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连姓姓氏渊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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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连[大連，读音作dà lián(ㄉㄚˋ ㄌㄧㄢˊ)]


一.姓氏渊源：

第一个渊源：源于匈奴族，出自汉朝时期匈奴分支高车族大连部，属于以部落名称汉化为氏。

高车民族，是古东胡民族之匈奴族的一个分支，大体与匈奴族相同，但又有差异。在汉朝末期、十六国、至隋、唐时期，高车民族又被称作敕勒族、丁零族，属于典型的北方游牧民族。

北魏太和年间，高车分部而立，阿伏至罗部居北，穷奇部在南。不久，高车大可汗穷奇被大月氏人的后裔嚈哒(白匈奴)所杀，并掳其子弥俄突等，其部众因此而分化，或奔附北魏政权，或投靠柔然部族。

投奔北魏政权的一部分高车民族，在北魏孝文帝元宏太和十四年(公元463年)被安置在高平镇(今宁夏固原)，没有详实的人数记载。当时北魏王朝曾与嚈哒、波斯互相通使，两国使者来洛阳朝贡达数十次。这种文化上的往来，将一部分高车民族通过归附的方式徒置融汇于华夏民族中。

在高车民族中有十三著姓，即泣伏利氏、吐卢氏、乙旃氏、大连氏、窟贺氏、达薄氏、阿仑氏、莫允氏、俟分氏、副伏罗氏、乞袁氏、右叔沛氏、斛律氏。

这些高车民族的氏族部落，后多融入汉族、突厥族、鲜卑族等。大连氏部落，相传为古贤人大连的后代，属于比较早就归附于鲜卑拓拔部的北魏政权之中者，汉化为单姓连氏，最终成为汉族连氏之一。



第二个渊源：源于芈姓，出自东晋朝时期将领刘隗，属于以先祖名字为氏。

刘隗，公元273～333年，是楚元王刘交之后裔，字大连，彭城人(今江苏徐州)。是东晋王朝的著名大臣、将领。

楚元王刘交，是汉高祖刘邦的同母少弟。刘隗的父亲刘砥，曾为晋朝东光县令。刘隗起家于秘书郎，后迁冠军将军、彭城内史，晋元帝司马睿即位后以刘隗为丞相司直。他为官刚正，不畏权贵，曾先后上书弹劾戴渊、王籍之、周顗、梁龛等人，为淳于伯申冤鸣屈，迫右将军王导引咎辞职。后升迁侍中，封都乡侯。因此在晋元帝执政期间，刘隗与尚书令刁协同为晋元帝的心腹，旋迁丹阳尹，拜镇北将军，都督青、徐、幽、平四州军事，率万人镇泗口(今江苏淮阴)以抑制王敦。东晋永昌元年(公元322年)，王敦以讨伐刘隗为名发动叛乱，攻占建康(今江苏南京)，他被迫投奔石勒。

西晋末年，八王争权，问鼎于中原。在这种形势下，刘隗、刁协都极力谋求在政治上有所依托，以求晋身。刁协弃太常博士官，投奔成都王司马颖，为平北司马。后看到赵王司马伦兵多势众，又弃司马颖而投司马伦，任相国参军。赵王司马伦败后，他又转奔长沙王司马乂门下，为骠骑司马。而当局势朝着有利于东海王司马越的方向发展时，他又投靠镇守邺城(今河北临漳)的东嬴公司马腾，被任为长史，迁颍川太守。东嬴公司马腾败死，刁协经过选择，认为东海王司马越系统的安东将军、都督扬州诸军事、琅邪王司马睿所辖的两淮及江南地区比较稳定，既可安身立命，又有施展身手的余地，遂避难渡江，被用为镇东军谘祭酒，转长史。刘隗则因彭城恰好就在司马睿的辖区之内，与司马睿是上下级关系而交上了天时地利人和的好运，被司马睿任为从事中郎。

可是，刁协、刘隗所依附的却是八王中的弱主。琅邪王司马睿势单力薄，完全有赖于以王导、王敦为代表的北方世族的扶植、拥戴才得以立足，成为晋元帝。王导内控朝政，王敦外居荆州重镇，晋元帝不过是门阀世族控制的傀儡而已。故时有谚云：“王与马，共天下。”形象生动地说明了当时主弱臣强的政治状况。对此，不仅晋元帝十分不满，而且家族势力不强的刘隗、刁协也感到自身政治地位的巩固受到直接威胁。所以，晋元帝不甘寂寞，从移镇建邺(今江苏南京)开始，就有意重用刁协和刘隗，引二人为自己的亲信；刁协、刘隗二人在别无选择的情况下，也尽心悉力，志在扶植皇权，以期蒙被显贵。

刁协因为曾任太常博士，久在中朝，熟悉封建礼仪制度。所以他在东晋皇朝创立初期，被委以创立宪章的重任。当时，朝臣中很少有人熟悉过去的礼仪制度，刁协排除各种困难，在较短的时间内，经过反复修改补充，终于制定了一整套封建典章礼仪制度。它的建立，对于明尊卑、辨贵贱、别等级、防僭越、崇皇权、抑权臣具有一定作用。晋元帝因此更加器重刁协，拜其为尚书左仆射。东晋建武二年(公元318年)，刁协迁尚书令，又加金紫光禄大夫。

刘隗则善于探求晋元帝的旨意，并凭借他兼通文史、习于政务的长处，往往能够在晋元帝尚未发话时就满足他的愿望，故晋元帝将刘隗视为十分称心得力的心腹。晋元帝对王导的镇之以静、“宁使网漏吞舟”的扶植纵容门阀势力的政策深为反感，一反“本诸家传礼来久”的儒学家族传统，而“用申韩以救世”，奉行“以法御下”的方针。而刘隗为人耿直，不畏权势，又对晋元帝忠心无贰，故晋元帝以刘隗为丞相司直，后又转为御史中丞，委以刑宪。刘隗忠实地执行“以法御下”的方针，坚持排抑豪强，不避权贵的原则，对违反封建礼教、不遵法度和上侵皇权的行为坚决地予以举劾。

护军将军戴若思也是晋元帝的亲信，但他擅自让府将篡取军士，刘隗奏免戴若思官。大族士人王籍之居叔母丧而结婚，以孝友著称的东閤祭酒颜含居叔父丧而嫁女，刘隗都不留情面地予以奏劾。

东晋初期，在王导“宁使网漏吞舟”政策的保护下，货赂公行，吏治腐败。刘隗力图予以纠正。丞相行参军宋挺是扬州刺史刘陶的门生，刘陶死后，他强娶刘陶爱妾为妻，又盗窃官布六百余匹，本应弃市，遇赦而免予追究。不久奋武将军、太山太守阮抗想要召宋挺为长史。刘隗得知此事，认为宋挺霸占举主刘陶之妻，违背三纲之义，有悖人伦之序，而且尚贪赃枉法，虽遇赦免死，但应除名，禁锢终身并发配边境充兵；对于明知宋挺赃污乱伦，却仍欲举荐为官的阮抗，则应给予免官和下狱治罪的处分。晋元帝虽表示赞同，但因宋挺已经病亡而不想再追究。刘隗据理力争，认为为了作法垂于后世，整肃风纪，必须坚持原判，并班下远近，使人人皆知。晋元帝同意了他的意见。

刘隗法不阿贵，不畏强御，他将矛头直指当权的门阀世族。汝南周顗，是东晋政权的台辅重臣，权势颇重。有一次，庐江太守梁龛居丧请客，周顗与三十多人赴宴。刘隗奏免梁龛官，削侯爵，以明丧服之礼；周顗等人则明知梁龛居丧而仍然赴宴，宜各给予剥夺一个月俸禄的处分，以肃其违。晋元帝从之。而后，周顗的弟弟周嵩不能奉法，擅自砍伤门生二人，又砍伤前来纠察的建康左尉。刘隗因此再次弹劾周顗，周顗坐免官。

对于权倾朝野的琅邪王氏家族，刘隗也不留情面。南中郎将王含以族强显贵，骄傲自恣。一次，他辟召僚佐和地方守令二十多人，多是佞幸心腹，才不堪任。刘隗劾奏，只是因晋元帝畏于王导，此案才被按下而未审理。但是，刘隗并未因此气馁。当时，“用法不及权贵”之弊十分严重，执法不公，用法不严，故有“延尉狱，平如砥，有钱生，无钱死”的民谚。建兴中，丞相王导府中的督运令史淳于伯被冤杀。刘隗为其申理冤情，指责具体负责此案的从事中郎周顗、法曹参军刘胤等人刑杀失于公允，不能胜任其职，请皆免官。其矛头直指周顗等人的后台王导。王导被迫上疏引咎，请求辞职，不过晋元帝未接受其辞呈。

刁协虽不负责刑宪，但他性格倔强刚悍，不肯与当时门阀世族相沉浮，凡事都崇上抑下。他对优游无事、贪污腐化、朋党比奸、趋炎附势的风气深恶痛绝。他放达不羁，饮酒过量，常常借醉酒之机而指责辱骂公卿大臣。

刁协和刘隗对皇权的忠诚以及执行“以法御下”的坚决，使晋元帝对他们更加信任。太兴初年，任命刘隗为侍中，又赐爵都乡侯，不久代薛兼为丹杨尹。他虽不在中朝，但仍与尚书令刁协一起参予制定所谓“万机秘密”，二人成为晋元帝不可缺少的左膀右臂。对此，极力想要专权擅政的门阀势力极为不满，他们对刘隗、刁协二人莫不侧目以视，一方面将“以法御下”的政策比之为“刻碎之政”，一方面则对刘、刁二人进行直接的人身攻击，说他们是佞幸小人。

如汝南周嵩曾被刘隗举劾，对隗恨之入骨，以至于仇及刁协。他的哥哥吏部尚书周顗曾在尚书省内当值，夜里突然发病，十分危险。刁协正好在场，马上采取措施予以医治，百般照料。到天亮时，周顗病情有所好转，刁协遂让人通知周嵩。周嵩急忙赶来，刁协见到他，哭泣着述说周顗晚上病危的状况。而周嵩十分冷淡，挥手让刁协走。刁协走到户外以让其兄弟叙谈。周嵩看到周顗，连病情都没问就说：“你在中原时曾与和峤齐名，现在怎么能与佞幸小人刁协有交情。”说完便扬长而去。

周嵩将刁协、刘隗比成佞幸，是对晋元帝疏远和排抑南北世族势力表示不满。他曾上疏晋元帝，力谏切勿疏远王导，重用刁协、刘隗。在奏疏中，他把王导比作诸葛亮，认为晋元帝“以危为安，以疏易亲，放逐旧德，以佞为贤。”晋元帝没有理睬他的意见。至于王导，由于自己是“以法御下”政策的首要目标，自然不便对刁协、刘隗进行直接人身攻击，但他对刁协、刘隗二人的仇视却往往不由自主地溢于言表。他声称为政不应“采听风闻，以察察为政”。而当他对当朝人物进行品评时，却说：“刁玄亮之察察，戴若思之岩岩，卞望之(壸)之峰距”。评价刁协为人“察察”，实是贬斥而非赞誉。

刘隗、刁协既然将其命运系于皇权，所以毫不在乎来自门阀势力的种种非议和反对，继续在晋元帝的支持下，采取了一系列弱枝强干的措施，从而使得皇权与门阀世族之间的矛盾日益表面化。

东晋初年主弱臣强的重要原因，就在于门阀世族握有军权，盘据外藩，司马氏为代表的中央皇朝几乎无兵可用。在握有强兵的诸家族中，以琅邪王氏为最盛。王敦都督江扬荆湘交广六州军事，居长江中上游重镇，与内控建康朝权的王导遥相呼应，是威胁封建皇权的主要力量。王敦又因素有重名，有拥立之功，专任外藩，“手控强兵，群从贵显，威权莫贰，遂欲专制朝廷，有问鼎之心”。因此，刘隗、刁协认识到，欲加强皇权，仅仅实行“以法御下”是不行的，还必须削弱乃至剥夺门阀世族的兵权。于是，刘隗以王敦威权过于强盛，终将成为祸乱之源为由，竭力劝说晋元帝司马睿任用心腹为外藩方镇长官，以收兵权。此议刚刚提出，恰好湘州刺史出现空缺。王敦为了扩大自己的权力范围，立即表请以自己的亲信、宣城内史吴兴沈充为湘州刺史。湘州号称南楚险国，据长江上游之势，位于荆交广三州交界处，是“用武之国”。控制湘州，对建康东晋朝廷来说，无疑等于在王敦势力范围内打进一个楔子。因此，晋元帝在刘隗、刁协等人的劝告下，未理会王敦的表请，而于东晋大兴三年(公元320年)农历12月，任命自己的从叔父左将军谯王承为湘州刺史。可是，因湘州经动乱后荒残困弊，加上谯王承本人将才不足、能力较低，故王敦虽心怀不满，但对此也并无太大异议。他凭借湘州位于自己的都督区内，既不给本来就没有多少军队的湘州增加兵员，又不供给军事器械，听任谯王承之镇湘州。主弱臣强的局面仍未有什么实质性的变化。

王敦知道朝廷不信任自己，就要求将部下在扬州的家属接到荆州。其用意有二，一是如朝廷同意这一要求，则可收买人心，并可以防备来自建康的不虞；二是如朝廷拒绝，则可因此煽动将士对朝廷不满，为起兵提供借口。刘隗、刁协接到王敦的上表，认为王敦奸逆之心已经昭著，则一方面抗绝了王敦的要求，以期用王敦部下家属为人质，牵制王敦以便尽可能地延缓他反叛的时间。另一方面，开始积极地着手建立一支由朝廷直接控制和指挥的新军，以便在万一王敦反叛的情况下，不至于因无兵可用而束手就擒。但在当时的军户制下，良人无当兵的义务，军户又多由门阀世族所把持，故建立新军，必须要解决兵源问题。为解燃眉之急，尚书令建议征发扬州诸郡的奴客为兵，以备征役。东晋大兴四年(公元321年)农历5月，晋元帝下诏发奴为兵。农历7月，任命亲信、尚书仆射戴若思为征西将军、都督司兖豫并雍冀六州诸军事、司州刺史，镇合肥(今安徽合肥)；以丹杨尹刘隗为镇北将军、都督青徐幽平四州诸军事、青州刺史，镇淮阴(今江苏淮安)，各领以奴为兵者万余人。刘隗、戴若思临行前，晋无帝司马睿亲自来到他们的营地，慰问勉励将士；并为刘、戴二人设宴饯行，开怀畅饮，赋诗励志。

刘隗、戴若思分别镇戍合肥、淮阴，名义是为了防御北方入侵，实际上则是使合肥、淮阴、建康形成犄角之势，以应付可能发生的王敦反叛。刘隗出任外藩后，仍遥控朝政，凡是朝廷重要事务，如选举用人等，晋元帝都要与他密谋后才作出决定。王导则被架空，受到冷落，郁郁而不得志。王敦因此极为不满，写给刘隗一封带有威胁和利诱双重含意的信，信上说：“听说近来皇帝非常信任你，所以我想在中原动乱、大贼未灭的形势下，与你和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