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耐庵：(公元1296～1370年)，原名施耳，又名施子安，钱塘人(一说姑苏)

花岛

施耐庵：(公元1296～1370年)，原名施耳，又名施子安，钱塘人(一说姑苏)，迁居兴化(一说淮安)，元末明初小说家。

施耐庵，其人不见于正史，传说纷争不止，然一部震撼世界的《水浒传》巅居世界文学宝库，总要搞清作者的身世。传说元施耐庵是元朝至顺年间进士。少精敏，擅文章，曾出仕钱塘，又传他曾参加张士诚军。后弃官归乡，闲门著述，有《水浒》、《隋唐志传》、《三遂平妖传》等传世。

著名小说《水浒传》诞生七百年来，其作者“施耐庵之谜”却是一百年来聚讼纷纭的话题，这是一个“说不尽的施耐庵”。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围绕兴化、大丰两(县)市施耐庵文物史料的新发现，一场世纪诉讼之战，在专家学者之间展开。肯定苏北施耐庵的有刘冬、何满子、王春瑜、张惠仁、王同书、欧阳健、萧相恺、卢兴基、刘兆清、张袁祥等人，否定论者有刘世德、罗尔纲等人。

1.施耐庵生活的年代：

施耐庵是元末明初人，与罗贯中应是同时代的人，有元末明初戏曲家贾仲明的《录鬼簿续编》间接为证。而《水浒传》的成书年代当是明末明初，至于出版年代应当稍后。现存最早记载关于施耐庵的资料是明朝嘉靖年间(公元1522～1566年)高儒的《百川书志》。这与民间传说的情况是吻合的。当时东南沿海抗倭斗争的需要，有“中原七子”之称的兴化人，时任福建官员的宗臣所刻印。

《水浒传》版本之多，实属世界小说史所罕见。研究版本问题有助于弄清该书的作者是谁，有助于我们系统的研究《水浒传》。据马蹄疾编著的《水浒书录》介绍，《水浒传》有五类版本之说：一是文简事繁本，一百十回本系统；二是文繁事简本，一百回本系统；三是繁简综合本，一百二十回本系统；四是腰斩断刻本，七十回本及后五十回本续刻本系统；五是其他文种翻译本。

施耐庵及其门人罗贯中生于元末明初，《水浒传》也诞生在这一时期，由于《水浒传》是鼓动造反的书，将梁山“强盗”说成英雄好汉，这在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专制统治时期是绝对不能容许其出版的。据民间传说，是在明嘉靖年间，由兴化的一位进士宗臣在福建的坊间所刻印，《水浒传》、《三国演义》才得以流传于世，可惜的是现在已无法见到。

从目前所能见到的版本，或根据史料的记载，最早的《水浒传》版本当是明嘉靖年间刻本《京本忠义传》，现在上海图书馆藏残页两面，为第十卷之第十七页及三十六页背面。他的来源推测是郭勋家刻本《施耐庵的本水浒传》一百卷。明高儒《百川书志.史部.野史类》，著录：“忠义水浒传一百卷，钱塘施耐庵的本，罗贯中编次。宋寇宋江三十六人之事，并从副百有八人，当世尚之。”

据明朝汪道昆《忠义水浒传?序》云：“故老传闻：洪武初，越人罗氏，诙诡多智，为此书共一百回，各以妖异之语引于其首。以为之绝。”该书的版本已不见，有可能刻于明初的《旧本罗贯中水浒传》，这是文繁事简本的祖本。

文简事繁本中有明万历初(公元1573～1583年)海虞三槐堂刊的《三槐堂刊全像水浒》。繁简综合本的代表作是明万历四十二年(公元1614)安徽袁无涯刊刻现存北京大学图书馆藏的《袁无涯刊出像评点忠义水浒全书》，该书署名为“施耐庵集撰，罗贯中纂修”。

明崇祯十四年(公元1641年)贯华堂刊《金圣叹批评第五才子书施耐庵水浒传》七十五第七第十卷回本，是腰斩断刻本的代表作，北京图书馆藏的是明崇祯末贯华堂的重刻本，第四卷上有施耐庵的序。

从版本的署名看，繁本除金本外，凡是署题的都是施、罗并列。简本除无署题或署题无考外，则有作施耐庵，有作罗贯中者，却没有一种是施、罗并列的。据此分析，先有简本，后有繁本，繁本是简本的基础上加工而成的，因此在署名上，只好兼收并蓄，题为“施耐庵集撰，罗贯中纂修”。这一观点与鲁迅先生的观点相同，何心的《水浒研究》也主此说。

从版本的联语看，繁本的回目作为“联语”而论，有些也不十分工稳，但大致上却遵守联语的规则，如上下两句字数一样，上下联用字不相犯，平对仄，实对实，虚对虚，相对的词字数相同等等。简本的回目，则完全不守联语的规则，可以说是完全不是联语。这个观点与聂绀弩的观点一致。这说明繁本是罗贯中个人修改过的，罗很有诗词功底，这正应了贾仲明在《录鬼簿续编》中说的话，罗贯中“乐府隐语，极为清新”。

2.施耐庵的身份：

今有人疑施耐庵即郭勋，亦有人认为施耐庵只是《水浒传》繁本作者的托名。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更多的施耐庵研究者从地下出土的文物到文献资料的研究得出结论，苏北的施耐庵与钱塘施耐庵、东都施耐庵是同一人，就是《水浒传》的作者。

将施耐庵说成是苏北人不是今日始，早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就有人提出。那是兴化县志局的职员叫胡瑞亭的人，因为户籍问题到白驹镇，发现施家后人供的牌位上写着鼎鼎大名的施耐庵。为什么是在辛亥革命以后，在新文化运动之中，那是因为明清两代的文化专制，使得《水浒传》作者的后代不敢认大文学家为其祖宗，因为明清两代的禁《水浒传》是有名的，弄得不好会有杀身之祸，甚至会株连九族，那还有谁敢明目张胆地认施耐庵为祖宗呢，只有解禁之后才有可能，堂而皇之地将施耐庵的牌位列上。“施耐庵以著《水浒传》获罪，也以著《水浒传》得名，其生平事迹不独前志所不能载；即其子孙亦讳不肯言，今民国成立，无所顾忌，可以补遗。”

第一次调查是1952年，刘冬、黄清江《施耐庵与水浒传》发表于《文艺报》，论文断定苏北的施耐庵即《水浒传》的作者，丁正华、苏从麟的调查报告实际上也倾向于刘冬、黄清江的观点。在这之后，文化部又派人民文学出版社聂绀弩、《人民日报》社徐放等同志赴苏北作进一步的调查，从徐放的《再次调查有关施耐庵历史资料的报告》来看是持肯定态度，并把苏北施族关于他们祖先的某些口耳相传下来的“家史”可以看出施耐庵的流徙轨迹。

第二次调查是在1962年，兴化、大丰两县作调查有报告《清理施让残墓文物及继续调查施耐庵史料报告》，想必由于在困难时期，未作更多的研究。陆侃如、冯沅君著《中国文学史简编(修订本)》中写道：“施耐庵……一说名子安，白驹人(今江苏兴化)。生于1296年；三十六岁成进士，到钱塘做过官，1370年死。”北京大学中文系1955级集体编著的《中国文学史?三?修订本》认为尽管材料很少，但还是有珠丝马迹的：“施氏……名子安，字耐庵。祖籍姑苏。三十五岁时，中元至顺元年进士，出任钱塘两年，因‘不合当道权贵’而弃官居住苏州阊门。后又迁居苏北兴化白驹镇。”肯定苏北的施彦端即施耐庵。

第三次调查，是1981～1982年，学术界基本上肯定了苏北施耐庵。

1952年公布的新材料主要是神主、墓碑、墓志、小传、《施氏族谱》世系等十一项，这些史料出于很多人之手，不少是施氏的“家史”，有的是他人所撰，由于年代久远，加之名不见经传的小说家，从来就不被重视，史料不可能一点没有出入，但并不影响苏北施耐庵的存在，就像履历表填错了，就否认这个人的客观存在是不妥的。如兴化县修志的坐办刘仲书在写施耐庵的小传时，将“耳耐庵名”，结果说成是“施耐庵原名耳”，这是一个理解性的错误，就不能将施耐庵全盘否定。

因为王道生所撰写的《施耐庵墓志》，略与其他资料有不相吻合之处，就全盘否定有施耐庵其人是不对的。有人认为，明淮安人王道生写的《施耐庵墓志》不合体例，是伪作。其墓志：“公讳子安，字耐庵……盖公殁于明洪武庚戌岁，享年七十有五……每成一稿，必与门人校对，以正亥鱼，其得力罗贯中者为尤多。呜呼！英雄生乱世，则虽有清河之识，亦不得不赍志以终，此其所以为千古幽人逸士聚一堂而痛哭流涕者也……因作墓志，以附施氏之谱末焉。”

3.施耐庵的名字：

施耐庵本名彦端，一名子安，字耐庵。在张家港河阳山(今江苏张家港凤凰山)永庆寺附近有施耐庵的假墓，过去墓碑上刻有王勃的滕王阁诗一首，耐庵假墓为什么要刻“滕王阁诗”呢。据当地县志记载，元末明初文学家施耐庵曾隐居永庆寺，在文昌阁写过不朽巨作《水浒传》，至今这里留有洗砚池、醮水潭等遗迹。

该墓一说是陈聚、陈基兄弟的后裔所修，旋耐庵住在河阳山时，陈聚、陈基也在故乡河阳山隐居，他们经常在一起或饮酒赋诗，或游山玩水，或议论国事，或探讨阴阳，无话不谈，结为知已。陈基，字敬初，临海人，著有《夷白斋集》传世。张士诚起义后，陈基曾参与张的军府之事，至正二十二年，张士诚称为王，陈基谏阻，士诚欲杀之，不果。后来，张士诚被俘，陈基随从到达南京，独得朱元璋的赦免，预修元史，赐金而返。洪武三年十日，陈基逝世于河阳山的寓所。陈基逝世后，他的后裔念之施耐庵是老祖宗的故交，于是在施耐庵逝世后，陈基后裔在河阳山东侧修筑了施耐庵之墓。

该墓另一说是施耐庵的衣冠冢，在河阳山西南坡，县志上记载为明御史徐恪所建，直到1958年才被拆毁。旧时施耐庵墓旁有一棵古藤，把坟头连墓碑全罩住了。碑是青石的，碑正面刻的隶书“施耐庵之墓”五个字，在五个字上、下首，刻了王勃《滕王阁序》的后面的七言四韵(八句)古诗，全诗如下：“滕王高阁临江渚，佩玉鸣銮罢歌舞。画栋朝飞南浦云，朱帘暮卷西山雨。闲云潭影日悠悠，物换星移几度秋。阁中帝子今何在？槛外长江空自流。”这八句诗，分刻两处，前四句在右边，后四句在左边，另起一行还有七个字，是“一帆风送滕王阁”，最后署的是“壬戊之秋桂月望日”，据最新考证壬戊年应是是明弘治年间，即1502年。

为什么在施耐庵墓碑上刻上王勃的滕王阁诗呢？常熟市港口陈浩司等群众说，王勃的《滕王阁序》，写了天地人日月星，施耐庵写《水浒传》也写了天地人日月星，施耐庵写《水浒传》是“荡空的”，常熟方言，意即编造出来的，就像王勃写《滕王阁序》一样。深入研究耐庵墓刻“滕王阁诗”，以为施耐庵与王勃不仅同名(均名子安)，更有共同的生活遭遇。

清朝清光绪年间的文人王钟麒在《中国三大小说家论赞》中说：“施氏少负异才，自少乞老，未获一伸其志，痛社会之黑暗，疾朝廷之专横，乃以一已之理想，构成此书”。清光绪年间的江荫香，别号伯绥氏，在《梦花馆笔谈》中写道：“耐庵博通今古，才气横溢，举凡群经诸子，词章诗歌，天文、地理、运、卜、星、相，一切技术无不精。洪武初，隐于江阴，设馆授徒，从学者甚众……每当春秋胜日，自携书一卷、一盍、一奚僮载酒后随，登山临水，倾尊狂饮，放怀长吟，超脱潇洒如神仙。”《滕王阁序》中说“望长安于日下，指吴会于云间”。意思是：遥望长安在日下，指点苏州在云间。日之下，又暗含长安为京都意(古以“日下”为都城)。吴会：吴郡，今江苏苏州。云间：云中，又暗指出吴地的古称(吴地古名“云间”)。用王勃的话说：“一言均赋，四韵俱成”，意即经这一篇序的意思同时写一首诗，四韵，意思是“滕王阁诗”八句。

由此可见，王勃与施耐庵等才智之士均用武无地，报国无门，无路请缨，所以，耐庵墓刻王勃“滕王阁诗”是抒发的失意之悲，是对时代的抨击，也是对社会的控诉。这是施耐庵墓刻“滕王阁诗”深层的意义所在。

4.施耐庵的籍贯：

细考施耐庵的籍贯，多种史料的不一致，又是可以理解的。《辞海》对“籍贯”一词的解释为：一个人的祖居或出生的地方。施耐庵的籍贯有兴化和淮安二说，祖籍有苏州、兴化二说，都是可以理解的。据史料记载，施耐庵“由苏迁兴化，复由兴化徙居白驹场”(白驹镇为今大丰市所属)，至于说“家淮安”，是在施耐庵晚年为避朱元璋之征，隐居在淮安王家当铺的书房“小方壶斋”修改、写作《水浒传》，淮安王家为人不俗，后人中出现了有清朝学者王锡祺等人，为地方名人。

5.施耐庵的科第和宦历：

施耐庵是“元辛未进士”，在北京孔庙有历朝历代的进士碑，唯元朝几块碑，被人挖去姓名，而重新写上明朝的姓名，这对我们来说查考元朝的进士又多了一份艰难。据陈建华考证，施耐庵的辛未进士是“乡贡进士”(《施耐庵研究(续编)》)。至于施耐庵“官钱塘二载”，在《钱塘县志》、《浙江通志》等书中未能查到元朝官员名单中有施耐庵其人。据我掌握的资料分析，施耐庵“入士诚幕”，应该说他是做的张士诚属下的官，正史是不可能有所记载的，他的后代也不敢在家谱上确切记载，这是要冒杀身之祸的，只得含混其词，“官钱塘二载”。在看到张士诚骄逸必败之势，施耐庵离开张士诚，而隐居于张家港的河阳山、江阴的祝塘、大丰白驹、淮安等地坐馆或著书，这时才有了“高尚不仕”的说法，这是不足为怪的。

6.施耐庵的儿子：

据民间传说的《嫁女赠书》资料，施耐庵有女儿，当士诚再次造访之时，耐庵“以年老妻弱、子女婚嫁未毕辞之”，这是可以理解的。至于儿子施让(公元1373～1421年)，有可能是过继之子。今天的施耐庵纪念馆馆长施金根(十九世)为施家的过继之子，这不足为奇。

7.施耐庵的《三遂平妖传》：

现在的中学教科书里讲到《水浒传》的作者时有一说，“据史学家罗尔纲先生考证，认为《水浒传》作者罗贯中。”(高级中学课本《中国古代史》)

罗贯中的《三遂平妖传》，演述北宋时王则于贝州起义事。罗贯中生前未能全部写完，现仅存二十回残本。三遂是诸葛遂、马遂、李遂。罗尔刚因为《三遂平妖传》的文字进入了容本水浒传，由此判定《水浒传》是罗贯中所撰，这个观点是不全面的，因为《水浒传》的版本有很多，其中有罗贯中修改充实过的《水浒传》，所以署名施耐庵、罗贯中，不能就此肯定《水浒传》是罗贯中一人所作。据分析，七十回版本的《水浒传》当是施耐庵一人所为，是原本。

从罗尔纲的文章来看，他从赞词、叙事和对待人民大众态度三个方面的对勘，发现《三遂平妖传》有十三篇赞词被收入《水浒传》插入前七十一回书中十五处，由此他得出结论：从两书对勘证明都同是罗贯中一人所著，又证明了《忠义水浒传》受招安、征辽国、平方腊部分是后人所加。

罗贯中作为施耐庵的门人，施耐庵“每成一稿，必与门人校对，以正亥鱼，其得力于罗贯中者为尤多。”施耐庵是七十一回本的作者，而罗贯中参加了后五十回的撰写及全书的纂修，由此得出结论，《水浒传》为罗贯中一人所著的观点是错误的。

再从版本的繁简看，一百二十回是繁简综合本，而所谓腰斩本是最简的本，因为《水浒传》的版本特别多，事情就变得复杂起来，到底罗贯中修改加工的是什么版本呢。罗贯中的赞词的增加是在容与堂的一百二十回本上可以看到，而贯华堂的七十一回本中，没有看到罗贯中在这部书上的增加了赞词。所以笼而统之，说《水浒传》为罗贯中一人所撰的说法是站不脚的。

从历史的记载看，明朝中叶高儒于嘉靖年间作的《百川书志》中提出：“《忠义水浒传》一百卷，钱塘施耐庵的本，罗贯中编次。”大体与此同时，郎瑛(公元1478～1566年)在《七修类稿》是提出：“《三国》、《水浒传》，乃杭人罗贯中所编。予意旧必有本，故曰编。《宋江》，又曰钱塘施耐庵的本。”这里或曰“编”，或曰“的本”，提出了两位作者：罗贯中和施耐庵。

从罗氏的特性来看，罗贯中是繁本的修改者，罗很有诗词功底，这正应了贾仲明在《录鬼簿续编》中说的话，“罗贯中，太原人，号湖海散人，与人寡合。乐府隐语，极为清新”。以繁本回目的“联语”而论，有些也不十分工稳，但大致上却遵守联语的规则，如上下两句字数一样，上下联用字不相犯，平对仄，实对实，虚对虚，相对的词字数相同等等。简本的回目，则完全不守联语的规则，可以说是完全不是

联语。

从上述四点来看，《三遂平妖传》告诉我们罗贯中是《水浒传》繁本的作者之一，而简本是施耐庵所著。诞生于元末明初的《水浒传》是我国第一部长篇小说，该小说是施耐庵著，或施耐庵、罗贯中合著。现在流行的两种《水浒传》署名很有代表性。容与堂一百二十回本是施耐庵、罗贯中著，贯华堂七十回本附录后五十回署名是施耐庵。这与历史事实是基本符合的。明朝出版的《水浒传》，其署名也大都是施、罗二人一起的。如《忠义水浒传》二十第一卷百回，据郑振铎考定为嘉靖年间郭勋(公元1475～1542年)家刻本，就署“施耐庵集撰、罗贯中纂修”。明万历三十年(公元1602年)前后，容与堂刊《水浒传》，则署“施耐庵撰，罗贯中纂修”。明万历四十二年(公元1614年)袁无涯刻《忠义水浒全书》一百二十回，也署“施耐庵集撰，罗贯中纂修”。

所以，罗尔纲仅以一已之见，就将这些历史资料全盘否定，实是不应该的。

8.施耐庵是苏北人？

读《荡寇志》。清朝俞万春(公元1794～1849年)于清道光六～二十七年(公元1826～1847年)，中间凡“三易其稿”，首尾历二十二年，写成《荡寇志》七十回，他说《水浒传》七十回是“前水浒”，罗贯中续“后水浒”，而他则是“结水浒”。

施耐庵写《水浒传》是因为元末农民起义风起云涌之际，而俞万春写《荡寇志》也因为他在青壮年时期，曾经长期追随其父在广东的任所，亲自参与了对人民武装反抗的镇压行动。他写作《荡寇志》是对《水浒传》的反动。

施耐庵著《水浒传》，写到了水乡特色，这是因为他在苏北里下河的水网地区，生活环境，对其创作有着深刻有影响。而俞万春写《荡寇志》，尽管也说旱路有轿马，水路有舟辑，然他的笔下，水乡特色难以鲜明。我无法知道，《水浒传》起初是否是叫“江湖豪客传”，但在俞万春的书中却提到了绿林豪客，看：“烟霞笑傲，清流权作绿林豪客；锦绣城池，街市变成血海尸山”。该书写陆上的动植物较多，如“那人参在地下三百年，秉上天瑶光之精，感山川灵秀之气，全具人形六百年”。

在苏北发现的施耐庵遗曲《新水令?秋江送别》(赠鲁渊道源、刘亮明甫)，与元朝戏曲作家王实甫《西厢记?长亭送别》和《水浒传》诗词有异曲同工之处，略加以比较分析，可作为元末明初《水浒传》作者施耐庵是苏北人的新佐证。通过比较分析，我们不难看出《长亭送别》、《秋江送别》与《水浒传》诗词风格上的一致性，再从三者所反映的思想结束看，它们相类和一致之处也极为明显。

用词相同，句意相通。句式相同，词语相对。李逵坐衙里插叙诗，正与该句相对应。用词相同，格调相接，元好问诗：“半生无根著，飘转如断梗。”用词相类，空怀壮志。点明时令，形容凄凉的景象。古人说，一切景语都是情语，就因为感情本身没有形象，必须借助外界景物，用形象化的语言加以表达，才能成为具体可感的东西。一是写两人的心境，一声接一声的长吁短叹；一是写三人的襟怀，一遍又一遍地记叙友情。离怨别情，心酸如潮，叙来十分真切。天各一方，苍凉悲怆，令人相思相望，愁断心肠。

综上所述，其风格其情意惊人的一致和类似并不是悠然的巧合，而是与其作者的生活经历、文化素养、社会环境等诸多因素是相关连的。这说明施耐庵生活在元末明初，与《水浒传》的作者为同一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