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颍川荀氏家族的盛衰，与汉末刘氏、魏室曹氏、晋室司马氏王朝政权的兴亡有很密切的关系。这并不是说荀氏族大势雄，能够与中央政府的力量对抗，亦不是说荀氏族人历任几朝元老，操纵朝政，能够只手移换乾坤。而是荀氏诸人，生当乱世，风云际会，对于当时几次重大政治事件，均直接参与。对于这些事件的形成及发展，固然负了很大的责任，而荀氏家族本身受了政治的影响，其宗族组织，政治及社会地位，以至思想学术传统，也产生了很大的变化。我们从世局的变化里可以研究和了解当时荀氏诸人的心理和思想；从荀氏诸人的心理和思想亦可以研究和了解汉末士大夫的风气和政治局势。
1967年春寄居中国台湾南港“中央研究院”，暇时与二、三知友讨论史学问题。姚季农先生邀我在他的《史学专栏》写成此文连载于《大华晚报》。此文当时是我撰写英文本《荀悦与中世儒学》（Hsun Yueh: The Life and Reflections of An Early Medieval Confucia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5）的中文腹稿，不附注文。今略加补注。史料，多出正史纪、传；详细考论，多在英文原书。
汉王朝的没落，大家都知道是由于宦官和党锢之祸，这祸乱的远因，则可以追溯到汉王朝的组织、当时的社会结构和儒家学术思想的传统。汉王朝的产生，是反抗秦朝暴力统治的革命运动的结果。在这次革命中，刘邦虽然出自平民，学问浅陋，但他却见识远大、度量宽宏，因此能结合各方面的人才和力量，一方面取代了农民革命的陈胜、吴广队伍，另一方面打倒了封建贵族的项羽集团，而建立了不左不右的综合性王朝。刘邦下面的人才，包括了贫困的雇工、政府的低级官吏、中层的知识分子、上层的博士学者以及少数旧日的贵族。我们试看韩信批评刘邦虽然不能“将兵”但却能“将将”的话，便可对这政权有相当的了解。
早期汉王朝的特色是内外不分，皇室和政府融洽无间，当时中央政府的中下级官吏和知识分子大都有机会面见君主，正言极谏。有时还进入私室，偶然看到帝王的秘戏。地方官吏及社会人士亦可上书赴阙通闻。后来组织逐渐严密，政权传了几代以后，皇室和官吏的隔阂渐生。汉武帝游宴后宫，把政府分为内朝和外朝，就是一个例子。汉武帝以后，政府虽然分成内朝和外朝，内朝由帝室外戚以“领、录尚书”名义掌握。但这内朝还不是一个纯粹皇室中的私人机构，它里面还是用了许多知识分子，以议郎、常侍、侍中、给事中、中大夫、太中大夫、光禄大夫等身份参与朝政，有相当的发言权。
后来刘氏子孙腐化无能，政权旁落在外戚和知识分子手中。王莽登位成立新朝，就是凭借外戚和知识分子的支持。当时的知识分子以儒家为正统。儒门宗师孔子、孟子和荀子都是主张用人唯贤，天下为公的。他们称道尧舜禅让、汤武革命，用意很明显。汉宣帝时一个有名的士大夫盖宽饶就大胆地引用过《韩氏易传》“三王官天下，五帝家天下；家以传子，官以传贤；若四时之运，功成身退；不得其人，不当其位”的说法要求刘氏汉室退位禅让。当时主张易代再受命的人很多。因此王莽的改革方案得到很多知识分子的支持。可惜王莽是个泥古不化、不顾现实的人，他在经济（尤其是土地改革）方案失败、引起四方叛乱的时候，还在研究《周礼·王制》，要把汉朝的地名官名改订为古制。结果兵临城下，不屈而死，反被后世骂为国贼。有首诗说：“周公恐惧谗言日，王莽谦恭下士时，若是当年身便死，一生真伪有谁知？”其实一个人内心的好坏和真伪，其他人是很难了解的，后世更不容易明白。
儒学与汉代历史文化在汉朝除了皇室、外戚、宦官、官吏和知识分子以外，还有一种地方势力——豪强。他们多数是富豪、大族和地主，有时也兼有上述的各种身份。儒家在政治上得势以后，他们也拥护儒家，成为“彬彬有君子之风”的半调子知识分子。可是儒家的理想，到了他们的手上便变质了。王莽的失败因素很多，大部分原因是由于他们的反叛，而汉光武刘秀重建汉朝也得了他们的助力。
光武本人的度量比不上刘邦，理想比不上王莽。他重建汉室不过想保守稳定下来。因为王莽失败的教训，他不敢再作重大的经济改革；因为前汉刘氏覆亡由于上述儒家的“天命——革命”学说的影响力，受到这个教训，光武帝尽量利用谶纬迷信以代替“天视自我民视”的天命思想来推崇刘氏宗室，认为只有刘氏才是真命天子。对于有理想而不愿和刘氏合作的，他便鼓吹个人道德，个人气节，主张清高。政治改革理想幻灭以后，很多学者只能专心学问、博通五经、考据传文（这是东汉古文经学家和兼通今文古文经学的大儒的新学风，清代乾嘉的“汉学”便是在同样风气下形成的）。
在行政上，光武的工作是组织严密的行政制度。他把“内朝”改为“内廷”并把它完全交到亲近的宦官手中，从前许多由知识分子主持的内朝组织亦转由宦官执掌。只有少数的皇亲国戚才能进入内廷。“外朝”的实权，亦由高级首长（由承相改为“三公”）手中转移到为皇帝亲信的低级官员（尚书）手中。这些行政组织改革的结果虽然避免了王莽事件的重演，但却使汉王朝走入永远覆亡的命运[1]。
光武改革的第一个后果是皇室的孤立。从前皇帝和太子们可与外廷士大夫常常接触，从此以后只能生活在妇人和宦官群中。于是荒淫、早衰、早死，产生了许多心理变态和短命的皇帝。至于见识和气度，那更谈不上了。
第二个后果是外廷上国戚之专横。因为只有外戚能进入内廷，知道宫中的秘密，外面官吏固然无可如何，皇帝与外界少接触，亦无从知道真相。
第三个后果是知识分子的离心。个人愈清高，朝政愈黑暗，结果由清高变为清议，甚至由于过分愤激而作出不负责任的批评。
第四个后果是内廷斗争的激烈化，长处内廷的皇帝因为没有识量，而且与外界缺少联络，对于专横的外戚只能结合宦官在宫内加以谋杀；外戚们在外面虽然专横，但宫内是宦官势力范围，因此一入内宫便束手待毙。外戚因为在宫内失势，逐渐与外界的士大夫结合，互相利用，而引起党锢之祸。
关于东汉内廷的政变和党锢的发生，知道的人很多，不必细说。这里要讨论的是党锢事件对汉末士大夫的动态及士风学术的影响。有几件和党锢有密切关联的大事：一是延熹九年（166）李膺、陈寔等被罢免禁锢；二是建宁元年（168）陈蕃、窦武被杀，李膺等下狱而死；三是中平元年（184）黄巾之乱，大赦党人；四是光熹元年（189）何进被刺，袁绍入宫大杀宦官。这几次事件，一次比一次激烈。其结果不但反映了当时宦官与士大夫斗争力量的强弱，并且反映了当时士大夫的社会背景和心理上的变化，这些都与汉末士气和学术思想的发展，有密切关系，值得注意。
第一次事件情节比较轻微。首都卫戍司令（司隶校尉）李膺等被宦官告发下狱，后来赦归田里，禁锢终身。而党人的黑名单，则存在官府。当时除了首要人物被放逐禁锢以外，还有许多次要人物或弃职潜逃，或自动辞职，离开首都，回到故乡。这些人回到故乡以后的活动，大约可以分为三类：
第一类设馆讲学，聚集生徒，如李膺“教授常千人”；
第二类在地方交结官府，如杜密“去官还家，每谒守令”；
第三类在地方交结豪强大族，《世说新语》里面记载陈寔屡次去拜访荀淑的故事就是例证。（这几件事的年代都有问题，因为《后汉书》记载党锢事件有很多错误和混乱的地方。）
这几个人都是颍川郡的，而颍川荀氏就是在这种情形之下被牵入了政治的漩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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