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警予：(公元1895～1928年)，土家族，女，原名向俊贤，笔名振宇

林小夕

向警予：(公元1895～1928年)，土家族，女，原名向俊贤，笔名振宇；湖南溆浦人。著名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国妇女运动先驱，革命先烈。
192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是中共第一个女党员。曾任党中央妇女部部长，1928年在汉口英勇就义。牺牲前主编有《长江报》等刊物。
向警予生于湖南湘西溆浦县商会会长之家。她排行老九，有几个兄长曾留学日本，自幼受其影响追求新知识。六岁入私塾，八岁进入长兄在县城开创的新式小学。她在校品学兼优，幻想成为花木兰式的英雄。后入湖南第三、第一女子师范和周南女校，因与蔡和森之妹蔡畅的同学关系而结识蔡和森、毛泽东。
向警予于1916年毕业后回溆浦老家，打破当时"男尊女卑"的传统观念，在新式学堂任校长，试图走教育救国之路。她在校内要求女生放脚，亲自为她们解开裹脚布，并一个个地陪其回家向父母作动员。
1919年夏，向警予为避开驻军长官求婚纠缠，加上为寻求真理，赴长沙发起女子赴法勤工俭学行动，并加入毛泽东、蔡和森主持的“新民学会”。1919年冬天，向警予与蔡和森、蔡畅、蔡母葛健豪等一同乘船赴法国。她一边在树胶厂、纺织厂做工，一边攻读法文并学习马列主义，参加了周恩来等组织的“工学世界社”。
1921年年底，旅法的蔡和森等人因参加学生运动被当局遣送回国，已怀孕的向警予也随之返回。翌年，她在上海入党，随后参加中共“二大”，当选中央委员并担任中央妇女部长。此后，她在党的“三大”、“四大”上继续当选为中央委员，并领导过上海十四家丝厂一万五千名女工大罢工和南洋烟厂七千名工人罢工，还为党代会和报刊写过许多论述妇女解放运动的宣言和文章。
1925年，蔡和森赴苏联参加国际会议，向警予同往，并入东方大学中国班学习。1927年4月，向警予回国参加中共“五大”后，留在武汉先后负责武汉总工会、汉口市宣传部和湖北省委、武汉市委的领导工作，在白色恐怖极其严重的形势下坚持地下斗争。
1928年春，她在汉口法租界被捕，随后英勇就义，终年三十三岁。
向警予身上闪烁着新女性对新社会的追求。革命和伟大的女性这两个显著的特点，交织出向警予短暂生命旅程的主旋律。
作为革命者，她与党的男性一样英勇奋斗并为理想献身，特别受到同志们的怀念。1939年，在延安纪念“三八节”的大会上，毛泽东高度评价了向警予的一生。同年7月，周恩来在庆祝延安女子大学成立大会上说：“向警予是我党第一个女中央委员，第一任妇女部长，英勇牺牲了，我们不要忘记她。”
向警予的爱情生活，产生于“五四”时期至大革命的特定时代。当时思想解放释放出的激情冲破封建桎梏，谱写出一曲曲革命加爱情的浪漫诗篇。向警予不仅敢于自由选择恋爱，而且勇于接受分手的现实。
向警予与蔡和森的爱情曾长期传为佳话，其革命浪漫激情今天看起来仍能让人动情。向警予在家乡溆浦县城任校长时，被湘西镇守副使第五区司令周则范看中并想娶她为妻，向的继母也想借此高攀。向警予却只身闯进周公馆，表示“以身许国，终身不嫁”。当时的周则范还算是个新派军官，但向警予鄙视军阀的权势，反对无爱情就与人结婚。
1919年秋，向警予与蔡和森同船赴法勤工俭学，在漫长的旅途中，二人一起观日出，一起讨论学术和政治问题，憧憬美好的未来，由道合而志同，萌发情愫。不过他们二人反对旧式婚姻，要实行新式爱情和理想的"同盟"。1920年6月，二人在法国蒙达尼正式结合，其结婚照为二人同读一本打开的《资本论》。二人还将恋爱过程中互赠的诗作收集出版，题为《向上同盟》，随后人们把他们二人的结合称为“向蔡同盟”。向的继母得知此事，气愤地说：“现成的将军夫人不做，却去找个磨豆腐的！”蔡和森当时在法国的豆腐公司打工。
毛泽东闻知此讯却极为高兴，于1920年11月26日致信说：“以资本主义做基础的婚姻制度，是一件绝对要不得的事，在理论上是以法律保护最不合理的强奸，而禁止最合理的自由恋爱……我听得‘向蔡同盟’的事，为之一喜，向蔡已经打破了‘怕’，实行不要婚姻，我们正好奉向蔡做首领，组成一个‘拒婚同盟’。”这里讲的“拒婚”，是反对旧式的婚姻，追求自由的爱情结合。
由于生活习惯不合等原因，1926年，向警予与蔡和森在莫斯科分手。生活“同盟”虽已不再，革命理想同盟却犹在。得知向警予牺牲后，蔡和森悲痛不已，撰文悼念“我的妻”。
向警予对家庭子女，一直深负责任。临刑前在狱中，她拿出两个孩子的照片放到唇边亲吻，喃喃自语着：“妮妮、博博，妈妈叫你们呢。”向警予作为一个女性，谋求自由的恋爱、结婚、生养，是与她追求理想、实践革命道路同步完成的，这正是一个伟大的革命女性的可敬之处。
向警予在法国勤工俭学时，白天打工，晚上学习法文，短短几个月后就能读法文版的《共产党宣言》、《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等著作。由于学习刻苦，夜以继日，以至于“煎伤太过”，几乎“不能支持”，但她仍认为不如此不足以追赶形势。她在给国内毛泽东的信中写道：“此后驾飞艇以追之，犹恐不及；而精力有限，更不足以餍予之所欲，奈何？计惟努力求之耳！”向警予回国后，全身心投入工作，蔡和森曾开玩笑似的对朋友说：“警予呀，常常在深夜还研究问题，有时还要拉我讨论，闹得我睡眠不足，真苦！”
1928年春，因省委交通员宋若林叛变，国民党当局勾结法租界逮捕了向警予。在法庭审问中，向警予先用中文接着用流利的法语质问租界当局：“这里是中国的土地，你们有什么权利来审问中国革命者？你们把法国大革命的历史都忘记了吗？你们法国人不是鼓吹自由、平等、博爱吗？不是说信仰自由吗？”
法国领事听后，也对她产生了敬佩之情，认为作为政治犯不该引渡。然而，法国殖民当局与国民党政府在政治上毕竟串通一气，随之撤换了领事并将向警予交给国民党桂系军阀。
在狱中，向警予大义凛然，看守们都对她肃然起敬。武汉的许多工人因同她关系亲密，谋划劫狱营救。桂系军阀在恨怕交加之中，选择“五一”当天公开将其杀害。
在去刑场的路上，向警予高唱《国际歌》并呼喊口号，军阀慌忙向她嘴里塞石头，并用皮带勒住她的双颊。这一壮烈情景，使聚集在路边的许多群众落泪。当夜，便有工人冒生命危险将她的遗体抬走安葬。
此后，向警予烈士长眠于龟山以西的“红色战士公墓”之中。
 
向忠发：(公元？～1931年待考)，湖北汉川人。中国共产党第一位工人出身的总书记、叛徒。
192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中共六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中央总书记。
1931年在上海被国民党特务逮捕后叛变，6月24日又被国民党枪毙了。
向忠发比较会投机，上什么山唱什么歌，一会儿听李立三的，一会儿听瞿秋白的，后来又听王明的，连他自己也对总书记职务厌倦了，追求起生活的安乐，不久他即与妓女杨秀贞姘居起来。
那时，叛徒顾顺章曾介绍过一个女佣给杨秀贞。虽然向忠发搬家后，那女佣被解雇了，但顾顺章找着女佣，从她口中掏线索。女佣说及一重要情况：杨秀贞在一家裁缝店做一件衣服，尚未做好，可能过几天会来取。
顾顺章当即许以重赏，要那女佣在裁缝店附近静候，“守株待兔”。果真，过了些天，杨秀贞前来取衣。取走后，那女佣在后面跟踪，跟到了向忠发新的住处。当女佣出现在门口，向忠发知道事情不妙，便从后面逃走。杨秀贞也转移了，和任弼时夫人陈林(即陈琮英)住在一起。当时，任弼时已经前往江西中央苏区(1931年3月离沪)。
向忠发从中统特务们的眼皮底下溜走，中统特务们深为遗憾。于是他们加紧追踪这条“大鱼”。
中共中央考虑到向忠发的处境已很危险，决定要他赶紧离开上海，前往江西中央苏区。临走前夕，向忠发无论如何要见杨秀贞一面。他说：“不见不走!”
毕竟是总书记，总得尊重他的意愿。不过，中共中央负责人跟他说定：“见一面马上就走，不能在外过夜，以免有危险。”
向忠发在1931年6月21日上午来到杨秀贞那里，过了一夜才走。第二天清早，当他来到静安发寺英商的“探勒”汽车行叫出租汽车时，被国民党军警特务蔡孟坚指挥一群人一拥而上，把他逮住，当即用汽车押往善钟路(今常熟路)捕房。
向忠发被捕，是由于被车行的会计叶荣生认出。叶荣生是“探勒”汽车行会计，过去在上海互济会听过向忠发的报告，认得他。他伙同他的姐夫范梦菊以及范的堂弟范忠一起向国民党淞沪警备司令部告密。知道向忠发常到“探勒”车行租车，于是，他们在那里布下了罗网。
向忠发是个软骨虫。被捕后，立即就供出了陈琮英和杨秀贞的住址，使她俩马上被捕。向忠发又供出了设在戈登路(今江宁路)恒吉里1141号的中共秘密机关，使那里的中共工作人员张纪恩、张越霞被捕。张越霞后来出狱进入延安，和博古结婚。1946年4月20日博古死于空难时，张越霞在延安《解放日报》发表了《怀博古》一文。
但向忠发带着特务们去抓周恩来、瞿秋白时，却扑了个空。因为周恩来、瞿秋白闻讯已经转移。特务们审讯陈琮英，向忠发居然出面对质：“你不要编口供了，有什么就讲吧，我们是什么人，他们都知道!”
杨秀贞并非中共党员，虽说她知道向忠发的政治身份，受审讯时一开始并不承认向忠发是中共党员，也是向忠发出面予以对质。后来，周恩来曾这样说及：“向忠发的节操还不如一个妓女！”
向忠发在被捕后的第二天，就被引渡到淞沪警备司令部。警备司令熊式辉立即电告正在庐山上的蒋介石。由于向忠发已供不出别的中共秘密机关，蒋介石下令将其就地枪决。
这样，向忠发在被捕后的第三天即6月24日，便被押上刑场。行刑前，他跪在地上苦苦哀求饶他一命，但无情的子弹还是照样结束了他那卑鄙的生命。
本书按：
⑴.顾顺章:
顾顺章因曾在中共中央特科工作过，因此知道的中共机密，要比挂着总书记空衔的向忠发多得多，所以，被徐恩曾留在了中统机关工作。顾顺章不仅使恽代英丧生，而且还在香港抓获了蔡和森：那是1931年6月10日中午，在香港海员的一次会议上，蔡和森刚刚露面，顾顺章便和四个便衣特务一起扑上去，抓住了蔡和森。
蔡和森在狱中坚持不吐实言，遭到酷刑毒打。最后，他被用铁钉钉在墙上，仍不屈不挠，直至刺刀刺进他的胸脯，鲜血喷涌而亡。
顾顺章叛变“有功”，却并未得以重用。因为在中统头子徐恩曾看来，他毕竟只是个中共叛变而已，所以不委以重任，不赋予重要实权。这招致了顾顺章的不满。由于个人野心极度膨胀，尤其是当顾顺章跟军统头目戴笠眉来眼去后，摇摆于中统、军统之间，在两方面都邀功买好，因而不久即遭中统的冷落。不甘寂寞的他又企图组建“新共产党”，更使徐恩曾恼怒。于是，在民国二十四年(公元1935年)，徐恩曾以“不服从命令，企图别树一帜”为理由，下令逮捕了顾顺章。当年6月，顾顺章被秘密处死于苏州监狱，死况甚惨。
据知情者透露，因顾顺章在特务中名气甚大，其不仅精通化装术、魔术，而且会催眠术，甚至“土遁术”。为此，临刑前特务给顾穿了“琵琶骨”，以镇其“邪术”，防其逃跑。
负责执行枪决的特务名叫吕瑞京，与后来的国民党台湾省党部书记长林金生是好友，行刑情况是他后来亲口告诉林金生的。
顾顺章死时年约三十一岁。由于顾顺章叛变时掌握着我党的高级机密，叛变后又穷凶极恶地破坏我党各地的组织，故称其为“中共历史上最最危险的叛徒”。
由于顾顺章被枪杀之后，断了继续抓捕中共核心成员的许多线索，因此蒋介石大怒，痛骂了徐恩曾一顿。后徐恩曾在抗日战争期间因参与中印缅边境交通线走私案，被政敌戴笠向蒋介石告密，从此徐恩曾一蹶不振。此后，徐恩曾做过贸易和运输生意，还办过农场、打捞公司，1949年逃去台湾，1985年在台湾病逝。
⑵.蔡孟坚：
这位“迭破中共巨案”的蔡孟坚，由密捕顾顺章起家，一步升为武汉市警察局局长，当时只有二十五岁而已。
民国三十年(公元1941年)，蔡孟坚出任兰州市市长。接着，又“主持江西善后救济与建设”、“出入日本十年”。
1949年9月，蔡孟坚逃往台湾后，因与蒋经国有隙，所以后来只能“在中影任挂名常董”。
蔡孟坚后来迁居美国，写出了回忆录《蔡孟坚传真集》两卷，他在内中最为津津乐道的，便是一手经办的“顾顺章案”。在书中，他仍为当时未能利用顾顺章抓捕到周恩来而喋喋扼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