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 妃：(公元？～1725年待考)，女，年遐龄之女，年希尧、年羹尧之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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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妃：(公元？～1725年待考)，女，年遐龄之女，年希尧、年羹尧之妹；广宁人(今辽宁北镇)，汉军镶黄旗。著名清雍正皇帝敦肃皇贵妃。

年妃是清世宗雍正皇帝爱新觉罗·胤禛的贵妃，雍正非常喜欢她，她甚至得到专房之宠。她之受宠，与其兄清廷名将年羹尧不无关系，而其兄由于妹之受宠而忘乎所以，遭致杀身之祸。所幸，清雍正皇帝在年氏病逝后才将其兄处死，足见皇帝对她情谊之深了。

年妃是湖北总督年遐龄的女儿，雍正一朝重臣年羹尧的妹妹。早在胤禛继位前就嫁进王府，封为侧妃。

按照清代的规定，每位皇子到一定的年龄都可以得到一个佐领作为他的仆从，四阿哥雍正亲王在清康熙四十二年(公元1703年)得到年氏家族所在的佐领。
当年皇太子的叔外公索额图被皇帝幽禁，四阿哥雍亲王已经感觉到皇太子遇到了麻烦。一旦皇太子被废，他本人谋求皇储的机会就到了。他当然知道，要赢得父皇康熙的认可不是件容易的事，尽管如此艰难，雍亲王还是暗中网罗人才，以便当机会到来时能全力一搏。

年氏家族就是雍亲王颇为关注的力量，年遐龄在清康熙三十年以后步入官场，时任湖广巡抚，他的两个儿子年希尧、年羹尧都是难得的人才，其中尤其是年羹尧，绝对是个出将入相的人物，是用得着的人。

而年氏家族在被拨到四阿哥门下后，整个家族自然同雍亲王的沉浮连到了一起。

巧就巧在年遐龄还有个待字闺中的女儿，四阿哥有心、年家父子有意，于是年遐龄之女就成了四阿哥的侧福晋。侧福晋年氏同嫡福晋乌拉那拉氏(雍正皇帝即位后封为皇后)一样，都属于子嗣不旺的女人，乌拉那拉氏只生了一个皇长子，而且长到八岁就夭折了，年妃在进入藩邸后都十年了，才生下个女儿，不久还夭折了。

其实这能全怪她们吗？一大群年轻动人的王府格格(类似宫女)围着才进入而立之年的四阿哥，格格钮祜禄氏来到雍王府才几年就生下了弘历，没过几个月格格耿氏又生下弘昼。

在大家族中，嫡妻没有子女倒也罢了，身为偏房的妻子如果也没有一儿半女，到老了就没什么指望了。

弘历、弘昼的接连出生让年氏羡慕极了，而在羡慕之余，内心深处也不免泛出些许酸楚与苦凄，身为女人是很无奈的。

也许四阿哥要处理的事情太多了，忙得连……然而到清康熙五十七年之后，年妃突然受到四阿哥的关注，难道真的应了“久别胜新婚”的古话？她与雍亲王已经咫尺天涯相隔了好几年……紧接着她就一个接一个地生儿子：清康熙五十九年农历5月25日(公元1720年6月30日)生下福宜，清康熙六十年农历10月9日(公元1721年11月27日)生下福惠，清雍正元年农历5月10日(公元1723年6月12日)又生下了福沛。

年妃受宠若惊，对她来说，这的确是迟到的爱。在年妃的心中，丈夫是个城府极深的人，成婚都快二十年了，她始终猜不透雍亲王的心思。无论是对自己，还是对储位久虚的现状，他从来都是含而不露。

年妃突然得宠，同十四阿哥被任命为抚远大将军有直接关系。十四阿哥率军西征，这就意味着在储位之争还必须考虑到军权的问题。

雍亲王的大舅子年羹尧虽然是进士出身(清康熙三十九年进士)，但在担任四川巡抚的十几年里，曾多次带兵平定当地土著的叛乱。当准噶尔部的军队突袭拉萨时，年羹尧在朝廷还没派出援军的情况下，已经向西藏派出了援军，他处理问题的果断赢得了康熙的器重。

清康熙五十七年任命十四阿哥统兵西征的同时，也任命年羹尧为四川总督，不久又任命年羹尧为定西将军，协助十四阿哥驱逐占领拉萨的准噶尔军队。定西将军的任命，体现了康熙大帝对十四阿哥立功军前的期望。

然而在四阿哥看来，只要笼络住年羹尧，就等于在抚远大将军的身边安了个钉子。在情况突然发生变化的情况下，可以凭借定西将军来牵制十四阿哥。这样，既解决了手中没有兵权的问题，又能对兵权在握的同胞弟弟进行掣肘，真可谓一箭双雕。

如此一番考虑，被冷落许久的年氏又怎能不得到宠幸呢！年羹尧对雍亲王的意图心领神会，在康熙晏驾后，十四阿哥未能有所作为同年羹尧坐镇西安自然有直接关系。

到雍正元年农历10月，年羹尧已经继十四阿哥之后出任抚远大将军。雍正很清楚，被十四阿哥打败的准噶尔部以及漠西蒙古，肯定会利用清王朝立嗣出现矛盾、无暇西顾的机会，兴风作浪的。但如果让有实战经验的心腹之臣坐镇西陲，就可以高枕无忧了。

雍正皇帝即位后，立即册封侧福晋年妃为年贵妃，其名号仅次于皇后乌拉那拉氏。而为雍正生下弘历的格格钮祜禄氏的封号，也只是熹妃！年贵妃心里明白，是兄长在西北的作用决定了自己的封号。

在雍正即位过程中，他还得到另一个握有兵权人的帮助，此人就是担任京师九门提督的隆科多。说来也怪，隆科多的父亲佟国维以及家族的其他成员都是八阿哥的支持者，惟独隆科多在暗中支持四阿哥。在康熙突然在畅春园去世后，隆科多凭借手中的军队控制住皇宫禁地与整个北京城，使得四阿哥的反对者根本无法行动，眼睁睁地看着四阿哥入承大统。

难怪雍正即位后还称隆科多为舅舅，就像真有这么个亲娘舅一样。

在雍正即位以后，西陲果然出现了突发事变。年羹尧受任抚远大将军不久，青海的漠西蒙古，和硕特部台吉罗卜藏丹津就趁准喀尔部被清军击败的机会，称霸西陲，发动叛乱。年羹尧立即率兵到青海作战，并在西宁东北的郭隆寺一举歼敌近万，焚其寨十七、庐舍七千余。但逃到柴达木——距西宁一千余里的罗卜藏丹津，依旧保存着十万兵力。

不摧毁罗卜藏丹津，西宁就别想太平，然而当时正值春季，寸草未生，无论是进剿的一方，还是逃窜的一方都面临着粮草不接的问题。年羹尧接受部将岳钟琪的建议：乘罗布藏丹津准备不充分，“以精骑五千，马倍之，兼程捣其不备”，熟读兵书战策的年羹尧当然理解“出其不意，攻其不备”在实战中的作用，立即派岳钟琪率领一支精锐的部队日夜兼程直奔罗布藏丹津的大帐。

当清军抵达时，“贼尚未起，马皆无衔勒，仓皇大溃”，此战歼敌八万，罗布藏丹津的母亲、兄弟、姐妹及头目全都被俘获，只有罗布藏丹津本人因化装成妇女才得趁乱逃跑，投奔准噶尔。此次进兵，清军从西宁出发到抵达柴达木大获全胜，仅仅用了十五天的时间。经过这次征战，清王朝在青海的统治得到巩固。到清雍正二年(公元1724年)农历3月9日，全歼罗布藏丹津的捷报已经送抵御前。对于这次“军士无久役之劳，内地无转饷之费，克奏朕功，永清西徼”的大捷，雍正评价极高，亲自撰写了“平定青海碑文”，颁发各省。

年羹尧及其父均因平定青海的功劳被赐予一等公，岳钟琪也因此被赐予三等公。

清雍正二年(公元1724年)农历9月，年羹尧奉命来京觐见皇帝。此时他确实是春风得意，一路之上督抚跪迎。而当他在农历10月抵京时，王公大臣前往郊迎，得意到极点的年大将军竟然不向皇亲国戚们还礼。在一片恭维声中，年羹尧居然忘了“满招损，谦受益”的古训，甚至在觐见时他也毫不推辞地坐在了“天子御前”。

雍正皇帝虽然对大舅子并未公开发作，但年贵妃感到刚刚建立殊功的兄长已经失宠了。处于人生曲线最高点的年羹尧以及年氏家族与年氏本人，再往前只能是走下坡，就看坡度是陡峭还是平缓了。实际上，下跌的坡度不取决于年氏家族，而取决于雍正的政治需要。

并非年贵妃过于多愁善感，她毕竟同雍正一起生活了将近二十年，虽然她一直未能捉摸透丈夫，但对于丈夫一旦得志、不能容人的个性，是略知一二的。连同一母同胞的十四阿哥，雍正皇帝都不能放过，还能饶得了谁呢？她不仅为兄长、为家族、也为自己的命运忧心如焚。

难道年家也会像佟家一样，不过是四阿哥手中用以对付皇位竞争者的一块石头？一旦对皇位构成最大威胁的十四阿哥被拘禁，雍正皇帝手中的石头就不会有再使用价值，这才是真正的“狡兔死，走狗烹”……

年贵妃的兄长年羹尧在冷静下来之后，也意识到自己在无意中惹恼了主子，在回到西安后，他就在奏折中诚惶诚恐地写道：“奔走御座之前三十余日，毫无裨益于高深，只自增其愆谬。反己扪心，惶汗交集。”而雍正皇帝在朱批中已经正式向年羹尧发出训斥：“凡人臣图功易，成功难；成功易，守功难；守功易，终功难。”“若倚功造过，必至返恩为仇”，雍正皇帝笔锋一转就把能否“终功”推到臣子身上——“在尔等相时见机，不肯蹈其险辙”，“而其枢机，要在尔等功臣自招感也”。

年羹尧在“敬读严训”后，立即在给雍正皇帝的奏折中表明自己“寝食不宁，自怨自责。

年羹尧的一再认罪，却并未能换取雍正皇帝的些许宽容，雍正皇帝在给大臣奏折的朱批中一再点年羹尧的名，为在政坛上彻底清除年羹尧、隆科多的影响，而大造舆论。

在给直隶总督李维钧的奏折中，雍正皇帝他写到：“近者年羹尧奏对事，朕甚疑其不纯，有些弄巧揽权之景况”，“卿知道了，当远些，不必令觉，渐渐远之好”；在给四川巡抚王景灏的奏折中，他写到，“年羹尧来京奏对错乱，举止乖张，大有作威福事”，隆科多、年羹尧“于奏对之间，错乱悖谬，举止乖张，大露擅作威福，市恩揽权状”；在给河道总督齐苏勒奏折的朱批中写道：“近来舅舅隆科多、年羹尧大露作威作福揽权之景……尔等当远之”；在给安徽巡抚等人的朱批中写道，年羹尧“擅作威福，逞奸纳贿”；在给代理江苏巡抚何天培的朱批中写道，年羹尧“作威作福，深负朕恩”；在给云贵总督高其倬的朱批中写道，年羹尧“流露揽权施势之景”，而已经猜出雍正皇帝心思的高其倬则在回奏中明白写道：“年羹尧既不知自处，惟皇上有以处之，臣以为宜早预备”。

年羹尧的兄长年希尧当时正担任广东巡抚，不会感受不到雍正皇帝在给封疆大吏的朱批中频频点年羹尧的压力，在皇宫内院的年贵妃也不会体会不到风云突变所造成的失宠，虽然她料到会有这一天，但这一天也的确来得太快了。

雍正皇帝还没捂热皇帝的宝座，就迫不及待要除掉两个帮他挫败竞争对手的人……是他们了解的内幕太多了，皇帝要杀人灭口；还是他们居功自傲，让皇帝难以驾驭？对政治一窍不通的年贵妃，被抛入了闷葫芦……对年家来说这一切仅仅是开始，更猛烈的风暴还在后面。

清雍正三年(公元1725年)农历3月，身为川陕总督的年羹尧因“日月合璧，五星联珠”向皇帝具本祝贺。

雍正皇帝抓住本章中把“朝乾夕惕”写成了“夕惕朝乾”这一笔误而大做文章，斥责道：“年羹尧平日非粗心办事之人，直不欲以‘朝乾夕惕’四字归朕耳。朕自临御以来，日理万机，兢兢业业，虽不敢以乾惕之心足以仰承天贶，然敬天勤民之心时切于中，未尝有一时懈怠，此四海所共知者。今年羹尧既不以‘朝乾夕惕’许朕；则年羹尧青海之功在朕许与不许之间，而未定也。朕今降旨切责，年羹尧必推托患病，系他人代书；夫臣子事君，必诚必敬，纵系他人代书，岂有不经目之理？观此，则年羹尧自恃己功，显露不敬之意，其谬误之处，断非无心……”雍正皇帝认定笔误是别有用心，是等同十恶不赦的“不敬”罪，堪称是对云贵总督“惟皇上有以处之”的回应！这才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农历4月12日，雍正皇帝下令罢免了年大将军的陕甘总督，调任杭州将军。为了西北部边疆的安全，令岳钟琪代理陕甘总督。岳钟琪同年羹尧的关系，雍正皇帝并非不知道，当时不少人向朝廷指称岳钟琪系年羹尧的党羽，川北总兵李如柏在奏折中即有“岳钟琪系年羹尧之干儿，无事不为私商”，“明系结党已久”；而雍正藩邸旧人戴铎也称：四川人都说岳钟琪是年羹尧的干儿子。

但雍正皇帝自有安排，就像三年前为了解决十四阿哥让年羹尧坐镇西北一样，现在又以岳钟琪来取代年羹尧……如果事情能到此结束，对年贵妃也就万事大吉了。

实际上，在颁布将年羹尧调任杭州将军的同时，雍正皇帝就在给浙江巡抚法海奏折的朱批中写下一段密令：“年羹尧近来昏聩之极，兼之狂妄乖张，朕用伊此任，亦出于不得已。尔当留心其举动，毋稍为所诳惑。”所谓调任杭州，其实是把年羹尧给监视起来。

身处皇宫的年贵妃已经感到，最可怕的后果在一步步逼向自己，在忧虑、困惑、恐惧的笼罩下，她终于抑郁成疾……雍正皇帝不会饶过年羹尧，正千方百计罗织罪名，甚至就连当地的民谣都可以成为向年羹尧发难的借口。在年羹尧补调杭州将军的谢恩折中，雍正皇帝就用御笔朱批道：“朕闻得早有谣言云‘帝出三江口，嘉湖作战场’之语……朕想你若自称帝号，乃天定数也，朕亦难挽。若你自不肯为，有你统朕此数千兵，你断不容三江口令人称帝也。此二语不知你曾闻得否？再，你明白回奏二本，朕览之实在心寒之极。看此光景，你并不知感悔。上苍在上，朕若负你，天诛地灭；你若负朕，不知上苍如何发落你也。”尽管三江口并未出现称帝一类的事件，雍正皇帝还是盯住了年羹尧，在给四川巡抚王景灏奏折的朱批中，对年羹尧破口骂道：“这样禽兽不如之才，要他何用？朕再不料他是此等狗彘之类人也。朕这样皇帝，尚被他如此欺隐蒙蔽……如尔等向来被其愚惑之人，今日若不为君、为国、为天下臣工将来之榜样，深痛而恶绝之，切齿而深恨之，不但罪无所逃，抑且为无父无君之人类也……”

在雍正皇帝的煽动之下，年羹尧已经沦为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弹劾年羹尧已经成为该年五月政坛上最引人注目的一幕：曾经奔走年羹尧门下的直隶总督李维钧揭露年羹尧“负恩悖逆，隐而弥彰”；都统范时捷弹劾年羹尧侵吞脚价银四十余万两；御史吴隆元参奏年羹尧“逞威肆虐，挟诈行私，诬陷忠良，奖拔匪类，是非颠倒”、“欺君误国”。年羹尧已经在劫难逃。

到农历7月27日，本来就是挂名的杭州将军也被罢免，继而被降为闲散章京的年羹尧，已经考虑到雍正皇帝要杀自己的问题。实际上在他沦为闲散章京之前，雍正皇帝就已经让朝廷内外的大臣就如何处置年羹尧具疏上奏，各陈己见。被雍正皇帝称赞为天下第一巡抚的田文镜明确表态：对年羹尧这样“如此欺君罔上，不忠不法之臣，人人得而诛之。”其他各省督抚绝大多数附和田文镜的观点，只有云贵总督杨名时请求皇帝能“保全”一个曾经在西陲立过功的人，杨名时竟因此而得罪了皇帝……迨至农历9月22日，年羹尧的闲散章京也被革掉。

如果年羹尧能真的成为一介草民，倒是他难得的造化了……此后仅过六天，雍正皇帝就下达把年羹尧械系至京的命令。从农历9月28日～11月3日，年贵妃的兄长是披枷带锁被押送到北京的……强烈的刺激已经使得年贵妃一病不起，她已经走到路的尽头……处于弥留之际的年贵妃既没有希望，也没有牵挂……她虽然生育了三位阿哥一位公主，但都夭折了；风烛残年的老父也熬不了太久了；已经被关押在京城的二哥年羹尧就差被处死了，大哥年希尧既擅长书画又对瓷器制作很有研究，即使丢了官也能以书画自娱、以书画谋生……

本来年贵妃已经向黄泉之路走去，但命运之神却又伸出强有力的臂膀挡了一下，这也许就是人们常说的回光返照？苏醒过来的年贵妃，变成了皇贵妃——雍正皇帝在该年农历11月15日册封年氏为皇贵妃。

这一册封意味着什么？仅仅是对一个行将死去的女人进行安抚吗？是体现皇家的浩大天恩吗？还是雍正皇帝想把年皇妃同年氏家族区别开？或者皇帝只是希望通过对年氏，这个已经失去联姻价值女人的册封，来掩饰出于某种政治目的缔结这门婚姻的印记……苏醒过来，对于已成为皇贵妃的年氏，只不过是给了她一个继续梳理困惑的时间。既然不能明白地活着，总希望能死个明白。

但要做到死个明白，对年皇妃也是个奢望。

其一是，很多问题的真相她无从得知；其二是，回光返照的时间本来就不长，要思索的太多了。

她的痛苦，也许就在于命悬一线时竟然恢复了清醒，淤积在头脑中的不得其解的问题，一个又一个凸现了出来：年羹尧以及舅舅隆科多为什么同时被雍正弃之如敝屣？难道真的像雍正所说的“朕御极之始，将隆科多、年羹尧，寄予心膂，毫无猜防……孰知朕视为一体，伊等竟怀二心……几陷朕于不明……唯有自咎而已……”雍正凭什么在“御极之始，将隆科多、年羹尧，寄予心膂，毫无猜防”？究竟是年羹尧以及舅舅隆科多欺骗了雍正，还是雍正要卸磨杀驴、杀人灭口……雍正为什么对藩邸旧人戴铎也要翻脸，斥责戴铎“肆无忌惮……曾在朕前有不法之语……朕深知戴铎行止妄乱，罪实当诛……”戴铎同雍正的关系比同年羹尧要密切多了，雍正在元年曾把戴铎派到年羹尧那里去当布政使，其中未必不含有暗中监视年羹尧之意。

“罪实当诛”的戴铎，究竟身犯何罪？是监视年羹尧不力，还是对雍正即位的内情了解得太多……以至雍正为了怕落下“杀戴铎以灭口之名”，而不得不推迟对雍正泰陵(今河北易县清西陵)戴铎的处置……年氏已经感到：雍正并不想把陵寝选在康熙的景陵附近，如果雍正即位真的体现了康熙临终的意愿，为什么总想在易县另择万年吉祥地，而远离康熙的陵寝？以至乾隆即位后不得不兼顾遵化的孝陵、景陵与建在易县的泰陵，而做出今后皇陵的建造要按照昭穆分葬遵化(清东陵)、易县(清西陵)的规定。

清雍正三年农历11月22日，年皇妃的身心终于得到了解脱，一个个百思不得其解的问题，不仅是生命的负荷也成为死亡之旅的重负。

而最令人回味的是，年皇妃的棺柩同雍正九年去世的皇后乌拉那拉氏的棺柩，最终清乾隆初年一起进入泰陵的地宫，同雍正皇帝合葬。无论生前还是死后，年氏都走不出雍正的阴影……年皇妃死后，谥号为“敦肃皇贵妃”。

年皇妃死后仅仅一个月，雍正皇帝便下手了，没等这一年过去，年羹尧即被赐死。

皇贵妃的封号，并未能减轻年家所经历的灾难。

自从雍正让朝廷内外大臣就如何处置年羹尧具疏上奏、各陈己见之后，面对杨名时的“保全”之议，雍正皇帝就感到要处死年羹尧还存在阻力。虽说提出此议的只是杨名时一人，实际上很多人未必不赞同“保全”，只不过没有杨名时的胆量罢了。为了处死年羹尧，对符瑞兴趣盎然的雍正皇帝便想到了……于是精心策划的一幕在年贵妃去世后十三天发生了。

一只老虎在农历12月3日溜达到朝阳门，入夜之后从东便门爬上了城墙，在城墙上漫步来到了前门，之后就又窜到马路上，径直奔入年羹尧家，窜到年家的房子上……到第二天天亮，老虎闯进年家已经传遍北京的大街小巷。九门提督也率领士兵来到年家，在后花园中把虎给扎死了。

年羹尧出生时有“白虎之兆”，在年家扎死老虎自然也被看作一种征兆。

雍正皇帝对此事的批示是：对“年羹尧，朕正法意决矣。如此明彰显示，实令朕愈加凛畏也，朕实惊喜之至。”“朕惊喜之至”活脱脱地揭示出雍正心中的窃喜。

本月十一日，赐年羹尧自尽；年羹尧之子年富处死，其子孙十五岁以上者发配云南、广西充军；未到十五岁的在长到十五岁时发配，其子孙永不许赦回，也不许做官；年羹尧的家产籍没充公。至于其父兄均被革职，不再追究。

年羹尧的灾难还株连了一个同他没有血缘关系的人，此人就是汪景祺。

汪景祺是浙江杭州人，出自官僚家庭，他的父亲曾担任过国子监祭酒、户部侍郎，但在康熙四十五年因主持顺天(即北京地区)乡试而受到科场案的牵连被革职。

汪景祺在清康熙五十三年中举，时年三十八岁，却未能沿着科举之路步入仕途。他在清雍正二年(公元1724年)前往陕西，准备投奔时任陕甘总督的年羹尧，拟充当一名幕僚，他把途中见闻以及原来的诗文，编辑成《西征随笔》。

汪景祺到达陕西后发现，曾是雍正皇帝心腹之臣的年氏已经顿失圣眷。

清雍正三年(公元1725年)农历4月，年羹尧调至杭州任将军，该年年底，在查抄年羹尧在杭州的家产时，发现了汪景祺的手稿《西征随笔》。

汪景祺在“历代年号论”中谈到明英宗年号“正统”(明英宗在土木堡被也先俘虏)、明武宗年号“正德”(明武宗以不理朝政而声名狼藉)、元顺帝年号“至正”(元顺帝被朱元璋推翻)的“正”字有“‘一止’之象”。

而雍正皇帝的年号中也有“正”字，这自然让雍正皇帝联想到所谓“一止之象”。

汪景祺的手稿中还有“功臣不可为”等内容，自然让生性多疑的雍正皇帝同年羹尧、隆科多的失宠联系到一起。雍正皇帝对《西征随笔》一案极为重视，在汪氏手稿上批有“悖谬狂乱”等字。

清雍正四年农历12月，汪景祺被斩首枭示，其妻、子发往黑龙江为奴，兄弟侄子俱革职，发配宁古塔。汪景祺的人头被悬挂在北京菜市口的闹市区，这一挂就挂了将近十年。

因皇贵妃年氏兄长年羹尧所引发的雍正时期第一起文字狱，直到乾隆大帝即位后才得到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