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姓迁徙分布

kevin

迁徙分布：
㈠.高句丽与高丽：

高句(gōu)丽”(公元前37年～公元668年)，古籍史书中也写作“高句骊”，简称“句丽”“句骊”，是公元前一世纪至公元七世纪在中国东北地区存在的一个民族地方政权。

在过去的很长时期里，由于中国学术界对高句丽古王国的历史缺乏全面系统的研究，而将高句丽王国与三韩人王建于公元918年建立在朝鲜半岛的高丽王朝混淆，也正因此，使高句丽被不少中国学者误认为其是韩国古代国家。

八十年代以来，随着中国学者对高句丽历史研究的深入，中国史学界意识到了这一严重历史判断错误。为纠正这一错误，现在中国史学界已出版了大量有关高句丽的历史专著。如刘子敏的《高句丽历史研究》、耿铁华的《中国高句丽史》、马大正等的《古代中国高句丽历史丛论》、《中国高句丽历史续论》、杨军的《高句丽民族与国家的形成和发展》等等。

在中国史学界，“高句丽是中国东北古代民族建立的王国，与位于现在朝鲜半岛上的王氏高丽(建立于公元918年)是两个除了名称，在主体民族等各方面都有着重大区别的国家”的历史观点已成为共识。但是，韩国的学者对此持有异议。目前双方正在加强交流，以争取早日解决这一学术上的分歧。这一问题，只有通过学术交流而非任何其他的途径来解决。

考察高句丽的历史就必须了解朝鲜半岛国家的形成时间。中国的学者们多认为朝鲜半岛最早的国家是形成于公元前十一世纪的箕氏朝鲜，而韩、朝学者则多认为朝鲜半岛最早的是形成于公元前三十一～前二十四世纪的檀君朝鲜(对于檀君朝鲜的建国时间，朝、韩学者有两种不同的认识：韩国学者从文献中发得出结论是公元前2333年，而朝鲜学者依据“檀君陵”出土的人骨，将此时间上推至公元前3018年)。

实际上，由于将神话中的“檀君”作为信史的历史研究方法本身所具有的虚妄性，朝、韩历史学家的主张是难以成立的。具体原因在这里将在对“檀君”这一词条的解释中予以阐述。

中国的大部分学者都认为箕氏朝鲜与卫氏朝鲜是朝鲜半岛上最初形成的国家，而这两个古国是属于中华古代封国的性质。也有中国学者在新出版的《东亚史》一书中认为，在高句丽、百济、新罗之前曾存在于朝鲜半岛上的箕氏朝鲜、卫氏朝鲜、辰国，都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国家，而更接近于邑落联盟体系。而半岛上后来出现的百济、新罗、高句丽才是在公元二～三世纪左右在该地区最初形成的国家。

高句丽在政权建立后虽然很早就有了王，但这个王，在早期与随时面临罢免甚至被杀的扶余人的王类似，不是真正的国家君主。从《三国志·高句丽传》》的记载来看，西汉时期的高句丽还是隶属于汉玄菟郡高句丽县的一个部族，由“高句丽令主其名籍”，而且从玄菟郡领取作为中国地方官应有的按品级的官服。高句丽政权的高官号“主簿”，正是中国县级官员的称号，也证明高句丽政权曾作为中国地方政权而存在，是中国汉朝在东北地区的基层行政组织。史籍《史记·封禅书》记载：高句丽祠“灵星”，是因为执行西汉政府“郡国县立灵星祠”的规定，充分体现其作为基层组织的性质。可知在当时，高句丽与真正的国家相去甚远。

魏、晋两朝以后，借中原战乱之机，高句丽的势力迅速发展。而其作为一个政权与中原政权发生的最早的大规模冲突是在三国时期的毋丘俭之役，此时的高句丽已经进入国家形态。由此推测，高句丽国家的形成应该是在约为公元二～三世纪之间东汉末期的事。

另外，最初的高句丽的统治中心在今天中国吉林省的集安与辽宁省的桓仁一带，与朝鲜半岛的关系不大。高句丽由汉玄菟郡高句丽县统治下的部族向国家过渡，与高句丽的势力进入朝鲜半岛，大约都是在公元二世纪。可以肯定的是，高句丽由前国家形态向国家过渡的过程至公元三世纪已基本完成。

高句丽因先后受到曹魏与前燕的连续打击，西向发展受阻，于是转而向朝鲜半岛北部拓展，逐渐取代原中原大汉王朝所设立的郡县，即汉武帝灭卫氏朝鲜后，在朝鲜半岛北部大同江流域所设立的乐浪、真番、临屯、玄菟等四郡。

公元427年长寿王迁都平壤以后，高句丽长期与百济、新罗争夺领土。由于统治层采取了较为正确的战略(在高句丽发展的后期，其统治中心进入朝鲜半岛后，高句丽对中原王朝的朝贡关系不仅未受到削弱，反而得到加强。从而得以集中实力打击其在半岛上的敌对势力)，高句丽由是逐渐强盛，蚕食了中原王朝在东北及半岛上的诸郡、县统治区，最终成为西至今中国吉林、辽宁两省东部，东达朝鲜半岛大同江流域以南的区域性强国。

据日本学者田中俊明的统计，公元32～666年的六百四十三年中，高句丽向中原历代王朝朝贡总计二百零五次。其中，公元32～423年的三百九十一年时间里，朝贡仅有十七次，平均二十三年才发生一次。而在公元423～666年共朝贡一百八十八次，平均一年三个月即一次。出现这种情况是因为，在高句丽的历史前期，其臣服于大汉王朝的隶属性十分强，并不需要向中原王朝朝贡，在早期，其甚至不具备这样的资格。而在东汉末年以后，中原处于分裂中，此时高句丽政权已初具规模，但中原的混乱使其没有朝贡的具体对象而不需要经常性的朝贡。后期由于北魏这样的北方中原强大政权的建立，出于政治与经济等多方面的原因，高句丽遂大大增加了朝贡的频率与次数。

虽然高句丽的内部政治组织在向国家演进，但在其步入国家之初，其性质却仍是中国地方行政组织。从南北朝至隋唐，中国历代王朝对高句丽的封号总是带有地方行政机构长官的性质，就可以证明这一点。

早在公元四世纪中叶，前燕就已经封高句丽王为营州刺史。自此之后，历代高句丽王一直承袭着都督营州诸军事、都督营平二州诸军事、都督辽海诸军事等具有行政管辖权的官职。自公元435年以后，历代高句丽王还经常带有领护东夷中郎将、领护东夷校尉的头衔，表明中央授予其代表中央政府管辖东北各少数民族的权力。这一切，都明显反映着高句丽政权作为中国中央王朝地方行政组织的特性。此时的高句丽绝不是拥有主权的独立国家。

随着高句丽国家的发展与成熟，高句丽作为中国的地方政权，独立性也越来越强，中央王朝对高句丽政权的态度也在发生着变化。自公元六世纪末期开始，中央已不再授予高句丽王具有地方行政管辖权的官职，而是改授大将军、上开府仪同三司、上柱国等散官与勋官，这表明中国中央王朝对作为其地方政权的高句丽的独立倾向十分不满，已开始不再授予其管辖东北各地的权力。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这种矛盾不断升级，最终演变成隋唐与高句丽的战争。

隋唐征高句丽，是中国中央政府对试图独立的地方政权的征讨，是中国维护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的斗争，而不是国与国之间的侵略战争。朝鲜半岛南部的百济、新罗，与高句丽之间长期混战，相互之间的疆域伸缩变化也比较大。唐王朝先后灭亡了百济和高句丽，并在百济故地设置了熊津等五个都督府，在高句丽故地设安东都护府，并以新罗王为鸡林州都督，最终确立了在这一时期中国对朝鲜半岛的羁縻统治体系。

1.古国历程：

高句丽的历史开始于公元前37年，由夫余人朱蒙(又作邹牟王)所建，起初建都于纥升骨城(今辽宁桓仁满族自治县五女山城)。朱蒙建国后，沸流国(今富尔江流域)来降。公元前32年，朱蒙又发兵征服了长白山高句丽东南(今朝鲜慈江道)。公元前28年，朱蒙再以武力攻灭北沃沮(今图们江流域)，开始了其作为一名东北地区较强大部落酋长的历史(该部落最初成为汉朝郡县体制中的行政单位，并在随后的几百年中最终发展成为一个割据一方的王国)。

瑠璃王(朱蒙之子，名类利)时，因先受夫余、鲜卑的两面攻击，将王城由纥升骨城迁国内城(今吉林集安)，又开始发兵侵梁貊(今太子河上游)。公元22年，朱类利亲率大兵进攻夫余，杀其王带素，将来投的万余名夫余人安置国内。接着，他在公元26年又通过兼并盖马国(实际上是一个部落，在今朝鲜狼林山脉地区)，杀其国王，收其地为郡县。邻近的句茶国王同年举国来降。

公元53年，宫继位(称太祖大王，或曰国祖王)，隔两年攻取东沃沮(亦称南沃沮，今朝鲜咸镜南、北道)，后又攻取东涉(今朝鲜江原道)一部分地区，终将地域拓至日本海，并迫使夫余称臣纳贡。为占有人烟稠密、物产富庶的辽东地区，宫及以后诸王对辽东地区扩张，却先后受到东汉王朝、公孙氏、曹魏、慕容氏的多次打击，有几次几濒临灭亡。

公元313年，高句丽攻取了汉朝属地乐浪郡，但向南进一步的发展也受到强大阻力。公元369年，高句丽发兵两万侵百济败还，百济则于公元371年倾全国之力发兵北上，围平壤城，故国原王(名斯由，亦曰钊)出城拒战，中矢身亡。自宫以后至此约二百年间，高句丽在发展中再度受挫。

为了重振基业，丘夫(小兽林王)继位后，将其主要精力用于内政：倡导从中原引入的佛法，统一思想；再建学校。经过十余年的治理，经济有了发展，军事实力增强。公元384年伊连(故国壤王)为王，次年又开始向外发展。特别是谈德(一名安，称广开土王，又名好太王)即位后，对邻近民族和地区进行连续的兼并战争。至公元427年，第二十代王长寿王高巨连将都城迁徙到今天朝鲜境内的平壤地区，这也就是今天的韩国将高句丽视为自已国史的原因。

隋朝时期，高句丽作为一个割据政权已具有了相当的实力，并与突厥等边疆民族政权联合，严重威胁到中原政权的安危。隋朝三次出兵征讨，但都由于隋炀帝的昏聩指挥而失败。

隋亡唐兴，高句丽继续占据着辽东燕国故地，并与边疆各族联合起来对抗唐朝中央政权，并向南不断进攻朝鲜半岛上的新罗国(今韩国前身，建立王氏高丽的王建，即新罗国人)，新罗一再向唐朝求救，唐太宗李世民遂于公元644年出兵东征高句丽。这次征讨取得了很大的战果，不仅一举夺回中原王朝的属地辽东地区，还在安市城外驻毕山击溃了高句丽南部萨褥高延寿率领的十五万军队。但在随后的安市攻城战中，唐军耗时太多，为免除被拖入冬季的危险，唐太宗遂挥军班师。此次东征虽给予高句丽割据政权以极大的打击，但唐军也战死数千人，战马损失一半以上，得不偿失。后来，唐朝一直保持了对高句丽的攻势，并在公元668年(唐高宗李治总章元年)，将高句丽彻底灭亡。在最后的攻城战中，新罗国人也参加了战斗。

之后，高句丽第二十七代国王宝藏王高藏被唐朝俘虏，根据司马光《资治通鉴》的记载，高句丽贵族及大部分富户与数十万百姓被迁入中原各地，融入中国各民族中。另有一小部分留在辽东，成为后来渤海国的臣民，融入到后来的女真族中。而其余更小一部分则融入突厥及新罗。自此，高句丽国家不再存在于世。

第二十八届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于2004年7月1日，将位于朝鲜北部及中国东北的高句丽王城、王陵、高句丽古墓群、壁画及贵族墓葬群等，列入了世界遗产名录。

2.中国与朝鲜半岛的早期关系：

朝鲜半岛上最早建立政权的是箕子朝鲜(一说认为箕子朝鲜为邑落联盟)。箕子朝鲜是在中国的周武王灭商后，商朝大臣箕子率五千商朝遗民东迁至朝鲜半岛，联合土著居民建立的“箕氏侯国”，这个国家后在中国秦朝时代即被燕国大将卫满率军所灭。

西汉卢绾叛乱后，卫满率千余人进入朝鲜半岛北部，依靠这里的中原移民的力量取代箕氏朝鲜，定都王险城(今朝鲜平壤)，史称卫氏朝鲜。箕氏朝鲜的末代王准进入朝鲜半岛南部韩人的居住区，开创了马韩国。卫满建立卫氏朝鲜的历史在《史记·朝鲜列传》中有明确记载。

卫氏朝鲜立国之初，即明确了对西汉王朝的臣属地位。发展到卫满的孙子右渠时，由于卫氏朝鲜的独立性越来越强，并直接威胁到西汉对东北亚诸民族的统治，汉武帝遂在公元108年发兵，灭亡了卫氏朝鲜，并设乐浪、玄菟、真番、临屯、四郡，将朝鲜北部收归西汉政府直接管辖。

公元前三世纪，在朝鲜半岛南部出现了辰国。史书中记载朝鲜半岛南部存在“三韩”，即弁韩、辰韩、马韩，但较大的方国和聚落联盟却只有马韩与辰国两个，弁韩是从属于辰国即辰韩的。西汉王朝灭卫氏朝鲜设四郡以后，它们都隶属于乐浪郡。

辰国存在于马韩东部地区。史籍《三国志·韩传》中记载马韩在公元前三世纪的状况时说：“其俗少纲纪，国邑虽有主帅，邑落杂居，不能善相制御……其北方近郡诸国差晓礼俗，其远处直如囚徒奴婢相聚。”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很难说这时的马韩已经出现了自已的国家。因而辰国也并非一个现代标准意义上可以认定的“国家”。

乐浪郡是西汉政府管理朝鲜半岛事务的最高机构。在乐浪郡的统一管理下，朝鲜半岛被划分为三个区域：

第一，是大同江流域的乐浪郡的直辖地区。汉族在这个地区几乎占居民总人口数的一半，这是对该地区实行与中原郡县完全相同的政令的基础。

第二，是乐浪郡东部都尉与南部都尉管辖下的地区。虽然这里的汉族所占比例比大同江流域少许多，因而对该地区有一些特殊政策，但总的来说，还是执行中央的政令的，只不过任用当地少数民族首领为乐浪郡的下级官吏。

第三，是半岛南部乐浪郡以外的地区。这里虽然也有部分汉移民，但最重要的政治组织是由三韩民族与古朝鲜遗民共同建立的两个方国与聚落间的联盟，马韩与辰韩。虽然他们名义上是隶属于乐浪郡的，但实际上独立性较强，西汉政府未在当地设置地方行政机构。西汉政府以这种方式将整个朝鲜半岛纳入中国的统治之下。

当时间进入到西汉初年，如果以现代国家的构成要素去观察公元前的东亚历史，那么人们会发现，在公元前二世纪以前，整个东亚只有一个成熟的国家建制，即古中国。这时的中国，以全部东亚为历史舞台，自由地展现自我的内聚力，并在空间上向其所能承受的极限发展。东亚文明的历史在此时期就是中华文明的历史。匈奴帝国兴起于蒙古草原以后，中国第一次面对来自北方的挑战。在汉朝展开的牵动东亚大部分地区的农耕帝国与游牧帝国的角逐，是对中国历史产生深远影响的重大事件。大汉王朝所代表的农耕帝国的胜利，最终使蒙古草原成为中国的组成部分，确立了古代中国版图疆域的格局。

在中国的影响下，在汉王朝控制力难达到的边远地区，这一时期开始出现了中国之外的其他国家。随着东亚只有中国的时代的结束，东亚各国如何相处这一新的问题也摆在了各国统治者特别是中国统治者的面前。汉王朝的统治者们从“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传统政治理念出发，不承认东亚存在与自己性质相同的国家，仍旧在进行着将全部东亚，也就是当时的全部已知世界纳入中国一体统治的努力。但在实践中，汉王朝的统治者也意识到东亚各地区、各民族的巨大差异，因此，逐渐摸索建立了一些特殊的地方管理体制以控制其地区。发展至唐朝，特殊地方管理体制逐渐形成中原郡县制之外的成熟机制，以至羁縻制成为唐朝对边疆地区管理的一大特色。应用羁縻统治的方法，唐王朝将东亚绝大部分地区纳入中国的统治之下。

魏、晋、南北朝时期，源于朝鲜半岛南部的三韩民族的百济与新罗两个政权逐渐发展起来。公元372年，百济近肖古王遣使东晋，建立起朝贡关系。简文帝册封近肖古王为镇东将军，领乐浪太守。南北朝时期，百济与南朝，北朝都保持着朝贡关系，但与南朝的关系要更为密切。比百济稍后，新罗也开始向中原王朝正式朝贡。但新罗王位于朝鲜半岛西南端，交通不便，因此，新罗与南北朝的交往也较少。

朝鲜半岛上的历代百济王承袭着都督百济诸军事的头衔，作为中国的地方行政组织的特点十分明显，一度还曾受封为乐浪太守、东青州刺史这样纯粹的地方行政官员官称。只不过中央政府已经把管辖少数民族的权力授予高句丽，所以百济王从未带过领东夷中郎将、领东夷校尉等头衔。这是因为，中国中央王朝封给高句丽、百济的官号并不是随意的，而是符合其地方行政统治需要的。

因此，百济与新罗在从部落形式步入国家体制之初，其性质是中国的地方行政组织。从南北朝至隋唐，中国历代王朝对百济王与新罗王的封号总是带有地方行政机构长官的性质，可以佐证此点。直至隋、唐时期，朝鲜半岛国家与中国的这种长期性制度化的政治联系与日本与中国的政治联系所具有的偶然性与间断性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从而区别于中国与日本的关系。

公元663年以后，新罗王除在位时间过短而唐王朝未及加封者外，历代新罗王世袭鸡林州都督一职，其所辖地区是唐王朝所属的鸡林州都督，属于唐王朝在朝鲜半岛的地方政权，而不是独立国家，而新罗王的身份是唐王朝在朝鲜半岛的地方行政官员。

在新罗借助唐王朝的势力统一了朝鲜半岛大部分地区以后，至唐玄宗时期，中原王朝始将萨水以南土地赏赐给新罗，唐王朝与新罗以清川江为界，新罗的势力开始向朝鲜半岛北部延伸。安史之乱后，中国再度陷入分裂状态。此时，连续少数民族地方政权迅速崛起，新罗也进入了相对独立发展的时期。但是新罗与中国所确立的长期封贡关系仍继续存在着，新王即位都要接受册封，中国文化对它的影响直接而深刻。公元十世纪初，王建取代新罗而建立了高丽王朝，王氏高丽的建立即是造成后人无法区分高句丽与其区别的一个重要原因。

东亚各国的形成过程表现出很明显的次生性质。有已经步入成熟国家的中国作为模仿对象，使他们不必再摸索自已独特的向国家演进之路。这极大地加速了各国的历史进程，使他们不必再摸索自已独特的国家演进之路。这极大的加速了各国的历史进程，使他们在几百年的时间里就走完了中国用了几千年才走过的从早期国家向成熟国家的演进之路，他们为此付出的代价是丧失了自己的特殊性，各国从政治制度到文化、风俗，都受到中国的深刻影响，表现出与中国的同质性。这种同质性不仅成就了中国“天朝大国”的梦想，也造就了其他国家相对落后的自卑感，这是东亚封贡体系与东亚文化圈形成的基础。

大明王朝建立后，创立者朱元璋宣布了十五个不征之国，则标志着中国正式承认了东亚其他国家作为独立于中国之外的政治实体存在，而不再试图将其纳入中国的一体统治之中。从此，中原王朝在实践中却不再将与周属国的关系视为国内各地区之间关系的延伸，也不再用解决国内问题的思路和方法处理这种关系，而是采用了一种全新的办法处理与这些属国的关系，即封贡体系或宗藩关系。中国与朝鲜半岛的关系不仅较早步入封贡体系，而且一直是这一体系的典型，对后来中国全面确立的东亚封贡体系具有示范意义。

在李氏朝鲜之初，李成桂为了巩固国内的统治，积极参与明朝建立的封贡关系。在他即位之初的半年时间里，就先后九次遣使明朝，说明国内政权更迭的原因，请求明朝皇帝更赐国号，以求获得明朝对新政权的承认和支持。在史籍《明太祖实录》中，朱元璋不仅承认了朝鲜，而且明确提出：“我中国纲常所在，列圣相传，守而不失。王氏高丽限山隔海，僻处东夷，非我中国所治。”

在赐李成桂国号“朝鲜”后，朱元璋说的也很明确：“朕视高丽不止一弹丸，僻处一隅，风俗殊异，得人不足以广众，得地不足以广疆，历代所以征伐者，皆其自生衅端，初非中国好土地而欲吞并也。”

而朝鲜则积极主动地奉行事大政策，与明朝奉行德化外交相辅相成，使双方之间建立的封贡关系更加牢固而持久。事大保国成为朝鲜世代遵循的国策，而明朝在贯彻“不征之国”外交方针的基础上，把朝鲜纳入了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封贡体系。明朝与朝鲜之间的封贡关系成为东亚封贡体系中的典范。

现代韩国的历史是从新罗开始，经历王建高丽与李氏朝鲜时期而发展成为现代韩国的。理解韩国历史应注意区分两个要点：

其一，王氏高丽区别于高句丽，前者是朝鲜半岛南部三韩民族建立的古国，后者是中国东北古代民族建立的古国。

其二，李氏朝鲜明显区别于“箕氏朝鲜”与“卫氏朝鲜”。李氏朝鲜原由古新罗国和王氏高丽国发展而来，而“朝鲜”二字原为汉语词汇，这一名称被用来称呼朝鲜半岛国家，始于明太祖对朝鲜半岛李氏王朝的赐名。

同为“朝鲜”，但两者的民族构成与历史归属都是不同的，“箕氏朝鲜”与“卫氏朝鲜”属于中国历史体系，而李氏朝鲜是韩国古代史的一部分。古代高句丽曾占据过古朝鲜的领土，但古朝鲜为中华古国，所以高句丽仍为中国东北古国，以区别于三韩民族建立的王氏高丽。

 

㈡.大唐王朝对渤海国的认识：

唐朝时期的古渤海国(渤海郡)，是以中国东北靺鞨人为主建立的一个古代国家(公元698～927年)，有国两百余年间，历代统治者不断开疆拓土，将原属靺鞨人的大部地区收入其版图，同时与唐以及其他周边国家、民族集团间展开丰富多彩的政治经济往来，在古代东(北)亚国际舞台上扮演了重要角色。只是由于渤海自身未能留下一部信史，研究者只能根据中国古籍中片段的、大同小异的记载、日本和朝鲜半岛国家保存下来的为数不多的、旁佐性资料，以及不断发掘出的地下遗存，来拼合她的生命过程。

近一个世纪来，中国、日本、俄罗斯以及朝鲜半岛等国家都在进行渤海史研究，但还有许多问题，包括一些基本问题，或尚未廓清，如渤海国为何称作“渤海”，至今没有一个令人信服的解释；或仍存有分歧，如渤海与高句丽的关系，特别是渤海是否高句丽继承国的问题，长期以来都是国内外学术界争论的焦点之一。这些疑问与争论在形式上表现为唐等周边国家对渤海的称谓上的分歧，实质上在这些称谓的背后，又都隐含了称呼国对被称呼国的基本态度以及与被称呼国间的关系定位。

考察唐对渤海的认识，一个不可忽视的视角，就是唐王朝对渤海王的册封，因为这个封号在相当意义上可以体现被册封国在其认知系统和统治秩序中的位置，反映唐王朝的政治动机。

渤海国始建于公元698年，最初自称“震”。公元713年，第一代渤海王大祚荣接受了唐王朝册封，才有新名渤海。关于这段历史，在《新唐书·渤海传》中有明确记载：唐睿宗李旦在先天中期(公元712～713年)，遣使拜祚荣为左骁卫大将军、忽汗州都督、渤海郡王，以所统为忽汗州，领忽汗州都督，自是始去靺鞨号，专称渤海。

从这段史料可以看出，唐朝人曾经称呼大祚荣政权为“靺鞨”，后因中央政府赐大祚荣渤海郡王号而开始改称“渤海”。

这里，有一个很容易被忽略的问题：渤海国为何被称作渤海，也即唐王朝为何选择了“渤海郡王”这个爵号？之所以设定这样一个问题，是因为，与渤海国同时代，在唐朝内地还有一个渤海县，而且还存在以渤海为郡望的豪门大姓渤海高氏。更重要的是，在大祚荣之前就有许多渤海高氏已经受封渤海郡王等爵号。那么，唐王朝封大祚荣渤海郡王号与上述各方面是否有所关联呢？

1.渤海高氏和渤海郡王号：

大祚荣之后的历代渤海王都沿袭渤海郡王或渤海国王号。对此，有人注意到唐高祖李渊弟之子李奉慈与活跃于公元九世纪三十年代的高崇文两例，指出渤海郡王号本为唐朝国内通用，渤海国王大嵩璘(公元794～809年)晋升渤海国王后，渤海郡王以下的爵位均授予在唐朝的所谓“中国人”，而且都是渤海高氏。事实上，大嵩璘之后仍有唐人被封为渤海郡王，如高固及高崇文之孙高骈等。而且，在渤海郡王之外，还有许多高氏按唐朝的九等爵制受封各色爵等，如渤海郡公高元裕、渤海郡开国公高少逸、渤海县子高重、渤海县侯高适等。

如果沿此线索追溯到唐朝以前，也有人得到这个爵号，例如根据唐朝初期的“渤海蓨人”高懲墓志铭及序，可知高懲生前为银青光禄大夫少卿上柱国渤海郡开国公，而其五代祖曾被封渤海郡王。此外还有其他高氏被封为渤海郡公等，如隋朝时期的高颎就曾晋升渤海郡公；其子高表仁则以大宁公主驸马都尉受封渤海郡开国公。

看来，早在大祚荣被册封渤海郡王之前，渤海郡望的高氏已经有许多人受封渤海郡王、渤海郡开国公、渤海郡王等爵号了。这自然是个需要注意的问题。而一个记作“渤海人”的高氏的墓志铭也同样吸引了渤海研究者的关注。这墓主就是高句丽末代君王高震。史学家周绍良所编的《唐朝墓志汇编》大历075条记载，献书待制杨憼撰“唐开府仪同三司工部尚书特进右金吾卫大将军安东都护郯国公上柱国高公墓志序”有云：“大历八年夏五月廿有七日，右金吾卫大将军安东都护公毙于洛阳教业里之私第，春秋七十三。前年四月十二日，郯国夫人真定侯氏先毙于博陵郡……礼也。公讳震，字某渤海人。祖藏，开府仪同三司工部尚书朝鲜郡王柳城郡开国公；祢讳连，云麾将军、右豹韬大将军安东都护。公迺扶余贵种，辰韩令族，怀化启土，继代称王，嗣为国宾，食邑千室……”

从墓志可知，墓主高震之祖乃高句丽的亡国君主高藏。高震身为高句丽王室后裔，却自报渤海人，使该段墓志因此显得颇不寻常。韩国学者宋基豪就是以此作为渤海是高句丽人的后继国家的有力证据。其理由是，高句丽灭亡后，许多高句丽遗民参与渤海的建国并在渤海的权势贵族中占据高位，他们从政权初创时起便长期追随渤海王族大氏，作为王室后裔的高震从中体会到与渤海国间的一种“同质性”因而自报渤海高氏。

显然，宋基豪将这里的“渤海”视为大祚荣建立的渤海国，但他并没有说明理由。高震亡于大历八年即公元773年，距渤海立国已有七十五年，因此若单纯从时间上看，墓志中的渤海完全有可能指渤海国。而且诚如宋基豪所言，因为高句丽在渤海建国过程中的特殊位置以及亡国之后寻求依托的遗民心理，一些旧高句丽自称渤海人的可能性也未必不存在。但问题是，高震并不生活在渤海，且亡于远离渤海的洛阳私邸，这些现象使人难以将其与渤海国联系起来。

高句丽灭亡后，数万高句丽遗民被强行迁到唐土的各地。关于高句丽末王高藏，史籍《册府元龟·外臣部·亡灭》条中有如下记载：“高丽王高藏，高宗仪凤中，授开府仪同三司辽东州都督，封朝鲜王，居安东，镇本蕃为主。高藏至安东，潜与靺鞨相通，谋叛，事觉，召还，配流邛州，并分徙其人，散向河南陇右诸州。其贫弱者留在安东城傍。圣历二年又授高藏男德武为安东都督，以领本蕃。自是高丽旧户在安东者渐寡少，分投突厥及靺鞨等，高氏君长遂绝。”

在唐王朝的强大军事进攻下，高句丽亡国了。为便于统治和管理高句丽遗民，唐高宗李治让高藏留在安东并对其加官进爵。然而高藏对唐王朝阳奉阴违，私下里与诸靺鞨部落串通谋反。结果事泄，唐王朝招回高藏，另行发配到四川邛州，在安东的高句丽遗民，除去贫弱者仍令滞留安东外，皆被流放到关内河南陇右等地。

高震一家迁徙的具体情况待考，他们可能没有随高藏去四川而是直接去了河南，也有可能先到四川，后辗转至河南。当时，大祚荣尚未建国，或建号“震(振)”不久，正忙于躲避唐王朝的军事打击，还未称渤海国。从时间上看，高藏等移住唐朝内地时，高震还未出世。公元700年出生的高震很可能在唐朝中原地区度过一生，至少在洛阳长期生活过。也就是说，高震与渤海之间并不存在任何荣辱与共的历史积累，他与现实的渤海国不仅存在空间上的距离，而且在时间上也存在抵牾，无法想象他如何会与远在东北的渤海国扯上关系。况且，在唐朝时期的中原人看来，渤海国不过一夷狄蕃邦，高句丽人在中原人前表明自己的高句丽人身份尚且觉得有失身份，怎么会自称渤海国人，自取其辱。晋朝“永嘉之乱”期间，有渤海高氏到高句丽避难，因此高句丽人可能因此得知中原高氏的存在。在隋朝以后中原诸王朝一次次远征高句丽的过程中，也有许多高句丽人逃入中原地区。据史学家姚薇元考证，渤海高氏中就“混”有高句丽人出身的异民族。高句丽人附会渤海高氏，是因为这些高句丽人以出身东夷在中原备受轻视，所以冒充渤海高氏以抬高身价。高震自号渤海人一事，恐怕也是出于同样的原因，不过，这一推论还有待进一步考证。

事实上，外姓人附会渤海高氏者大有人在，前面提到的高颎也是一例。据史籍记载：“高颎，字诏玄，一名敏，自云渤海蓨人也。”史学家池田温指出，高颎虽然以汉人贵族自居，但他身上却带有浓厚的鲜卑人色彩。高震之举实际上与高颎如出一辙。另外，高震的婚姻状况也给人一点提示。高震夫人侯氏是博陵人。侯氏乃博陵第一大姓，而洛阳也是渤海高氏的又一大集中地区。高震必定要而且必须攀上渤海高氏，才能门当户对，因此他完全不可能与渤海国的高句丽人抑或靺鞨人搭上任何关系。

这样，就有两点需要注意：一是渤海郡王号出现于唐王朝授赐予大祚荣之前，并且其后也并行使用；二是高句丽王室后裔的高震也自称渤海人。高句丽王室后裔虽远迁唐内地，但诸如王孙高震的行踪等事，肯定在唐王朝掌握之中。也就是说，上述事情唐朝廷确知无疑。那么唐廷又为何再封大祚荣呢？是事出偶然，还是唐廷另有图谋？

关于渤海国名之由来，近代以来，各国的中国东北史以及渤海史研究者已有几家之言，但除近年有史学家赵评春的专文论述外，多为概说，缺少必要的论证；但毕竟这些概说也可以提供一些启发和解题的线索。

2.诸说及其存在的问题：

既有诸说，便大致可以分类为音韵和地理两类。关于前者，近代史学家金毓黻早就指出过，大祚荣出自粟末靺鞨，与渤海郡有某种关系。唐朝人或以“靺鞨”二字发音与“渤海”相近，所以封大祚荣为渤海郡王。也就是说唐王朝是取其发音相近之意，而大祚荣也就依照册封的名号，弃原来的“震”而“专称渤海”了。

在金毓黻之后，又有学者先后提到此类问题。如刘振华曾撰文指出“震”与“渤海”两词的发音均接近于“肃慎”、“靺鞨”，渤海乃是“震”政权受到唐朝的册封后出于“义美”的动机而改称震为渤海的。同文还借《三国遗事》靺鞨渤海条作者僧一然自注“渤海”与“靺鞨”“开合不同而已”作旁证。

日本学者藤井贞干在《好古日录·靺鞨》中根据“五代史曰，渤海本号靺鞨，高丽之别种也”推测渤海盖靺鞨之转音。吉田东吾的《日韩古史断》继承藤井的论调，认为渤海盖为讹音填字。

当然，否定的意见也同时存在，如日本学者鸟山喜一指出，渤海之称号自古即已存在，并非专待靺鞨而始生。大祚荣止“震”国号而采渤海国号实为受唐王朝册封之故，决非其领民为靺鞨之故，既非谐音亦非讹音。河野六郎为首的专家小组在为期一年的集中研究后指出，在中古音中，或时间上或新旧形态上，或地理的或方言的，靺鞨与勿吉为同一语的异称，这是没有问题的；但是渤海与靺鞨之间在音韵上的关联，或者近亲性则难以认同。

以上诸文均谈到了“渤海”与“靺鞨”这两个词之间的关联问题。赵评春文指出，由于汉字与语音的特定关系，使得历史上少数民族居住地区的一些名称往往被称为音转而来。史学家赵评春文举《广韵》例，指出若从概率论的角度看所谓音转或音近之说，无论中原文献所记各名称源于何处，都可能产生字音近似的偶合现象。所以，说某名称源于音转，有些可能是对的，有些可能就是不对的。对“渤海”与“靺鞨”的音转关系，如无其他确凿依据，应谨慎为宜。刘振华的见解中还存在一个问题，那就是“渤海”之称号乃唐王朝所赐，并非大祚荣自选而来，因而很难考虑“渤海”为大祚荣美化“震”政权而改取的发音相近的称号。在各个时期中原王朝对周边蕃国君主册封的郡王号中，还没有发现与该民族或部族的名称有关的例子。

另外，史学家王承礼也提出，唐朝册封大祚荣为渤海郡王，其一，可能和其组成部族靺鞨的称号有关；其二，可能与居地邻近渤海有关。前者是唐王朝借用与靺鞨音近的古郡名之渤海为靺鞨之雅称。后者则关涉震周围的山川地理。

就地理角度考察，日本学者野开三郎认为，唐王朝封大祚荣为渤海郡王，形式上将渤海湾以东地区统治一应委托大祚荣，这既是中国独特的天下思想的体现，又是中国传统理蛮政策的具体体现，而实际上则是对大祚荣领有渤海湾以东领土这一既成事实的承认。从而安东都护府在辽东已经丧失了存在的意义，这样，在崔忻返回长安的唐开元二年，安东都护府后撤至关内的平州。唐王朝对大祚荣的招抚与册立，与安东都护府的后撤在时期上相承接，可见是与当时的政治外交相关联的。

与日野开三郎意见类似的还有俄罗斯渤海研究专家E·V·沙弗库诺夫。他认为，公元713年大祚荣将唐朝军队逐出前高句丽领土，之后可能又继续前进侵吞了唐朝的辽东之地，而皇帝为维护其“天帝”形象与面子，又将实际上已成为大祚荣领的地盘再行封赐，作为对既成事实的追认。不过，沙弗库诺夫的见解推测成分太多，而且几乎无论证过程，因而难备一家之说。

日本学者西嶋定生提出，唐王朝封大祚荣渤海郡王，如同封高句丽王为辽东郡王，新罗王为乐浪郡王，百济王带方郡王，均为沿袭汉朝名郡渤海旧名而来，意在提醒大祚荣，他的领下亦是“中国的国土”。该见解提到唐王朝试图强调“震”政权所辖之地为唐领，这是一个值得注意的提示，但问题是，唐朝政府既然对前述朝鲜半岛三国君主所封爵号均取汉朝朝鲜半岛或东北地方的名称，为何惟独对大祚荣选了远在内地的渤海郡呢？对此，西嶋定生没做解释说明，而因为没有把这一点说清、说通，其主张的可信度就得大打折扣。

现在再来看赵评春的说法。《汉书·地理志·颜师古注》中提到，汉朝的渤海郡王“在渤海之滨，因以得名”，赵氏受颜师古影响，认为这一观点起码间接反映了唐王朝加封粟末部的原因之一，粟末靺鞨部亦“依粟末水以居”，唐朝政府因此而封粟末靺鞨部为渤海；又根据《淮南子·地形训注》等记载，指出汉唐时代的渤海并不是一个特指的地理概念，局限于某一海域，而泛指东部大海。故而渤海国号的名源，当是因东濒大海，至于取先朝旧名再命新地，则在客观上反映了唐王朝开拓疆域的政治抱负。

且不说唐王朝是否有过借册封大祚荣而抒发其开疆拓土之壮怀，单就地理概念而言，即使“渤海”在汉唐时期确实可泛指东部大海，相当于今天松花江的“粟末水”，无论如何也称不上大海，而充其量不过“大水”。当然，赵评春的如上分析是基于他对唐王朝册封大祚荣是以扩大疆域的策略的认识为出发的。开疆拓土是任何中原王朝的政治抱负，可是在对各蕃国的封号上是否也要有所体现就不一定了。例如前面提到的高句丽、新罗和百济王封号就很难解释。因为汉四郡历来被看作“中土”，不存在开拓的必要。既然“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中原王朝自然无需借一隅夷狄述怀。实际上，唐王朝招降大祚荣，是出于解决其北方来自突厥的威胁，利用渤海从后方牵制突厥这一战略目的。这样一来，赵评春说赖以成立的两点依据都失去了基础。

与上述几家支持地理关联说相对，朝鲜学者朴时亨则认为，渤海郡乃渤海沿岸唐朝的一个郡名，本与靺鞨、高句丽并无任何关系。如果一定要找出两者的关联的话，也不过是因为渤海郡地处渤海国及其他各种族集团入唐朝贡的必经之路，唐朝政府曾在该地设置过接待机构而已。问题是，渤海郡为汉朝时所设，至唐朝已无渤海郡而只有渤海县，在棣州管内。既然于唐朝求渤海郡已经无理。则朴时亨的朝贡道说也就显得很牵强了。

以上诸说，不同程度地存在问题，概而言之，在音韵概念方面，目前还无法确认“靺鞨”与“渤海”间的亲近性；在地理概念方面，诸家之说也都没能提供足够的令人信服的依据。唐朝以某地为号封王，王并不领有此地，即“设土无爵，署官不职”“崇以爵等，食其租封而已”。所以，册封某王于某地，并不意味着该王已经获得了该地的管辖权。至于大祚荣是否曾经把势力拓展到渤海湾附近，那又另当别论了。不过，大祚荣建国后主要的任务是巩固其“旧国”的势力，而第二代王大武艺即位后首要的发展方向是东北部诸靺鞨而不是西部。目前没有史料可以确证大祚荣时期渤海势力到达过渤海湾一带。

这样一来就得回到最初的问题，即唐王朝何以将“渤海郡王”号赐予大祚荣这个问题上来。朴时亨也认为此番册封史无前例。他推想，如果唐封大祚荣“靺鞨郡王”，则大祚荣很可能不会接受；而爵号最后所以落在“渤海郡王”上，恐怕还是因为，对大祚荣来说，受唐册封，总还是有利于其在东方的生存和发展，而且，取他国的一郡名为国名倒也无碍大局。至于为什么会是“渤海郡王”号则没有具体说明。

3.渤海郡王号的由来：

史学家金毓黻与西嶋定生两人均言及汉朝以来的渤海郡与渤海国间的关系。较之于单纯根据字面意思进行推测的西嶋定生，金则更具体地提到了渤海郡望，虽然同样没有解释为什么就是渤海郡而非其它，并且金毓黻本人也承认此说“只姑备一说，未可视为定论”但他谈到了渤海郡王号，启发人们从这个称号本身来作些考释工作。

许多拥有渤海关系爵号之诸高氏，均为汉朝以来渤海郡王的高氏大姓，或承袭先代封爵的王公。这些事实表明渤海郡王号不仅的确通行于汉唐，而且可以从中看到唐廷封爵的确对郡望有所考虑，换句话说，唐王朝不会兴由所至地赐某人某王以渤海郡王号的。唐王朝授大祚荣以渤海郡王必事出有因。那么接下来就必须考虑封号后面的动机了。既然唐廷所封渤海郡关系爵号均与郡望有关，那么，在唐王朝看来，大祚荣与渤海郡望之间又有着怎样的瓜葛呢？

《旧唐书·渤海靺鞨传》记载：“渤海靺鞨大祚荣者，本高丽别种也……万岁通天年，契丹李尽忠反叛，祚荣与靺鞨乞四比羽各领亡命东奔，保阻以自固。尽忠既死，则天命右玉衿卫大将军李楷固率兵以讨其余党，先破斩乞四比羽，又度天门岭以迫祚荣。祚荣合高丽、靺鞨之众以拒楷固，王师大败，楷固脱身而还。属契丹及奚尽降突厥，道路阻绝，则天不能讨，祚荣遂率其众东保桂娄之故地，据东牟山，筑城以居之。祚荣骁勇善用兵，靺鞨之众及高丽余烬，稍稍归之。圣历中，自立为振国王……”

《新唐书·渤海传》记载：“渤海，本粟末靺鞨附高丽者，姓大氏。高丽灭，率众保邑娄之东牟山，地直营州东二千里，南比新罗，以泥河为境，东穷海，西契丹。筑城郭以居，高丽逋残稍归之。万岁通天中，契丹李尽忠杀营州赵翙反，有舍利乞乞仲象者，与靺鞨酋乞四比羽及高丽馀种东走，度辽水，保太白山之东北，阻奥娄河，树壁自固。武后封乞四比羽为许国公，乞乞仲象为震国公，赦其罪。比羽不受命，后诏玉衿卫大将军李楷固、中郎将索仇击斩之。是时仲象已死，其子祚荣引残痍遁去，楷固穷蹑，度天门岭，祚荣因高丽、靺鞨兵拒楷固，楷固败还。于是契丹附突厥，王师道绝，不克讨。祚荣即并比羽之众，恃荒远，乃建国，自号震国王。遣使交突厥。“

以上两史料虽然在史实叙述上存在个别差异，但却存在一个共同之处，即在震(振)政权的建立过程中，存在着大祚荣及其统治集团与高句丽有着紧密的关系。根据两史料，大祚荣政权是据高句丽故地而建，包括旧高句丽贵族在内的相当数量的高句丽人参与了渤海建国并进入统治层。对于这些事实，唐王朝无疑是清楚的。但问题是唐王朝对此是如何看待的。众所周知，关于渤海是否高句丽人的国家直到今天仍争论不休，且已超出了学术范围。

按日本学者西嶋定生的推测，唐王朝封高句丽王为辽东郡王、新罗王为乐浪郡王、百济王为带方郡王，皆取汉朝名郡命名，以表明这些地方均为中国之国土。那么，如果唐王朝认同大祚荣政权为高句丽的后继国家，只需将辽东郡王号再赐予大氏便可了事，而大可不必改弦更张。唐朝政府完全没有这样做，显然表明唐王朝并没有将大祚荣看作高句丽的后继国。

大祚荣树帜立国，距高句丽灭亡仅仅三十年。曾经强大的、多次给中原数家王朝统治秩序以重大威胁的高句丽，虽终亡于唐朝，于唐王朝来说无疑记忆犹新。而且，高句丽亡国后，唐朝政府宽待高藏，让他去安东管理旧高句丽人，结果高藏却又勾结靺鞨谋反，这于唐朝无疑又是不小的刺激。所以，不管大祚荣以及他的国家自身是否以高句丽后裔自任，唐朝政府对在这个强大国家废墟上建立政权的、有多数旧高句丽人参加建国并发挥重要作用的震国，总是心有余悸，惟恐再度祸起东边，更何况唐王朝对大祚荣从征讨到收编入其册封体制的过程也不是一帆风顺的。唐王朝绝对不希望这个新蕃国与高句丽再有任何的瓜葛，而且要从人们的意识中消除它与高句丽之间任何可能的关联。于是，唐王朝想到并选中了另一个高氏、汉朝以来的名门高氏及其地望——渤海。通过将大祚荣政权与此高氏一体化，从而将实为唐之蕃国的渤海视作其内属地并广告天下。

当然，这一结论仍未衍出推测的范围，但在没有与考古或文献资料相互印证的现实困境下，也只能如此。但是这种推测又不能说是没有依据的，因为说到底，对渤海国号来源的推证，实际上也就是从一个新的视角考察唐王朝对新生的大祚荣政权与高句丽之间密切关系的对策。渤海郡望高氏是实在的，大祚荣与高句丽及高句丽与唐王朝的关系也是实在的。高句丽王室后裔高震放弃王孙正统，另攀“高”枝，为的是摆脱身为高句丽人的蛮夷形象；而唐王朝封大祚荣为渤海郡王，则为的是抹去昔日高句丽投下的阴影。

应该指出的是，前引《旧唐书·渤海靺鞨传》开篇写道：“渤海靺鞨大祚荣者，本高丽别种也”。受其影响，《唐会要》、《五代会要》、《新五代史》、《册府元龟》、《太平寰宇记》等史籍也有“渤海靺鞨，本高丽别种”、“渤海靺鞨，本高丽种”、“渤海，本号靺鞨，高丽之别种也”等的记载。这些大同小异的记述，至今仍是中国与朝鲜半岛国家间关于渤海究竟是靺鞨人的国家，还是高丽人的国家大论争的渊薮，并且似乎都是支持渤海乃高句丽的后继国家说的有力依据。这里的关键在于对“别种”的解释。实际上，“别种”是一个含义模糊的词汇，是古代史家为区别历史上联系密切、关系复杂的各族而使用的习惯性概念。它可以指与“母族”同源又从中分离出来，形成一个新种的人类集团。高句丽就被称为“夫余别种”，但并不意味高句丽就是夫余人。还可以指“政治上相统属而种族上十九不相同之部落”，或者曾经是组成某个国家的“部落或部族”。总之，“别种”，是史家对两个历史上活动区域相近或相同、习俗也相近的种族易混淆而又难以分辨的情况下所采取的一种模糊的区别方式。《旧唐书》“渤海靺鞨传”便属于这种情况。正如金毓黻所指出的，“大氏之先世，因居于高丽北部近粟末部之旧壤，起是否与高丽别种，当撰旧唐书时已不能详，故称之曰高丽别种，谓尚与高丽正胤有别也”。即渤海与高句丽，两者还是有区别的。而且，《旧唐书》很明确地将渤海靺鞨和高丽分别置于北狄与东夷两个不同的部类中。

由此推断，唐王朝册封大祚荣渤海郡王，的确与渤海高氏、与渤海郡望有关；但这只是唐王朝的一项政略，其目的在于利用渤海高氏、渤海郡望从对外宣传上切断大祚荣的政权与高句丽之间的关联。唐王朝真正关心的，不在于大祚荣是高句丽人还是靺鞨人，而在于大祚荣的政权会不会再像高句丽一样对其天下秩序构成威胁。从这个意义上说，渤海国号的确定，实际上反映了唐王朝对渤海的基本态度。

4.中原史料中的“渤海高氏”与渤海国：

渤海国与唐内地渤海在称谓上的近似，使得将唐内地渤海出身的高姓混同为渤海国人的事例屡见不鲜。例如有人在列举唐朝起用异民族出身的人充当节度使时，选了高崇文与高承简；又在论述渤海国与山东李正己独裁政权的关系时，将李正己幕僚高沐视为渤海国人。事实上，除了前面已经提到的高崇文，如果细查两唐书的有关人物传记，便可知这几人均为唐人而非渤海国人。诸如此类的误认还是比较容易发现和澄清的，问题是，还有些情况属于不能立即判断究竟属于唐或渤海哪一方的，这就不得不作更多的工作。因为此类张冠李戴的错误如不及时纠正，会给渤海史研究造成混乱，使人远离渤海史的真实。破旧说并不是终极目的，关键在于还原一个客观的渤海史。

公元713年，大祚荣接受唐王朝招安，作为一个羁縻州纳入唐朝的册封体制。对这个羁縻州，刘昫《旧唐书》作“渤海靺鞨”，欧阳修《新唐书》作“渤海”，分别收入北狄传；而渤海县，则归在地理志棣州条下，可见，两唐书都是将羁縻州与唐朝的内属州明确分开的。关于唐内属州的渤海，汉朝时称勃海郡，隋时称渤海郡。也就是说，作为郡县的渤海，远远早于羁縻府州的渤海。这就提醒人们在作渤海研究时要避免将两者混为一谈。

关于渤海国，从中原方面有关记载较为集中的《新唐书》《旧唐书》《册府元龟》《通典》《唐会要》《旧五代史》等基本史料来看，大体有“渤海”“渤海靺鞨”“靺鞨渤海”和“靺鞨”等几类称呼。不过这些称呼都限定在与有关渤海国的、诸如“北狄传”“外臣部”等所谓夷狄传的范围内，出场人物均为渤海国人无疑。问题是，在上述渤海传等之外的文献及记录中出现的“渤海”及“渤海人”该如何看待呢？

公元九世纪，敦煌的佛教僧侣及豪族子弟的私塾使用的《开蒙要训》、《兔园策》等教科书传入日本，收在藤原佐世编修的汉籍目录《日本国见在书目录》中。在这册目录中，就有由“渤海高峻”编纂的《小史五十卷》。该书第十三卷“杂史家”条提到“小史五十卷(渤海高峻撰起五帝讫唐初)”。就有学者认为此处的高峻是渤海国人，因而将该段记事作为日本平安时代汉籍经由渤海国传入日本的一个例证。查《新唐书·艺文志》，有这样一段记述：“凡集史五家、六部、一千二百二十二卷(高峻以下不著录三家四百四十卷)。梁武帝通史六百二卷。李延寿南史八十卷。又北史一百卷。高氏小史一百二十卷”(高峻、初六十卷。其子迥釐益之。峻，元和中人)。

以上两则史料涉及人物均称做高峻，比较看来，著述内容，《日本国见在书目录》简化为“小史”，《新唐书》“艺文志”则为“高氏小史”；两高峻承担编撰部分上看，前者为“五帝至唐初”，后者为“初六十卷”，可理解为最初的六十卷，虽然数字上稍有出入，年代上则是很接近的。因此《日本国见在书目录》中的高峻与《新唐书》艺文志中的高峻当为同一人。《新唐书》“艺文志”载高峻为元和年间人(公元806～821年)，这就为高峻的身世提供了一点线索。“艺文志”采唐纪年，高峻为唐人的可能性比较大，而且就其从事高氏家族史编纂这一业绩来看也应当出自名门望族。结果，《新唐书·宰相世系》中有“峻，殿中丞蒲州长史”的记载，追溯此高氏世系，有如下记载：“高氏出自姜姓，齐太公六世孙洪文公赤，生公子高，孙傒，为齐上卿，与管仲合诸侯有功……十世孙洪，后汉渤海太守，因居渤海蓨县。洪四世孙褒，字宣仁，太子太傅。褒孙承，字文休，国子祭酒，东莞太守。生延，字庆寿，汉中太守。延生纳，字孝才，魏尚书郎，东莞太守。纳生达，字式远，吏部郎中，江夏太守。四子约、乂、隐、汉。隐，晋玄菟太守。生庆，北燕太子詹事，司空。三子：展、敬、泰。展，后魏黄门侍郎，三都大官。二子：讜、颐。讜，冀青二州中正、沧水康公。二子：祚、祐。祐字子集，光禄大夫，建康灵侯。二子：和璧、振。”《新唐书·宰相世系》中又记载：“泰，北燕吏部尚书、中书令。二子韬、湖”。

唐朝高氏按郡望分为若干支，其中，渤海高氏出自姜姓，到后汉高洪一代，官至渤海太守，因此定居渤海蓨县。渤海高氏盖由此而来。至高庆时，任北燕太子詹事、司空。生三子展、敬、泰。高泰后任北燕吏部尚书、中书令。生二子韬、湖。据同书宰相世系表载，高湖做过“后魏宁西右将军”。关于此高湖与高泰之子高湖间的关系，《魏书·高湖传》记载，“字大渊，渤海蓨人也。祖庆慕容垂司空；父泰吏部尚书。第三子谧，字安平，有文武才度……高宗深重之。”“长子树生……追封渤海王”。可知两高湖为同一人。

蒲州长史高峻是高湖的六世孙，在高峻后世子孙中又见到其子高迥，“迥，余杭令”。由此可知艺文志中的高峻与编撰高氏家族史的高峻确系同一人，乃唐朝名门望族渤海高氏，与渤海国丝毫无关。由此可见，不能一见“渤海人”“渤海某公”等字样，就认定与渤海国有关。

那么唐朝中原史籍对渤海国出身的人物是如何记述的呢？

《新唐书·李怀光传》记载：“李怀光，渤海靺鞨人，本姓茹。父常，徙幽州，为朔方部将，以战多赐姓，更名嘉庆……”

《旧唐书·李怀光传》记载：“李怀光，渤海靺鞨人也。本姓茹，其先徙于幽州，父常为朔方列将，以战功多赐姓氏，更名嘉庆。怀光少从军，以武艺壮勇称，朔方节度使郭子仪礼之益厚……大历(公元766～779年)六年，兼御史大夫……”

两唐书对李怀光明确指为“渤海靺鞨人”，李怀光传是考察中原王朝对渤海认识的一条重要资料。有唐一代，以蕃夷出身封李姓的所谓“外族”人数不少，又从其生活的时代看，李怀光无疑是渤海国人。而且，其他异民族出身而受唐重用为官的人，中原正史都在各传开篇明确记载。例如在唐朝的旧高句丽人王族以及高级军将泉男生、王毛仲、王思礼、李正己、高仙芝；靺鞨出身的李多祚、李谨行；奚人出身受赐张姓的张孝忠、张茂昭等。

可见，在中原典籍中，唐朝对内地渤海人、与渤海之前的靺鞨以及渤海建国之后的渤海人，都自有一套固定的表述系统，旨在区别华夷。

 

㈢.日本对渤海的认识：

渤海立国两百多年间，出于对周边靺鞨诸部族征服与统治、以及与南邻新罗抗衡等需要，与东邻日本在国交名目下展开了积极的往来。而同时，日本也很重视对渤海关系。以往的研究在论及日本渤海关系的历史地位时，多评价日渤通交是日唐交通的中介，即相对于与大唐王朝，日本与渤海只是对日唐关系一种副次的和补充的作用。然而实际上，在日本，对渤海通交完全是独立运作、自成体系、且目的性明确的政治行为，这就是树立“东夷的小帝国”形象，指望渤海象对唐王朝一样，对日本行朝贡之礼，建立以日本为中心的内外秩序。

在渤日通交开始的八世纪，日本与唐朝虽有往来，但并无国交关系，而且，尽管日本对唐朝外交的理想是平起平坐，但在现实中仍要奉大唐帝国为大国，完全不可能保持对等外交。其时近邻的新罗虽与日本有往来，却拒绝作日本的朝贡国，日罗关系始终没能够满足日本的要求，因此，日本便把希望寄托于主动来日的渤海。这一背景决定了日本对渤海外交的基调，从而也在很大程度上左右了日本对渤海的认识。

1.日本史料中的“靺鞨国”与渤海：

渤海首次遣使日本究竟在何时，分歧为两种意见，即公元720年说与公元727年说。支持两说的分别为以下两条史料：

①《续日本纪》卷八养老四年(公元720年)正月丙子，遣渡岛津轻津司从七位上诸君鞍男等六人于靺鞨国。观其风俗。

②《续日本纪》卷十圣武天皇神龟四年(公元727年)九月庚寅，渤海郡王使首领高齐德等八人，来著出羽国，遣使存问，兼赐时服”。

目前，比较被认同的是公元727年说。在这里，渤海明确记作“渤海郡”，所以不存在疑问。而如果①说成立，则渤日国交的开始期就要前提7年。但是此说的问题在于“靺鞨国”的属性，即“靺鞨国”是不是渤海国的问题。

关于史料①，主要分为两种观点，一种意见根据有关渤海的基本史料，联系渤海建国者的族属、渤海建国当时整个东亚的形势等方面的情况，认为“靺鞨国”是渤海、或泛指包括渤海在内的靺鞨诸部居住的地域；另一种意见则认为，靺鞨的训读是“阿志婆世”(ashihase)，与《日本书纪》中的“肃慎”(ashihase)发音一致，所以《续日本纪》中的“靺鞨”当与肃慎处在同一地域，日本古代国家的概念中的“肃慎”泛指，萨哈林、北海道东部、北部至千岛群岛，也就是以鄂霍次克文化为中心的地区。那么，“靺鞨国”亦应涵盖上述地区，这些地区是不包括渤海国的(以上两种意见方便起见简称为“渤海说”和“鄂霍次克说”)。

以往的讨论多热心于考辨“靺鞨”“肃慎”指代的地域范围——这当然是必要的，但却往往忽略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这两个概念是怎样传到日本的。因为，这里的“肃慎”和“靺鞨”，都源自中国古典文献，可是根据《日本书纪》的记载，当时被称作“肃慎”的民族集团，倭(日本)，完全是无法以语言与之沟通的。因此，“肃慎”一词，肯定不会是肃慎人自己的告白，只能是第三者把这个概念带到倭的。而日本史料中的“肃慎”时期，倭与中国大陆没有遣使往来，所以很可能是六世纪后半开始与倭通交并向中原王朝的遣使朝贡的高句丽人在其中扮演传递角色的。在高句丽的使节把“肃慎”一词带到倭国时，这个概念首先应该是他们所认知的“肃慎”地域范围。无论来自中原史书的说教，抑或他们自己与其接触、交往的经验，这个“肃慎”指的应是大陆东北地区。就是说，倭王权最早了解的“肃慎”，在地理范围上也应该是大陆东北地区。至于倭王权后来把这个范围扩大到鄂霍次克说主张的那些地区，可能是因为倭发现那些地区的民族集团在某些方面很接近高句丽人所介绍的“肃慎”，便把他们统称为“肃慎”了。

“靺鞨”一词初见于日本史料是在公元八世纪，当时，不仅高句丽，唐、新罗、百济等也与日本有使节往来，所以难以判断这个概念究竟是由哪一国介绍到日本的。在中原典籍中，“靺鞨”被看作“肃慎故地”；在日本典籍中，“靺鞨”也同“肃慎”一样训为“ashihase”，可见日本统治层将其与“肃慎“视为同一民族集团了。在中原典籍的“靺鞨传”中，粟末、白山两靺鞨与高句丽相接并长期依附于高句丽。大祚荣就是依托此地纠集靺鞨人与高句丽遗民建立的渤海国。所以，从地域范围上说，渤海似乎应该包括在日本所认知的“靺鞨”中。但是如果公元720年诸君鞍男一行去的“靺鞨国”就是渤海的话，公元727年渤海首次遣使日本之后，《续日本纪》对渤海的介绍就不该只是“渤海郡者，旧高句丽国也”，全然没有提及靺鞨，也不至于迟至公元796年才首次披露渤海建国之初的光景。而且，全二百卷、现存六十二卷的《类聚国史》将靺鞨卷与渤海卷分别归在不同的部类。由此也可推知，日本的支配层并没有把“靺鞨国”认同为渤海国。或者，即便知道渤海就是“靺鞨国”，日本也不愿或根本就无意这样认为。因为，如同后面将谈到的，他们需要的，只是“高丽”这张标签。

2.日本典籍中的“高丽国”与渤海：

主张渤海是高句丽人创造而且是高句丽的继承国的人，主要依据的资料，除了前文提到的中国史籍，另一个根据就是以《续日本纪》为主，《日本后记》以及对上述史书分部类编辑成的《类聚国史》的有关记述等。

《续日本纪》第二十一～三十五卷，凡涉及渤海称谓之处，多以“高丽”代之。由此可知日本称渤海为高句丽。其依据可能出自渤海王大武艺致日本天皇的第一封国书。《续日本纪》第十卷在“圣武天皇神龟五年春正月甲寅条”这样记载：“天皇御中宫，高齐德等上其王书并方物。其词曰：武艺启，山河异域，国土不同。延听风猷，但增倾仰。伏惟大王，天朝受命，日本开基。奕叶重光，本枝百世。武艺忝当列国，滥总诸蕃，复高丽之旧居，有扶余之遗俗。但以天涯路阻，海汉悠悠，音耗未通，吉凶绝问。亲仁结援，庶叶前经，通使聘邻，始乎今日……”

渤海第一次遣日本使所携带的大武艺这份国书几乎和两唐书中的渤海建国记事具有同样的影响，引发同样的争议。这就是渤海是否高句丽的继承国问题，争论的焦点在于是否渤海以高丽的后继者自我标榜。有人援引其中“复高丽之旧居”一句，认为是武艺王在最初的国书中明言自号“高丽王”；而日本也就沿用了渤海王的自我介绍，将渤海记作“高丽”。

长期以来，坚持渤海是高句丽后裔观点的研究者，根本无视大武艺国书中“复高丽之旧居，有扶余之遗俗”这句中国古典文学骈体文典型的对偶表现，却一味地强调前半句，认定武艺王以高句丽后继者自任。在史论中，依据这条史料作分析时候应该注意到，这件国书是渤海对日本外交的第一部宣言。对渤海的统治层来说，遣使日本，毕竟是前所未有的大事，如何表现自己，给交涉对手以怎样的第一印象，无疑是大武艺政权的一个重大课题。高句丽拥有七百年历史，而且也与日本保持着国家级的外交往来；而扶余则是东夷名族，曾经拥有过一个雄视四方的扶余王国，连高句丽在对外宣传时也声称自己是扶余人之后。那么，渤海宣称自己兴起于高句丽之故地，具有扶余人的风俗，用意与高句丽人主张自己与扶余人的关系并无二致，无非意在对外标榜其王权的正统性。而且，仅仅从这一句也读不出渤海对与高句丽之间血缘关联的认同；大武艺致日本天皇的第一封国书中是有“复高丽之旧居”一句，但是大武艺并没有自称“高丽王”，相反，大武艺倒是明确表示自己是唐王朝册封的“渤海郡王”，日本天皇在回复渤海大武艺国书中也照此称呼，言“天皇敬问渤海郡王”。

关于首批访日的渤海使节，《续日本纪》第十卷“神龟四年十二月丙申条”是这样介绍的：“渤海郡者旧高丽国也。淡海(天智朝)朝廷七年(公元668年)冬十月，唐将李勣伐灭高丽。其后朝贡久绝矣。”对日本朝廷来说，渤海实在还是个陌生的概念；既然武艺国书中提及到高句丽，而扶余又早已不存在，将渤海与从前的高句丽联系起来也可谓自然，但同时日本朝廷正是抓住这一句“把柄”要挟渤海。因为，日本朝廷真正关心的，不在于两者是否具有地域上、种族上的关联，而在于渤海能否继高句丽之后对日本保持朝贡关系，指望渤海从此对其执属国之礼。渤海第三次遣日本使归国之际，孝谦天皇在给渤海王的玺书中，要求渤海遵循“高丽旧记”，对日本称臣朝贡。

的确，在日本的正史中，可以看到“渤海”与“高丽”同在，“高丽蕃客”混在“渤海使人”中。为了弄清这个问题，以下将《续日本纪》以及考古资料中有关“高丽”的记载整理如次：

⑴淳仁天皇天平宝字二年(公元758年)杨承庆第四次遣使之时，9月18日，杨承庆等在越前国上陆，12月24日入京。史料所见对入京前使节团的称呼均为“渤海使”；然而入京之后却一变为“高丽蕃客”，渤海国王对日皇的问候也成了“高丽国王言”；日皇致渤海王的回书也成了“天皇敬问高丽国王”。

⑵淳仁天皇天平宝字三年(公元759年)是高南申为大使的第五次遣日本使。10月辛亥(18日)，来自上陆地官司的报告记作“渤海使”；而入京后(23日)的记录则又成了“高丽使”。

⑶淳仁天皇天平宝字五年(公元761年)是日本的遣使，直接写成“遣高丽使”。

⑷淳仁天皇天平宝字六年(公元762年)王新福率领的第六次遣日本使。由上陆地地方官员呈送朝廷的报告明确写着与渤海使节同行的前一次送渤海使“正六位上伊吉连益麻吕等至自渤海”。但是入京城后，“渤海”就变成了“高丽”。

⑸淳仁天皇天平宝字七年(公元763年)八月，是日本的遣渤海使，记作“遣高丽使船。名曰能登”。

⑹淳仁天皇天平宝字八年(公元764年)7月的“大宰府报牒”载，“(戒融)以去年十月。从高丽国归还圣朝”。

⑺光仁天皇宝龟三年(公元772年)2月，天皇给渤海国王的国书中载，“赐渤海王书云。天皇敬问高丽国王”。

⑻光仁天皇宝龟九年(公元778年)夏四月条记作“宝龟七年。高丽使辈三十人溺死”。

⑼光仁天皇宝龟九年(公元778年)九月载，“送高丽使正六位上高丽朝臣殿嗣等来著越前国坂井郡三国凑。敕越前国：遣高丽使并彼国送使……。同年十二月记事中有“正六位上大纲公广道为送高丽客使。”

以上是文献资料方面的汇总，除此而外，还有两条木简资料：

③《平城宫木简》4所收第3767号中有“依遣高丽使廻来天平宝字二年十月廿八日进二阶叙”。

④近年，秋田县秋田城寺内地区出土了带有“高丽”字样的墨书土器。

以上的⑴、⑵、⑷、⑺、⑻为日本对渤海来使的记述，⑶、⑸、⑹、⑼是对日本遣渤海使的记述，均为“高丽使”。⑻记载的是公元777年以史都蒙为大使的渤海遣日使团途中遭风暴，一百六十余人存四十六人。在这里人们看到的都是“高丽使”；然而来使上陆地越前国加贺郡却报告说“渤海国遣献可大夫司宾少令开国男史都蒙等一百八十七人(一百六十余人是史都蒙在向天皇汇报时的自述)，贺我即位。”也就是说地方官司和京官对渤海使的称呼的相出入的。⑴、⑵、⑷也是如此。那么为什么会出现如此情形呢？

日本沿海国司负有将在管辖地上陆的外国来使向朝廷报告的义务，要对外国使节带来的国书等函件进行开封检查，并将结果报告朝廷。朝廷是根据地方国司的报告方得知有外国来使，并根据地方官司的检查结果下达处理意见，或招入京或原地遣还。地方国司所获得的情报应该首先来自渤海使节自己的报告：何国人，从何处来，为何目的，携带何物等等，国司再将这些情报和检查结果一并上报朝廷。也就是说，地方官司上报朝廷的应该完全是渤海使自报家门的复述。那么，人们看到各地官司的上报中只看到“渤海使”“渤海”等字样。这样，渤海使者在日本是如何称呼自己的国家的也就很清楚了，同时也暴露出渤海使和日本地方国司的这些报告是到了京城之后才面目皆非，变成“高丽”这样一个事实。

本来，关于《续日本纪》等日本正史中将“渤海”写作“高丽”的原因，曾经有人推测是史书编纂过程中所改，或是由于史书编修体例不一的缘故。但是上述事例表明，称呼的改换完全是有规律，是有意而为的。

资料③，这片木简记述的是对在农历9月28日归国的日本遣渤海大使小野田守叙位的内容。因为是日本派出的使节，所以表述方式与前面的文献资料中日本的遣渤海使相同，完全是日本统治层一相情愿地将“渤海”写作“高丽”。至于资料B，似也可以作为奈良时代中期前后日本对渤海认识的一个有价值的参考；但是该陶器所在不明，其中的“高丽”究竟代表何种意味不得而知，所以难以作为参照依据。

在⑴中，还有这样一条记事：“天平宝字三年(公元759年)春正月庚午……高丽使杨承庆等贡方物。奏曰：高丽国王大钦茂言，承问，在于日本照临八方圣明皇帝，登遐天宫，攀号感慕，不能默止。是以差辅国将军杨承庆，归德将军杨泰师等，令赉表文并常物入朝……”

该段文字也被一些人看作渤海王大钦茂在国书中自称“高丽国王”的根据。其实这并不是渤海王致天皇国书的原文，而是日本史官对大使杨承庆口传渤海王旨的抄录，因此很可能是史官秉承朝廷旨意，在其中做了手脚。在《续日本纪》中，类似的口传王旨记有五处，与被认为是原文的渤海王国书不可相提并论。因此这些“某王言”之类的词句不见得是渤海使的口奏，特别是杨承庆为大使的这次遣使，从史书记载看正是日本首次称渤海为“高丽”，所以很可能是史官奉命添加或篡改而成的。收录在《续日本纪》《日本后记》等六国史为主的史籍中的渤海日本往来国书，共三十五件，其中两件天皇致渤海国王书的开篇部分有“天皇敬问高丽国王”的字样。一件是⑴中天皇对渤海国王的回书，这里已经没有必要再作分析。另一件就是⑺中天皇给渤海王的国书。除了这两句自相矛盾的称呼以外，有关来使的表述，均明记为“渤海”。这次访问，双方第一次因为“渤海王表失礼”发生了正面冲突。面对天皇的指责，大使壹万福明确表示自己不是什么高丽王派来的，而“是渤海王使者”。因此这里的“高丽王”绝不可能是渤海使的自报家门，都是日本强加在渤海王头上的。

还有人认为，渤海国王大钦茂是自称高丽国王的，但并不是渤海主动向日本表白，而是日本施加压力，要求渤海循“高丽旧记”对其称臣纳贡，大钦茂虽不以为然，但因为希望与日本保持国交关系，不便采取针锋相对的立场，于是顺水推舟，利用了日本的这一心理。然而事实并非如此。

首先，需要明确一下高句丽对日外交的立场，揭开所谓“高丽旧记”的真面。公元570年，高句丽开始遣使日本，最初因为与新罗的紧张关系，之后又由与和隋、唐朝的紧张关系，在对日外交中基本保持低调。但高句丽始终不曾以任何方式表示自己是日本的所谓朝贡国，双方的交往是对等外交。而且，与高句丽外交时代的日本，正是大和时代向古代国家过渡阶段，尚未形成诸如《大宝令》(公元701年出台，明确规定新罗是“蕃国”)关于宗主国与“蕃国”的明确规定。所以，日本朝廷对渤海翻出所谓“高丽旧记”，无非是制造出一个“榜样”要求渤海效仿。其次，说大钦茂在高压下与日本朝廷虚与委蛇，可是这种变通方法并没有贯穿其长达五十六年(公元737～793年)的统治生涯，只是集中在公元758～764年间，而这一时期双方交涉往来的态势又颇耐人寻味。因为，在这一段时间内，并不是渤海，而是日本方面以前所未有的热情，或护送渤海使归国，或专门派遣使者去渤海，频繁地往来于两国之间。相比之下，渤海派往日本的使节，不论是送使还是专使，来往均搭乘日方的船只。另外，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同时期的渤海遣日使均不携国书，仅口传王旨。而即便如此，日本依然对来使授官、赏赐，甚至授予高于从前的官位。第四次遣使日本的使臣杨承庆还被太政大臣藤原仲麻吕请到私邸设宴款待。

由上述情形，无论如何也得不出渤海如何不便采取对抗立场或与日本虚与委蛇之类的结论或推测，相反，却是日本的一反常态泄露出其特别的动机，这个特别的动机，便是当时独揽朝政大权的外戚藤原仲麻吕一手炮制的新罗征讨计划。详细的作战计划，具体的军事动员都已经到位。这时仲麻吕需要在新罗的后院制造一些不安定因素，牵制新罗对日本的军事动员。所以他需要渤海的配合。征讨计划尚未实施，仲麻吕就失势谋反又兵败丧命，这个计划也随之化为泡影。虽然目前还不清楚究竟为什么“高丽”取代“渤海”的现象集中出现在该时期史料中，也可能是这段时期日本因为有求于渤海，在往来中又每每给予特惠，自觉有损其宗主国形象，于是就在对渤海的称谓上提醒、强调渤海的朝贡国地位，讨回一点面子。但至少有一点可以肯定，“高丽”不是渤海自报，而是日廷强加给渤海的。

上述“高丽”等记载还见于以《续日本纪》为蓝本的《日本纪略》、《类聚国史》等史籍；进入平安时代以后，除桓武天皇十七年(公元798年)致渤海王国书中提到“往者高氏继绪，每慕化而相寻”，同年十二月渤海使再度访日带去的王启积极回应了日皇之外，不复出现高丽字样，而且这两处记载也只在于强调渤海象“高氏”一样慕化而来。至于后世史籍，不再出现“高丽”字样，都记作“渤海”，究其原因大概有二：一则，时过境迁；二则，渤海已经被迫屈服于日本的压力，在对日交涉中放弃了对等立场，自然，日本朝廷也就无须再动辄调出昔日的高丽作示范了。

通过以上考察可以明了，在奈良时代的日本，为树立“东夷小帝国”形象而歪曲历史，编造高句丽曾经是日本朝贡国的“故事”，并对渤海的国书断章取义，找出所谓渤海与高句丽之间的继承关系，要求渤海循“高丽旧记”，对日本行朝贡之礼。并在一个时期内强行称渤海为“高丽”。

由此一斑，实可透见倭夷之贼心。

 

㈣.新罗对渤海的认识：

至今，渤海与新罗的关系仍是渤海史研究乃至东亚史研究的一个难点，有些研究在论述渤海与东北亚关系时甚至没有谈到新罗。渤海与新罗双方直接接触的记录极其有限，而且这些史料反映的都是对立、冲突：新罗圣德王二十年(公元721年)，征发何瑟罗道丁夫二千构筑北境长城，防止渤海南下入侵；公元732年大武艺攻打唐登州，引发渤唐战争。翌年新罗奉命与唐军联合攻击渤海南境，遇大雪，败还；渤海第十代王大仁秀时与新罗开战，确定两国边境；这时期，新罗遭金宪昌之乱，走向衰落，两国实力发生逆转。公元九世纪末，在大唐，渤海与新罗争座次等。此外，还有两件存疑待辨，一是新罗封大祚荣第五品大阿湌，另一是新罗的两次渤海遣使。

在研究史上，对两国关系基本分为两种意见。一种认为两国间虽接境，但始终处于对立状态，并且完全没有国交往来。另一种意见则主张两者并非始终敌对，还是有过正常交往的时期的。而且，文王后期，随着紧张与对立的缓和，两国互派使节，寻求政治解决；两国间往来实际上要远比传世史料频繁得多；近年，更有韩国宋基豪承李佑成、朴时亨旧说指出，新罗把渤海看作高句丽的后裔国家，也承认渤海与其“同族”，始终保留强烈的优越意识。双方在政治上互相敌视，因此不可能也没有开展正常、频繁的交往。

这样的资料背景导致了一个奇特现象：目前，较之于渤海新罗间外交关系自身的研究，新罗对渤海的认识，即新罗的渤海观研究则更见充分、厚重。这些研究指出，新罗渤海关系史上并不存在所谓“南北国时代”，也得不出新罗自认渤海为“同族”的结论。当然，不同的意见也还是存在的，其中最大的问题，如后面将谈到的，还是新罗对渤海与高句丽的关系的认识。

第一，“靺鞨”也是新罗对渤海的称谓：

史籍《三国史记·新罗纪·圣德王三十三年》中记载，入唐宿卫左领军卫员外金忠信上表唐玄宗曰，“臣所奉进止，令臣执节本国，发兵马讨除靺鞨，有事续奏者……”在这里，“靺鞨”指代渤海无疑。《三国史记》成书于高丽王朝的公元1145年，这份表文与完成于公元1013年，即一个世纪前的《册府元龟》同年记事一字不差，很有可能前书源自后书，除去这类表文，特别是叙事部分很大程度上取自中国史籍。成书更晚的《三国遗事》《高丽史》《东国通鉴》《海东绎史》《高丽史节要》等史籍，多受两唐书、《册府元龟》《唐会要》的影响，或根据本国需要作若干更改，故而参考价值不大。而同时代的民族关系中，新罗与渤海直接交涉留下的记录并不为多，因此，表文就相对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

第二，新罗对渤海与高句丽关系的认识：

新罗对渤海的认识，主要集中在新罗末期的大儒崔致远的几份表、状中。现选其主要部分节录于下：

①《谢不许北国居上表》：“臣谨按渤海之源流也，句骊未灭之时，本为疣赘部落，靺羯之属，寔繁有徒，是名粟末小蕃，尝逐句骊内徙。其首领乞四羽及大祚荣等，至武后临朝之际，自营州作孽而逃，辄据荒丘，始称振国。时有句骊遗烬，勿吉杂流，枭音则啸聚白山，鸱义则喧张黑水。始与契丹济恶，旋于突厥通谋……初建邑居，来凭邻援。其酋长大祚荣，始受臣藩第五品大阿餐之秩。后至先天二年，方受大朝宠命，封为渤海郡王。迩来渐见辜恩，遽闻抗礼……”

②《上大师侍中状》：“……高丽百济全盛之时，强兵百万，南侵吴越，北扰幽燕齐鲁，为中国巨蠹。……总章元年，命英公徐勣，破高句丽，置安东都督府。至仪凤三年，徙其人于河南陇右。高句丽残蘖类聚，北依太白山下，国号为渤海。开元二十年，怨恨天朝，将兵掩袭登州。明皇帝大怒，命内史高品、何行成、太仆卿金思兰发兵过海攻讨。……至今三百余年，一方无事，沧海宴然。此乃我武烈大王之功也……”

③《东文选》“新罗王与唐江西高大夫湘状”：“昔贞观中，太宗文皇帝手诏天下曰：今欲巡幸幽蓟问罪辽碣。盖为勾丽獷俗，干纪乱常，遂振天诛。……惟彼勾丽，今为渤海。爰从近岁，继忝高科……”

④《东文选》“与礼部裴尚书瓒状”：“昔者勾丽卫国，负险骄盈，杀主虐民，违天逆命。太宗文皇帝，震赫斯之盛怒，除蠢尔之群凶。亲率六军，远行万里，袭行天罚，静扫海隅。勾丽既息狂飙，劣收遗烬，别谋邑聚，遽竊国名。则知昔之勾丽，则是今之渤海……”

关于①，在唐乾宁四年(公元897年)，渤海与新罗两国使节在唐朝堂上争座次，唐昭宗李晔决定新罗仍居上首，为此新罗孝恭王命崔致远撰写表文呈递唐朝政府致谢。②是崔致远上表某大师侍中(失名)，表白新罗王金兴光在公元732年渤海突袭唐朝登州时，曾奉唐玄宗之命出兵讨伐渤海有功。③和④两表文都是新罗因渤海宰相乌昭度为其子争宾贡榜首而呈递给高湘等两位唐朝廷高官的状纸。这四件表状，对渤海，都直接写做“渤海”，似乎并无特别之处，但稍加注意就会发现，四表状，无一例外地，都追溯了渤海的建国历史，谈到了与高句丽的关系。四文均出自崔致远之手，虽然不能完全排除其中可能有他个人的好恶等因素，但表状是新罗为不同之事，或向唐皇帝，或向唐廷高官呈递的文书，所以这些文书根本性反映的应该是新罗朝廷的意志。如此，这些不避雷同的记述，就只能是新罗有意为之的了。

表面上看，上述表文中的①与②、③、④也存在同两唐书渤海记事一样的矛盾：①表文在论及渤海源流时，明确地说渤海本是“靺鞨之属”“粟末小蕃”；而②却说渤海是“高句丽残蘖类聚”建立的国家；在③、④中，崔致远又说，“惟彼勾丽，今为渤海”、“昔之勾丽，则是今之渤海”。这些自相矛盾的记载，使得人们在新罗如何看待渤海与高句丽关系的认识上莫衷一是，还有人举崔致远的文章，认为新罗时代存在具有两面性的认识：渤海既是靺鞨系统的国家，也是高句丽系统的国家。

这四件表状显示，渤海与新罗发生争执和直接冲突都在唐朝廷或起因于唐王朝的决策。而两国使节及宾贡在唐朝廷的席位之争，实际上反映了两国在以唐王朝为中心的天下秩序中的地位之争。除去①外，细查表状的前后文句，可知崔致远的真正用意并不在于追溯渤海的建国历史，而在于强调渤海与高句丽的关系。崔致远总要先历数高句丽“违天逆命”、“干纪乱常”、“为中国巨蠹”等罪过，然后说高句丽灭亡后，其一部遗民建立了渤海，而这个渤海又如何辜负大唐朝的恩宠，悍然攻打登州等等。前文已经谈到，唐王朝非但没有将渤海唤作高丽，而且也不允许这样称呼的。唐王朝对渤海的这一层心理，时常被新罗利用离间渤海与唐朝的关系。新罗明明清楚这一点，却再三把高句丽与渤海扯到一处，其用心正在于撩拨唐王朝对渤海的厌恶情绪。对此，石井正敏也曾指出，对唐朝来说，远征高句丽，是在付出莫大代价才终获成功，其艰难与惨烈自然是记忆犹新。新罗故意将渤海置于高句丽名下，就是要提醒唐王朝把对高句丽的余恨转嫁到渤海头上。而其根本目的，是要唐王朝远渤海、近新罗，要在大唐朝的朝堂之上保持高于渤海的位置。这些表状都撰写于九世纪末，当时的新罗，已经不可挽回地走向衰落，国力远在渤海之下，所以才要更紧地抓住大唐这棵救命稻草，虽然唐王朝自身也已经朝不保夕。

由此，新罗很清楚渤海乃粟末靺鞨人大祚荣纠合高句丽遗民建立的政权，但出于与渤海在以唐为中心的天下秩序中争夺政治地位的需要，有意将渤海说成是高句丽人的国家。不过这里有一点需要说明，上述表状均作于九世纪末，因此，表状所反映的，也应主要是公元九世纪末新罗对渤海的认识，能否推及整个新罗时代，还有待于进一步研究。

 

㈤.有待讨论：

在渤海史研究中，渤海与高句丽的关系，始终是一个极其重要的论题。通过考察，人们不难发现，事实上，唐朝、日本和新罗三国都很关注渤海与高句丽间的关系，只是都没有客观地对待，而是为着各自的政治需要，加以利用而已。

渤海与高句丽的确关系密切。粟末、白山等靺鞨曾被迫附属于高句丽，渤海据高句丽故地建国，境内又有相当数量的旧高句丽人，因此两国在物产、生业及风俗等方面自然会有许多相近之处；第一代王大祚荣曾做过高句丽的军将，高句丽人不仅参与渤海建国，而且在渤海政权当官任职，又充任遣外使节，在渤海国家政治生活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一个重要的事实是，渤海从未以任何方式宣布过自己是高句丽人的国家。

还有一点需要指出，史学家王承礼认为渤海建国自立震国王后仍号靺鞨，及自称“靺鞨”。事实上从文献学角度来研究渤海史时，必须注意一个问题：当今所能见到的渤海的史料，大都是中原地区现存文献中有关渤海的记述。所以，这些文献只能考核唐、宋时期中原地区的“渤海观”，即这些文献中使用的称呼的表现方法，有些是靺鞨、渤海时期东北民族地区既有的，有的则完全是中原地区的称呼，或者治史者的造作，带有强烈的大汉族主观色彩。最为典型的莫过于“靺鞨”这一称呼，其实正如一些研究者所指出的那样，“靺鞨”并非靺鞨人各部的自称，而是中原地区以及治史家对这个地处东北的“夷狄”带有歧视性的蔑称。

吉娃娃

大氏分布：大氏是一个多民族、多源流的古老姓氏，但在中国大陆的姓氏排行榜上未列入百家姓前五百位，在台湾省也名列第一千一百八十三位，以渤海、辽东为郡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