氐姓迁徙分布

林小夕

迁徙分布：
氐族，远在殷商初年就出现于历史记载，不过当时是与羌连在一起的，如“昔有成汤，自彼氐羌，莫敢不来享，莫敢不来王”。

先秦时期的氏族人，主要分布在今甘肃东南部的西汉水和白龙江流域，在其十多个部落中，以白马氐最为强大。白马氐主要分布在今甘肃成县和武都。

汉朝时期，氐族人居于陇西、天水、广汉、武都等郡，相当今甘肃东南﹑陕西西南﹑四川西北地区。各部自有豪帅，不相统一。汉政府向西和西南开拓，氐族人部分内属，部分移居深山。其后，部落豪帅多受两汉政府拜封，统属于郡县。氐族人不仅有发达的畜牧业，而且农业也相当发达。汉武帝曾把一部分氐族人迁到了河西的酒泉郡，以后，氐族人又进行了两次迁徙。

至魏、晋时期，氐族人除武都、阴平二郡原有一个分布中心外，在关中、陇右又形成了两个分布中心。陇右的氐族人分布在天水、南安、略阳等地。这时，氐族人大量接受汉族文化和农业生产技术，讲汉语，着汉服，习农耕，从汉姓。到了西晋后期，略阳氐族人苻氏和吕氏，还先后建立了前秦、后凉政权。白马氐杨氏也建立了仇池政权。

到了隋、唐两朝时期，氐族人已基本上完全汉化了。



1.氐族与羌族的名称与族源：

氐族人，自称为“盍稚”。“氐”，为其他民族特别是汉族对其的称呼，魏晋以降，逐渐成为氐族人的自称。这种称谓似与分布在秦陇、已蜀之间峻贩相接的地势有关，如陇阺等。由于氐族人与羌族人相邻，先秦时期的人们乃视之为氐地之羌，又觉与羌有别，因称之为氐羌，或单称氐。例如孔晁在《逸周书·王会篇》中关于“氐羌以鸾鸟”的注释中就提到：“氐羌，氐地羌，羌不同，故谓之氐羌，今渭之氐矣。”

因此，氐，乃是由地名而转为族名。氐族人部落众多，因地而异，有白马氐、清水氐、略阳氐、临渭氐、沮水氐、汧氐、隃麋(糜)氐等。或以服色而名之为青氐、白氐、蚺氐(赤氐)等。

关于氐族人的起源，史学界主要有两种观点：一说氐、羌同源而异流；另一说氐、羌虽自古关系密切，然而从来就是两个不同民族。目前史学界倾向第一种观点者居多。

⑴氐、羌同源而异流说：

第一种说法认为：在殷和西周时期，氐族人尚未从羌族中分化出来。史籍《尚书·牧誓》中记载商末期周率“蜀、羌、髳、微、卢、彭、濮人”伐商，有羌无氐。殷周甲骨卜辞中，虽已出现氐字，如在武丁时的卜辞“雀取氐马羌”、“牧氐羌”、“氐羌刍五十”，等等，非族称。春秋战国时开始以氐作为族称，如在史籍《山海经·大荒西经》中记载：“有互人之国，炎帝之孙，名曰灵恝，灵恝生互人，是能上下于天。”据郝懿行在《山海经笺疏》中注释：“互人国即《海内南经》氐族人国。氐、互一字盖以形近而讹，以俗‘氐’正作‘互’字也。”说明春秋战国时已有“氐族人”存在。但在先秦史籍中往往氐羌连用或并称。如在典籍《诗经·商颂·殷武》中记载：“昔有成汤，自彼氐羌，莫敢不来享，莫敢不来王”；在史籍《逸周书·王会篇》中记载：“氐羌以鸾鸟”；在史籍《竹书纪年》中记载：成汤十九年“氐羌来宾”，武丁三十四年“王师克鬼方，氐羌来宾”等。

由于对羌族人先见于记载，氐、羌又往往被连用或混用，如白马氐，又称白马羌等。再据史籍《大荒西经》中记载，氐与羌均被认为是炎帝之后裔，炎帝为姜姓，氐族人酋帅与羌人同，亦多姜姓。因而认为氐羌同源，氐出于羌。范晔在《后汉书·西羌传赞》中记载：“金行气刚，播生西羌。氐豪分种，遂用殷彊”。宋丁度等在《集韵》中记载：“氐，黎都切，音低，羌也”。或云氐族人是汉化了的羌人。氐族人最终形成单一的民族，是由于有些羌人部落从高原迁于河谷，由游牧转向农耕，并在与周围汉族日益频繁的接触中，受汉族先进经济与文化的影响，使其语言、经济、文化发生变化所致。

⑵不同民族说：

第二种说法则认为：氐、羌是既有密切联系，又有重大区别的两个民族。由于古代氐与羌都是西戎，居住在西方，境地相邻，且多错居杂处，关系十分密切。但从羌、氐的原始分布、经济生活、服饰习惯等方面看，两者差别很大，氐有自己独特的语言、风俗习惯、心理状态，与羌不同，故自古就是两个独立的民族。

氐族人先人究竟来自何方，鱼豢在《魏略·西戎传》中称，氐族人“乃昔所谓西戎在于街、冀、獂道者”。街、冀、獂道均属天水郡，街，即街泉县、治今甘肃省庄浪县东南；冀县，治今甘肃甘谷县东；獂道县，治今甘肃省陇西县东南、鱼豢所云氐先人为街、冀、獂道地区诸戎，正与氐族人的传统地区相符。上述诸戎历史可追溯到春秋时期。在史籍《史记·秦本纪》中记载，秦孝公元年(公元前361年)，秦孝公西斩戎之獂王事，獂王疑即是氐王。可知街、冀、獂道之戎，似是可以作为氐族人源流之一。

⑶源于三苗说：

另外，有学者认为，氐族与古老的三苗族有渊源关系。三苗族，是中国古代传说中的重要部落集团，与华夏族先民有极为密切的联系，在史籍《尚书》的《舜典》、《大禹谟》、《臯陶谟》、《禹贡》、《吕刑》诸篇中，均记载有三苗族的事迹。三苗族最早分布地带北达长江以北、淮河以南，与作为华夏文化来源的仰韶文化分布区是紧密相连的，由于华夏集团向南扩张，三苗族不得不向西向南迁徙。一支沿汉水向西北迁徒，即在史籍《舜典》中记载的“窜三亩于三危”，迁徙到渭水上游和岷山以北的地区，亦即后来氐族人的原始分布中心；而另一支向南迁徙至鄱阳、洞庭湖之间，后复向西移，逐渐分布于湘西、黔东一带，其中一部分成为今天苗族的先人。因此，或认为三苗族西徙和南迁的两支分别成为氐族人和苗族的渊源之一。

这种观点从氐族人和苗族都有相同的创始传说，与以服色为部落区分标志的共同特征、共同的农耕方式、氐族人地区留有苗的遗痕等方面均可得到证实：

第一，据《魏略·西戎传》中记载氐族人“其种非一，称槃瓠之后”，而在三苗族后裔的武陵蛮中也有槃瓠为始祖的传说；

第二，同书又云氐族人“或号青氐，或号白氐，或号蚺氐……人即其服色而名之也”，而苗族亦以服色分为黑苗、白苗、红苗、青苗、花苗等；

第三，氐族人从先秦以降就是农耕民族，三苗族的后裔武陵蛮也是农耕民族；

第四，据史籍《水经注·渭水》中记载：“渭水又东历大利，又东南流苗谷水注之，”清孙星衍云：“泾谷、伯阳谷、苗谷三水今清水县界。”清水县所属略阳郡正是氐族人比较集中的地带。苗谷之来源，可能与“三危三苗族所处”有关。因此，氐与三苗族似有渊源关系。

综上所述，氐族人始见于春秋战国时期的史籍中，其来源可能与三亩及街、冀、獂道之戎有关。同时，由于与羌族相邻，又杂居共处，也吸收一些羌族成分。汉魏后，氐族人已形成一个较强大的人们共同体。



2.氐羌与炎帝、黄帝的关系：

氐羌与炎帝、黄帝有着极其密切的血缘渊源关系。

据史籍《国语·晋语》中记述，炎、黄二帝为兄弟，是少典氏(父)与有嬌氏之女安登(母)所生，黄帝得姓姬，炎帝得姓姜。《左传》哀公九年说：“炎帝火师，姜姓其后也。”在甲骨文字中，羌从羊从人，姜从羊从女，两字相通，表示族类与地望用羌，表示女性与姓用姜。民国初年以来，章太炎在《检论·序种姓》中已指出：“羌者，姜也。”后来傅斯年在《姜原》中进一步论证：“地望从人为羌字，女子从女为姜字”；顾颉刚在《九州之戎与戎禹》中更指明：“姜之与羌，其字出于同源，盖彼族以羊为图腾，故在姓为姜，在种为羌。”

姜姓各部落，奉伯夷、四岳为祖神。《国语·周语》说：“上帝祚四岳国，命以侯伯，赐姓曰姜”，其后有申、吕、齐、许等国；《郑语》又说：“姜，伯夷之后也。”四岳又称太岳，《左传》隐公十一年说：“夫许，大岳之胤也”；庄公二十二年又说：“姜，太岳之后也。”四岳，在《山海经》中写作西岳，形近致误。杨宽在《中国上古史导论》中断言：“伯夷之称四岳与太岳者，盖又因伯夷本为西羌及姜姓民族之岳神耳。”

姜姓在西周为舅族之显姓，有申、吕、齐、许等诸侯，其中尤以齐与申，为周所倚重。姜姓诸侯为华夏的重要来源之一。但直到春秋，仍有姜姓之戎，姜戎的酋长驹支明确说：“我诸戎四岳之裔胄也。”即使姬姓，也有骊戎和狐戎，他们与晋通婚，受到了“同姓为婚”的指责。

氏羌与姜姓的关系，《山海经·海内经》说：“伯夷父生西㈣岳，西㈣岳生先龙，先龙是始生氐羌，氐羌乞姓”。与姜姓同奉伯夷、四岳为祖神而异姓，表明了四岳苗裔的分化。

《山海经·大荒西经》又记述：“有互(氐)人之国，炎帝之孙，名曰灵恝，灵恝生互(氐)人。”氐人与羌人一样，是炎帝的苗裔。

此外，远古神话还有关于共工与鲧是羌人的天神与祖神的内容，而大禹出于九州之戎或西羌。在第一编远古各部落集团一节已经述及，炎、黄二帝部落集团，起源于陇山东西，渭水上游，是其在东发展的为华夏的主要来源之一，往西发展的即氐羌族系。共工与鲧禹，源出陇山地区，而兴于黄河中游。到商代他们的苗裔多已与商人融合，有些则在商人眼中仍是羌人。

上述远古神话关于氐羌与炎黄的渊源关系，在考古学上得到了印证。中国的新石器时代考古学证明，陇山东西，黄河上游的仰韶文化与黄河中下游的仰韶文化，距今七、八千年的，有陕甘接壤地带陇山两侧的老官台文化及秦安大地湾一期文化；有河南及河北南部的磁山裴李岗文化。大致上，今河南境内及河北南部的仰韶文化是从磁山裴李岗文化发展而来的；晋南、陕西乃至甘青地区的仰韶文化是由老官台文化及秦安大地湾一期文化发展而来的，陇山以西，甘青及今宁夏南部，四川西北部，继仰韶文化发展的为马家窑文化，年代约当公元前3300～前2050年，基本上与黄河中游及古黄河下游的河南、晋南、陕西、冀南地区的龙山文化平行发展。这时中原地区已进入炎黄与两吴两大系统各部落集团的斗争与融合时期，形成以黄帝、尧、舜、禹为代表的王朝前古国共主“禅让”的时代。

在黄河中上游，继马家窑文化发展的是齐家文化，这是早期青铜文化，与马家窑文化的分布范围基本上重合。齐家文化的来源，可能不单纯来源于马家窑文化，也受了陇山以东乃至关中文化的影响，年代上限相当公元前2000年，已进入夏代编年范围。

马家窑文化与齐家文化，都比较集中分布在黄河中上游一些适于农耕发展的河谷地带，从出土的生产工具和当时人的生活遗留看，都是比较原始的农耕文化，同时养畜业和渔猎经济也占较大的比重，阶级分化已经出现。

继齐家文化发展的黄河上游青铜文化，陇山以西至甘南洮河流域有寺洼文化，仍以农业为主；黄河上游及湟水流域分布的卡约文化，则已发展为以游牧为按照传统的观点，羌人似乎从起源时代起就是游牧族群。同时传统的看法，认为原始社会各部落的经济发展，都是由采集、狩猎、游牧，再发展为农业的。考古学证明这种传统的看法是不科学的。中国所有的新石器时代文化，除北部草原以细石器为主要特征的诸文化可能是以狩猎或渔猎为主，其余各种新石器文化，包括陇山以西，黄河上游的新石器文化和早期青铜文化，都是以农业为主的文化。只是在青铜文化有所发展，生产力水平进一步提高，当地各部落才突破自然的限制，来到广大草原上发展了畜牧业，成为游牧民族。西戎氐羌在起源时代，是由原始的农业各部落，到青铜时代才发展为游牧的各部落的，他们成为游牧民族是在中原已建立夏、商王朝的时期。典籍《说文》中称：“羌，西戎牧羊人也。从人从羊，羊亦声”；史籍《风俗通义》中也说：“羌，本西戎卑贱者也，主牧羊。故‘羌’从羊、人，因以为号。”许慎、应劲所作的这种诠释，都是指夏商以来中国西部的羌人，若说氐羌起源时代，则都是以原始农业为主，兼事渔猎的各部落与族群。



2.夏商时期的氐羌：

公元前二十一～前十一世纪，即夏商时期，包括在氐羌范畴中的各部，大致可分为今陕西子午岭以西和以东两大部类。
子午岭以西，其中尤其是陇山以西黄河及其支流湟水、大通河、洮河流域已进入青铜时代，但未出现较为统一的政权，历史文献对这些地区各部落的活动，缺乏明确的记载。考古文化则证明，在黄河上游及湟水、大通河流域，继齐家文化发展的有卡约文化和唐汪文化，年代大致相当于夏、商至西周，经济由原始农耕向游牧转让。黄河中上游及洮河流域乃至岷山上游今川西北地区，继齐家文化发展的有寺洼文化和安国文化。这两种文化与卡约、唐汪文化年代相当，并与之有共同渊源和许多共同特点，今主要的不同是寺洼、安国两种文化仍是以农耕为主要文化，畜牧业占明显比重，对于上述黄河中上游及上游两大类型的青铜文化，考古学界与民族史学界都判断属于氏羌族群的文化遗存。他们在政治上与夏、商王朝有何种联系无明确的记载，在经济、文化方面与中原地区的相互影响，则已在考古文化中有所反映。

子午岭以东，渭水流域及陕北，山西、河南西部，在夏代或为夏朝中心地区，或为夏朝西部诸方，除夏启曾对有扈氏进行征伐涉及今关中地区，很少见到夏王朝与西方及西北方各族矛盾冲突的记载。

《诗·商颂·殷武》说：“昔有成汤，自彼氐羌，莫敢不来享，莫敢不来王，曰商是常。”可能在商灭夏之后，西方与西北各部落方国随之臣服，但商代中晚叶，武丁以来的甲骨卜辞却反映出商代主要边患与征伐方向都比较集中在西方和西北方，主要方国有土方、叿方、羌方、鬼方与周方等。

在这些方国中，土方与叿方为西方劲敌，卜辞记录往往是商王亲征，对土方，武丁妇好也曾统兵征伐。卜辞中“登人”是征伐征集军队的意思，征土方、叿方一次征集达三千人，甚至五千人，征伐和入侵的次数也非常频繁。

早在1930年，郭沫若就已提出“所谓土方即是夏民族”的论断，其分布在今山西北部至内蒙古一带；1989年甲骨学家胡厚宣所撰的《甲骨文土方为夏民族考》，详征甲骨卜辞与文献记载，断定土方在今山西南部，河南西部，即夏遗民之未服商朝的方国，武丁时屡次进行征伐，然后在山西南部河汾之间今山西省翼城县一带筑大邑镇抚，此即夏人中心区域，文献称之为大夏之地，“所以殷武丁以后土方反叛入侵及殷王征伐土方之卜辞大为减少了”。按卜辞记录推断，土方在商之西与西北，叿方更在土方之西，可能是分布在今陕北与晋北一带的游牧民族。

羌族在卜辞中，专称指称为羌的方国，泛称则包括西方与西北各部落和方国。陈梦家《殷墟卜辞综述·方国地理》所举武丁时一次征伐方的卜辞，征集归好之族三千人，“旅万人，共万三千人”。此外，还有北羌、多马羌等专称。《综述》共举关于北羌、马羌的卜辞五条，只有一条是记录对北羌的征伐，其余四条都记录着北羌与马羌对商朝的臣服。陈推断，马羌可能是马方之羌，也可能是马方与羌方。北羌与马羌既是臣属于商的羌人方国，总不出商的西边和西北边境的附近。

从事甲骨学研究的专家，曾对武丁以来的边患与商朝的征伐作过统计性研究，不仅发现卜辞表明当时的主要威胁来自西起汧陇，从西方和北方环绕商朝的地带，而且有时西方或西北各部落、方国“联合行动或结成联盟时，叿方常常居于主导地位。在有关战争的卜辞中，涉及叿方的不论数量还事类上看都居首位”。卜辞中对叿方战争的记录达二、三百条，土方也七八十条、对下危、巴方等战争内容也三五十条不等，“而对羌方、马羌、羌龙战争卜辞的总合不超过三四十条”。但卜辞中商朝捕获羌人(隻羌)或用羌人作人牲、做奴隶，都是统称为“羌”，却不具体记载是叿方人、土方人、下危人，还是巴人。“这就启示，商代用人牲的羌的涵义并非仅限于羌方的臣民，而是对西北游牧民族的统称；‘隻羌’卜辞不是卜对羌方的战争，而反映了对西北各方国边民有组织的劫掠运行”。

商朝不断向被他视作羌人的各部落、方国进行征战，有时并非因为被征伐的部落、方国有侵入与掠夺行为，而是专为捕掠人口，即“隻羌”，除此以外，商朝还强迫已被征服的部落、方国进贡人、畜等，充分表现了奴隶占有制的商王朝民族压迫的特点。他们将这些主要是俘获也有一定数量进贡的羌人，用于祭祀祖宗、上帝、河岳或祈年、法灾等重要祀典，从两三人至上百人不等，其中武丁卜辞有“戊子卜，宕，贞亩今夕用三百羌于丁。“丁是武丁至祖庚、祖甲之世祭祀最隆重的祖先之一，多认为是指祖丁。辞末缀验辞‘用’，表现占卜后三百羌人一次被杀祭了。这是甲骨文中能确知的一次实际杀祭的最高数字”。在用作人牲的羌人中，不仅有一般的羌人，还有用“二羌白(伯)”的记录，而对夷人、奚人很少见用作人牲的记录，“以国族名相称的人牲除羌以外，出现在卜辞中次数一般较少，有的仅一二条”。除了作人牲，羌人奴隶多用于作畜牧生产，偶也有用于农耕生产，这些生产奴隶奚人及其他各族较多，而羌人则主要是用于作人牲。陈梦家认为这主要是因为“羌可能与夏后氏为同族之姜姓之族是有关系的”。其他如郭沫若、顾颉刚、董作宾、胡厚宣等老一辈甲骨学与古史专家及上引罗琨的论文，都有类似的看法。

在被商王朝当作羌人或氐羌的方国中，也有和商朝关系比较好、甚至在商朝做官，参与商王对羌人的征伐，或者先与商处于敌对关系，后又成为商朝诸侯的。前者如鬼方，卜辞记录表明不仅罕见商王对鬼方的战争，而且“鬼族的代表人物良武丁时起就参与王朝的祭祀、征伐、掠夺羌人等活动，常与当时统治集团中的一些重要成员相提并论，连是否‘得疾’都受到商王的关心”。在史籍《史记·殷本纪》中记述纣王曾“以西伯是、九侯、鄂侯为三公”。九侯即鬼侯。在卜辞中也有占卜是否让鬼族人参加祭祀作杀牲者，“验辞记占卜结果令鬼与周一同担任这个职务”。纣时“三公”是何种性质的官，难断，卜辞中有令鬼与周同参加商王祭祀活动作杀牲人的记载，证明商末鬼方与周族的首领确曾在商王朝廷用事。

总括子午岭以东被商王朝统称为羌的部落与方国，大致有三种情形：一种是游牧的羌人部落，但受商王朝的文化影响较多，在今山西北部、陕北至河套一带发现商朝时期这种游牧人的文化遗存颇丰富，叿方是这种人的代表。他们是商王朝在西方的劲敌，是商王朝主要的征伐对象。一种是夏遗民之未臣服于商朝者，如土方，经过征服，可能大多与商族融合，也可能有一部分往北成为匈奴人的来源之一，对龙的崇拜等文化特征在匈奴人中流传，大概与夏人遗裔土方加入匈奴族体有关。第三种即如周族人、鬼方等，与商王朝关系较好。周族人是华夏族三支主要来源之一，鬼方与楚人关系密切，也和春秋时期赤狄等隗姓狄人有渊源关系。



3.陇山地区诸戎及陇以西氐羌族群的形成：

秦国从秦襄公受周王之命从西戎手中收复歧周镐京地区以来，到秦昭王灭义渠戎，在陇山地区及陇以西今甘肃省东部原为诸戎分布之区均已设立郡县，前后经历了五个世纪。在这五百余年中，秦族自身完成了由西戎而华化的过程，并奠定了统一诸夏的基业，秦国郡县以内原有的诸戎也都华化，成为华夏民族的一部分来源。今甘青川西北的氐羌族群，同在战国时期逐渐强大起来。

从秦襄公至秦武公将近百年，主要精力放在收复汧陇以东、华山以西的平原地区，也已开始了兼并陇山地区诸戎的尝试。公元前688年，即秦武公十年，“伐邽、冀之戎，初县之”。这是秦国设县的最早记录，也是春秋时期最早的设县记录之一。秦国的邽县，在西汉时期改为上邽县，属陇西郡，应劭说：“即邽戎邑也”，故址在今甘肃省天水市西南，冀县在汉代属天水郡，故地在今天水市西北甘谷县。但从西河以西，包括今陕北及陕甘交壤地区，仍为诸戎比较集中分布之区。

秦国自公元前627年，即穆公三十三年被晋国及姜戎大败于崤山之后，即停止了向东方发展的进程，一直到战国时期以前，秦国主要是向西兼并诸戎。秦穆公起用戎族人由余为大将，向西征伐，“西戎八国服于秦”。当时从辽西、燕山地区，到晋北、河套及陇山东西诸戎“各分散谿谷，自有君长，往往而聚者百有余戎，然莫能相一”。在史籍《史记》中戎与狄不分，实际上辽西、燕山地区是山戎，与东胡族属相近，河套一带可能属匈奴。陇山地区及陇以西则自夏商西周以来，则都是羌戎分布之区。

由余的祖先是晋人，他本人也“能晋言”，在戎族部落中被称为圣贤。当时诸戎中自有君长，但无宫室积聚，也还不知诗、书、礼、乐、法度之治，酋长与部落民之间，“上含淳德以遇其下，下怀忠信以事其上，一国之政犹一身之治，不知所以治”，还是比较简朴的。其风俗大异于诸夏的是火葬，诸戎中最强大的义渠国，其亲戚死，积柴焚尸，熏烧烟往上冲，认为死者随烟升遐，生者尽了孝道。秦国为了离间戎王与由余，遂给戎王“女乐二八”，戎王十分着迷，长年乐此不疲，由余屡谏不听，终于受到戎王的排斥而投奔秦穆公。

公元前623年，即秦穆公三十七年，“用由余谋伐戎王，益国十二，开地千里，遂霸西戎”。当时的中原诸夏也不把秦人当诸夏，春秋时期不与秦会盟。被秦穆公所吞并的八国或十二国，未详其名称，其未被吞并的，陇山以西有绵诸、翟等部，岐山以北有义渠、大荔、乌氏、朐衍等部。在秦穆公以后到春秋末期的百余年中，不见秦国与诸戎战争的记载，可能有一段相安时期，此期间距秦国较近的大荔戎、义渠戎社会发展很快，以至到战国初期，“义渠、大荔最强，筑城数十，皆自称王”，大概已经定居中原，由游牧转向了农耕。

根据《史记·秦本纪》、《六国年表》及《后汉书·西羌传》的记载，战国时期秦与陇山东西两侧诸戎的关系，列大事表如下：

公元前470年(周元王六年，秦厉共公六年)，义渠来赂，绵诸乞援。

公元前461年(周贞定王八年，秦厉共公十六年)，秦灭大荔，有其地。

公元前457年(周贞定王十二年，秦厉共公二十年)，公将师与绵诸战。

公元前444年(周贞定王二十五年，秦厉共公三十三年)，伐义渠，虏其王。

公元前430年(周考王十三年，秦躁公十三年)，义渠伐秦，侵至渭阳。

公元前395年(周安王七年，秦惠公五年)，伐繇[绵]诸。

公元前361年(周显王八年，秦孝公元年)，出兵，西斩戎王。

公元前331年(周显王三十八年，秦惠文王七年)，义渠内乱，庶长操将兵定之。

公元前327年(周显王四十二年，秦惠文王十一年)，秦取义渠地，置县，义渠王臣于秦。

公元前320年(周靓王元年，秦惠文王更元五年)，秦王北游戎地，至河上。

公元前317年(周靓王四年，秦惠文王更元八年)，义渠败秦于李伯。

公元前314年(周赦王元年，秦惠文王更元十一年)，侵义渠，取其二十五城。

公元前272年(周赦王四十三年，秦昭王三十五年)，秦宣太后诱杀义渠于甘泉，因起兵灭义渠。

上述诸戎从黄河以西，泾、洛流域，到陇山东西，环秦分布，与西周时诸戎环镐京王畿分布设有根本的改变。所不同者，西周时诸戎部落名称记载不详，只笼统称为西戎、鬼戎、猃狁、薰育等诸戎部落群的总名；战国时诸戎部落与国家名称比较详细，这是由于诸戎社会有了发展，各部或立国称王，或自成部落，名显当地，而秦与诸戎的关系也比西周时与诸戎关系更为密切，了解得更加详细。

大荔在最东，处北洛水、渭水入黄河三大河相汇的地方，今陕西省尚有大荔县，即古大荔戎的中心分布之区。大荔稍东北有彭戏氏之戎(今陕西白水彭衙村)，早在春秋初期就被秦武公所吞并，而大荔处在晋、秦两大国之间，无论晋秦是和是战，都未危及大荔。在整个春秋时期三个世纪的存在，而且发展为诸戎中最强大的国家之一，其中奥秘史载缺略，能在晋秦两强之间顽强地存在三个多世纪，也说明了大荔戎具有很强的生命力和应变能力。

诸戎最集中的地区，还是在秦国的西方，以陇山山脉为中心。

绵诸，在今甘肃省天水市天水县，是与秦国早期立脚的秦邑及犬丘距离最近的一部，西汉有绵诸道，属天水郡。
翟在今甘肃省临洮县，西汉有狄(翟)道，属陇西郡。
乌氏，在今甘肃省平凉县西北，汉有乌氏县，属安定郡。
朐衍在今宁夏回族自治区灵武市东南，汉有朐衍县，属北地郡。
陇山地区诸戎以义渠为最强大，其都城在今甘肃省宁县北，汉有义渠道，属北地郡。秦灭义渠以后，设北地郡，包括今宁夏东南部，甘肃省庆阳地区及陕北部分地区。其间有乌氏、朐衍等部，不知是否对义渠有附属关系，但从义渠有数十城，其中公元前314年秦国一次攻取义渠二十五座城，义渠也曾有攻秦国直到渭水北岸，大败秦师于李伯等战胜秦国的战役，足见义渠地区在秦国以北包括比较广大的地域。
秦国最终灭义渠的手段也很特殊，秦昭王的母亲宣太后曾与义渠王通奸很长时间，生有二子，当时义渠虽已朝秦，也还有相当大的力量。最后是宣太后诱杀义渠王于甘泉宫，才并灭义渠，设北地郡，并沿陇西、北地、上郡修长城，以与诸游牧部落相分隔。

秦、汉的行政制度，县级“有蛮夷曰道”，原诸戎地区所设县，多以原有部名称“道”，可见这些地方是华戎共处，合而未化。

在黄河上游，今青海与甘青接壤地区，三代以来本有许多部落，秦厉共公时，即战国初叶，有羌人叫爱剑的，不知出自哪个部落，被秦所俘，沦为奴隶。后来逃归河湟赐支，各部落以为爱剑得到了天神的保佑，才大难不死，共推他为首领。当时河湟间“少五谷，多禽兽，以射猎为事。爱剑教之田畜，遂见敬信，该落种人依之者日益众。羌人谓奴为无戈，以爱剑赏为奴，故因名之。其后世世为豪”。两汉时河湟赐支地区，有许多羌人部落，首领大多是无弋爱剑的子孙。

分布在河西走廊和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有乌孙、月氏、塞种等，其中月氏在战国末已建国称王。陇山以西，今甘肃省武都、略阳一带的氏人，也出自先秦诸戎，其史绩大显于两汉、魏、晋时期。


4.氐族人的分布及迁徒：

⑴主要分布：

史学界一般认为，从春秋、战国至秦、汉时期，氐族人的活动主要在西起陇西，东至略阳，南达岷山以北的地区，约相当于魏晋的陇西、南安、天水、略阳、武都、阴平六郡及其南邻，即今甘肃省东南、陕西省西南、四川省西北交界处，包括渭水、汉水、嘉陵江、岷江、涪江诸水源头。
氐族人起初主要聚居地区在西汉水、白龙江流域，此外，还与它族杂处。正如史籍《史记·西南夷传》中记载：“自嶲以东北，君长以什数，徙、筰都最大；自筰以东北，君长以什数，冉駹最大。其俗或土著，或移徙，在蜀之西。自冉駹以东北，君长以什数，白马最大，皆氐类也。”

汉朝时期，大汉王朝在氐族人聚居区设有武都郡、陇西郡、阴平郡等，并置十三氐道，这种建制始于秦朝。史籍《汉书·百官公卿表》中记载：县“有蛮夷曰道”。在史籍《后汉书·百官志》中记载：“凡县主蛮夷曰道。”据史籍《汉书·地理志》及《水经注·漾水》等记载，汉朝在氐族人聚居区设置的道、县有河池县、武都道、氐道、故道、平乐道、沮道、嘉陵道、循成道、下辨道、甸氐道、阴平道、刚氐道、湔氐道、略阳道等。其中刚氐道、甸氐道属广汉郡，湔氐道属蜀郡。上述十三道俱在汧陇以南，汉中以西，洮岷以东及冉駹以东北，与《史记》、《汉书》有关记载相吻合。

⑵迁徙活动：

从西汉至三国时期，氐族人经历了两次较大的迁徙：

第一次迁徙，是在汉武帝元封三年(公元前108年)。汉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汉武帝刘彻开拓西南境，遣中郎将郭昌等攻灭氐王，置武都郡。创郡立县后，氐族人受排挤，便向境外的山谷间移动。公元前108年，“氐族人反叛，遣兵破之，分徙酒泉郡”。在史籍《魏略·西戎传》中概括说：“氐族人有王，所从来久矣。自汉开益州，置武都郡，排其种人，分窜山谷间，或在福禄，或在汧、陇左右。”一部分移至河西禄福，一部分迁至关中汧水、陇山之间。汉武帝出兵镇压氐族人的反抗，迁徙一部分氐族人于酒泉郡，即酒泉禄福之氐。

第二次迁徙，是发生于东汉建安二十四年(公元219年)。东汉末期，群雄割据，争战连年。氐族活动区域介于曹操、刘备两集团之间，往往成为两者争夺人力物力的对象。氐族人豪帅亦乘机而起，在武都地区形成四股势力：一是兴国氐王阿贵，居兴国城(今甘肃秦安)；二是百顷氐王杨千万，居仇池山(今甘肃西和，一说甘肃成县)；三是下辨(今甘肃成县，时称武街城)等地氐帅雷定等七部(各氐王皆拥有氐众万余落)；四是河池(今甘肃徽县银杏镇)附近氐王窦茂，拥氐众万余人。四者各自称雄，不附汉、魏。东汉建安十六年(公元211年)，阿贵、杨千万等随马超反曹操。再过了两年，曹操命夏侯渊西征。次年，灭阿贵，千万率众投向马超，然后随马超南入蜀，投奔了刘备。其部落不能去者皆降于曹操，曹操对被征服之氐族人区别对待，“前后两端者”，徒置于扶风、美阳；“守善者”，分留天水、南安界。

东汉建安二十年(公元215年)，曹操领兵征讨汉中张鲁，将自武都入氐，氐族人进行拦截，被曹操遣将击溃。曹操自陈仓出散关至河池，窦茂率众据险抵抗，被曹操攻灭。次年，夏侯渊“还击武都氐羌下辩，收氐谷十余万斛”。汉建安二十四年(公元219年)，曹操至汉中，以夏侯渊已被刘备所杀，武都孤远，恐氐族部落为刘备所用，遂令雍州刺史张既至武都，徒氐族人五万余落出居扶风、天水二郡界内。不久，刘备占领了汉中，进逼下辩，魏武都太守杨阜又前后徙武都汉族、氐族、傁族(或作氐傁)万余户于京兆、汧、雍、天水、南安、广魏等郡县之内。从东汉建安二十五年～曹魏正始元年(公元220～240年)，在武都郡的氐族人被强制迁徙或归附曹魏者又有三千余落及六千余人，被安置于关中。在魏蜀争夺中，也有一些氐族人徒居蜀汉政权控制的地区。

至魏、晋时期，氐族人除原在武都、阴平二郡外，又在关中、陇右一些郡县形成与汉人及其它各族交错杂处的聚居区，一是以京兆、扶风、始平三郡为中心，尤以扶风郡为多，集中在雍(今陕西凤翔)、美阳(今陕西武功)、汧阳(今陕西陇县)、隃麋(今陕西千阳)等县地。氐族人的另一分布中心是陇右的天水(今甘肃天水)、南安(今甘肃陇西)、广魏(今陕西秦安)三郡。广魏郡在晋朝时期改为略阳郡，其中最著名的如略阳蒲(苻)氏、吕氏，其先人都是从武都迁来的。五胡十六国时期，后汉国、前赵过、后赵过、前秦过等政权，均多次将氐族人迁往关东河北等地，使得氐族人分布地区日益扩大。如石虎徙氐、羌十五万落于司、冀两州，苻坚将关中氐族人一万五千余户迁于冀州邺城、并州晋阳、河州枹罕、豫州洛阳、雍州蒲坂等地。在氐族人强盛时，人口将近百万余。



5.氐族人社会经济、风俗习惯：

氐族人是一个以定居农业为主的民族，其定居农耕生活可追溯到东周时期。板屋，是古代西部汉族和氐族人住宅建筑的普遍形式。在典籍《诗经·秦风·小戎》中记载：“在其板屋，乱我心曲。”东汉班固所撰的《汉书·地理志》中记载：“天水、陇西，山多林木，民以板为室屋。”天水、陇西二郡，尤其是天水以南武都郡春秋以降为氐族人聚居区，“民以板为室屋”，当然包括氐族人在内。而北魏学者郦道元在《水经注·渭水》中提及氐族人传统分布区上邽一带“乡居悉以板盖屋”。在史籍《南齐书·氐传》中记载：“氐于(仇池)上平地立宫室、果园、仓库，无贵贱皆为板屋土墙，所治处名洛谷。”与羌族“俗皆土著，居有屋宇。其屋，织犛牛尾及羖羊毛覆之”截然不同。

在汉朝时期，氐族人已拥有较为发达的农业经济。据史籍《后汉书·西南夷传》中记载：“土地险阻，有麻田，出名马、牛、羊、漆、蜜。”鱼豢在史籍《魏略》中记载：氐“俗能织布，善田种，畜养豕、牛、马、驴、骡”。在史籍《华阳国志》中谈到武都郡的情况时说：“土地险阻，有麻田，氐傁，多羌戎之民。其人半秦，多勇戆。出名马、牛、羊、漆、蜜。有瞿堆百顷险势，氐傁常依之为叛”。瞿堆百顷即指仇池山，在今甘肃省西和县南，“其上有丰水泉，煮土成盐”。仇池山上土地丰饶，聚集人口达数万户，为氐族人重要农业区。

南北朝时期，除了外徙的氏族人逐渐被汉化外，秦岭以西、宕昌以东的氐族人农业也有发展。据史籍《梁书·诸夷传》中记载：武兴国“地植九谷……种桑麻。出紬、绢、精布、漆、蜡、椒等。山出铜铁”。随着农业的发展，纺织工艺水平也有很大提高。早在东汉时，氐族人的纺织品已输往内地。在典籍《说文》中记载：“絣，氐族人殊缕布也”；“纰，氐族人缦也”。氐族人利用麻缕，织为异色相间的“殊缕布”，畅销内地。漆、蜡的生产，亦说明氐族人的手工艺达到一定水平。前秦时泾水渠的开凿及区种法的推行，均有助于氐、汉等民族农业的发展。

在西汉初期，氐族人各部已“自有君长”，有众多分支，各有称号，作为统治阶级中代表人物的“王”、“侯”已经形成。在史籍《魏略·西戎传》中记载：“氐族人有王，所从来久矣。”诸部“各有王侯，多受中国封拜”，“今虽都统于郡国，然故自有王侯在其虚落间”。即氐族人虽大量移入关中或留居原地，受郡县统辖，但仍保留了自己的部落组织，形成大分散小聚居的局面，受豪帅或小帅的支配。

氐族人有自己的语言，由于与汉族等杂居共处，又兼通汉语。史籍《魏略·西戎传》中记载：“其自还种落间，则自氐语。”又云：“其俗、语不与中国同，及羌杂胡同，各自有姓，姓如中国之姓。”疑有讹文。史籍《通典》中作：“其俗、语不与中国及羌、胡同”，似较确切，说明氐语虽属汉藏语系，但与汉语及羌语等还有不同。现在分布于四川省平武县、甘肃省汶县境内的白马藏人或即氐族人的遗裔。由于长期受汉、羌、藏等民族的影响，语言已十分混杂，但仍保留了本民族一些语言的特点，如野兽、皮子、房子、菜、大、小、粗、细、看、说、给、砸、逃跑、身体、屁股、尿等基本词汇，与藏、羌语有所不同，可能沿袭了古氐语的某些语素。

氐族人的服饰也有自己的特点，尚青、绛及白色。善织殊缕布，喜穿麻布衣。史籍《魏略·西戎传》中记载：“其妇人嫁时著衽露，其缘饰之制有似羌，衽露有似中国袍。皆编发。”史籍《南史·武兴国传》中亦提及氐族人“著乌串突骑帽，长身小袖袍，小口裤，皮靴”。与羌人“皆衣裘褐”、“披毡为上饰”，“被(披)发覆面”有所不同。

氐族人早期婚嫁之俗与羌族相似。在史籍《后汉书·西羌传》中记载：“其俗氐族人无定，或以父名母姓为种号。十二世后，相与婚姻。父没则妻后母，兄亡则纳嫂。”史籍《魏略·西戎传》中记载：“其嫁娶有似于羌。”也许与史籍《西羌传》中所记的相似。不过，至公元五～六世纪，由于与汉族等杂居，氐族人的婚俗和文化不断变化，“婚姻备六礼，知书疏”，已经与羌族人的习俗相去甚远了。



6.三国时期的氐族人：

氐族人和羌族有同样悠久的历史。在典籍《诗经·商颂》中记载：“昔有成汤，自彼氐羌，莫敢不来享，莫放不来王”。史籍《竹书纪年》中亦记载，在成汤及武丁时，曾两次有“氐羌来宾”的事实，说明早在商初氐羌即被迫向商称臣纳贡。古书常以氐羌连在一起称述，说明二族关系至为密切。但古籍对氐族人的记述更少于羌族。

在史籍《三国志·东夷传》末裴注引三国时魏人鱼豢《魏略·西戎传》有一段颇为珍贵的叙述：“氐族人有王，所从来久矣。自汉开益州，置武都郡，排其种人，分窜山谷间，或在福录，或在、陇左右。其种非一，称槃之后，或号青氐；或号白氐；或号蚺氐，此盖虫之类而处中国，人即其服色而名之也。其自相号曰：“盍稚”。各有王侯，多受中国封拜。近去建安中，兴国氐王阿贵、白项氐王千万各有部落万余。至十六年，从马超为乱。超破之后，阿贵为夏侯渊所攻灭；千万西南入蜀。其部落不能去，皆降。国家分徒其前后两端者，置扶风、美阳，今之安夷、抚夷二部护军所典是也。其本守善，分留天水、南安界，今之广魏郡所守是也。其俗语不与中国及羌杂胡同，各自有姓，姓如中国之姓矣。其衣服尚青绛。俗能织布，善田种。畜养家、牛、马、驴、骡。其妇人嫁时著袵，其缘饰之制有似羌，袵有似中国袍。皆编发，多知中国语，由与中国错居故也。其自还种落间，则自氐语。其嫁娶有似于羌，此盖乃昔所谓西戎在于街、冀、豲道也。令虽都统于郡国，然故自有王侯在其虚落间。又故武都地、阴乎街左右，亦有万余落。”

汉魏时期，武都、阴平、天水、陇西、南安、广魏、扶风及酒泉诸郡，都有氏族人居住。实际还不止以上各郡。前已言及，商初，氏羌即与商政权常有往来，说明那时氏族人居地离商都并不太远。而到两汉时，氏族人早已迁至比较偏僻的今甘、陕、川交界地区，当系商周时氏族逐渐退缩的结果。

不过，氏族人与汉人是有长期杂居过程的，所以氏族人的习俗服饰与汉人有不少相似之处。氏族人善田种，能织布，畜养豕牛，多知中国语，姓如中国之姓，说明氏族人的文化比较进步。另外，氏族人婚、丧与服饰亦有似于羌，盖因氏羌相处时间很长，相互影响亦多。

关于氏族人的历史渊源，由于魏晋南北朝及其以前古书多以氏羌并提，故学者多以为氏、羌原来属于同一族类。如古代史学家范晔在《后汉书·西羌传》中赞道：“金行气刚，播生西羌，氏豪分种，遂用殷强”，即认为氏系自羌分出的一支族。近来研究古代民族史的专家如马长寿、黄烈二先生都认为氏、羌虽关系密切，但二族之间仍有不少重要差别，并非同族。
除了《魏略·西戎传》的记载外，《后汉书·西南夷传》中对氏族人的生活与社会状况也有间断叙述：“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