席氏家风与“扫叶山房”（字辈资料）

派行辑七

席氏家风与“扫叶山房”

明清时期，在一些大族宗祠、寻常人家的门楹上经常可以读到这样的对联：“绍祖宗一脉真传克勤克俭，教子孙两行正路惟读惟耕”；或是“履富履贵履盛满如履春冰，保身保家保令名如保赤子。”这些门幅对联，有的承载着家族的理想与追求，有的则蕴含着对后人警示的意味。对于一个传统中国家族来说，普遍遇到的难题是如何让子孙长久地保持富贵？

贵、富之说，贵即指科举功名，入仕为官，富便是经商发财。从本质上讲，那就是“士”与“商”的问题。如何面对这个社会，如何适应这个社会，席氏家族历代都有人在思索、探讨这些问题。近几百年来，依照对中国社会的理解与判断，在“富”、“贵”问题上他们也形成了自己的一套东西。

在洞庭席家的历史上，席温的第二十七世孙席洙是一位具有承前启后的重要人物。席洙，字子文，号怡泉，明正德十一年（1516年）生。席洙以居积起家，多年经营，颇有资产。与一般的商人不同，席洙熟读诗书，在有了一些家产后，更安心于读书，修身养性。席洙有四个儿子，前面提到的大商人席左源、席右源，就是他的第三、第四子。席洙对家族的贡献，不在于积攒了多少钱财，也不在拥有多大权势，而在于“立言”。他本人亦商亦文，以其丰富的阅历，观洞庭两山家族之盛衰，集多年之功，用心撰写了一部叫《居家杂仪》的书。这部书主要讲礼仪，但里面很多是让族人如何面对社会的，谈到了读书、营生，所以被席家后人视之为“家训”。《居家杂仪》成书于万历元年（1573年），全书分上、下二卷，计121条。席洙在《居家杂仪》中所反映的重读书、重经营的观念，在后来的席家子弟中得到了很好的体现。不去科场，即去商场；不能攻书，就去经营。但席洙思想中的重读书意识也很强烈，他本人就酷爱读书。他的理想就是有几个儿子，可将其中聪明的一个挑选出来，让他专心读书，这样一个家族既有读书的种子，又有经商的殷实，物质、文化兼备。《居家杂仪》对洞庭席氏家族的影响极其深远。

从后来席氏子弟的发展路向上看，一条是经商，求“富”，物质上的；一条就是读书，求“贵”。但这个贵，不仅仅是做官，还有从文习艺。后世所谓“贵”，皆以官职大小去衡量。从这一点上说，洞庭席家子弟历代担任的官职都不算大，四品以上者甚少。他们想要的是浓浓的书香氛围，那些在书房里的席家人处世淡泊，喜欢的是藏书、刻书、读书、著书，追求的是那种“清贵”。这是在物质富庶之后的一种状态，换言之，读书是要有一定的物质基础的。自明清以来，一些席姓子弟在积累了一些财富后，志趣上便偏好书籍的印刷出版，他们在苏松一带创设过扫叶山房，以刻工精良著称一时。

“扫叶山房”是江南一家历史悠久的书坊，从清初到民国，刻印了大量书籍，许多流传至今，在中国出版界享有较高声誉，对保存传统图书典籍起过很大的作用。席氏家族以经商起家，素称殷实，其子弟博雅好古，尤嗜收藏，其刊刻书籍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明末。到清初席启寓时，藏书已有一定规模，并刊刻了不少书籍。康熙南巡时，他进呈的《百家唐诗》就是自刻的，得到皇上赞许，一时名声大噪。此后，他的孙子席鉴，酷爱收藏图书，使常熟席家的藏书规模达到了一定的规模，海内闻名。其所刻古今书籍，板心均有“扫叶山房”字样。扫叶山房为席家所创，此无疑，但究竟是谁创设，具体创建于何时？众说纷纭，见仁见智。经查阅资料，可以作出的一种推测是：扫叶山房初创于明代后期的苏州，由洞庭席家子弟经营，取古人校书如扫落叶之义，以为肆名。期间，翻刻了一些书籍，生意尚好，有所影响。明清之际，受局势变动等因素的影响，一度沉寂。到席启寓、席鉴之时，刊刻图书，仍借用席氏先人的“扫叶山房”之名。而真正将席家“扫叶山房”规模做大，推向社会，为公众广为熟知的则是席世臣。

席世臣，字邻哉，一字郢客。席启寓是他的曾祖父。席世臣的祖父叫席襄，字成叔，号蓼塘，他与藏书家席鉴是堂兄弟，都属于“祜”字辈。席襄曾任浙江金华府汤溪县知县，后升两浙盐运使司副使。在席雍的时候，他们已从常熟迁居珠里（朱家角镇）。席世臣的父亲席绍容，字敬堂，号守朴，生于雍正三年（1725年），是一名贡生。历任户部山西司、浙江司员外郎。他慷慨好施，周恤亲族，有其祖父席启寓之遗风。世臣的母亲蒋氏，出自名门，蒋姓子弟登甲、乙科者不少。

席世臣好古嗜学，家富藏书。因家资丰裕，所得善本，多为梓行。明清时期的不少藏书家，同时也是出版家，藏书、刻书不分，然而，藏书、刻书毕竟分主次，有侧重，从席世臣的情况来看，他是重在刊刻流传。其先世虽由常熟徙居青浦之珠里，但世臣在诸家书序、自序、题名，均仍写“常熟籍”。他籍贯是常熟，故在青浦县为补商籍学生。乾隆四十八年（1783年），参加乡试，因中途生病，未终场而退出，名落孙山。后游学京师，蒙《四库全书》总裁大臣推荐，“充钦颁江浙两省文汇阁等处三分书”，分校 《四库全书》三分书。乾隆五十一年（1786年），钦赐举人，后候补主事。

席世臣此后一直专注于书籍的刻印，所刊书皆亲自雠校，颜其书室曰“扫叶山房”，其所刊书籍，板心亦多有其字。曾刻《宋辽金元别史》，其友阮元为之序言。席世臣几次刊印的书籍在市场上颇有销路，于是，他在苏州阊门内开设了书坊，即以所居室名之。席世臣开设书坊，兼具了许多有利条件：一有家学，数代积累，藏书丰富；二是交游广泛，师友众多，加之本是文人出身，又曾在《四库全书》馆任职，懂版本，知道所刊印书籍的价值；三为席氏以经商起家，深悉经商要义，在坊间刊印的书籍也是商品，本身需具有价值，但还要取决于市场，要了解读者的层次，经销的方式、手段也很重要，自明中期以来，席家一直经商，耳闻目睹，席世臣经营书坊自然也很有一套。

席世臣时代的扫叶山房，规模大，名声响，引来各方关注。同行中，嫉妒者有之，愤恨者有之，假冒者也有之。有人曾别开一店，称“卷席斋”，意欲席卷“席”氏而代之。而更多的仿冒，因为扫叶山房的版本有销路，有人就假冒翻刻，即如现在的盗版。还有人别出心裁，如有人开设了一家“扫松山房”，把“松”字写成古体，与“叶”字相仿，试图以此打开自己书籍的销路。乾嘉时期，席世臣的扫叶山房刻印了大量书籍。

席世臣去世后，子孙仍继其业。苏州的扫叶山房，在咸丰年间清兵与太平军的激战中损失较大。不久，扫叶山房在上海设立分号。光绪年间，又在棋盘街（今河南中路）设立北号。书坊经营的重点，慢慢地从苏松一带转移到上海。中国传统出版业，采用的是雕版印刷和活字印刷，上海开埠之后，西方石印、铅印技术逐渐传入，上海的扫叶山房虽然印的多为古籍，但也较早采用了新式印法，由此扩大了印刷规模和销售范围。其印刷书籍，仍多刊有“扫叶山房”字。扫叶山房推出的连史纸线装书，多系石印本，因价廉物美，一度风行全国。直到清末民初，席氏扫叶山房在古书出版市场上仍占据重要地位。据《中国丛书综录》所著，传世石印丛书计144种，席氏扫叶山房一家所印就有18种。周振鹤先生在其编著的《晚清营业书目》收录了扫叶山房在晚清刊印的书籍数百种。近代上海称为“扫叶山房”的书肆有好几处，其中一处设立在河南路即棋盘街，南号则设在大东门内彩衣路。

自明清以来，一些席姓子弟在积累了一些财富后，志趣上便偏好书籍的印刷出版。英国人美查于光绪五年（1879年）在上海创办的点石斋印书局，聘请的经理叫席子佩，大名席裕福，是左源公的后代，他是从青浦珠里来到上海的，当过近代申报馆的买办。席子佩是近代上海新闻、出版界的著名人物。他曾不惜巨资，“礼聘通人，校刊九通，廿四史等书，廉价印行，以惠士林。”1906年，席裕福等人抱着“印刷事业关系全国文化甚巨”的追求，联合沪上名流，发起组建中国图书公司，聘状元实业家张謇为董事长，沈信卿为编译所长，借重他们的地位与声望，扩大公司影响。在此前后，他先后以重价盘受图书集成局、点石斋、申昌书室等，改组成为集成图书公司，专营印刷事业。此外，席裕福还与沈师徐编辑《皇朝政典类纂》，全书22大类，凡500卷，其内容上溯清初，下迄光绪年间，主要是从清代诸家著述中汇集的政治经济方面的资料，包括清代历朝圣训、会典、则例、奏折、方志、全集、笔记等。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由上海图书集成局铸印。凡此，在近代印刷出版史上产生了一定的影响。看来，洞庭席氏子弟对收藏、出版书籍抱有特别的情感，从明清到民国，延续了数百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