷为而移在南。坤为土，王四季，在中央。西南者，中央土也，曷为而移之北乎？”惠氏认为《系辞》“天地定位”章是说：定位指天尊地卑而乾坤定，卑高以陈而贵贱位。如果依道家的说法，先天干在南，后天在西北，先天坤在北，后天在西南，天地无从定位。又按常识说北极在上，南极在下，而干南坤北是天在下地在上。天地并未定位，此不过是道家之说。[9]在他看来，圣人作八卦，所以尊奉天时，而道家创为先天之学，作先天八卦位，假托之伏羲，甚为妄诞。所为先天者，指“两仪未判，四象未形，八卦何从生？”天地定位，乾坤始作，六子乃索，八卦相错，阴阳交感，山泽气通，水火雷风，各建其功[10]，显然指是后天，如何是为先天。“天地定位”并无干南坤北之意，也无先后天之意。邵氏的先后天易学不合于《周易》经传，先后天图式出于对《说卦》八卦方位说的误解。惠氏在《周易述》中依《干凿度》文，以为“天地定位”章讲《周易》上下篇六十四卦排列的次序，上篇首干次坤，先泰而后否，因此说“天地定位”。“帝出乎震”章讲的八卦方位，为古明堂制，并详加考证。他依汉易解释《说卦》文，排斥先后天易学，也是对宋易中象数之学的否定。

宋人所造纳甲图，与先天相似。蔡季通遂谓先天图与《参同契》相契合，惠栋驳道：“殊不知纳甲之法，乾坤列东，艮兑列南，震巽列西，坎离在中。[11]并没有什么干南、坤北、离东、坎西之说。干宝注《序卦》“有天地然后万物生焉”对先后天提出自己的看法，说：“物有先天地而生者矣。今正取始于天地。天地之先，圣人弗之论也。故其所法象必自天地而还。”惠栋对此给予很高的评价，认为干宝此注，好像是预知后世有陈抟、种放、穆修、李之才、邵雍诸人，伪造先天图以乱圣经，其谆谆之言，卫道之深，可以从祀文庙。[12]

对于邵雍的太极生两仪，惠栋发挥其父的说法主“生”，反对邵子主“分”，认为《易》言生，不言分，父生子，子生孙可谓之生，不可谓之分。邵雍割裂太极，穿凿阴阳，一分为二，二分为四，四分为八，朱子称其为“加一倍法”，并笃信不已，不足为取。邵雍一分为二，二分为四，四分为八之说，“汉唐言《易》者不闻有此。程子非不能理会邵雍易，但以之解《周易》，恐其说之未必然也。且上蔡，程子之高弟也。邵子，又程子之妻兄弟也。老浮图之授受，上蔡犹知之，曾程子也而肯为异说所惑哉？”[13]邵子以“加一倍法”说明易卦产生，程颐并不以邵氏此点有可取处。朱熹不继承程颐，反而采纳邵雍之说。惠氏所述，意在驳斥朱熹。

惠栋追本溯源，对宋易图书先天之学的本质及根源进行辨析，认为它们“实皆道家之学也” [14]，其根源是：

道教莫盛于宋，故希夷之图，康节之《易》，元公之太极，皆出自道家。世之言《易》者，率以是三者为先河，而不自知其陷于虚无，而流于他道也。惜哉！[15]

伏羲四图，皆出于邵氏，邵氏之学本之庐山老浮图，见谢上蔡传。……道家之老庄，犹儒家之孔孟，干南坤北，其不合乎老庄，必出于后世道家之说，故未闻乎古，至宋而后盛行焉，以后道家之说，托为伏羲而加之文王、周公、孔子之上。学者不鸣鼓而攻，必非圣人之徒也。[16]

对于先天太极，他认为梁元帝撰《孝德传》、《道学传》，说明道学为道家之学。《宋史》把周敦颐、二程、张载、朱熹归入《道学传》，是误袭其说，而周敦颐的太极，朱熹的先天，皆为道家之学。至于陈抟的河图、邵雍的河图洛书之学和周敦颐的太极图一样，皆出于宋初盛行一时的道教，非儒家正统。但他肯定程颐，因为程子教人《大学》、《中庸》，从不言无极太极。程子言《易》，也不知有先天，不为异端所惑，卓然在周敦颐、邵雍之上。这里的“道家”非指老庄，而是汉以后的道家，“老浮图”指道教和佛教。

总之，惠栋站在儒家正统立场上对宋易图书先天太极之学批判是希望把它与《周易》区别开来，还其道家本来面貌，维护《周易》作为儒家经典的地位，同时也是对清初儒批评考辨宋易图书先天太极诸说的进一步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