邢玠明代援朝战争中的贡献（文化资料）

邢家风

邢玠(?-1612 )，字缙伯，山东青州人。隆庆五年（1517）考中进士。此后近20年主持边防工作，积累了许多军事方面的经验，在朝鲜战争爆发前夕，他已升任南京兵部右侍郎。

万历二十年（1592），四川播州土司杨应龙发动叛乱，四川巡抚王继尧亲率数万军队前去镇压，反被杨应龙打败，明军损兵折将万余人，举朝震动。当时，朝鲜战争已经爆发，明朝要抽出精锐部队援助朝鲜，如果再将大量军队陷于四川境内，无论从军事上还是从财政上都将面临捉襟见肘的窘况。针对这种局面，明政府希望早日平定四川播州之乱，急调富有边境平叛经验的邢玠出任云贵总督，率军平叛。邢玠上任后，针对土司之乱起因是地方官府对少数民族盘剥过重所激化的这一事实，认为可以通过和谈结束叛乱。他一面陈重兵于叛军之前，造成重兵压境的声势，一面又写信给叛军首领杨应龙，劝他放下武器，与明政府和好，将功补过，对其合理要求予以考虑。在邢玠的大力感召下，杨应龙深受感动，最终决定放下武器归顺明朝。邢玠依靠谋略，处理得当，终于以不流血的方式迅速解决了这场持续3年的战争，受到朝野各界人士交口称赞。

播州战乱平息不到2年，明政府与日本统治者丰臣秀吉之间关于朝鲜问题的和谈失败，战争再起。丰臣秀吉调动10余万兵力，卷土重来。万历二十五年（1597）春，明朝任命邢玠为兵部尚书总督蓟辽，全面负责指挥朝鲜御倭战争。邢阶上任之初，朝鲜局势非常危急。因在战争的第一个阶段即万历二十年到二十三年（1592-1595 ），明军在取得朝鲜胜利后，希望通过议和迫使日军撤出朝鲜。但在议和期间，明政府过于麻痹，将大批部队调回国内修整，朝鲜境内只留明总兵官麻贵率领的1.7万余人与朝鲜军队配合防守，对日军10万余人从海上突袭猝不及防。万历二十五年（1597）6月，日本水军数千艘舰船自釜山北上，击败朝鲜守军，沿海局势骤然紧张：“七月，倭夺梁山、三浪，遂入庆州，侵闲山。统制元均兵溃，遂失闲山。闲山岛在朝鲜西海口右障南原，为全罗外藩，一失守则沿海无备，天津、登、莱皆可扬帆而至。[1]”

8月，日本加藤清正等部又自陆上大举北犯，意在数日内夺取明军驻守的重镇南原和全州西城，兵临王京汉城。“八月(加藤)清正围南原，乘夜猝攻，守将杨元遁，时全州有陈愚衷，去南原仅百里，南原告急，愚衷不敢救，闻已破，弃城走……倭寇遂犯全庆，逼王京。王京为朝鲜八道之中，东阻鸟岭、忠州，字则南原、全州，道相通。自二城失，东西皆倭，我兵单弱，因退守王京，依险汉江。”[2]

由于初战的失利，在明军上层也引起了一些混乱。在此紧要关头，邢玠当机立断，作出三条决定：一是亲赴汉城，指挥明军在稷山展开狙击战，有力地阻挡了日军的进攻，并起到了掌握战局、稳定人心的作用。史称“玠既身赴王京，人心始定”。二是立即逮捕了和谈失败后由于害怕承担责任而欲投降日军的明朝和谈代表沈惟敬，并将计就计让沈惟敬写信给日军，提出明政府仍愿和谈，劝说日军小西行长、石田三成等主和派停止进攻，并离间他们同主战派加藤清正的关系，制造矛盾，瓦解日军攻势，也收到了明显效果。在接到沈惟敬信后，“行长、正成亦尤清正轻举，乃退屯井邑，离王京六百里：清正亦屯退庆尚，离王京四百里。”[2]由于缓兵之计的成功，延缓了日军的进攻，为明朝援军的二次入朝赢得了时间。三是为对付日本水军北犯，让登莱及辽东半岛水军加强戒备。将3000水军进驻旅顺，随时准备入朝，让朝鲜水军李舜臣等部在朝鲜南部沿海活动，牵制日本水军使其不敢北上，并在汉城西部的大同江和汉江布防，以阻止日军西进并兼顾防守粮饷运道。由于这三条措施非常得力且及时，立即稳定了朝鲜半岛的局势。

在日军大规模入侵暂时被阻止以后，邢玠积极策划反击，他上书明政府，“请募兵川、浙，并调蓟、辽、宣、大、山、陕兵及福建、吴淞水兵。”同时还吸取明军在朝鲜半岛上因供应困难而无法有效战胜日军的教训，要求明政府在辽东、山东半岛集结粮草等军需，并保障海运的畅通。“精讲海运，为持久计。”万历二十五年下半年，在明政府大举调兵期间，邢玠为麻痹敌人，主动在蔚山一带进行一些小规模的攻势，迫使日军穷于应付，让其不易察觉出明军后方空虚而趁机大规模北上，以免形成被动局面。这些攻势虽没能取得明显进展，但却牵制了日军的有生力量，为援军顺利抵达并以优势兵力与日军决战赢得了时间和战场上的主动权。

到万历二十六年二月，明援军“陈璘以广兵，刘𬘩以川兵，邓子龙以浙、直兵先后至。”邢玠于是加紧练兵，并兵分4路，“中路李如梅(后由董一元代替)、东路麻贵、西路刘维、水路陈璘，各守其地，相机行动。”[3]自这年九月到十一月，邢玠已知4路兵马均准备充分，于是指挥各路分头进兵。刘维部进击西部的日军小西行长部；麻贵攻击东路盘踞蔚山的加藤清正部；董一元率军进攻中部占据晋江的石田三成部；陈璘进击日水军。4路军队合力进攻，使日军顾此失彼。虽然由于战略配合不够和一些明军将领失误，此役没有达到歼灭大量敌人有生力量的目的，但是这种大规模的军事进攻，赢得了战略主动地位，鼓舞了士气，取得了一些局部胜利。

明军大举反攻不久，由于日本统治者丰臣秀吉病死和日军在朝鲜半岛战场上的节节失利，统治阶级内部陷入混乱，侵朝日军已丧失斗志，欲撤军返国。邢玠敏锐地察觉到此时正是对日军进行最后一击，将其赶出朝鲜的关键时机。虽然属下部队由于对日作战已持续月余，比较疲倦，但是他仍然鼓励部队克服困难乘敌人欲想返国，士气动摇之际，全线展开攻势，并取得一连串的胜利。万历二十六年底，邢阶率领明军将日本侵略军彻底赶出了朝鲜半岛。历时7年的朝鲜战争终于以中朝人民的胜利而宣告结束。

邢玠自万历二十五年四月被任命为兵部尚书兼蓟辽总督，到万历二十九年夏明军全部返国，他最后结束在朝鲜的使命，时间长达4年之久。在此期间，他无论是在指挥战争还是在战后对朝鲜的善后筹划都提出一系列的理论和对策。其方略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强调知己知彼，重视情报信息，作到不打无把握之仗，及时沟通与明政府及各有关部门的关系，调动属下将领的积极性。邢玠担任蓟辽总督，主持援朝战争后，立即指示部下对战场上的情况进行全面了解和实地考察，并向朝廷作出切合实际的报告，以供决策者参考，避免仅凭猜测，人云亦云，导致决策者失误。邢玠要求前线将领，必须摸清敌情，然后再根据敌情做出合理布署。如他了解日本水军活动频繁，随即在旅顺港和山东登莱一带布防，以备敌军北上窜犯；当了解丰臣秀吉病死敌军欲撤时，随即下令各路军队全力进攻，不让敌人有喘息之机。从邢玠指挥的战争后半段来看，明军在制订战斗方案时，对敌情均比较了解，明军各支军队对付的敌军目标也比较清楚，避免了盲目作战。在指挥朝鲜战争期间，邢玠还注意协调与明政府各有关部门的关系。他将战场上的情况随时向政府汇报，增加透明度，以获得明政府支持，由于他与明政府关系协调较好，因此得到明政府的高度信任。万历皇帝赐他上方宝剑，任命他为兵部尚书，赋予他在前线的特权。其他如兵部、户部官员对他的工作也积极支持，所需军队、物资均能及时提供，有效地避免了战争第一阶段那种令出多头，前线将领受到多方掣肘的不利局面，为他指挥战事提供了较大的自主权。在邢玠指挥下人朝的明军来自不同地区，过去互不统辖，一些将领如麻贵、刘维、陈璘等均立有战功，骄横自大，往往互不服气，但邢玠也能利用自己的威望对他们加以约束，使他们服从指挥。从战争后期看，各部明军之间虽有互相配合不够，作战不力的地方，但对邢玠的指挥和战略布署能全力执行，并无任何将领公然违抗命令。

其次，邢玠在朝鲜战争中所采取的战略战术比较灵活，他既善于集中优势兵力向敌军展开进攻，又能根据朝鲜地理环境因势利导，充分发挥不同兵种互相配合的作用，并善于运用谋略致胜。邢玠在担任蓟辽总督全权指挥朝鲜战争以后，吸取了前一阶段由于明军兵力不足而没能将日军全部赶出朝鲜半岛的教训。上任伊始，就再三强调集中优势兵力。由于明军调动及时，使邢玠能够在短时间内聚集起反击日本侵略军的足够兵力。他在调兵布阵上还充分结合朝鲜的地理特点，采取了行之有效的办法。

邢玠放弃了在朝鲜战场上过多依赖骑兵的办法，特别重视使用善于山地作战的步兵。他对善于打山地战的川军刘𬘩部情有独钟。坚持将刘𬘩部调入朝鲜战场。经过很短时间的山地作战训练，来自各地的步兵在战场上确实发挥了不小的作用。邢玠还很看重水军的作用。他根据朝鲜三面环海，而且日本水军又十分猖獗的情况，认为如不在海上掌握主动权，则陆上难有取胜保证，“臣以为倭者所依者水，而水战不利正兵，须东西各水兵一支，牵其四顾，陆军方可冲突。”[3]（卷312）为此，他屡屡向明政府提出“今日急需水兵”，并将陈璘部上万水军投入第一线，与三路步兵配合，对敌全面出击。彻底改变了战争前阶段明军主要依靠陆军，很少投入水军，无法在海上取得控制权的作法。陈璘、邓子龙等英勇善战的水军投入战场，也有力地配合了陆军的行动，最后取得了黄海大捷，一举将日军赶出了朝鲜。

邢玠指挥战争还非常注意运用谋略，常以智慧克敌制胜。在平定四川播州叛乱期间，他就充分发挥了自己以智降敌的才干，认为“盖兵不厌诈，期于成功，可以战胜则力用战，可以间图则力用间。故古之用兵，亦有以贿赂间，有以亲密间，有以文告间，从古不以间为讳，若忌和之别名而废间之实效，文法一执，动避掣肘。”[3]（卷324）进入朝鲜战场以后他针对敌军内部勾心斗角，主战派与主和派意见不一的状况，他利用小西行长为首的日军主和派的厌战心理，采用反间计，假示明政府仍愿和谈，使日军斗志松懈，延缓了日军攻势，为明军积累力量，展开攻势赢得犷时间和主动权。可谓是在战场上以计谋智胜敌军的成功之举。

再次，邢玠在指挥朝鲜战场期间，十分重视后勤保障工作，将大批粮草、军需物资有条不紊，源源不断地送至前线，这是朝鲜战争能够取得胜利的一个有力保证。

明政府之所以愿意与日本统治者议和，希望通过议和压迫日军撤出朝鲜，粮饷运输困难不能不说是一个相当突出的原因。邢玠上任后，充分吸取了前一阶段因粮炯运输困难而延误战事的教训，将后勤运输当作一件紧迫的头等大事来对待。上任伊始，针对朝鲜境内战乱频生、筹粮困难的状况，提出以国内运粮作为主要供应渠道。针对朝鲜北面高山峻岭，道路难行，运粮极为困难的状况，坚持将海运为运粮的主要路线的方针。万历二十五年春担任蓟辽总督后，他立即上奏朝廷，要求户部“辽东见贮粮晌，该抚设法运至鲜界，听鲜抚自行挽运其召买事务，各抚臣或委该道，或设专官酌改接济。”[3]（卷310）明政府采纳了邢玠的建议，迅速将辽东贮积米豆十余万石先运抵朝鲜以备军队口粮；另又委托户部和兵部派专人采购军粮，以供入朝明军所用。但辽东粮食有限，陆路运输又太慢，随着大军源源不断地开赴朝鲜，后勤运输任务变得十分艰巨。邢玠及时向明政府建议，将天津、登、莱和江苏淮安等沿海港口作为军粮和其他军需品运输口岸，“海运宜于天津、山东、淮安各处搜求官民渔、商船二三百只，总运一二次以救目前之急。”他的建议随即得到万历皇帝的批准，自万历二十四年下半年到万历二十五年二月，户部就从山东、大津、辽东岁运各24万石，山东、天津则海运，辽东则水陆并运。邢玠在二十五年冬曾就次年军粮开支问题提出预算数字及解决办法，“计来岁用粮八十万石，以十万石取朝鲜，七十万石酌派山东、天津、辽东三处。”[3]（卷315）在明政府的大力支持和海运官员的积极协助下，这个数字得以顺利完成，军粮得到了基本保障。在万历二十六年秋向日军展开全面进攻期间，平均每个士兵都随身携带半个月以上的粮饷，为持续作战并取得胜利奠定了物质基础。在邢玠指挥的近两年对日战争中，明军没有出现战争前期严重的粮草匾乏现象，这与邢玠重视后勤运输和粮草供应是分不开的。

最后还应提到，邢玠在援朝战争前后，始终坚持有备无患的思想。在朝鲜战争第一阶段进行不久，双方即展开议和谈判。明政府在日本尚未撤军时就将大批部队撤回国内，因而失去了继续向日本施加压力的筹码。对此，邢玠持有不同看法。万历二十五年三月，和谈破裂。此时刚从四川调回担任兵部侍郎的邢玠立即向万历皇帝提出应尽快向朝鲜境内增兵并将物资粮草运入朝鲜，同时提醒朝鲜政府作好应战准备，以便与入朝的明军配合行动。万历皇帝批准了此建议，让孙鑛部l.9万官兵做好待命出发准备。局势的发展正如邢玠所料：几个月后日军又大举进攻，但由于明政府已有作战心理准备，因而不像战争开始时那样惊慌失措，而邢玠本人早已预料到在朝鲜仍会有恶战，当他被任命为总督时已制订出在朝鲜与日军作战的方案，指挥作战从容不迫。

万历二十六年底，朝鲜战争已取得决定性胜利，日军已基本退出朝鲜，这时朝廷内部对如何处理朝鲜善后问题发生争议。绝大多数官员认为明朝已兵疲饷竭，应全部撤回国内。但邢玠认为：为防日军卷土重来，必须在一定时期留下部分军队，协助朝鲜军队防守。所以他力主暂时留部分军队于朝鲜，协助朝鲜增强防务，并对朝鲜战后之事作了细致通盘考虑，提出十条建议。其主要内容是：1.在朝鲜暂时留驻明军，以备不测；待局势彻底好转后再逐渐撤离。2.为朝鲜留守部队提供有利的后勤保障。3.巩固交通要道和朝鲜南部沿海的安全，加强交通线及要害地区的防备力量。4.帮助朝鲜训练军队，进行军屯，增强自身防御力量。

明政府基本上采纳了邢玠的建议，战争结束后，派出原驻山东的沿海的总兵李承勋率万余军队驻防朝鲜，直到万历二十九年才撤回。在明军全部撤回，邢玠作为蓟辽总督即将最后完成在朝鲜的使命时，他又与巡抚万世德联名向明廷条陈关于朝鲜半岛安定的几条建议，包括：“选将帅，练精兵，守冲要，修险障，建城池，造器械，访异材，修内治”等[3]（卷356）可谓尽职尽责，善始善终。

鉴于邢玠在朝鲜战争中的杰出贡献，明政府授予他“太子太保”头衔，并“升俸一级，荫一子世袭锦衣卫指挥佥事，赍银八十两，大红纻丝蟒衣一袭，给诰命。”朝鲜则为其“立生祠像，标铜柱与釜山。”[4]荣誉不谓不高，然而邢玠居功不傲并无心迷恋于官场，朝鲜战争结束不久，便辞职还乡，直到万历四十年（1672）五月亡于故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