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觉顿的传说（侨胞资料）

汤海外

自辛亥革命至五四运动，是中国从旧民主主义革命向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转变时期。其间，发生了二次革命、护国战争、护法战争等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1915~1916年的护国运动，就是其中波澜壮阔、影响深远的壮烈篇章。汤觉顿正是在这场斗争中肩危擎重，慷慨捐躯，完成了历史付予的使命，为再造共和，献上了自己的一掬鲜血。

汤觉顿，名睿，号荷庵，先籍浙江诸暨，1878年生于广东番禺，自幼勤奋好学，与梁启超同门于万木草堂。时值清朝末年，目睹内忧外患，民不聊生，萌发变法强国之感，乃离家北上，投人反对封建统治的斗争，戊戌政变后赴日本。1900年潜回国内，参加唐才常起义。失败后再度流亡日本，执教于横滨大同学校，并研习经济学。辛亥革命后回国，出任财政部顾问和中国银行总裁，开创现代财政金融事业，以期实现强国富民之理想。但因袁世凯专制弄权，国事日非，愤而辞职。比及袁世凯帝制自为，背叛共和，乃奋起抗争，力挽狂澜，义无反顾地走上讨袁护国的道路。

舆论发动

在袁世凯授意下，1915年8月14日“筹安会”成立，鼓噪帝制，袁世凯的窃国野心暴露无遗。梁启超、汤觉顿、蔡锷等人，与孙中山、黄兴同道反袁。梁连夜起草了《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的讨袁檄文，即交汤觉顿密携人京登报。其时，袁世凯已知此事，并采取种种威胁利诱手段，千方百计阻止发表。汤觉顿到京后，经多方活动联络，9月3日在《京报》上刊出，引起极大震动，各界人士争相购阅，一时洛阳纸贵。随之报界广为登载，街谈巷议弥漫京城，形成强大社会舆论，从而揭开了护国运动的序幕。

天津定策

但是，由于当时双方实力悬殊，而京津地区尚处在袁世凯的严密监控之下，这就使斗争格外困难和艰险。蔡锷曾说：“我们明知力量有限，未必抗他得过，但为了四万万人争人格起见，非拼命去干这一回不可。”经巧妙安排，避开密探耳目，梁启超、汤觉顿、蔡锷、戴戡等，在梁、汤天津寓所多次谋划，决定采取文武两条路线：蔡、戴先返云贵，发动武装起义；梁、汤潜赴广西，策动两广响应，形成南疆一体的抗袁形势，进而推向全国。汤觉顿在此活动中，表现出坚定的政治信念与非凡的组织能力，正如梁启超在《祭海珠三烈文》中所说：“当天津之定策，（汤）君志气其如神，每发一谋，定一议，其断制之力，若截众派而举万钧，使蔡、戴与贱子坚赴义之志而气益新。”

冒死南行

按既定计划，1915年12月2日，蔡、戴潜离天津，绕道日本迳赴云南。10天后，梁、汤等改名化装，离津赴沪，12月18日抵达上海。

蔡锷、戴戡12月19日到达昆明，经与唐继尧等商定，于12月25日宣布云南独立，并即出兵四川。戴戡则赴贵阳联络旧部，于1916年1月27日宣布贵州独立。战斗打响后，护国军士气高昂，初战告捷，攻占川南重镇叙州（今宜宾）。袁世凯大为惊恐，急派重兵进剿。由于双方兵力悬殊，战斗异常惨烈。为避免更大牺牲，护国军暂撤到横江一线与北军对峙，形势危殆，亟需政治上军事上的有力策应，于是广西的态度就成为左右当时局势的关键。

广西都督陆荣廷与梁启超早有书信联络，梁、汤抵上海后，陆委派代表往沪邀梁启超、汤觉顿到桂主持民政。同时，出于自身利害考虑，又表示必待梁、汤抵桂后方可行动，并保证“朝至，桂夕发”。于是，梁、汤决定疾趋广西。而此时袁世凯已有察觉，部署警探沿途盘查，并请托香港、安南（今越南）英、法当局加控制。梁、汤一行7人于3月4日改名化装，搭乘日本邮轮横滨丸潜赴香港，竟日蛰伏舱底，备受煎熬，3月7日抵达香港。面对严苛的过关手续和巨大风险，决定兵分两路：梁启超等二人化装偷渡，辗转安南，于3月27日从镇南关（今友谊关）人境；汤觉顿等则冒险闯关，昼夜兼程，经梧州先到南宁。

广西独立

历尽千难万险，汤觉顿等于3月14日赶到南宁，并带来梁启超代拟的独立宣言。经过一昼夜紧急会谈，陆荣廷总算没有食言，果然“朝至夕发”。翌日，即3月15日就通电全国，宣布广西独立。

广西独立是护国战争的一个十分重要的转捩点。宣言一经发表，举国为之震动。袁世凯方寸大乱，北洋军军心涣散，而护国军士气大振。蔡锷于3月17日即下令全线进攻，收复纳溪、江安等地，扭转了战局，并形成强大的政治冲击波，推动了各派力量的分化重组。3月19日，冯国璋等五省军政首脑联名致电袁世凯，要求取消帝制，惩办罪魁。徐世昌也劝袁“及今尚可转圜，失此将无余地。”袁世凯在政治孤立、军事失利、众叛亲离、四面楚歌的形势下，被迫于3月23日发布取消帝制令。自1916年元旦袁世凯接受百官朝贺，仅仅存在了83天的洪宪王朝，就寿终正寝了。

迫袁退位

袁世凯虽然撤销帝制，却仍赖在总统的位子上，一方面大言不惭地说什么“本大总统有统治全国之责”，并以“如有扰乱地方，自贻口实，则祸福皆由自召”相威胁；另一方面则通过各种渠道，利诱护国军“罢兵息民”，停战议和，妄图苟延残喘，伺机反扑。如果说中国的资产阶级政治家在强大的封建势力面前，一再表现出软弱和妥协，但他们毕竟吸取了足够的教训，认清了袁世凯的本质，表明了异常坚决的态度：“除袁退位外，更无调停之余地。”要求袁世凯必须下台。

为了实现既定目标，必须进一步推动形势发展，而首当其冲的就是广东问题。汤觉顿认为“粤不定则贼不灭”，只有解决了广东问题，才能打通海外通道，获取人力物力的支援；才能有利于桂军人湘，免除后顾之忧。而滇黔桂粤联成一体，足以雄踞南疆，形成强大的政治军事压力。因此解决广东问题就成为护国运动的又一个关键。

魂断海珠

广东都督龙济光是袁世凯的忠实走卒，又因拥戴帝制有功加官晋爵，更死抱袁的粗腿不放。然而随着护国运动的发展，尤其是广西独立之后，广东舆情沸腾，各地纷纷起事、威逼省城。龙济光为摆脱困境，不得不打出独立旗号（独立拥护中央），并邀请护国军代表及广东各派到广州协商解决问题。护国军方面虽洞悉龙的阴谋诡计，但为了尽快解决广东问题，以期早日出师湖南，给蔡锷以有力支援，决定力争和平解决，汤觉顿慨然表示“吾当以血诚济此艰巨”，代表护国军赴穗参加会议。

当时广东形势异常险恶。各路民军及地方武装力量进逼省城，龙济光的警卫军虎视眈眈，伺机镇压，袁世凯又派亲信蔡乃煌收买奸人，破坏捣乱，广州城中一片刀光剑影。而作为护国军代表孑身赴会的汤觉顿，以其丰富的政治阅历和斗争经验，不会看不到此行的凶险。出发前汤与友人谈话中就指出，龙济光拒绝广西方面建议的会址如香港等地，而坚持在龙军控制下的广州海珠，即足以看出其包藏祸心。但为了捍卫共和，避免桑梓罹难，决定冒险前往。重友情、工诗文的汤觉顿此时或能忆起爱国诗僧苏曼殊《告别师友汤觉顿》中的两句诗：“易水萧萧人去也，一天明月白如霜。”怀着壮士一去兮不复还的悲怆心情，毅然乘船东下。

果然不出所料，当汤所乘船行至海珠炮台时，突遭岸上炮击，一名水手受伤，本人虽侥幸脱险，但无疑是一个明显的凶兆。4月12日，汤觉顿、徐勤、谭学夔、王广龄等先后到达海珠。出席海珠会议者十余人，会场内外布满士兵，荷枪实弹，剑拔弩张。开会时，汤觉顿与徐勤居主席位。汤起立发言，陈说讨袁护国之大义，以及粤桂联合、稳定广东局面等问题。而龙济光的部将颜启汉、贺文彪竟然提出取消护国军番号并将其并人广东警卫军的狂妄主张，会上众说纷纭，随即发生争吵，会场秩序大乱。这时颜启汉突然拔出手枪向汤射击，在场士兵纷纷举枪开火，整个会议变成了一场血肉横飞的混战。结果，汤觉顿、谭学夔当场罹难，王广龄重伤不治死去，此外伤亡多人，惟徐勤幸免。这就是震惊全国的海珠凶杀案。

据后来有关人士讲，汤觉顿被击中头颅，血肉模糊，面目全非，惨不忍睹，以致人殓时不得不用红布包裹，权厝寺庙，以待安葬。汤觉顿生于番禺，长在广东，弱冠离乡，奔走国是，十几年鞍马倥偬，间关海外，何期甫慰游子还家，而竟魂归故里，一代俊杰，英年殒殁，时年38岁。正如梁启超拟墓志铭所说：“护国之役侪辈中志节卓荦、才智瑰特之士以身殉者十数，公罹毒最先亦最烈。……公报国之志固遂，然人亡而邦既瘁矣。”

血沃南疆

“血沃中原肥劲草，寒凝大地发春华。”新生力量的幼芽要突破反动统治的冻土，往往需要用鲜血来浇灌。海珠惨案的枪声震惊了全国，海珠烈士的鲜血激起了广大民众的义愤。许多报刊纷纷报导，各界人士同声谴责，《公民报》为此发表社论，直指龙济光的后台袁世凯“不顾公义，不惜人道，竟出此暗无天日之惨杀行为。”梁启超更是悲愤异常，与陆荣廷亲率桂军开赴肇庆讨贼。海珠惨案的发生，使龙济光在公众面前现了形，在社会舆论上输了理，政治上完全陷于被动地位。面对民怨沸腾，桂军压境的形势，龙不得不收敛凶焰，俯首求和，亲赴肇庆谢罪。在梁启超义正词严的责难下，答应了护国军方面提出的条件：成立了以岑春煊为首的两广督军司令部，统辖两广军务，克日兴师北伐；枪毙幕后策划者、袁世凯死党蔡乃煌。嗣后，经与云贵方面协商一致，于5月8日宣告军务院成立，并分湘、赣、闽三路，出兵讨伐袁世凯。

军务院的成立标志着一个临时政权的出现，而使袁世凯在政治上和组织上处于非法地位，从而大大推进护国战争的发展，加速了北洋系内部分化，最终导致袁记政权的灭亡。

从4月12日至5月8日，在短短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内，海珠会场硝烟未散，海珠烈士血迹犹存，就解决了最为棘手的广东问题，实现了天津定策的重要目标—成立军务院。应当说，这是海珠事件引起的连锁反应，是烈士鲜血浇灌出的胜利之果，如有在天之灵，烈士们当感自豪和欣慰。

丰碑永在

汤觉顿殉国后，遗下耄耄老母，韶年嫠妇，以及四个嗷嗷待哺的孩子，长女不足七岁，幼子刚刚出生，惨景摧人肺肝，生活濒于绝境。军务院代抚军长岑春煊领衔，向各界发出“请恤海珠烈士”通电，．内称“汤君清贫彻骨，身后更为萧条，恤典或须特加隆重。”据后人回忆，抚恤捐册中，上自各省政要、社会名流，下至平民百姓，列名者达数百人之多，足见社会舆论及广大民众对烈士的景仰与怀念。

军务院成立后不到一个月，6月6日，袁世凯在千夫所指、万人咒骂中气绝身亡，历时半年多的护国战争胜利结束。为缅怀海珠烈士的不朽功勋，广州、北京等地举行公祭，并筹措墓葬事宜。1922年，海珠殉难烈士墓园于广州沙河落成，规模宏大，气势庄严，梁启超写了墓志铭，铭曰：“包胥力能复楚，鲁连义不帝秦，功在天下，而灾逮其身，是之谓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百世之下，亦有感于斯文。”

〔海珠殉难烈士墓位于原广州沙河马路，后于1926年被迁移，至今不知迁往何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