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愧于时代的多彩人生 ——冬去春来忆父亲

王会清

一

2022年的冬天，格外肃杀阴冷。临近年末的12月30日，腊月初八那天，西风凛冽，乌云低垂。我的父亲王师老先生，在抚州市东乡区人民医院的重症监护室经抢救宣告不治，驾鹤西归，享年95岁。父亲的不幸仙逝，着实出乎我们的意料。他一向身体不错，思维清晰，饮食正常。疫情防控放开后，第一波感染高峰到来时他并没最早中招。12月23日核酸检测才发现染上新冠病毒，然症状不重，一直没发烧只有间或咳嗽。27日，负责照顾老人的外甥女发来视频，看上去气色仍不错。我们兄弟俩由此判断并无大碍。然而，28日一早，情况急转直下，外甥女发出信息，招呼亲友们立即送医院。由姐夫、表弟和外甥女等送到住地的银河医院检查后，被告知需要转院到区人民医院进入重症监护室。当日下午，我弟弟从杭州赶回老家，即与负责ICU的李副院长、主管的姜医生取得联系，调看了X光片，得知两肺都有小块白斑，心肾等多脏器的功能也不好，需要大力救治。可因规定此时他已不能进到ICU与父亲相见了。29日凌晨两点多，我似有所感，突然梦中惊醒，怔忡不安。打开微信，见到弟弟刚发的信息：“医院来电话说心脏骤停正在抢救”、“已抢救过来了”。一早6点，在网上抢购到当天下午的高铁车票，我急匆匆回到老家。在高铁上，与姜医生电话了解情况，得知已上设备抢救，应该还有救治的希望。但家属不能进监护室，约好第二天上午9点在医院碰头。当晚，安慰好担惊受怕的老母亲，把一份急交的材料最后整理好从邮箱发出，我将手机闹钟设置为早上8点，疲惫入睡。30日一早，闹钟准时把我叫醒，立刻就接到弟弟从医院打来的电话，沉痛告知：父亲已于早上7时08分，不幸辞世！不到10分钟，我赶到医院。最难受的是，因进不了ICU病房，父亲仙逝那一刻，我们两兄弟都没能在他身旁，未能再见到他最后一面。身为人子，何其痛哉！
父亲的晚年一直坚持锻炼身体，虽然有些基础性病灶，但总体素质尚好。如果没染上罪恶的新冠，他不至于这么快地离开我们。在全球肆虐的新冠病毒，三年来，让感染人数过亿，死亡亦以千万计。随着病毒变异成看似危害不大的奥密克戎，以及国内外形势的发展变化，2022年12月7日国家调整了政策，放开了疫情防控。至12月中下旬，第一波感染高峰大面积延展，感染人数、死亡人数急剧增加。2023年1月中旬，国家卫健委宣布了防控放开后的新冠死亡数字：2022年12月8日至2023年1月12日，全国在院新冠死亡病例 59938例。对于这个数字，社会的认同度还有争议，但涉及到具体的每个人、每个家庭，则是鲜活的生命、无尽的哀痛。父亲与病毒抗争了一个星期，最终成了59938位不幸逝去者之一，伴随着我们的椎心泣血。59938，冰冷的数字背后蕴含了多少人家的温热情感！

二

父亲1928年11月27日出生于江西省东乡县愉怡乡邹坊村。这是一个山青水秀的小山村，南望东乡最高峰雄岚峰，北有金竹源的涓涓溪水流过村庄。记得我曾为村里撰过一联：雄岚峰立天地间，金竹源流日月长。根据家族2001年续修的《王氏宗谱》记载，邹坊村与临近的礼坊村都为瑶溪上池王家后裔，与宋代著名改革家、二任宰相的王安石同宗。父亲是上池第四世王安礼之34世孙。“自荆国之父益公而下，世次详明，溯流而源，即安礼公之嫡派也。”安礼是安石之胞弟，亦官拜左丞（副宰相），封魏国公。父亲在家里四兄弟中排行老三。大伯、二伯继承祖上的木匠手艺，包揽种田、榨粉等农活。父亲从小天资聪颖，祖父便举全家之力供其读书。历乡村小学、县立初中，考上省立南丰高等农业职业学校。

《王氏宗谱》

父亲早年便有大志，他原名王才木，是家族中排行“木”字辈的。上初中时自己改名为“王师”，取自于《孟子·梁惠王》的“箪食壶浆，以迎王师”，还有陆游的名句“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莫忘告乃翁”，用其意“王者之师、正义之师”。1949年4月父亲从南丰高农毕业，1949年5月东乡解放，迎来了新时代的王者之师。他第一时间参加了革命工作，进入第二野战军第五兵团军政大学东乡分校学习。在南下的解放大军干部的指导和培养下，他进步很快。1951年2月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是首批入党的5名东乡当地干部之一。自从参加革命以来，父亲便立志为党和人民的事业奋斗终身。73年如一日，以毕生的行动证实了这一宏愿，2019年9月荣获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纪念章。
上世纪50年代，是父亲快速成长期。土改开始，即被组织委以重任，冒着危险持枪带领几名战士抓捕潜藏的匪徒，主持公审大会，经受了严酷的剿匪反霸血与火的斗争考验。在艰苦的供给制、军管化生活中，意志坚定，一身正气。面对缴获的浮财，毫不动心，一尘不染。刚解放的头几年回家过年，都是空着手回去，引发亲戚议论和不满。27岁以前的那些年，他春风得意，雄姿英发。历任区助理员、县委组织部专职组织员，军岭区委副书记、书记，县财经委副主任，1954年12月，在东乡县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上，被选举担任了县人民法院院长，达到他人生事业发展的巅峰。

1955年，全国开展了“审干运动”。父亲的舅舅当时被认为有严重的历史问题，他因而被调离法院，同时受到影响的还有父亲舅舅的两个女婿，被分别调离了公安和检察系统的岗位。而比这两位亲戚更进一步的是，父亲因读书时曾集体加入过三青团，又因同乡礼坊村一个国民党员和父亲同名，被反复调查审核了好几年，与共和国快速发展需要提拔大批干部的机遇失之交臂。父亲受过良好的中专教育，能写一手好文章，口才更是滔滔不绝，“讲一两个钟头不哇现（重复）话”。在当年，地方干部中有这种优势的人不多，本该脱颖而出。然而那个时代并不青睐这种自信而不免自负的小知识分子。父亲才华横溢，却也免不了俗，会以“小知识分子的眼光”对一些工作甚至对上级提出不同意见。加上受两年多审干没有结论的影响，难免有些情绪和牢骚，在反右时被视为“对党不满”，“言语尖锐，行为出格”，受到批判打击。所幸得到县委书记和监委书记保护，才未被划为右派。最终得到一个组织结论：思想右倾，内部限制使用。调离法院后，父亲转岗到农林水部门任县农林水利局局长。在专业岗位上，父亲干得很出色。1957年5月，出席了全省造林积极分子大会，荣获奖章。同年9月，东乡动工兴建全县最大的水利工程——幸福水库。担任水库建设指挥部办公室主任的父亲，顶着“思想右倾”接受批判的压力，几个月在工地与6000多民工们风餐露宿，同甘共苦，亲力亲为，积极调度，为大坝建成提供完善的后勤保障，一度累得生病。不到半年时间，水库大坝于1958年元月竣工，当年就产生收益，保证了几个乡5万多亩农田的灌溉。这是当时全省进度最快、投资最少、质量最好的中型水库工程，受到江西省人民政府通令嘉奖。1962年，父亲被调到县税务局任局长，当时这个岗位难于开展工作又容易得罪人。他虽受挫折，但坚守初心，任劳任怨，全身心扑在工作上。出于公心，耐心细致地做通马圩公社领导人的工作，开拓鞭炮税的新税源；不徇私情，要求堂叔一视同仁地缴纳应交税款，树立公平纳税的新风气。为此，他在家族中背上骂名，认为不近亲情。可他不为所动，立场坚定，全心为公，将税务局的工作带到省内领先。在担任税务局领导的二十几年中，县局和各乡镇所里几次建大楼，他明确制定规则，由分管领导照章办事，自己从不插手，更不染指任何好处。局里多年积攒的结余经费，他坚持用于急需之处，而不是买小车方便自己或用于招待拉关系。1982年，局里扩大编制，要招进一批新人，一时间来打招呼的领导、同事和亲友纷至沓来。父亲坚持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确定实行公开招聘，笔试面试程序规范，成绩面前人人平等。由此得罪了某些领导，也因严格把关将自己的亲外甥拒之门外。他以身作则，带好队伍，对违规违纪现象毫不手软。严肃处理了包括亲侄儿在内的一批违规人员。一身正气，两袖清风，是广大群众对他品行的评价；从1979年起，税务局年年被省、市、县评为先进单位，出席各种“先代会”，是社会对他工作的肯定。

三

即使属于“内部限制使用”，即使调整不同的工作岗位，父亲都忘我工作，努力干到最好。而到了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时，他面临了真正的逆境。这期间，他作为当权派第一波受到冲击，三青团、右倾的所谓历史问题又被翻出。父亲坚贞不屈，与造反派说理，被打成“死不改悔的走资派”。两年多的时间里，多次被批斗、游街。至今我还清晰地记得，在街上突然看到父亲同县里的一批领导干部被押在拖拉机上，头戴一尺长的高帽子，胸前挂着划大红X的木牌，我的泪水夺眶而出；也能清晰地回忆，与同学在铁路边玩时，听到城里批斗大会上的大喇叭高呼的“打倒死不改悔的走资派王师！”口号，那声音让我钻心地痛！听父亲后来说，他受批斗时经常有人打冷拳，他便高呼“毛主席万岁！”“共产党万岁！”那时，不时能听到有挨斗的人自杀的消息。1967年的除夕，很晚时还没见到父亲回来，母亲快急疯了。原来是造反派的批斗加班升级，延长了时间，连年夜饭都没让吃好。父亲坚定地同母亲说，他一定会坚持到底，不会自走绝路的，相信党相信人民一定能分清是非。后来，造反派说我们姐弟的名字里有“荣华富贵”和与苏修有关，勒令改名。父亲特意为我们姐弟改成“王志红、王志勇、王志坚”等，蕴含了“王士（师）心红”“王士（师）心勇”“王士（师）心坚”，明确地表达了他的正气、志气和勇气。1968年父亲终于“解放”了，但被剥夺了在城里工作生活的权利，被清理下放回老家愉怡公社。面对家乡亲友不解的目光和某些幸灾乐祸的议论，他淡然处之。积极为村里做事，组织村民学习和活动。家里的老屋作为全村村民的聚会活动场所，墙上和门壁上贴满毛主席像和相关宣传画。父亲带回来的一台半导体收音机每天十几个小时不停地传递山村外的信息，播放现代京剧样板戏。村里对着马路的墙壁都被父亲用石灰水和褚红色的土制颜料写满了标语，至今我还记得在村南碾米房墙上写着的“斗私批修”四个斗大的字，一百多米外的马路上都看得清清楚楚。作为“下放干部”，父亲还毫无怨言地做起了普通的大队基层干部工作，曾到公社的多个大队驻队，协助工作，解决问题。他组织纪律性强，近年关的一天，他在家照顾身体不舒服的母亲，可接到通知要第二天早上八点钟赶到驻队的塔桥村，他便起个大早拿着手电筒不到六点就出发，及时赶到。那条路我和小伙伴们砍柴时走过，要经过舒源水库、大岭下、陡岭，两边都是陡峭的高山，中间一条窄窄的小径，大白天都见不到阳光，伴着潺潺的溪水，偶尔能听到一两声不知名的动物叫声。我曾想过，这样吓人的十几里山路，一般人估计是不敢大清早就去走的。下放期间，父亲还多次被抽调到外地完成突击的任务。如带领民工连到资溪县山区砍伐树木和竹子，每天汗流浃背，手脚打起血泡。大约1970年，江西省当时的领导为了表忠心，在省内自筹资金兴建井冈山铁路，由全省各地抽调民工援建。父亲又被抽调出来，任公社民兵营教导员，与年轻的民兵们到永新县铁路工地一线，扎扎实实地干了三个月。回来时人黑了，瘦了6斤。同时，也带回一面先进民兵营的红旗。

四

在家庭教育上，小知识分子出身的父亲既重传统也富有时代特色。在我们很小的时候，他就给我们念“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要求我们每次吃饭必须全部吃净，不许有剩余的饭粒。几十年过去了，我一直都保持着这个习惯，餐后放下的饭碗总是干干净净。我们姐弟4人，按家族取名的辈份字是女为“娇”，男为“高”。除大姐在农村出生，取名为“荣娇”外，父亲为1955年出生的二姐名“淑娜”，有中苏友好的寓意；为我和弟弟则新立了“华”的辈份字，“建设中华”是他对我的期望。父亲性格沉稳，平日里常常面带笑容，与母亲心直口快的急性子形成互补。在我记忆的屏幕中至今还不断地闪回几个难忘的镜头，犹如春风化雨，润物细无声。我大约8岁的那年，东乡县城第一次有外地的大型马戏团来表演。当时父亲在上饶地区的横峰县搞社教，难得回家一次，碰上这样的表演自然也很兴奋。好不容易买到一张票，父亲带着我一起去观看。可是检票时人家不让大人带小孩，只能一张票一个人，不管是大人或小孩都一样。交流无果后，父亲表示尊重规定，不能坏了规矩，让我一个人进场看表演。我进场后隔着铁栅栏望向父亲，他也正看着我。在马戏团耀眼的灯光下，他那不高的身材投射出长长的身影。我呆呆地心里不是滋味，就叫了一声，爸，我不看了，你来看吧。他慈祥地笑笑，摇手说道，你好好看，回来告诉我就好。快去找位子！那晚的表演让我第一次现场看到奇幻的魔术展示、精彩的动物表演和惊险的空中飞人，大开眼界。但至今印象最深的还是隔着栅栏看到灯光下父亲那长长的身影和慈祥的笑容。文革开始后，父亲被批斗，造反派将我们一家老小扫地出门，赶出单位大院。父亲到南门外的农家租了一间房子，回来平静地说，租下隔壁房子的人是接替他担任法院院长的老同事，两家都被扫出大院，方便了相互来往，很好。搬家的那天，父亲拉着装了家什东西的大板车，一路走过贴满大字报和大标语的街道。我在后面推车，总觉得有人追着我们指指点点，议论纷纷。可父亲毫不在意，平和的神态，稳重的步伐，就像平时去上班的样子。让我也自然而然地挺起了胸膛。
1967年暑假，我和二姐同时小学毕业。可升初中取消了考试改为“推荐”。父亲单位的造反派不推荐我们上初中，11岁的我过早地失学了。父亲被批斗，母亲陪着他无法顾及我们，保姆也被勒令辞退。只有大姐管着的我几乎成了野孩子，捡煤渣，收桔子皮、淘破烂去卖，还同住在周边的农村孩子一起去抓鱼、打野仗，常常是一身泥土或鼻青脸肿。一次同别人打架后被告状，父亲好不容易请假回到我们租的住地，严肃地批评我，并明确要求：要学好不要学坏，要看书不要打架。父亲的教训让我的野性得以收敛，逼着自己坐下来看书。大姐千方百计找来当时的很多“禁书”，如《家》《春》《秋》《子夜》《水浒传》《三国演义》《东周列国志》《野火春风斗古城》《创业史》《林海雪原》《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等一些长篇大部头让我看。由此我迷上读小说。1968年随父母下放到乡下也想方设法寻书读，晚上凑在煤油灯下看，把眼睛看成了近视，同时也让我打下较好的文学基础。1971年，我从大队办的农村初中毕业后，县中也恢复办高中了。但一所初中只能推荐一人上县中。这次幸运的是，我被推荐去上县里的高中。去学校报到那天，父亲很高兴地亲自送我。可一天一次的乡间班车因为载客太满，我们那个中途小站没停下就开走了。我和父亲是走了两个多小时的路到学校的。我们轮流挑着我上学用的被褥、衣服和日用品，一路上汽车、拖拉机扬起的灰尘与汗水混在一起，全身灰蒙蒙的。到了学校，一位与父亲熟悉的校领导一时竟没有认出他来。临走前，父亲嘱咐我，这是全县最好的学校，也是爸爸读初中时的学校，老革命舒同也在这里读过书的。要好好学习！半个多世纪过去了，父亲已驾鹤西行，可他这番话还言犹在耳，那情景也历历在目。

五

1972年，父亲终于调回城里，担任了税务局的副局长，后恢复局长职务。当年批斗他、甚至出手打他的人也还在单位，但他并没有另眼相看，给其穿小鞋，而是在其认识错误的基础上照样使用。他的正直善良、宽容大度让不少人感动。母亲有时会生气地说他“书生气太重”，他达观地回答：当时就那个环境，现在人家认错了，没必要再抓住不放。这样的书生气也没什么不好。说到父亲的书生气，还真是贯穿其一生。年轻时的才华横溢、锋芒毕露，工作中的坚持原则、不徇私情，挫折前的淡然应对、不畏流言，复职后的仁厚大度、宽以待人，都体现了他一贯的为人品格。这与他平和而执拗的性格有关，更是一个知识分子的气节。这种书生气为他带来过成功和荣誉，也遭受过挫折和磨难，很难简单地评价其优劣。但对我的生活和成长影响至深，有几件事回忆起来还令人感慨。1976年，我和二姐高中毕业后作为知识青年下乡已三年了，按政策具备了推荐上大学或招工的条件。已复职为税务局长的父亲，本可以同公社领导搞好关系，助力我们姐弟的推荐。可他好象并没想到这么做，工作上公事公办，也不愿拉近私人关系。那年的推荐上学，我们家两名知青竟然一个都没推荐上。作为知青先进分子，我连推荐上中专学校的名额都给人挤掉了。看到本公社别的知青被推荐上学了，又了解到人家父亲在背后做的工作，我难免埋怨自己的父亲。他先是沉默着无言以对，被怼急了便说：我没办法，就是这点本事。要靠你自己！今天看来，父亲书生气的做法反倒有先见之明。当年没推荐上学（甚至还是中专），并非坏事。祸福相依，诚哉斯言！几个月后，又有了县刘家岭煤矿招工的推荐名额。也许是前一件事的不公，也许是受我的刺激，父亲这次终于去了公社交涉。公社负责人理亏似地保证我们两姐弟有一个指标，他们提出让我去煤矿。而我的大学情结未了，不想去当工人。此时，父亲的书生气又上来了，他坚持让二姐去招工，如果不是这样，宁愿一个都不去。在父亲执拗的要求面前，公社最终让步，让二姐招工到煤矿工作，我仍留在公社中学做代课老师。半年后，国家恢复高考，我以全县文科最好的成绩成功考上本科院校，成为全国第一批 77级的大学生。四年后，又考上研究生，从此离开家乡，在秀丽的西子湖畔工作生活了40多年。我明白，是父亲这次书生气的执拗成就了我的人生。可同时遗憾的是，学习成绩一直优秀的二姐成为工人，有了铁饭碗之后，忙于恋爱、结婚竟放弃了面前的高考机会，未能展示出人生中的另一种可能。假如当年是我去了煤矿，会不会是另外一种情况？一想起来唏嘘不已！1984年底，我从杭州大学中文系研究生毕业，获得文学硕士学位。当时中共浙江省委办公厅向杭州大学要中文系的毕业研究生，以充实高层次人才，提升工作水平。三年研究生学习过程中，我已发表好几篇论文，工作分配的初步方案是我去办公厅。我第一时间征求父亲的意见，他旗帜鲜明地表态：不要去！你的性格不适应在政界。读了这么多年的书没必要转行，还是从事学术研究更好。因此，我专门去上级分配部门表达意愿，提出专业对口到高校工作的请求，后分配到浙江教育学院做一名普通教师。对于父亲的意见，我认为既是书生之言，也是知人善任的眼光，更是他人生经历和经验的结晶。知子莫如父，以我嫉恶如仇、心直口快、容易得罪人的个性确实不适宜到政界工作。他的观点还影响了我一生的选择。1998年，我在浙江教育学院院长的岗位上由省委组织部选送到中央党校中青班培训，一年后毕业，本又有机会到市、厅工作，从事党务或政务管理，但我还是坚守在高校，并于2003年在复旦大学获得文学博士学位。这次父亲没有发表意见，但我清楚，是他的人生观、价值观一直在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我。

六

1979年以后，父亲“历史问题”的包袱被彻底去除。1989年6月，他被落实政策明确为副县级，1990年9月光荣离休。离休32年多，父亲从未离开过党，离开过工作。依然积极发挥余热，关心家乡各项事业的发展。先后担任东乡县政协常委、县国税局老干部党支部书记、国税局老年体协主席、县老年体协副主席、县老年大学副校长、县诗词学会副会长、县老年体育科学学会会长、县门球协会会长、县书法协会副会长，县摄影协会理事，并连续15年担任了中共东乡县委党风监督员。他关心时事，认真学习，始终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为县里的中小学、村委会作学习辅导和革命传统报告10余次，听众数千人。2003年，他来杭州一定我要带他去嘉兴，参观党的一大纪念馆和南湖红船，在三代领导人的巨幅画像前留影。党的十八大、十九大召开后，他写下很多学习笔记。在建党95周年和建国70周年纪念时，他不忘初心，两次自愿交纳特殊党费3万元。2019年正月，我们陪着他到山水秀丽的安吉旅游，在习近平同志提出的“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余村参观，他久久伫立，仔细观看相关内容的介绍，由衷地感佩新一代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治国理政理念。父亲的晚年生活丰富多彩，曾在其著《夕阳风采》中写道：“我热爱生活，热爱生命，珍惜黄昏，决不把岁月蹉跎在庸人自扰的困境中，消磨在牌桌上。”他笔耕不辍，回归了书生的本色，在省、市、县各种书刊上发表论文、诗词、格言等300多篇（首），并著有《健康长寿文集》《夕阳风采》等书。而且，在书法、摄影方面也有不少作品，体现了广泛而有品味的生活乐趣。他积极锻炼身体，带动离退休人员甚至后辈参加健步行活动，先后获得省里和国家有关部门颁发的老人健步行运动荣誉。20多年前，我带他和母亲到温州雁荡山和楠溪江旅游，跋山涉水的路上，他步履矫健，速度比年轻人还快。2015年以后因早年罹患的骨瘤复发，右膝关节严重变形，影响步行和生活自理，他下决心要通过置换人工关节的手术来矫正。2018年我陪着90岁高龄的他到浙江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就诊。面对他提出的要做置换关节手术的请求，主刀专家问他：这个手术是功能改善性的，不是非做不可的。想清楚了吗？他坚定地说，想清楚了，要做！热爱生活、主动作为、积极行动的决心溢于言表。确实，膝关节置换后的几年中他又活跃在不同的健身锻炼场所，也由我们陪着他旅游了绍兴、湖州、临安一些地方。

父亲生活中始终保持着那一辈老干部的优良作风，艰苦朴素，勤俭持家。一生中没有为自己和后人建私房，一直住在单位的集资房中，后成危房拆除才得到一套拆迁房。在衣食方面简朴节约，只求吃饱穿暖即可。陪他和母亲出去旅游时，他会说几百元的住宿费太贵并提出批评。只有喝酒，是父亲一生的嗜好，每顿必须来几杯。有一年在杭州他骨折住院，因医生十几天没让喝酒，便吃什么都要吐。后来我带了酒去医院，他一下子眉开眼笑。酒一下肚，胃口好了，人也精神了，立即急着要求出院。此事在亲友之间被传为佳话。父亲树立了良好的家风，要求我们从小就要有坚定的理想信念，做党和国家事业的接班人；让我们刻苦学习，努力工作，以专业的本领为社会多做贡献；要我们高调做事，低调做人，干净干事，廉洁奉公。在他的带领下，我们家庭在上世纪90年代被县妇联等单位两次评为县“五好家庭”和“文明家庭”，2016年12月被省妇联评为江西省“最美家庭”，2017年5月被全国妇联评为全国“最美家庭”。
热心公益事业，是父亲晚年生活的一项重要内容。《夕阳风采》书中有关于东乡解放前后多方面的考证文章，为县志的丰富提供了史料。有如何做好老干部工作、开展老年人健身锻炼、办好老同志大学、开创老年体协工作新局面的文章，呼吁政府、社会为老年人建立供养保障机制、疾病医疗机制。他参与了东乡非物质文化遗产罗汉灯的发掘，寻访东乡百岁寿星并写下他们的长寿秘诀加以推广。这些都体现了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在弘扬传统文化、振兴乡村发展活动中，他积极牵头重修了礼坊文七位邹坊《王氏宗谱》。以博爱的胸怀无私奉献，将节俭下来的钱捐赠到社会和急需救助的贫困家庭，为县荆公文化研究会成立、为县门球活动场所、为汶川地震灾区、为东乡城乡建设及社会贫困户捐款捐物累计30余万元。

父亲一生获得省、市、县各级荣誉很多，仅近五年来所获得的个人荣誉就有：2017年10月被抚州市老龄工作委员会评为“老有所为之星”；2017年12月被江西省文明办评为“江西好人”；2017年12月入选并荣登“中国好人榜”；2019年5月被江西省文明办评为“全省道德模范”；2020年4月被国家税务总局评为“全国税务系统离退休干部先进个人”；2020年4月被中共江西省委组织部、江西省老干部局评为“全省离退休干部先进个人”；2021年7月被中共抚州市委评为全市“优秀共产党员”，2021年7月被中共江西省委评为全省“优秀共产党员”等。2019年，在全省道德模范颁奖大会上，父亲受到时任江西省委书记刘奇、省长易炼红的亲切接见，由江西卫视新闻报道。在东乡城区的行政中心、人民公园和非遗展览馆等处都有对他宣传介绍的专门展板。

与同时代的大多数人相比，父亲是高寿的。他的一生叠印着时代发展的深深烙痕。土改之后，审干、反右、社教、文革、下放等等，共和国的各种政治运动他都是当事人，充当着“运动员”的角色，30多年里甜酸苦辣，尽历备尝。虽经坎坷而不改初心，历尽霜雪而愈见风骨。毋庸讳言，他身上也有诸多局限性，可这些局限也都烙上了时代的印迹。令人欣慰的是，改革开放的好时光让他焕发出二度青春。此后的43年，他心情舒畅，紧跟时代，充分施展着才华。特别是离休后的32年多，他“明知夕阳短，扬鞭自奋蹄。在有限的暮年，尽可能使自己的生活过得更加充实，谱写好人生的黄昏篇章，无愧无憾地走到生命的尽头。”活出了新时代的精彩，为我们立了一个标杆，的确可以说“无愧无憾”。“百年风雨荣辱不惊如磐石，一身清白品行高洁真好人”，父亲当得起这个评价。

七

父亲仙逝后，除至亲好友外，我们低调行事没告知更多的人，可听到消息前来吊唁的各级领导和亲友络绎不绝。在放开防控、疫情扩散的环境中，仍有160多人前来送花圈和花篮。包括抚州市的一些领导、中共东乡区委书记等，还有远在杭州、南昌、温州的朋友。按照父亲生前的一贯做法，我们接受亲朋所送的花圈而婉拒了一切仪礼。孔子曰：“德不孤，必有邻”，在守灵期间，亲戚们自觉自愿地排班为父亲送上尊崇的敬意。当年没考进税务局编制的表弟、受到父亲责罚的堂弟都主动守灵，而且不止一次。在东乡区税务局主持的向父亲告别的仪式上，前任、现任领导和在职干部百余人，还有众多亲朋好友参加。1月7日，我在微信朋友圈所发的父亲逝世的信息，不到两天时间就得到220位朋友，包括一些省级领导和厅级干部的悼念和问候。为父亲守灵的最后一个夜晚，是小寒节气，腊月十四。一轮明月皎洁如水，朗照着殡仪馆旁苍劲挺拔的青松。第二天2023年1月6日上午9时30分，父亲火化。我捧着父亲的骨灰盒，在灿烂的阳光下，走向天乐园公墓安葬。公墓为青翠的群山所环抱，前面一湾碧水波平无纹，似镜可鉴。向东不远处，60多年前父亲洒下汗水建设的幸福水库大坝依然耸立。碧水无语含悲凝噎，青山有情抱骨安魂。父亲以95岁高龄仙逝，“其生也荣，其死也哀”，无愧于这片红土地，无愧于这个时代。他那奋斗的、坎坷的、多彩的一生以此为终点，身形化为山水，精神融进日月，魂灵归于天地。我相信，他一定能安息。

（本文作者王建华，浙江省文史研究馆馆员，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首席专家，温州大学特聘资深教授，博士生导师，全国优秀教师和国务院特殊津贴获得者。曾任三所高校校长和党委书记，第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