支谶的贡献有（文化资料）

家风传

译籍种类

支谶译籍的种类恰恰和当时安世高所译的相反，几乎全属大乘，可说是大乘典籍在汉土翻译的开端。支谶的译籍反映了龙树以前印度大乘经典流行实况。例如，他译的《宝积经》、《阿閦佛国经》、《般舟三昧经》都是构成大部《宝积》的基层部分。《道行经》是大部《般若》的骨干。《兜沙经》又属于大部《华严》的序品。可见印度的大乘经典开始就是向境、行、果各方面平均发展的。还有支谶译出的《阿阇世王经》(异译本题名《文殊普超三昧经》，道安经录说它出于《长阿含》不确)、《问署经》(也作《文殊问菩萨署经》)、《内谶百宝经》、《首楞严三昧经》，都以文殊为中心，发挥“文殊般若”的法界平等思想。这些方面暗示出文殊对于大乘传播的重要关系，也属宝贵资料。

支谶所译佛经为三种：

1.《般若道行经》十卷(光和二年，即179年译)。

2.《般若三昧经》二卷(现存本三卷，译年同上)。

3.《首楞严经》二卷(中平二年，即185年译)。

另外，从译文体裁上比较，道安认为像支谶所译的还有九种：

《阿阇世王经》； 《宝积经》(一名《摩尼宝经》)； 《问署经》； 《兜沙经》； 《阿閦佛国经》； 《内藏百宝经》； 《方等部古品曰遗日说般若经》； 《胡般泥洹经》； 《孛本经》 其中后三种现已缺佚。又支敏度《合首楞严记》里提到而为道安所未见的还有一种：《閦真陀罗所问宝如来三昧经》一卷。总计支谶译籍现存九种，缺本四种。僧祐《出三藏记集》依据《别录》加了《光明三昧经》一卷，这是支曜译本的误记。

考证

支谶所译佛经究竟有几种，因当时无记载，很难确定，晋道安编纂的《众经目录》据所见写本，认为年代可考的只有三种：1.《道行般若经》十卷（光和二年（公元179年）译）。2.《般舟三昧经》二卷（现存本三卷，译年同上）。3.《首楞严经》二卷（中平二年（公元185年）译，已轶）。另外，从译文体裁上比较，道安认为像支谶所译的还有九种：1.《阿阇世王经》二卷，2.《宝积经》(一名《摩尼宝经》)一卷，3.《问署经》一卷，4.《兜沙经》一卷，5.《阿閦佛国经》一卷，6.《内藏百宝经》二卷，7.《方等部古品曰遗日说般若经》一卷，8.《胡般泥洹经》一卷，9.《孛本经》二卷。其中后3种已轶。还有在晋代支敏度《合首楞严记》中提到而道安所未见的《伅真陀罗所问宝如来三昧经》3卷。梁僧祐《出三藏记集·新集经论录》里，认为《光明三昧经》也是支娄迦谶所译的。

总计现存九种，缺本四种。僧祐《出三藏记集》依据《别录》加了《光明三昧经》一卷，这是支曜译本的误记。费长房《历代三宝记》又依各杂录加了《大集经》等八种，也都出于附会，不可信。

重要译经

支谶译籍里比较重要的《般若道行经》和《般舟三昧经》，原本都由竺朔佛传来，支谶为之口译。以支谶学识之博，这两种佛经也应该是他所熟悉的，因此译功专归于他，并无不可；但从费长房以来，经录家都说竺朔佛也曾翻译这两种佛经，就未免重复了。那时候的翻译，因有安世高为先导，遣词造句都已取得一些经验，译文比较流畅，读来有“审得本旨”之感。不过翻译的总方针依然是随顺佛说，了不加饰，要求尽量保存原本面目；就是在译文结构上做了一些“因本顺旨、转音如己”的工夫也是极有限的。所以后人辨别他的译文仍用“辞质多胡音(即多用音译)”为标准。

对于以后义学发生影响最大的，莫过于《道行经》。这因为大乘学说本来以般若的缘起性空思想为基础，由于这部经的译出便有了趋入大乘的途径。又因当时思想界有道家的“无名为天地始”等一类说法，恰好作了接受般若理论的准备，也就是通过这类思想使般若理论更快地传播开来(如在支谶的译文里译“波罗蜜行”为“道行”，译“如性”为“本无”等，都是借用道家思想来传播般若的)。从此《道行》成为研究佛家学说特别是般若理论的入门之籍。只因它译文过于简略，好多义理难得彻底了解，引起了朱士行的西行求法，与《道行》同源异流的《大品般若》(魏晋的义学家都将《大品般若》看作《道行》的母本)也陆续有各种异本的译传。这就丰富了般若学说的内容，但《道行》始终受到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