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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栋（1697-1758），字定宇，号松崖，今江苏省苏州市吴县东渚乡人，清代著名经学家，吴派创始人，朴学奠基者，有清最重要的思想家之一。据王昶《惠先生墓志铭》，惠栋生于1697年11月18日（康熙三十六年丁丑十月初五日），卒于1758年6月27日（乾隆二十三年戊寅五月二十二日），年六十二，葬于吴县光福镇香雪村。惠栋出生于官宦世学之家，他的曾祖父惠有声为明末贡生，明亡后在乡里教授九经。祖父惠周惕（约1646-1695）为康熙辛未年（1691）进士，官密云知县，擅长《诗经》研究，文词重于一时。父亲惠士奇（1671-1741）为康熙己丑年（1709）进士，官至广东学政、侍读学士，乃是名噪一时的经学大家。时人称惠周惕为老红豆先生，惠士奇为少红豆先生，惠栋为小红豆先生。惠栋少承家学，中年以“惠九经”称名一时，晚年专心经术，融汉宋之学为朴学，终成有清一代儒宗。[①]一般而言，学术界对于清代朴学的认识有着两种极端的看法，要么认为是中国科学实证精神的滥觞，要么认为“仅出于争名好胜之心”，并无转向近代学术路向的思想史意义。近来之研究则倾向于认为朴学虽无科学之实，但有知识论转向之意义。不过，有许多学者在此基础上认为朴学有吴学、皖学之别，真正代表清代学术的是皖学，吴学不过一“保守盲从”之学派而已。此论实欠公允，事实上，就惠栋一生的学术主张而言，并不专守于求古求是，他的学术目的实在“经义之真”--真实性与合理性兼顾的微言大义。
1697年11月18日，惠栋出生于苏州市吴县东渚乡。其家累世治汉学，“家多藏书”，他从小浸染其间，受到了严格的学术训练，加上生性“凝静敦朴，好学不倦”，因而打下了坚实的学术功底，“承其家学，于经史诸子、稗官野乘及七经毖纬之学，靡不肄业及之，经取注疏，史兼裴张、小司马、颜籀、章怀之注，诸子若庄、列、荀、杨、《吕览》、《淮南》古注亦并及焉，而小学本《尔雅》，六书本《说文》，余及《急就章》、《经典释文》、汉魏碑碣，自《玉篇》、《广韵》而下勿论也。”[②]清代著名的方志学家李绂称赞他不辱家学，训练有素。
1716年，20岁,入藉吴江县学，不久举家迁至元和县境，改藉元和县学，补博士弟子员。此时的惠栋醉心辞章，常与三五好友泛舟江湖，讲论词章，他的文风“渊雅峻洁”，为时人所赏。[③]
1718年，22岁,撰成《春秋左传补注》，此书承其先祖增广成书，重义例和古文古字，在引《尚书》证史时，已初步认识到《尚书》有真有伪，“孔氏之旧”实为真古文。[④] 此书“博异说，袪俗议。宗韦郑之遗，前修不揜；效乐刘之意，有失必规。”[⑤] 显以恢复古学为志向，但他此时并没有特意将 “汉学”立为中心。不久后撰成《后汉书补注》，“援据博而考核精，一字不肯放过，亦一字不肯轻下”，因其中的地理考证尤精，《郡国制》后被抽出单行，此书“以经证史”，用汉易解释律历之学，重视运用金石考古知识进行考证。[⑥]两书补、注、校交相并用，在治史方法上有所创新，“亦为乾嘉学者所乐用。”[⑦]
1720年，24岁，随父惠士奇督学广东。在粤期间，惠栋潜心于砥砺学问之中，粤中有苏珥、罗天尺、何梦瑶、陈海六者，时称“惠门四子”，经常入惠府讲论文艺，四子钦佩惠栋的学问，认为远超他们之上。[⑧]
1723年（雍正元年），27岁，注成《太上感应篇注》，此注起因于“先慈抱病”而“发愿注《感应篇》以祈母疾”[⑨]，时人因之称其“以孝友忠信为坊表”[⑩] 。显见朴学家虽在学术上倡导考据，然在德行上仍旧尊崇宋儒之理。在注书过程中，他逐渐发觉“汉术士魏伯阳著《参同契》，荀爽、虞翻、干宝诸儒采以注易，后之言易者未能或之先也，盖魏晋以前道家之学未尝不原本圣人。唯是圣人赞化育以天地万物为坎离，术士练精魄以一身为坎离为较异耳。”[11] 惠栋杂采道书作为考据学证据，扩展了经学考证的取证范围，但也因之而被误解为杂采道学之义，杨向奎批评他有“浓厚的道士气息”[12]。
1727年，31岁，其父惠士奇返京“奏对（雍正）不称旨，罚修镇江城，用罄其家。”[13]此后四年，惠栋全力帮助父亲筹款修城，频频往来于京口吴县之间，“饥寒困顿，甚于寒素。” [14]他曾代父写过一篇《募修鹤林禅院疏》，此疏以四六骈文写成，文辞优美简洁。即便如此，最终仍未完成全部工程的二十分之一，惠士奇因之“以产尽停工罢官”。[15]
1731年，35岁，“退居葑门之泮环巷（苏州城南）”[16]，“闭门读《易》，声彻户外，其世交多跻膴仕，义不一通书问，惟以授徒自给而已。”[17]其间“虽贫，得财辄分与同气，未尝轻事干谒，室无斗粟储，若不知也。”[18]“得馆谷金悉以购书，造次颠沛未尝去手，远近号为读书种子。”[19]虽然生活艰难，但惠栋父子在学术上相切相摩，关系似于师友，两人合校了京房《易传》三卷、李鼎祚《易传集解》十七卷[20]，合编《汉书纂录》[21]。惠士奇的《易说》、《礼说》、《春秋说》、《琴笛理数考》等书也成于此时。[22]大量的校勘和辑佚的学术实践使惠栋的经学素养得到大幅提高，治学中心逐步向经学转移，并因帮助父亲校订书稿，对西方天文学的了解加深，开始有了撰写《周易述》的打算。
1735年，39岁，刊行《渔洋山人精华录训纂》。《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误以为此书晩于金荣的《渔洋山人精华录笺注》，然金荣书凡例曰：“乙卯（1735）秋，于友人处得惠君栋定宇本，喜其该洽，而于当代事颇为周悉，亟录之，以补余所未逮。……（《笺注》）至雍正甲寅（1734）冬，注稿粗定。”[23]则金荣本1734年初稿成，1735年见惠栋本而有修改补充，显然尚未刊行。惠栋曾因此事作《金氏精华录辩讹》：“余注《精华录》初成，有妄庸子者窃其书以行于世。……某氏窃余注妄有增益，余因作《辨讹》一卷。”[24]《渔洋山人精华录训纂》为时人所重，卢见曾称其“与元之注苏，并峙千古”，[25]书中注重用经验知识校验文献知识，如释“枫岭”：“行役之诗地理独详，注家最易舛讹，盖亲历之与传闻异也。……尝读《送徐存永》诗云‘旧家枫岭外’，初不知枫岭所在，其后渡浙江，经严濑，过太末，登仙霞，而后知枫岭乃由越入闽之路，徐闽人故云‘枫岭外’也。不知者则以为五岭之间多枫木，故称枫岭，是则楚粤之人皆可移赠，岂独一存永哉！……山人于地理精审不苟，即送行诸诗，未尝亲历之地，亦必考之详悉，无妄下一语也，注山人诗者，其可梼昧以从事乎？”[26]依据亲身经历，惠栋指出枫岭乃是道路之名，而非前人误认的山岭之名，并总结出亲历与传闻有别，文学赏析亦须看重知识的准确性，拓展了对“实事求是”的理解。陈黄中说：“《王尚书精华录训纂》、《汪钝翁说钤注》，乃（惠栋）小时所著也。”[27]或《汪氏说钤补注》作于此时。上引《辩讹》一事出自《竹南漫录补二则》，或《竹南漫录》亦不会晚于此时。另一本重要著作《中庸注》亦成于此时，惠栋后人因《易大义》未成，而以此书相代，一些学者因之而误以为《中庸注》即晚年之《易大义》，实际上《易大义》包括《中庸注》与《礼运注》，后《礼运注》未成书而惠氏已逝。[28] 此书重点在于贯通《易》、《庸》之理，惠栋在书中初步提出了“理情成善”的既济思想，认为由人的乾元善中出发，经过择善积善的社会化过程，最终能达到个人和社会的制度性和谐，这说明清人所说的理重在社会礼治。[29]《郑氏周易》约辑于此年，“为清代辑佚经文立下典例，以后辑佚的学者和著作，便愈趋繁盛。”[30]
1736年（乾隆元年），40岁，其父惠士奇“复起为侍读，免欠修城银，令纂修三礼。”惠栋参与其事，父子合校《周礼注疏》。[31]
1737年，41岁，对古文易的现状深表不满，认为“古文之亡久矣”，他说：“魏王弼传费氏易，费氏本以古字号古文易，尽为弼所窜改，故今周易俗字独多。往余于书肆中曾见旧本周易题曰古文，而但为小篆，其文与流俗本同，乃知古文之亡久矣。”[32]惠栋此时以恢复经文原貌为要，然其心中所谓古断非字形之谓，而是圣人用字之原貌。
1739年，43岁，写成《周易本义辨证》。《松崖文钞》卷一录有《重卦考》一文，注为己未（1739）稿。[33]与《易汉学》第八卷《重卦说》内容大体相同，只是略有修正。[34]叶景葵说：“（《周易本义辨证》）手稿后有《附录》，一论河洛，二论先后天，三论两仪四象，四论重卦，五论卦变，六论太极。后改入《易汉学》末卷，故凡例亦删去后二条，非见手稿不知其详。”[35]这说明《附录》与《重卦考》、《重卦说》内容一致，《重卦考》即《周易本义辩证·附录》。[36]《周易本义辩证》将经传分离排列，文后附有吕祖谦的《古易音训》以补《本义》之不足，目的是为了恢复周易的古音古字。潘雨廷认为此书“贯通汉、宋”，“有功于朱子”。[37]惠栋在书中表现出了良好的阙疑精神，对于不能确定的问题，从不妄下己意。不久后撰成《周易讲义合参》，上博藏本前有帖签记载道：“惠定宇先生著《周易本义辨证》既成，复著《周易讲义合参》，今《辨证》已刊板行世，《合参》止有抄本而流传亦希，此则先生之原稿，若《易汉学》、《周易述》等书皆有刻本，即原稿亦不足贵也。”[38]此书重在阐发易学的天人之理，说明他逐渐重视对“易理”的研究。《周易述》的著述或已开始，《周易本义辨证》手稿注云：“近撰《易述》以中行属初。”[39] 《辨证》中也有“说详《易汉学》”[40]之语，说明《易汉学》的写作也已提上议事日程。至此以前的一段时间，是惠栋的家学积累期，他的研究重心主要放在经学考证上，积累了丰富的考证经验，考证方法也日益多样化，学术方向逐步集中到易学之上，开始蕴酿学术突破。
1741年，45岁，其父惠士奇去世。此后撰成《惠氏读说文记》。阙育玲以为此书除了与古籍互校缺漏正误之外，多言音声通假。[41] 梁启超认为此书乃清人考《说文》专书之始。[42]不久，《九经古义》成，惠栋说：“五经出于屋壁，多古字古言，非经师不能辨；经之义存乎训，识字审音乃知其义，是故古训不可改也，经师不可废也。余家四世传经，咸通古义，守专室，呻稿简，日有省也，月有得也，岁有记也。顾念诸儿尚幼，日久失其读，有不殖将落之忧，因述家学，作《九经古义》一书。吾子孙其世传之，毋堕名家韵也。”[43]惠栋此时有子五人[44]，“有不殖将落之忧”是很合理的反应。他已明确提出“识字审音乃知其义”、“ 古训不可改”、“ 经师不可废”的尊汉主张，较其父的“识字审音”论多出了“ 经师不可废”一条，而经师者，汉之经师也。一些学者就此主张大事挞伐，梁启超更认为惠栋之学“凡古必真，凡汉皆好”，事实上，惠栋对古的强调实为对同时性与真实性证据的强调，而不是单纯的复古倾向的表现，他对经义的取舍标准是合不合乎经书本义，当然，惠栋的此一特点在晚年的朴学阶段表现得更为明显。
1744年，48岁，参加江苏省乡试，“以用《汉书》为考官所黜，由是息意进取”[45]，专心经术，撰成《易汉学》的初稿。惠栋说：“先君子即世三年矣。以栋之不才，何敢辄议著述，然以四世之学，上承先汉，存什一于千百，庶后之思汉学者犹知取证，且使吾子孙无忘旧业云。”[46]惠栋在《九经古义》里仅仅谈家学世传，“不殖将落”，这里除了表达家学传绪的愿望外，更寄希望于有更多的“思汉学者”出现，说明他的学术眼光已跳出家学之外。他说：“六经定于孔子，毁于秦，传于汉，汉学之亡久矣。独《诗》、《礼》二经犹存毛郑两家，《春秋》为杜氏所乱，《尚书》为伪孔氏所乱，《易经》为王氏所乱。杜氏虽有更定，大较同于贾服。伪孔氏则杂采马王之说，汉学虽亡而未尽亡也。惟王辅嗣以假象说易，根本黄老而汉经师之义荡然无复有存者矣。故宋人赵紫芝有诗云：‘辅嗣易行无汉学，玄晖诗变有唐风。’盖实录也。”[47] 惠栋明确提出汉学之名，认为汉学传经有本，汉学亡则经义亡，因此求圣人之经义必自复汉学始。他运用“逻辑化”的方法将汉学各家之说贯穿成以卦气说为中心的逻辑整体，并将汉、宋之学看作两种不同的学术理路，不能偏废，只能融汇。
1747年，51岁，大病，至1749年方愈。同窗好友张锡爵来访，见他在病中不废著述，写诗赞道：“三十年前问惠施，翩翩公子擅文词。缥囊缃帙吴欧舫，丹荔红蕉岭外卮。老去相逢霜满鬓，秋来闭阁草侵墀。著书拥鼻名家事，莫厌虚堂病起迟。”[48]
1748年，52岁，《古文尚书考》刊行，此书获得了巨大的学术成功。惠栋认为孔安国所传二十四篇为真古文，梅鹫所传二十五篇则为假古文。当时学者认为此书一出，梅氏《古文尚书》之伪即成定论。惠氏此书相对于阎若璩的《尚书古文疏证》而言是后出转精之作，《尚书古文疏证》主要在于辨伪，而《古文尚书考》则在于伪中求真。沈彤说：“吾友惠君定宇淹通经史，于五经并宗汉学，著述多有可传。……夫二十五篇之古文非不依一于义理，顾后儒之作虽精醇，不可以浑淆圣籍，扬子、文子之拟经皆谓之僭，况以伪乱真者。故欲尊古经必辨后出者之伪，而欲辨后出者之伪必据其前之真者而后可。此定宇之书所由高出于群言邪。”[49]惠栋显已认为古文之真与后儒之精不能混为一谈，应当分别开来。同年，惠栋参予编撰的《苏州府志》得以刊行。李开认为《苏州府志》中与经学有关的天文历法部分出自惠栋之手，而这说明了惠栋是熟知西方历法知识的。[50]
1749年，53岁，撰成《九矅斋笔记》，其中有《恒星东转》条：“历之岁差，古法谓黄道西移，新法谓恒星东转。黄道万古不变，每岁有差者，恒星东转使然。”[51]惠栋认为对岁差的解释，西法 “恒星东转”比古法“黄道西移”的解释更为合理。正月，惠栋从随其游学的王鸣盛那里听说钱大昕“年少力学，十七史皆能成诵”[52]。其后，钱大昕入苏州紫阳书院读书，专程赴泮环巷拜访了惠栋，两人论易甚欢，四十余年后，钱大昕仍对此事记忆犹新：“予弱冠时谒先生于泮环巷宅，与论易义，更仆不勌，盖谬以予为可与道古者。忽忽卌余载，楹书犹在而典型日远，缀名简末，感慨系之。” [53]钱大昕对惠栋之学颇为推崇，认为“（惠栋）年五十后，专心经术，尤邃于易。谓：‘宣尼作十翼，其微言大义，七十子之徒相传，至汉犹有存者。自王弼兴，而汉学亡，幸存其略于李氏集解中。’精研三十年，引伸触类，始得贯通其旨，乃撰次《周易述》一编，专宗虞仲翔，参以荀、郑诸家之义，约其旨为注，演其说为疏，汉学之绝者千有五百余年，至是而粲然复章矣。”[54]其经学成就“拟诸汉儒，当在何邵公、服子慎之间。”[55] 钱氏的评论虽然深刻，但他没有注意到惠栋晚年对“易义”的深入阐发已突破了汉学的藩篱。惠栋在笔记里记叙了自己专心经术的快乐：“正月二十一日睡觉，道味满于胸中，数年乐境唯此为最[己巳（1749）正月记]。”[56] 所谓“数年乐境”说明惠栋治学已颇有自得了。
1750年，54岁，乾隆下诏命各级官员推举各地经学淹通之士，两江总督黄廷桂、陕甘总督尹继善列名保举惠栋。惠栋专门写信给尹继善表达了自己的感激之情，认为朝庭以经术选人，乃“汉魏六朝唐宋以来所未行之旷典”，并且总结了自己的汉学主张：“栋少承家学，九经注疏，粗涉大要。自先曾王父朴庵公以古义训子弟，至栋四世，咸通汉学，以汉犹近古，去圣未远故也。诗礼毛郑，公羊何休，传注具存；尚书左传，伪孔氏全采马王，杜元凯根本贾服；唯周易一经，汉学全非。十五年前，曾取资州《李氏易解》反复研求，恍然悟洁静精微之旨，子游《礼运》，子思《中庸》，纯是易理，乃知师法家传，渊源有自，此则栋独知之契用，敢献之左右者也。” [57]，这段话前半截与《易汉学自序》近似，关键是后面所说的 “反复研求，恍然悟洁静精微之旨”，精微之旨实指贯通天人的易理之学，正说明惠栋已形成了结合汉宋之学的思想基础。
1751年，55岁，因“大学士九卿索所著书，未及进罢归。”[58] 不过这次事件反而使惠栋的学术声望得到了提高，“四方士大夫过吴门者咸以不识君为耻，人亦以小红豆称之，其所以绍门风者，盖不以爵而以德也。”[59]时收余萧客为及门弟子，萧客曾以自著《注雅别钞》求教于惠栋，惠栋点拨他说：“陆佃、蔡卞乃安石新学，人人知其非，不足辨；罗愿非有宋大儒，亦不必辨。子读书撰著，当务其大者远者。”[60]管翔高是惠士奇的同科进士，惠士奇去世后，管翔高转而向惠栋请益。[61]自应征博学鸿词未果后，惠栋在扬州的活动多了起来。[62]至此，惠栋通过自己明确的汉学主张，认为汉宋学术是两种不同的治学理路，兼之则为大儒，从而成长为考证巨子、汉学领袖，后来的学者也因之而将惠栋定格为一个汉学的倡导者。
1754年，58岁，入幕卢见曾署。沈大成来卢馆，论学甚契，惠栋说：“使君既得君如左右手，社中诗老颇以失君为怅，而余则说经论文亶亶甚乐。”[63]
1756年，60岁，王昶从惠栋游，他说：“先生以名贤后裔，蔚为大儒。同里蒋编修恭棐、杨编修绳武深相器重，而常熟御史王公峻尤重之。余弱冠游诸公间，因得问业于先生。及丙子（1756年）丁丑（1757年），先生与予又同客卢运使见曾所，益得尽读先生所著，尝与华亭沈上舍大成手钞而校正之，故知先生之学之根底，莫余为详。”[64] 同年，江声问学于惠栋[65] ，成为惠栋的重要弟子，江藩（先师从余萧客后师从江声）、阮元即出其门。是年，撰成《荀子微言》，此书用易理和《中庸》注解《荀子》，书中重点阐发了礼说、师说和积微说。惠栋认为“礼义者，治之始也。……君子者，礼义之始也，是之谓大本。”礼义为治道之大本，而君子为礼义之大本，惠栋并进一步认为治天下乃出于天子之教化，而 “所谓人师，即大儒也。……明堂之政非大儒不能行也。自古为大儒者两人，周公孔子是也。”惠栋将君师提到同等重要的地位，他因此说：“天下以君师为本，君师以修身为本。”惠栋以为修身之要在于慎独，只有积微才能成德，他因此特别强调了积的根本地位：“国与天地必有与立，积即千岁之信法。” [66]惠栋在书中还注意到了一些语法现象，如他注“若是可谓微乎”时说：“假设问。”注“学恶乎始恶乎终” 时说：“假设词。”惠栋入馆卢府后，就一直帮卢见曾校刻《雅雨堂丛书》，除了现存的这些书外，其他的还有许多由惠栋校刻的古籍在此时完成，如《淮南鸿解》、《荀子》、《春秋公羊传注疏》等书后均标明“清沈大成校并录、惠栋校”或“清沈大成、惠栋校”字样。[67]
1757年，61岁，结识戴震，他一见到戴震就欣喜地说：“昔亡友吴江沈冠云尝语余，休宁有戴某者，相与识之也久，冠云盖实见子所著书。”戴震后来总结惠栋的学术特点说：“故训明则古经明，古经明则贤人圣人之理义明，而我心之所同然者，乃因之而明。贤人圣人之理义非它，存乎典章制度者是也。松崖先生之为经也，欲学者事于汉经师之故训，以博稽三古典章制度，由是推求理义，确有据依。彼歧故训、理义二之，是故训非以明理义，而故训胡为？理义不存乎典章制度，势必流入异学曲说而不自知，其亦远乎先生之教矣。”[68]尽管戴震的学术倾向受到了惠栋的影响，但他认为惠栋之学在于“求古”，而自己的学术主旨则是“求是”。不过，这仍足以证明，惠栋因考据以臻义理的主张已然确立。许多学者指出，扬州之游后，戴震论学宗旨大变。一般认为惠戴分为吴皖之领袖，其学一为泥古复古，为考据学之代表，虽有存古之功，亦有盲从之实；一为探究“义理之学”，注重实证、试验、实测以及行为效应和社会功用，为清学之正宗，强调分理，是向近代价值观转化的契机。此对立之看法，虽整齐有趣，但与事实却不完全契合，所谓义理学之路径，于惠栋学术主张中已然有所萌芽，如惠栋在《易微言》中提出理欲兼两说，强调理欲并不对立，皆有其合理性，在《周易述》中提出既济理论，主张理情成善的礼治理论，均可看作皖学之先导。而惠学弟子之拥戴，更可说明所谓吴皖之别，并非如后人所认识的那样水火不容。是年除夕，惠栋写信给陈黄中，表达了自己对学术人才的看法。陈黄中说：“丁丑（1757）除夕病中以书抵余，拳拳论学术人才之升降，其识趣高迈，又雅不欲仅以经师自命也。”[69]惠栋曾说：“（傅）山谓人才命脉系提学官，此至言也。东南之人言人才者，从未及此。山意盖谓，提学官贤则人才出，提学官不贤，则人才不出，此至言也。”[70]惠栋重视这句话，或与他早年随父赴粤的经历有关。惠栋曾写信劝袁枚投身经学研究，袁枚以为这是“以有易无之请”，因此断然回绝了惠栋的要求。[71]
扬州期间，惠栋将大部分精力放到了《周易述》系列著作的写作上，此系列著作包括7种40卷[72]，其中《周易述》本书23卷（阙由《鼎》到《未济》十五卦及《序卦》、《杂卦》二传，并含《易微言》2卷）、《易大义》3卷（含《中庸注》2卷、《礼运注》1卷阙）、《易例》2卷、《易法》1卷阙、《易正讹》1卷阙、《明堂大道论》8卷、《禘说》2卷。[73]惠栋这些书在他去世时均未完稿，只是以手稿的形式存在，除《周易述》本书外，大多刊行时间较晚。这七本著作以二十三卷本《周易述》为经，其他六本为纬，完整构筑了清代朴学的研究范型。《易法》的法乃是指“人法易，易法天”的法，其内容大体应是有关律历卦气的内容（此应取《易汉学》与《周易讲义合参》内容为多）[74]，《易正讹》不仅校讹文误字，还当校卷次之失（此应取《周易古义》及《周易本义辨证》为多），《明堂大道录》与《禘说》说的是圣人“设神教以教化天下”，这与惠栋所理解的易理是一致的，易非为军国大政之用，而是强调军国大政要法易而行，易应当是军国大政的准则。通过《周易述》系列著作，惠栋超越汉学，建构了清代朴学的基本学术范型。
1758年春，62岁，病重，辞幕回乡。在病中，惠栋仍孜孜于《周易述》的写作，但他感到天不永年，嘱咐儿子承绪、承萼说：“余之精力尽于此书，平时穿穴群经，贯串周、秦、汉诸子之说，因得继绝表微，于圣人作《易》本旨，庶乎有合。独以天不假年，未能卒业为憾。……汝其录而藏之，毋致迷失可也。”[75]惠栋 “贯串周、秦、汉诸子之说”而得圣人之“作《易》本旨”，从哲学问题的角度而言，因应了“圣人之理”何以存在的问题，从而将考据学提升为证明学说；从思维模式的角度说，他发挥了象数学的模型理论，将汉易学构造为一个以卦气说为基础的象化模型，推动了行为理性的发展，后来焦循的比例学说与此思路是一致的；从观念体系的角度言，惠栋继承了传统中国哲学重视情理的特点，将分理提高到本体的高度，即从个体性、过程性、制度化的角度提出兼两说与既济论，兼两说认为理是对人欲的条理化，而既济论阐明人欲条理化的社会化过程，后来戴震将分理看作文理与条理，思路与此也是一致的。总而言之，经过惠栋的努力，经义之真成为学术关注的中心，这个真包括真实性与合理性两个维度，惠栋的这个看法代表了清代朴学的“知识性转向”，真实性与合理性之间的逻辑紧张也就成为易学乃至中国哲学的新方向。
1758年6月27日，惠栋病逝于吴县家中，享年按虚岁记六十有二。惠栋去世不到三个月，卢见曾即将惠栋的《周易述》二十一卷本刊刻出版，其序曰：“吾友惠松崖先生说易独好述汉氏，其言曰：‘易有五家，有汉易，有魏易，有晋易，有唐易，有宋易，惟汉易用师法，独得其传。’……先生六十后力疾撰著，自云三年后便可卒业，孰意垂成疾革，未成书而殁。今第如其卷数刊之，不敢有加焉，惧续貂也。先生年仅六十有二，余与先生周旋四年，为本其意而叙之。”[76]后江藩、李林松分别作《周易述补》，惠栋《周易述》终成完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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