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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9-7-28 11:12: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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迁徙分布：
啜氏是一个多民族、多源流的姓氏群体，但在今中国大陆的姓氏排行榜上却未列入百家姓前两千位，在台湾省也名列第一千一百五十二位，以漠北为郡望。
今啜氏族人主要分布于今山西省的汾阳市，台湾省的台北市，河北省的乐亭县，江西省的新干市、宁河县，内蒙古自治区的开鲁县，吉林省，辽宁省的沈阳市、阜新市，以及北京市等地。
1.党项族：
建立西夏封建割据政权的党项族，是中国古代羌族的一支。羌族是一个有着悠久历史的古老民族，长期生息、繁衍、活动在祖国西部地区。很早的时候，它便和华夏族有着频繁的交往。在出土的商代卜辞中，已有了关于羌族的大量记载。周朝以后，中国汉家史书对它的记载更加详备。东汉时，羌族的活动范围以西海郡(今青海海晏)为中心，南到蜀郡(今四川雅安)、广汉郡(今四川广汉)，西北接鄯善(今新疆鄯善)、车师(今新疆吐鲁番)，有一百五十多个部落，各随水草而居，不相统属，未能建立起统一的政权。魏晋以后，羌族逐渐衰弱，或为吐谷浑所征服，或逃居于川蜀西境的野谷深山之中，或自青海进入西藏。
隋末唐初，羌族中的党项族开始强盛。它占据的地区，“东至松州(今四川松潘)，西接叶护，南界春桑，北邻吐浑，有地三千余里”。他们以姓氏作为部落的名称，一姓之中又分成一些小部落，“大者万余骑，小者数千骑，不相统一”。据记载，当时有八个大部落，即细封氏、费听氏、往利氏、颇超氏、野辞氏、房当氏、米擒氏和拓跋氏，其中以拓跋氏最强大。他们过着“不知稼穑、土无五谷”的原始游牧部落生活。
唐高祖李渊武德六年(公元623年)，党项族首领派使臣到唐朝，表示愿意归附。唐王朝在其地设置维州(今四川理县)和恭州(今四川丹巴)。唐太宗李世民贞观三年(公元629年)，唐朝南部会州都督郑元招谕党项归附，党项族酋长细封步赖率所部归附唐王朝。唐太宗“赐玺书抚慰”，在其地设轨州(今四川松潘)，并以细封步赖为轨州刺史。其他各部酋长见细封步赖归唐得益，便也纷纷先后率所部归附。唐王朝在这些地方设立崌(今四川茂汶)、奉(今四川理县)、岩(今四川松潘)、远(今四川茂汶)四州，并以原来党项各部酋长分别任各州刺史。
党项族拓跋部酋长拓跋赤辞，初臣属于鲜卑族建立的吐谷浑政权。吐谷浑酋王慕容伏允对他十分厚谊，并与他结为姻亲。这时虽然党项族各部酋长先后归附了唐王朝，但拓跋赤辞仍然和吐谷浑保持密切关系。唐贞观八年(公元634年)，唐王朝的行军大总管李靖奉命进击吐谷浑，拓跋赤辞带领所部屯兵狼道峡(狼道坡，今甘肃迭部)，据险进行抵抗。唐朝廓州(今青海化隆)刺史久且洛生派人对他进行劝降。拓跋赤辞对使者说：“我受吐谷浑主亲戚之思，腹心相寄，生死不二，不知其它。你速离去，免得玷污了我的刀！”久且洛生知劝降不成，遂率轻骑击破拓跋赤辞部于肃远山。唐太宗趁赤辞部新败，又使岷州(今甘肃岷县)都督李道彦派人再去劝降。赤辞的从子拓跋思头背着赤辞答应归附，其部属拓跋细豆则干脆先率部归降。拓跋赤辞见众叛亲离，在唐王朝的多次劝降之下，才与拓跋思头一起最终归附了唐朝。唐朝政府将其地分为三十二州，以松州(今四川松潘)为都督府，授拓跋赤辞为西戎州都督，并“赐李姓”。
魏、晋两朝以后，羌族中陆续进入西藏的津牛部、苏毗部，逐步趋向统一，并在唐朝初年建立了强大的吐蕃王朝。唐玄宗李隆基开元年间，吐蕃的势力有了进一步的增长，并时常侵掠党项族。党项族诸部苦于吐蕃的不断掳掠，请求内徙。于是唐玄宗在庆州(今甘肃庆阳)置静边等州予以安置，并以拓跋赤辞孙拓跋守寂为右监门都督，封为西平公。党项族原来的聚居地遂被吐蕃占领，没有迁徙出来的党项族居民，为吐蕃贵族所役属，吐蕃族人称这些党项人为“弭药”。
安史之乱爆发以后，拓跋守寂出兵帮助唐朝平叛有战功，擢升为容州刺史、领天柱军使。
唐广德二年(公元764年)，河北副元帅仆固怀恩自恃平定安史之乱有功，对唐朝所给的待遇不满，便起兵反叛，并煽动党项、吐谷浑等族人叛唐作乱。朔方(今宁夏灵武)节度使郭子仪为了防范党项族各部受其煽动，建议唐王朝将居住在静边等六府的党项族人迁到银州(今陕西米脂)以北、夏州(今陕西横山)以东一带居住；另将居住在宁朔州(今陕西榆林)的吐谷浑迁移到夏州以西。唐代宗李豫采纳了郭子仪的建议，召党项族大首领、左羽林大将军拓跋朝光、拓跋乞梅等五人入朝，亲自接见，并厚加赏赐，让他们返回各自部落，安抚部众。从此拓跋乞梅居庆州，号东山部；拓跋朝光居银、夏，号平夏部。
唐德宗李适即位以后，担心党项族进一步强大，会危害到唐王朝的安全，于是下令禁止商人以牛、马、军器等物资和党项族进行贸易。唐贞元十五年(公元769年)，永安城镇将阿史那思昧向党项族索取驼、马等物，并经常对银川、宁夏一带的党项族进行骚掠，党项族人不堪忍受，举部渡黄河躲避。
唐宪宗李纯元和九年(公元814年)，唐王朝复设宥州(今陕西靖边)，以保护党项族人，党项族各部落得以迁回。唐元和十五年(公元820年)，唐宪宗命太子中允李寮为宣抚党项使。自此以后，党项部落再度繁盛，远近的商人都带着货物到该地与党项族人民交换羊、马等牲畜。
唐文宗李昂太和、开成(公元827～840年)年间，该地藩镇的一些统治者放任当地豪强、商人肆意掠夺党项族居民的羊、马财产，引起党项族居民的极度不满，纷纷举行起义。其中以灵州(今宁夏灵武)、盐州(今宁夏盐池)一带的规模最大，断绝了交通，给唐朝统治者以有力的打击。唐武宗为了平息党项族各部民众的反抗，多次下令安抚，并以侍御史崔君会、李鄠和郑贺分别为灵、延(今陕西延安)、麟(今陕西神木)等地的安抚使。党项族人民的起义才逐渐平息下来。
唐王朝在早期和中期对党项族采取的基本上是保护政策，因此党项族和唐王朝的关系甚为密切。特别是唐初党项族迁徙内地以后，增加了党项族和汉族接触的机会，这不仅加速了党项族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而且对党项族与汉族的融合，也起了重大的促进作用。
2.西夏国：
西夏国，是党项族人在公元十一～十三世纪以党项族各部为主体，建立的封建性民族国家政权。
唐朝末年，党项族平夏部参加了对黄巢农民起义军的镇压，因作战有功，其酋长拓跋思恭被封为定难军节度使，赐给李姓，爵号夏国公。从此以后，夏州拓跋氏称李氏，统辖夏、绥、银、宥四州之地，成为藩镇割据势力。
五代十国时期，党项族利用各封建势力之间的矛盾和斗争，继续壮大力量，到宋朝初期已有了相当雄厚的实力。党项首领李继迁又利用宋国与辽国之间的矛盾，采取了联辽反宋的策略，从中虚委周旋，在经济上大得利益。公元1021年，李继迁攻占西北边塞重镇灵州(今宁夏灵武)，改为西平府，作为自己的都城，为西夏国的建立奠定了初步基础。
在汉族封建文化的积极影响下，党项族的政治、经济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经李德明一代的发展，到李元昊时，党项贵族已基本上完成了封建化，他们迫切要求在政治、经济上统一，建立自己的政权，以保障既得利益。在祖孙三代长期准备的基础上，公元1038年，李元昊正式称帝，国号大夏，定都兴庆府(今宁夏银川)，建立了以党项族为主体，包括汉、回鹘等民族在内的封建国家政权，因其地处祖国疆域西北部，故史称西夏。
在西夏国存在的一百九十年中(公元1038～1227年)，先后和北宋、辽国以及南宋、金国鼎足而立。可前后分为两个时期：从夏景宗元昊到崇宗乾顺之末为王朝前期(公元1038～1139年)，也就是与北宋、辽国鼎的时期；西夏国仁宗李仁孝即位前后到西夏国灭亡为王朝后期(公元1140～1227年)，即与南宋、金国鼎立的时期。
经李元昊祖辈们的努力发展，西夏国在李元昊时得以立国。早在元昊即位(正式称帝)前，便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在注重党项民族固有传统的同时，他积极加强封建化。公元1032年，他首先去掉了唐朝、宋朝历代帝王所赐的"李"、"赵"姓氏，号“嵬名氏”，自称“吾祖”(青天子)，改宋明道年号为显道，开始使用自己的年号。公元1032年建国后，他又下秃发令，恢复故俗，都兴庆府，设文武二班，立军名，用兵制，新制文字，改定礼乐等。这些措施实际上使王权得以巩固和发展，但同时也使王权与贵族的矛盾进一步加深；加上建国称孤，他也日益骄淫，终于因贪好女色，结果遇刺身亡，终年四十六岁。
李元昊死后，其子李谅祚即位，年刚满周岁，朝政大权被母后没藏氏控制。西夏毅宗李谅祚亲政后，对西夏国的政治、军事实行了加强汉化、整治军队等一些重要改革，不仅巩固了新政权，而且对以后各朝产生了深远影响。李谅祚逝世后，其子李秉常立，政权又一度陷入母党手中，他们恢复旧来的藩礼，形成了以梁乙埋为首的贵族专权政治。李秉常亲政后，下令以汉礼藩仪，遭到保守派的极力反对，梁氏幽禁了李秉常，并不断进犯北宋，引起战争，造成国力困乏，人民不满。皇权与母党矛盾激化，梁氏只得让李秉常复位，国内矛盾缓和。
西夏惠宗李秉常逝世后，年仅三岁的李乾顺即位，政权又落入李秉常之妻梁氏及梁乞逋手中。在母党专权的十年里，梁乞逋依仗“梁氏一门二后”的威势，又连连发动战争，使西夏国蒙受严重损失。李乾顺执政后进行了一些改革，加强汉文化的推广，同时也注意文职人员的培养。这一时期经济得到了较大的发展。
前期主要是向上发展时期，虽然母党经常专权，并不断地发动战争，但王权也不断发展和巩固，到李乾顺时，注重经济，使国家出现了繁荣局面，到其子李仁孝时出现了空前盛世。但是他重文轻武、务虚废实的策略，在当时以武立国的时代，为国家造成恶果，其后不久西夏国国力便逐步走向衰落。
西夏大德五年(公元1139年)农历6月，李乾顺逝世，终年五十六岁。其子李仁孝立，时年十六岁。李仁孝即位时期，西夏国境内发生了严重的饥荒和强烈的地震等自然灾害，由此爆发了西夏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以哆讹领导的党项族人民大起义，迫使统治阶级采取了一些缓和阶级矛盾的措施，
李仁孝推行了一系列改革：用法律形式保护私有财产和自由买卖土地，巩固了封建土地所有制；改革地租和赋税制度；发展教育，实行科举；推崇儒术，以科举取仕，这些措施对抑制世家大族有一定的作用；改革礼乐和法律，推行直言、节俭等。由于这些改革措施，调节了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之间的关系矛盾，使生产力获得大力发展。李仁孝在位五十四年，在此期间，夏国基本上保持社会稳定，使经济、文化提以迅速发展，到天盛年间经济繁荣，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盛况。
西夏仁宗李仁孝于公元1193年逝世，其子李纯佑立，时年十七岁。西夏桓宗李纯佑基本上还是奉行了李仁孝时期的外交政策，对内安国养民，对外与金、宋两国和好。但是，随着国家的安定和封建关系的发展，党项族统治阶级开始贪图安逸，日益腐败堕落，而由乾顺朝开始的重文轻武，推崇儒术的无为思想和方针，从客观上使得西夏国社会由盛转衰，至此已成为不可逆转的趋势。同时，纯佑时期，正是蒙古族兴起并且日益强大的时期，来自蒙古的严重威胁和大肆侵略也加速了西夏国由盛转衰的历史进程。
西夏天庆三年农历12月，李仁孝之弟越王李仁友逝世，其子李安全上表宣耀先世功绩，要求承袭越王爵位，李纯佑怕其势力突阿,因而不许，反降其为镇夷郡王。李安全不满，遂萌篡夺帝位之心。不久即与纯佑母罗氏合谋，废了李纯佑自立为帝。农历3月，李纯佑“暴卒”，终年三十岁。久觎皇位的李安全，“天资暴狠，心术险鸷”，西夏襄宗李安全篡位后，改变了长期与金国盟好的政策，掉头依附日益强大的蒙古，对金国进行了长达十余年的战争，使双方损失很大，西夏国国内阶级矛盾也进一步激化。
西夏皇建二年(公元1211年)，齐王李遵项发动了宫庭政变，废黜西夏襄宗李安全自立为帝。在强大蒙古的威胁下，要使国家继续存在和发展，西夏国的国策只能是安定国内，联合金、宋两国共同抗蒙。而李遵顼夺位后，仍全盘承袭了李安全的亡国政策，坚持附蒙抗金，造成社会经济凋蔽，阶级矛盾激化，纵有联金抗蒙的正确主张也难以实现。到头来蒙古还是反目为仇，多次借机率兵围攻西夏国。西夏神宗李遵顼为了逃避大敌当前的严酷现实，自称上皇，传位于其子李德旺，是为西夏献宗。西夏献宗在其继位的第四年(公元1226年)的农历7月，听说蒙古大军前来进攻，竟然忧悸而逝。其弟清平郡王李睍继位，仅及一年，即降于蒙古，之后被蒙古军所杀，西夏国至此灭亡。
从夏景宗李元昊于公元1038年称帝，到末帝李睍1227年亡国，西夏国共传十主，历时一百九十年。
西夏王国的出现，是中国古代历史发展中的重大事件。在这一时期，西夏国与北宋(公元960～1127年)、辽国(公元916～1125年)、南宋(公元1127～1279年)、金国(公元1115～1234年)并立长达近二个世纪。如果从“虽未称国而王其土”的拓跋思恭所建立的夏州政权算起(公元881年)，西夏国历时比同时期的宋、辽、金诸国更为长久。
在疆域上，西夏国境土之大，“东尽黄河，西界玉门，南接萧关，北控大漠”，即据有今宁夏全部、甘肃大部、陕西北部、青海及内蒙古部分地区，在那个时代，党项族人民创造了辉煌灿烂的民族文化，对于祖国西北地区的开发曾起过积极的作用。但是，只因为蒙古灭西夏国后，文化落后的元朝没有能写出一部足够分量的西夏国纪传体专史，致使原公私所拥有的西夏国史料因未被系统整理而以致愈来愈少，造成了不可挽救的文化损失。
在西夏国历史即将湮没的现在，唯有屹立于贺兰山下的一座座陵墓，或许还能使人们想象到西夏王国昔日曾有过的盛景。
3.党项族的文字：
一个多世纪前，人们对西夏文字几乎一无所知。这种死去的文字存世极少，偶尔有所发现，国内外专家见到也大惑不解，莫名其妙。至今全中国能破解其意的不足十人。
在宋朝时期，西夏国王朝(公元1038～1227年)自称大夏国，少数民族党项羌是其主体民族，前期与北宋、辽国抗衡，后期与南宋、金国鼎立。由于关于西夏国的汉文史料极度匮乏，使后世研究西夏国史的专家们深感困难。
西夏国经历十代帝王，最后亡于蒙古。党项羌在元朝被称为唐兀，属色目人，后经明、清两朝而融合到其他民族之中，其文字随之湮灭，文献典籍渐被湮没，西夏国历史文化更加模糊不清，后人称之为神秘的王朝。而破译“死亡”的西夏文字就成了研究神秘西夏国历史的关键所在。
北京市北郊著名的居庸关下，有一座用汉白玉石砌成的精美云台，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云台座下部有南北向拱券，门洞宽六米多，可通车马。这里是过去北京通往北部的通衢大道。云台门洞内壁也由巨石砌成，上镌刻六种文字，布列两壁，形态各异，书法不同。内容为佛经及《造塔功德记》，为元末顺帝至正五年(公元1345年)所修建。其中早已知晓的有梵文、汉文、藏文、八思巴文、回鹘文，还有一种谁也不知为何的文字。
这种未知的文字在公元1870年被英国人伟烈(A.Wylia)考定是公元十二世纪金朝创制的“女真文字”。十二年后，法国学者德维利亚(Deveria)判定此种文字不是女真文字，因为它与已知河南开封宴台碑的女真文字不同，怀疑它可能是西夏文字。又过了十三年，他再次撰文论述这种文字为西夏文字，但仍难决断。为考证这种未知文字是何文种，英、法学者竟打了近二十多年的笔墨官司。
其实在此之前，中国人早已能识别出西夏文字。清朝著名西北史地学者张澍(字介侯)，于清嘉庆甲子年(公元1804年)在家乡武威养病。一日与友人共游清应寺。寺内有碑亭，前后砌砖，封闭已久。当地传闻，若启封则有风雹之灾。张澍求知心切，请和尚拆封，再三要求不得准允。最后张澍提出如有灾祸，愿意自己承担，才被允许。拆开碑亭砌封砖后，见一高碑，上面所刻文字体形方整，乍一看，好像都能认识，细看则无一字可识。碑的另一面刻有汉文，其中有建碑年款：“天祐民安五年岁次甲戍十五年戊子建”。“天祐民安”是西夏国年号，张澍以此断定碑前所刻不识文字为西夏国国字。这通石碑就是有名的《重修凉州护国寺感通塔碑》。
张澍的这一偶然发现不仅使这一重要文物重现于世，也使久已湮灭的西夏文字开始又为世人所知。可以说张澍是第一个明确识别出西夏文字的学者。张澍把这一重要发现记在《书西夏国天祐民安碑后》一文中，于公元l837年收入《养素堂文集》中刊出。
然而张澍的重要发现并未引起学术界的注意。英、法学者在反复讨论时，早有张澍的现成答案。法国学者德维利亚直至公元1898年考证了《凉州碑》后，在《西夏国国字研究》一文中，才确认这种文字就是西夏文字。而这时上距离张澍发现《凉州碑》已长达一个世纪。
公元二十世纪，中国在历史文献方面有几次重大发现，这些发现使人文科学很多重要领域有了重大突破，如殷墟甲骨、敦煌石室文书和大量简牍的发现。然而还有一项重大发现应引起学界的足够重视，那就是上世纪初在西夏国黑水城遗址出土的珍贵西夏文字书。
黑水城遗址在内蒙古自治区额济纳旗，是西夏国始建、地处荒漠中的死城，“额济纳”即西夏国语“黑水”的意思。神秘的黑水城对近代探险者有极大的魅力。传说一位古代黑将军在这里英勇守城，并于就义前埋藏了大量金银珠宝。掘获珍宝的愿望使一些西方探险者对此地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清朝末期政治腐败，列强入侵，当时不少西方探险队来到中国。1908年，俄国探险家科兹洛夫(П.К.Козлов)受沙皇指派，率队来中国北部考察，其主要目标就是黑水城。考察队在这里翻找挖掘，找到了一些文物、文献，寄运回当时的俄国首都圣彼得堡，便离开了黑水城。俄国科学院的专家们尽管还无法认识文献中的西夏文字，但他们推测出这种文献可能有巨大的科学价值，并指令考察队回到黑水城。1909年6月，科兹洛夫又率领考察队进入黑水城遗址。奇迹终于出现了。考察队员打开了西城外的一座佛塔，塔内从上部到基座摞满了大量的文物、文献，他们似乎找到了一座古代的博物馆和图书馆。这些意外发现的珍宝被运到圣彼得堡，现分藏于俄罗斯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圣彼得堡分所和爱尔米塔什博物馆。
俄藏黑水城文献以西夏文字献为主，不仅数量巨大，有八千多个编号，数千卷册，而且与敦煌遗书残卷较多的状况相比，它的完本比例很大。同时代的辽朝文化发达，但所留书籍寥若晨星；金代文物鼎盛，然而所存文献也屈指可数，近代由于大藏经《赵城藏》的发现使金代文献数量大增，然而世俗文献很少。黑水城西夏文字献有五百多种，其中仅世俗文献就有近百种。一个世纪前，世上还见不到一部西夏文字献，现在西夏文字献已占中古时期文献的很大比重。可以说，黑水城西夏文字书的发现改变了中国古籍分布的格局。
另一位著名探险家英国人斯坦因(M.A.Stein)步科兹洛夫后尘，1914年也到黑水城寻找发掘，得到不少西夏国遗物，藏于大英博物馆。法国的伯希(P.Pelliot)和瑞典的斯文赫定(Svenhedin)也得到了一些西夏文字献，分别藏于法国的巴黎图书馆和瑞典的斯德哥尔摩民族学博物馆。此外，印度、越南也都藏有一些自中国流失的西夏文字献。
1917年在灵武县(今宁夏灵武)也发现了不少西夏文字佛经，大部分入藏中国国家图书馆，一部分藏于宁夏、甘肃，一部分流失日本。这些文献使中国国家图书馆成为国内入藏西夏文字文献最多的地方。新中国成立以后，甘肃的天梯山、敦煌、武威，宁夏的银川、贺兰山，内蒙古的黑水城、绿城等地都发现了不少西夏文字献。这样形成了以俄罗斯所藏黑水城文献为主要、国内外多处收藏的西夏文字献宝库。这些文献都是珍本、善本，学术价值极高。
西夏文字究竟是怎样创制的？西夏国立国前已经形成了稳固的政权。党项民族社会发展快速，对外交往频繁，很需要记录本民族语言的文字以便交际。这是创制西夏文字的社会原因。西夏国统治者既要与宋、辽两国平起平坐，在各国之间表奏往来时若无自己的文字，自显低人一等。这是创制西夏文字的政治和民族心理的需要。没有文字不仅不便于人们之间的交际，也妨碍文化、教育的发展，这是创制西夏文字的文化原因。此外，西夏国王朝提倡佛教，包括西夏国皇族在内的党项人虔诚信佛。用党项人能听懂、看懂的西夏文字翻译佛经是信仰、推行佛教所必需，这是创制西夏文字的宗教原因。总之，西夏文字随着党项民族的快速发展而诞生。
关子西夏文字的创制，汉文史书已有记载。然而由于几种主要文献所记相互抵牾，在创造时间和创制人的问题上又产生了一桩"公案"。汉文史籍记载西夏文字创制的时间，一类认为是西夏国第一代皇帝之父李德明时期。《辽史》记李德明“制蕃书十二卷，又制字若符篆”。当时所谓的"蕃书"，即后世所说的西夏文字。另一类认为是元昊时期所创造。《宋史》记载：“元昊自制蕃书，命野利仁荣演绎之，成十二卷，字形体方整类八分，而画颇重复。”
有学者认为，李元昊时期创字之说比较可靠。史书记载除上述元朝修纂的《宋史》与《辽史》外，还有距创造西夏文字时间更近的北宋、南宋的几种著作，如在宋夏边境率兵驻防的北宋著名政治家沈括所著的《梦溪笔谈》，北宋曾巩所著的《隆平集》，南宋李焘所撰北宋九朝编年史《续资治通鉴长编》等，都记载是李元昊时创制。分析李德明和李元昊两人的特点和所行政策，对解决这一问题也有帮助。李德明虽也与宋朝发生过矛盾和争战，但基本上保持了对宋朝的臣属关系，特别是在其后期，竭力主张与宋朝和好。李元昊则十分强调本民族特点，他能“创制物始”，是一个敢于标新立异的人物。李元昊把创造西夏文字看做是立国称帝、发展西夏文字化的一个基本条件。史籍《宋史》上记他在称帝后给宋朝所上表章中说“臣偶以狂斐，制小蕃文字，改大汉衣冠”，便是李元昊时期造字的又一有力证明。
确定西夏文字创制的时间，西夏国人记载的文献更加可信。近代出土的西夏文字的资料中有了确凿的证据。一篇西夏国人撰写的《妙法莲华经序》中有这样的记载：“风角城皇帝，以自国语言，兴起蕃礼，创造文字，翻译经典。”这里创造文字的风角城皇帝即是李元昊。
西夏文字为李元昊时期所创，那么，到底是谁创制的呢？关于创制人物又有：李元昊自制说，遇乞创制说，以及李元昊创制、野利仁荣演绎说等三种。有学者认为第三种说法可信。
西夏文字创制时，正是李元昊全面准备立国称帝之际。经常忙于建国大计和军事征讨的李元昊不大可能亲自创制繁难的西夏文字。野利仁荣是李元昊称帝的谋主，被封为“莫宁令”(天大王)，是西夏国第一文士。他翻译典籍、主办蕃学，为西夏文字化事业的开创和发展做出了不朽贡献，他逝世后李元昊曾三次前往哭吊，给以厚葬，赠为富平侯。
其实，史籍《宋史》中就明确记载宋绍兴三十二年(公元1162年)西夏国仁宗“始封制蕃宇师野利仁荣为广惠王”。追封野利仁荣的仁宗十分重视文治，对西夏文字的创制者自然是知道的。他是李元昊的嫡玄孙，若为李元昊所创，他不会随意把这份功劳归之于野利仁荣，这条记载为西夏文字的创制时间和创制人同时提供了确切的证据。在西夏文字诗歌《颂师典》中，也明确记载造字者是“野利”。因此说西夏国建国前由元昊提议、下令，野利仁荣主持创制西夏文字是可信的。
西夏国创制文字后，十分重视其使用。首先将西夏文字“尊为国字”，这就确立了其文字的主导地位，为其使用、推行创造了前提。还规定“凡国中艺文诰牒尽易蕃书”，并设立类似中原王朝翰林院的番学院和汉学院，其中又以番学院为重。番学院掌管与藏族、回鹘等一切文字往来，并用新制的西夏文字；汉学院掌管与宋朝往来表奏，中书汉字，旁边以西夏文字并列。政府设置机构并率先使用西夏文字，为其实际应用奠定了基础。
西夏国还在建国第二年建立“蕃学”，由创制西夏文字的野利仁荣主持，教授西夏文字，培养官吏。西夏国创制文字后又把汉文的典籍《孝经》等译成西夏文字，后又陆续翻译很多汉文著作。从元昊时起，就先后把大量的汉文佛经翻译成西夏文字，使西夏文字的应用更加广泛。
已经发观的大量西夏文字文献表明，西夏文字的使用曾经有过它的黄金时代。西夏文字的应用范围广，仅目前已知的西夏文字文献种类就非常多，其中有官署文书、法律条令、审案纪录、契约账目、文学著作、历史文献、字典辞书、碑刻、印章、符牌、钱币以及译自汉文的典籍和译自汉、藏文的佛经等。在实际应用中，西夏文字涉及到这么广的范围，这在当时流行的少数民族文字中是十分突出的。当今人阅读西夏文字印制的一册一册的法典和审案纪录时，好像看到西夏国的官员在伏案习法、当堂问案；翻译西夏文字契约时又似乎看到西夏国的边远乡村先生正用熟练的西夏文字草书为买卖、借贷双方书写契据。
西夏国王朝从未间断过西夏文字的使用，西夏国灭亡后，西夏文字仍继续在一定的范围内流行、使用。西夏国的印刷事业发达，政府官署中有刻字司，专理刻印事业。这是推动西夏文字广为流传的重要原因之一。
西夏国被元朝灭亡后，党项族被称为“唐兀人”，是当时人分四等中的第二等色目人，仍有相当的地位。西夏文字的使用并未立即停止。元朝政府曾刊印西夏文字佛经，散发于西夏国故地河西一带。有党项人聚居的地方仍有西夏文字传习使用。
然而随着党项族逐步融合于其他民族之中，西夏文字也逐步走上式微之路。明朝中期在保定所刻西夏文字经幢，是目前所知有确切年代可考的最晚的西夏文字文献，距创制西夏文字的时间，已有四百六十余年了。此后西夏文字成为无人可识的死文字。西夏文字的死亡同时标志着一个曾叱咤风云的民族——党项族的消失。
黑水城大量西夏文字献的发现，使西夏国若明若暗的历史文化出现了被重新认识的转机。利用这些文献的关键是解读早已无人认识的死文字西夏文字。俄国的专家们近水楼台，捷足先登。他们整理、研究这些重要文献，并首先从中找到了西夏文字和汉文对照的《番汉合时掌中珠》，从此加快了释读西夏文字献的步伐。中国的学者通过俄国学者的介绍开始了解到这批文献中的少部分内容，并认识到这些文献的巨大科学价值。然而除了少量文献外，学术界难以见到大量文献的庐山真面目。当时的学术大师们如王国维、陈寅恪，罗振玉及罗福苌、罗福成父子，王静如等，都十分重视黑水城文献。
1962年，西夏国学专家们在六千多西夏国字中能知晓字义的不超过一半，西夏国语语法也有很多关键问题未得解决，国内外尚无人翻译西夏国人撰著的长篇作品。
前苏联西夏文字专家们出版的《文海》书中对每一西夏国字的形、音、义都有具体解释。这部书在释读西夏文字方面的巨大科学价值。1983年《文海研究》出版，使西夏文字绝大部分得到解释，提高了西夏文字的释读水平。西夏文字构造是国内外学者着力探讨的课题。在全面分析《文海》资料的基础上，学者对数千西夏国字进行分析和归纳，得出六十多种文字构成方法，综合出西夏国字构成基本为合成法，拟建出西夏文字构造体系，纠正了“偏旁说”之误。发表了关于分析西夏文字构造的论述。目前在很多涉及西夏文字的著作中，在一些重要的西夏国展览中都采纳了合成法构字分析法。
不谙悉语法，仍难翻译西夏文字文献。1981年学者们发表了国内第一篇没有现成译文对照的长篇西夏文字文献的论文，西夏文字不再是难懂的天书。
1991年，中国社会科学院与俄国圣彼得堡东方学研究所联系双方合作出版事宜。经双方友好商谈，达成协议，共同编辑、出版俄藏全部黑水城出土西夏文字、汉文和其他民族文字文献。从1993年开始，中国社会科学院四次组团到圣彼得堡进行整理和拍照工作。为了使这些黑水城出土的国宝魂归故土，使流失海外的珍贵典籍重见天日，学者们抓紧时间编辑、付梓出版。目前已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俄藏黑水城文献》十一册，为学术界提供了可资利用的资料，今后还将陆续出版十几册。
与西夏国同时代的宋、辽、金诸国，汉文历史资料极为丰富，而西夏国资料十分匮乏，在不多的有关西夏国的资料中，主要是朝代更迭、对外关系、战争过程等，涉及西夏国社会的资料很少。人们对西夏国社会的认识有一种模糊甚至神秘的感觉。
随着西夏文字的破译和文献的发现，给西夏国学家们打开了进入西夏国社会的大门。
西夏文的典籍《天盛改旧新定律令》是全面反映西夏国社会法律、政治、经济、文化、宗教的王朝法典，共二十卷，内容上比典籍《唐律疏义》、《宋刑统》还要丰富。加上十多年前已将《天盛律令》全部译成汉文出版，后利用这部译著研究西夏国的著作和论文不断出现，推动了西夏国研究。
西夏文的典籍《圣立义海》是系统记录西夏国自然状况、社会制度和伦理道德的志书十五卷，分门别类地记录了星宿、天象、时令、山川、草木、农田、物产、耕具、畜产、野兽、服饰、饮食、皇室、官制、佛法、司事、军事、人品、亲属、婚姻、贫富等，内容十分丰富，也是了解西夏国社会的一把钥匙。
典籍《番汉合时掌中珠》是一部通俗的识字书，每一词语以番、汉两种文字分列四项，音义互注，懂汉语文不懂西夏国语文的人、懂西夏国语文不懂汉语文的人都可通过此书学习对方语文。全书分为九类，其内容为：天体、天相、天体变化、山川河海、矿产、植物、动物、君子、小人、人体各部和人事活动及有关事物。最后一类约占全书一半，包括亲属称谓、佛事活动、房屋建筑、日用器皿、衣物首饰、农事耕具、政府机构、诉讼程序、弹奏乐器、食馔、马具、婚姻等。该书是研究和认识西夏国社会的重要文献。
近几年，学者们在整理俄罗斯藏西夏文字献中，发现了一批关于西夏国社会的重要资料。特别是大量反映西夏国社会底层的乡里户籍，军抄文书，借贷，买卖文契，各种账目、官牒私信以及很多文献的序跋、题款等，都是反映西夏国社会的真实纪录。这些文书多是草书，经几年的研究，学者们已能大体译释。这些出自西夏国基层的文书很多记有西夏国的年号。这些文书从数量、内容、价值方面都可与敦煌社会文书相媲美，为研究西夏国社会增添了新的资料。
西夏文字是方块形的表意字，分单纯字和合体字两大类，单纯字较少，合体字占绝大多数。合体字中，与汉字会意字类似的会意合成字和与汉字形声字类似的音意合成字最多，是西夏国造字的主要方法。比如用西夏文字“水”和“土”的各一部分，合成西夏文字“泥”字。反切上下字合成造字、互换字、对称字很有特色，是西夏国造字的特殊方法。
西夏文字与汉字相比，有以下共同特点：
1.同属表意文字体系；
2.形体近似，形体方正；
3.构字方法相似；
4.某些形体在不同部位上都有笔画变通现象；
5.都有楷书、行书、草书、篆书；
6.有些字受到统治者民族主义观点的影响。
与汉字相比，西夏文字又有以下不同点：
1.西夏文字五画以下和二十画以上的字很少，显得比较均匀；
2.西夏文字斜笔较多，也即撇、捺丰富；
3.西夏文字会意字比汉文多，汉文形声字比西夏文字多；
4.类似拼音构字的反切上下字合成法已成系统；
5.西夏文字构字时普遍地省形、省声，而汉字是个别现象；
6.西夏文字象形、指事字极少，文字中的表意部分并不表示物形。
通过国内外几代西夏国学专家的不懈努力，对多种西夏文字文献的成功解读，那段鲜为人知的西夏文化、社会场景不再模糊和神秘，在人们的脑海中逐渐变得清晰、鲜活起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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