郝经的汉统思想与“用夏变夷”观（胜迹资料）

访祠人七

郝经是我省陵川人，元代著名的学问大家。留存在世的有诗歌、散文合成的《陵川集》与《续后汉书》，官至翰林侍读学士、国信大使、皇封文馆大学士。郝经在理（哲）学、史学、文学、诗歌、政治学、军事学乃至天文星象方面均有很深的造诣。本文阐述的他的汉统思想与“用夏变夷”观影响深远。

———编者

可以说，郝经的“汉统”思想是非常重要的，它能在沛丰为刘邦、新野为刘秀、涿州为刘备的“家庙”写碑文，作《续后汉书》，这些决不是偶然发生的事件。他强调指出：“汉祖非为二汉之祖，乃三代以来，吾中国之祖也”（《陵川集》卷37《丰县汉庙碑》）。故在《续后汉书》中，则“以昭烈（刘备）篡承汉统”，原则上改变了陈寿《三国志》以曹氏继汉的定位关系，了结了郝经“奋昭烈之幽光，揭孔明之盛心”（《陵川集》卷29《续后汉书序》）的愿望。

郝经的“汉统”思想，势必要影响到他对待南宋的态度。1259年春，郝经随忽必烈征战荆鄂，驻军真定（今河北正定）牛镇，郝经曾向忽必烈表奏了停止战争与南宋通好的意见。忽必烈讲“今师出之，皇帝所定也（《陵川集》38卷《再与宋国丞相书》），”遵之。五月，在忽必烈召开的小濮州（今山东荷泽附近）军事会议上，郝经表奏的《七道》中言曰：“彼（指南宋）之君臣和睦、政事修明”（《陵川集》首卷苟宗道：《郝经行状》）。看来算是郝经“汉统”思想的反映罢了，因为这个说法没有任何根据，而只是对南宋汉皇朝的推测。从“使宋移文”的字里行间看得出，郝经赴南宋议和，目的是“偃兵息民”，在很大程度上协调南北方的矛盾，操着“稳定南北朝”的愿望，期待南宋能够长治久安，是他的实在意图。令人信服感慨的是：郝经将入宋境，在蒙方一侧的边镇五河口（今安徽五河县）上书元皇的《立政议》（《陵川集》卷32）中，竟然向忽必烈讲出了“敛（减）江上之兵，先输平之使，一视同仁，兼爱两国”的请求。

“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身职国信大使的郝经，其思想沿着这个基本规律的变化而变化。两国交兵不伤使者，这似乎成了千古惯例。郝经万万没有想到：宋使途中竟被囚禁在江北的真州军营里长达十六年之久。他本着“偃兵息民、两国盟好”的强烈愿望，多次上书宋主达数十万言。有曰：“亲仁善邻则治，缔怨连祸则乱，无出这二者。自非大乱灭亡，一彼一此徒以弊民”（《陵川集》卷37《与宋国两淮制置使书》）牎但“均不得答。”真乃是“万言修好安南北，一片赤诚付东流”啊牎加之他侧听到南宋军、政、民方面的一些情况，洞察宋皇朝内部已走入“失道者寡助”之深渊，致使郝经重新作出这样的判断：“吾以天时人事测之，宋之气数不远矣”（《陵川集》首卷苟宗道：《郝经行状》），来安慰他的使团难友。本文想侧重解读一下郝经的“用夏变夷”观。

金代中后期，郝氏就有几代人在民间从教，可谓上党地区的教育世家。郝经的祖父郝天挺是元好问的老师，《金史》有传。当成吉思汗的蒙古兵马风云南进时，天挺携家人离开了陵川县城，攀山徒谷下太行，来到卫河边（今河南新乡一带），后又渡过黄河，在舞阳病逝。1220年，郝经父亲郝思温与母亲许氏背负老人家的骨骸，冒着战火回到陵川老家丧葬。守孝三年后又渡河南下，来年（1223年）冬十一月，生（郝）经于许州临颖县的城皋镇。

郝经九岁那年，新上任的蒙古大汗窝阔台组成三路大军开始了吞灭金朝的大举进攻。攻潼关不下，拖雷率师过宝鸡、翻秦岭、渡汉水，借地南宋房山，攻打金的后门邓州；窝阔台领兵在洛阳区间的白坡渡过黄河，兵分两路，一路围攻金的首都汴梁，一路直下钧州（今河南禹县）地带，与拖雷兵马形成夹攻之势，三峰山大会战，金十五万大军覆没，哈达等战将战死。

“山雨欲来风满楼，”许州战事吃紧，郝思温夫妇携小郝经逃往鲁山山区避难。鲁山在邓州与钧州的中间，遍地烽火，真是小飞虫碰在大蛛网上了。蒙古兵南来，断了难民的南逃去路，只得北走他乡。老百姓怎能晓得那里在打仗，郝经与父母亲不知不觉卷进了三峰山大战的漩涡。太可怕了，在死人堆里撞上了蒙古汉军的河北兵，郝经全家归顺。《续资治通鉴》载：“蒙古逐略商、嵩、汝、陕、许、郑、陈、毫、颖、寿、睢、永州等，民北徙者多死”（见卷166，中华书局版4513、4514页）。郝经在《棣华堂记》（《陵川集》卷26）中写道：“壬辰之变，郝宗歼于许洛之间”。他的叔伯祖父郝天佑、叔伯父郝思直、郝舆、郝辇皆死于兵祸。郝氏三家，兵患而灭绝两户，乃塌天大祸啊牎郝经在《答高雄飞书》（《陵川集》卷23）中讲：“适天步之难，遭万死之厄（灾）……

战争的惨状，时代的暴风骤雨，冲刷着郝经人生命运的走向。他十岁流落到河北保定，第二年正月金亡。蒙古兵的狂暴滥杀，横尸遍野的血腥以及家破人亡的凄惨景象，深深地积淀在郝经的心里。让他不能平静的是：很多年过去了，不少蒙古官吏对占领区人民仍在疯狂地盘剥，老百姓难于活命牎郝经在《北风》诗中悲愤地呐喊：北风胡为来，掣箭飞砂石。无乃化枢逆，负尘灰塞。愤叱一气转，大呼天地窄。俯思心恕恕，几为吾民泣……

在《上紫阳先生论学书》（《陵川集》卷24）中讲：“天下已乱，生民已弊，无有为拯救而药之者之士也”牎倒有人在那“相轧以辞章，相高以韵语，相夸以藻丽，不知何以尧舜其君民也。”这样的学问有何用？社会现实，腥风难忘；良心与道德的共鸣，郝经坚定地作出选择：“慨然以兴复斯文、道济天下为己任”（《陵川集》首卷苟宗道：《郝经行状》）。

当郝经应聘为顺天府（1241年保定升为顺天府）贾副元帅家庭教师的次年，张柔帅府里的最后考中状元的王鹗被忽必烈召去，郝经还参加了欢送酒会。

忽必烈，蒙古太祖十年（1215年）生，拖雷第四子，宪宗蒙哥同母弟。母怯烈氏。忽必烈仁明英睿，侍母至孝，尤善抚下。乃马真后称制三年（1244年），思大有为天下，访求贤才，延藩府金旧臣及四方文学之士于左右。召金状元王鹗讲《孝经》《书》《易》及齐家治国之道，古今事物之变，每至午夜方止。又召来金承安状元泽州的李俊民，“延访无虚日”。

郝经注意到了在“夷狄”皇朝内发生的此种特别事例，内心佩服这位成吉思汗的特殊皇孙，看到了蒙古政治改革施行“文治”的曙光。

1251年6月蒙古诸王大臣推选蒙哥就大汗位，随诏令皇弟忽必烈总领漠南汉地，行施漠南之军政大权。

就在这一年春天，29岁的郝经仍在贾副元帅家就教，一位陵川道士，赴燕都（全真道老巢在燕）上香朝拜，过保定时，向郝经苦诉了家乡人民深受蒙古官僚压迫而流离失所的悲惨景象。顿时，郝经不只是眼泪汪汪，又火冒三丈，在《送乡叔道士申正之序》（《陵川集》卷30）中，将那些蒙古暴君比作刺猬。“则猥起而疾（毒），视嚣张而攻之”；老百姓当“暗而陷（阱）之，必使之跌倒（僵死）坏乱而后已”。接着，郝经奋笔写了《河东罪言》（《陵川集》卷32），冒着不测的风险，上书给蒙古统治者，有曰：“河东土产，菜多余桑，而地亦麻，专纺绩织布，故有大布、卷布、板布等；自衣被补，只得折损价值，贸易白银以供官赋。而一道课银，独高天下。造为器皿，万里输献，则不负王府也。”老百姓更难为的是“又必使贡黄金，始白银十折，再则十五折，复再则二十、三十折，至白银二两得黄金一钱；自卖布至于得白银又至于得黄金，十倍其费……不胜苦楚，不敢逃命，则已极矣。今王府又将一道细分，使诸妃子各征其民，一道州郡至分为五、七、十头项，有得一城或数村者，各参官监督。”“人民荒空芜没，尽为穷山恶水，而人自相食也牎”

《河东罪言》还作了“愿下一明诏，约束王府，罢其贡金，止其细分”，要“诸道选明干、通直总统，统一号令，轻敛薄赋，以养民力，安民心”大利于天下的呼吁牎郝经，当然不会凭感情行事，冒险也要做到胸中有数。认为《河东罪言》绝不能落到蒙古其他官员手里，分析只有忽必烈能够理智地对待《河东罪言》，稍不留神，全家会遭至残忍的毁灭。

天助也，种种情况，顺天府张柔大帅召聘郝经为家庭教师。郝经进了帅府，为他更广泛、高层次的社会交往创造了条件。

郝经写了《上赵经略书》（《陵川集》卷24），有曰：“太弟开府都督诸军，天下翕（和顺）然望治……将以窥太平之盛也”。赵璧是忽必烈的亲信，书信自然会传到忽必烈那儿。不过太长时日，忽必烈遣使来召，郝经拜见忽必烈于沙沱（在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巴里坤湖之东）。

忽必烈没有因《河东罪言》过激的文言而怪罪郝经，反而召纳郝经于王府。他深感这份“民书”血淋淋的分量，“民失江山倒牎”

郝经十分欣慰。行道，靠布衣（身份百姓）无济于大事啊牎觉着自己真正登上了“道济天下”的舞台。华夏文明，义、礼、仁、道，真的在感化蒙古统治者，苦难的老百姓也就从水深火热之中拯救了出来。

郝经先后上书的有《河东罪言》《思治论》《东师议》《班师议》《便宜新政十六条》《立政议》等文篇。可谓“用夏变夷”之集大成。“修仁义、政纲纪、立法度，辨人才，屯戍以息兵，务农以足食，时使以存力，轻赋以实民，设学校以立风俗，顿节义以立廉耻，选守令以宣思泽，完一代之规模，开万世之基统……上下井井有条，如此数年，治体既定，纲纪日善，户口增益，民物繁盛，礼义隆懋（盛），风俗完厚，则国泰民安也”（《陵川集》卷18《思治论》）。这是政治改革的大方向。各个奏章的具体内容概括起来即：施“汉法”，正纲纪；建元号，定都邑；立省部，统政要；严备御，稳基统；赦天下，求安元；行宽政，免弊端；总钱为，利国民；建监司，罢贪官；废世袭，选明干；减吏员，轻赋税；明赏罚，保贤良；定太子，防内乱等等，“比隆前代，使天下一新，汉唐之举也”（立政议）牎郝经之表奏，影响着元代初期的历史进程。

令人兴奋的是：1260年4月忽必烈就皇帝位，发布的《继位诏》，乃针对郝经的《河东罪言》讲有下面一段话：“朝廷立制，本欲利民，而反害民，非法之弊，乃人弊之也牎贪官污吏，滥刑虐政暴敛急征，使农夫不得安于田里者，危害非一，吾民安得不重困耶？旧弊苟不割除，新政安能有立？今后应科敛差发，斟酌民力，务求均平，期于安民，与吾民共享有生之乐而已”（元典章）。随之中书省（相似当今的国务院）成立，立即颁发政令，革除了蒙古诸王直接向分地人民征税的权利，大大改变了北方人民的困境。

就在忽必烈率师征战荆鄂之时，郝经在表奏的《七道》与《东师议》中强调的“仁政强国致胜”论，激励着忽必烈。“鄂州之战”，任命杨惟中、郝经为“军纪督军”的长官，指挥督察战地蒙军（包括蒙方汉军）的军纪，法律很严。结果出现了“渡江不杀降，百姓皆安顿；羊罗到武昌，相望两舍许……通衢万家市，巴商杂越（郝经《青山机市诗》）”的喜人景象。这虽只是忽必烈王军队军风的新貌，标志着蒙古大军开始跨越到一个新的里程。诗，“用夏变夷”的捷报，公理的赞歌，它打破了狭隘的民族意识。

郝经在南宋真州军营里，写的《与宋国两淮制置使书》《陵川集》卷37）中，为阐明北方政权“道统”治理的变化，讲出“今日能用士而行中国之道，则中国之主也”。这就是“用夏变夷”儒道与政治统一的归宿。回过头来再看看郝经《北风》诗的呐喊以及在《送乡叔道士申正之序》中对蒙古人的攻击：什么“北方胡为来，掣箭飞砂石”呀，什么“则猬起而疾（毒），视嚣张而攻之”；老百姓当“暗而陷（井）之”等等，可见，郝经思想前后反差的变化，则反映了“用夏变夷”的历史真实演变。

自然，北方“汉化”治理的成效是一批中原知识分子共同努力的结果。早期有建树的是郝经在《立政议》中讲到的耶律楚材。郝经算是忽必烈行政时期的杰出人物。

当代学者论说郝经“用夏变夷”的文章颇多。如李涵先生的《也论郝经》（载《元史论丛》第三期）一文写道：“在忽必烈的儒臣中，明确而又全面论述施行汉法的只有郝经和许衡两个人。但在时间上，《立政议》写于中统元年（1260年）八月，比《时务五事》（许衡文）早五年……”所以郝经开创了忽必烈施行“汉法”的历史先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