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姓姓氏渊源

林小夕

向[向、嚮，读音作xiàng(ㄒㄧㄤˋ)]
姓氏渊源：第一个渊源：源于姜姓，出自炎帝神农氏之后，属于以先祖名字为氏。
据史籍《史记》的记载，传说远古帝王神农氏有个裔孙名叫“向”，他后来成为了氏族部落的首领，类如后世的诸侯。此后，向的后裔子孙便以先祖名字为姓氏，称向氏，是非常古早的姓氏之一。
 
第二个渊源：源于子姓，出自殷商末期内史向挚，属于以先祖名字为氏。
在史籍《吕氏春秋·先识》中记载：“纣王暴政迷乱，向挚载其图书以归周。”
在向挚的后裔子孙中，有以先祖名字为姓氏者，称向氏，世代相传至今。
本书按：
一些姓氏学家认为：向挚是最早见诸史书记载的以“向”为姓名的人，且作为“殷史官”，在那个时代是非常受历代君主尊敬和重视的人物，肯定会有子孙流传下来。但也有许多姓氏学家认为，在史籍《吕氏春秋》中多载如湮，许多内容如今无痕可寻，因此认为向挚当无后世传下。
本书则同意向挚有后世子孙传承裔脉的观点。例如，仔细分析如今分布在湖南省沅陵县的五十余支向氏家族支派，可从其永定中莲花一脉的字辈中窥视一斑，其字派中序有：“文龙祥凤积德培存忠臣名辅孝士克前儒珍受锡嘉玉保全图书献瑞世礼逢年美含春日颂裕家传泽有资益谱宜考占纯笃成习俊哲继宣庭修亮采烈翊南原佩度昭法省体慎言祖楷眙训宝之连绵”。
一个姓氏家族的字辈(字派)，是该世家最直接的历史记载内容之一，占有十分重要的历史地位，和丰富的历史内涵。初步分析，向氏家族在中国不下四千六百多个支派，只有该派的字辈中明确排有“图书献瑞”之记，显然与“向挚载其图书以归周”的历史有直接关联。当然，仅凭字派之记还不足为凭，还有待进一步考证。如果属实，则该派的历史渊源可谓久矣，当属最早的向氏之一。
 
第三个渊源：源于姜姓，出自炎帝姜姓后裔，属于以国名为氏。
据史籍《通志·氏族略》上记载，西周时期有个向国，为小诸侯国，是西周初期周武王大封诸侯时，在追封先帝后裔时，封炎帝的一个裔孙在向地(今山东莒县南部)，建有向国，国君称向伯。
在一些史书中，称“向国出祁姓，为尧帝后裔。”
但在史籍《史记·褚少孙补三皇纪》中记载：“怡、向、申、莒，皆姜姓之后，汉为县。”在史籍《前汉书·地理志》中也记载：“沛郡向县。向，故国，姜姓，炎帝后。”
另外，在史籍《潜夫论·志氏姓》中更明确地记载：“炎帝苗胄，四岳伯夷，为尧典礼，折民惟刑，以封申、吕。裔生尚，为文王师，克殷而封之齐，或封许、向，或封于纪，或封于申。申城在南阳宛北序山之下，故诗云：‘亹亹申伯，王荐之事，于邑于序，南国为式。’宛西三十里有吕城。许在颍川，今许县是也。姜戎居伊、洛之闲，晋惠公徙置陆浑。州、薄、甘、戏、露、怡，及齐之国氏、高氏、襄氏、隰氏、士强氏、东郭氏、雍门氏、子雅氏、子尾氏、子襄氏、子渊氏、子干氏、公旗氏、翰公氏、贺氏、卢氏，皆姜姓也。”
因此，而本书则按《史记》注记之补，取向国源出炎帝裔孙，改为姜姓。
在周平王五十年(公元前721年)，向国被强大的邻国莒国所吞并，亡国时间在史籍《春秋·隐公二年》中有记载：“莒人入向。向，小国也，谯国龙亢县东南有向城”。
向国灭亡之后，向伯的王族后代子孙以及国民遂以故国名称为姓氏，称向氏，世代相传至今。
 
第四个渊源：源于子姓，出自商汤王的后裔，属于以先祖名字为氏。
据史籍《通志·氏族略》的记载，春秋时期，宋国君主宋桓公子御说有五个儿子，他的第四个子名叫子肸，字向父，其后世代为宋国卿士。
到了子肸的孙子子戎时期(一说曾孙)，出任宋国左师，并主掌国政。
公元前546年，向戎师华元故智，约合晋卿赵武、楚令尹子木在宋结盟，再次弭兵，谈判修和。此次弭兵大会共邀二十余诸侯国参加，使晋、楚藉以平分霸权。这次盟会以后，中原各诸侯国在十余年间未再发生较大战争，各国得以安宁生息积蓄力量。这在春秋乱世中是非常少见的，子戌也因此名扬列国。
子戌就是以祖父向父之字为姓氏的第一人，因此又称向戎、向子戌，其后裔子孙沿续相传，皆称向父氏、向氏，后向父氏亦省文简改为单姓向氏，世代相传至今，史称向氏正宗。
向氏族人大多尊奉向父为得姓始祖。
 
第五个渊源：源于姬姓，出自春秋时期晋国上卿羊舌肸的后裔，属于以先祖名字为氏。
羊舌肸，亦称叔肸、杨肹，字叔向，具体生卒年代还有待进一步考证后再予刊载。他是春秋时期的晋国贵族，晋军名将羊舌斗克之后，是春秋历史上著名的先贤之一。
羊舌肸主要活动在晋悼公姬周、晋平公姬彪、晋昭公姬夷三代晋侯执政时期(公元前572～前526年)，他的封地在杨邑(今山西洪洞东南七公里处)，故又称杨肹。
羊舌氏家族是晋国的公族，羊舌肸之父羊舌职即为大夫。到羊舌肸这一代，羊舌氏家族极盛，有兄弟四人，即羊舌赤(铜鞮伯华)、羊舌肸(叔向)、羊舌鲋(叔鱼)、羊舌虎(叔虎)，皆为晋国大夫，史称“羊舌四族”，声名四播，连当时的晋国世敌楚国人，都称其为“强家”。
在晋悼公执政时期(公元前572～前558年)，羊舌肸即以熟悉历史掌故、知识渊博闻名，因此被晋悼公任命为太子姬彪的老师。周简王姬夷二十九年(公元前557年)太子姬彪继位，为晋平公，羊舌肸以上大夫为太傅。此后，他一直活跃在晋国政坛及各诸侯国之间长达三十年之久。
在羊舌肸从政期间，晋国的韩氏、赵氏、魏氏、智氏、中行氏、范氏六家新贵族不断扩大私家势力，形成“政在家门”的局面。这种蕴含着深层社会经济关系变化的政治变革是潜移默化的，在当时只有极少数有识之士给予重视，而“政在家门”这一判断，正是羊舌肸做出的。
在周景王姬贵七年(晋平公十九年，公元前539年)，齐景公姜杵臼派大夫晏婴到晋国求婚，羊舌肸与晏婴在宴会上交谈，双方各自陈述了对各诸侯国政治形势的看法。两个人不约而同地得出一个共同结论，即公室衰微，私家兴起，前途堪虑。
羊舌肸说，晋国的庶民百姓已经疲惫不堪，但国君还要征发他们修建豪华的宫殿，路有饿殍，国君所宠爱的女人家里却富得流油。所以“民闻公命，如逃寇雠”，国君没有威信，“政在家门，民无所依”，私门将有取代公室的趋势。羊舌肸清醒地看出，公室很快就会走上末路，诸卿的私家势力即将取而代之。在这种形势下，羊舌肸没有依附新兴的私家贵族，而是与日渐衰微的公室联系在一起，因为他的家族是“公族”。羊舌肸说：“晋之公族尽矣。肹闻之，公室将卑，其宗族枝叶先落，则公室从之。肹之宗十一族，唯羊舌氏在而已。”尽管如此，羊舌肸仍然决定将家族势力与公室联系在一起，只能随着腐败的公室一起灭亡，别无他法。这就是羊舌肸的政治立场。
在新旧贵族两种势力的较量中，虽然羊舌肸认识到公室将是失败的一方，但由于家族的历史渊源，他毫无选择地站在公室一边。公室的政治利益是由西周时期延续下来的礼制传统所维护的，所以，叔向积极地维护这种传统，反对变革，成为旧势力的代表性人物。
首先，羊舌肸反对子产铸刑书，就是春秋时期旧势力反对新势力进行政治变革的著名事件。晋平公二十二年(前536年)，郑国卿大夫子产制定了刑律，铸之于鼎，公布于众。羊舌肸认为此事不合旧制，就给郑国执政子产写去一信，极力反对这样的政治措施。他从多方面阐述了铸刑书的不妥：第一，“先王议事以制，不为刑辟”，古昔先王的传统是不制定成文法。只有到了政治衰败的时候，才会制定成文法，“夏有乱政，而作《禹刑》；商有乱政，而作《汤刑》；周有乱政，而作《九刑》”，但并不公布于众。祷刑书这样的做法是从来没有过的。第二，铸刑书以后，“民知争端矣，将弃礼而征于书”，西周的礼制传统将会遭到破坏。破坏了礼制，也就破坏了旧贵族的特权地位，动摇了旧贵族的政治基础。第三，铸了刑书，“民知有辟，则不总于上”，法制与人治发生冲突，法制将取代人治，而旧时代的“圣哲之上，明察之官、忠信之长、慈惠之师”都不起作用了。第四，铸了刑书，老百姓“并有争心，以征于书”，大家都援引对自己有利的法律条文，钻字里行间的空子，互不相让，难以平息，这样就难免“乱狱滋丰，贿赂并行”，整个社会将会混乱不堪。羊舌肸的结论是，“终子之世，郑其败乎！”郑国就要败乱在子产手中了。但羊舌肸虽然写了这封信，并未能阻止郑国政治变革的步伐，而且在二十三年以后，晋国也铸了刑鼎。
在当时，鲁国也有一个人出来反对此事，这个人就是孔子。孔子认为，铸了刑鼎，“民在鼎矣，何以尊贵？贵何业之守？贵贱无序，何以为国？”断定“晋其亡乎！”孔子与羊舌肸一样，认为铸刑鼎是破坏贵族的特权地位，必然要导致亡国。
羊舌肸反对子产铸刑书，不但代表着旧贵族的利益，而且与孔子一样，是站在西周经典礼乐文化传统的立场上，为已往的社会秩序辩护。
羊舌肸的政治立场与旧贵族一致，又秉承西周的文化传统，因而他在处理政务时，总是以礼让为主，以诚信为先。在周简王四十年(晋平公十二年，公元前546年)，诸侯国在宋国举行“弭兵”会盟。即将在宋国都城西门外会盟，晋国获知楚国人去赴会时在外衣里穿着铠甲，似乎要有军事行动。当时晋国的主宾是赵武，羊舌肸做他的副手。赵武担心楚国人不怀好意，询问羊舌肸的意见。羊舌肸则认为不必担心，个人之间的交往都要讲信义，何况是诸侯会盟这样的重大事件？假如楚国搞阴谋，背信弃义，一定不会有好结果。楚国若“以信召人，而以僭济之”，别国都不会赞成，那么它势孤力单，就不会向晋国发难。后来，会盟终于举行，晋、楚两个大国又都要争先歃盟，抢占盟主的位置？相持不下。羊舌肸对赵武说：“子务德，无争先。”让楚国人首先歃盟。
羊舌肸的这种风范，赢得了当时各诸侯国人的普遍敬重。后来孔子在编修《春秋》之时，记载了这次会盟，还将晋国列于诸侯之首，不仅是因为晋国能守信义，而且也包含了赞扬羊舌肸这种能够礼让的大国风度。
羊舌肸不光是以他的言行维护西周礼制传统和社会秩序，受到在西周传统熏陶下的人们的尊敬，而且他以耿直之名闻于诸侯国间。当时，吴国的贤公子季札游历各国，到了晋国侯特别叮嘱羊舌肸：“吾子勉之，君侈而多良，大夫皆富，政将在家。吾子好直，必思自免于难。”
季札的这番告戒事出有因。有一次，晋平公出游射猎，中箭的鸟当时并没有死去，晋平公让仆从竖襄去捉，却没有捉住，让鸟儿跑掉了。当时晋平公大怒，把竖襄抓起来要杀他。羊舌肸知道这件事后，马上去见晋平公说：“这个竖襄，君必杀之！昔日晋国始封君唐叔虞曾在徒林射死一只猛兽‘兕’，用兕皮做了铠甲，而当今的晋君竟然没射死一只小鸟，只是射伤了还没捉住，这事绝不能传闻出去，不然就太丢人了。所以非得把当时在场的竖襄杀掉不可。”羊舌肸的这番半讥讽、半规劝的反话，说得晋平公十分尴尬，马上下令放了竖襄。羊舌肸这样率直的谈吐，很可能随时招来杀身之祸，所以吴季札告诫他要好自为之，谨防在私家争夺政治权力的斗争中直言贾祸。
羊舌肸性格耿直，为人也很正直。在周景王十七年(晋昭公四年，公元前528年)，邢侯和雍子两个人争夺一块土地，很长时间无法解决。羊舌肸的弟弟羊舌鲋(叔鲋，字叔鱼)负责处理这起纠纷。此事本来是雍子理屈，但叔鱼接受了雍子的贿赂，反而断邢侯有罪。结果邢侯一怒之下，把叔鱼和雍子都杀了。当时主持朝政的上卿韩宣子问羊舌肸这件事的是非曲直，羊舌肸丝毫不偏袒他的弟弟，而是认为三人都有罪，并特别指出自己的弟弟羊舌鲋鬻狱，是贪以败官，如果活着，也应该处死刑：“论墨罪，杀，弃尸于市！”因此，羊舌鲋徇私枉法，死后仍被论律定为“墨”罪(贪以败官为“墨”)，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被奴隶制法典钉在耻辱柱上的贪墨之官。
孔子对羊舌肸这种正直的精神给予了高度赞扬，说，“叔向，古之遗直也。治国制刑，不隐于亲。三数叔鱼之恶，不为末减，曰义也夫，可谓直矣！”
在羊舌肸的政治生涯中，固然以他维护西周礼乐文化传统和正直品格为人注目，而有几件小事，却也能窥他性格的其他方面。发生在周简王三十四年(晋平公六年，公元前552年)的“逐灭栾氏”事件中，范宣子把政敌栾盈的党羽全部杀死，其中就有羊舌肸的弟弟羊舌虎(叔虎)。羊舌肸也因此受到牵连，被囚禁了起来。
羊舌肸的被囚立即引起朝臣们的关注。有人问叔向：“你这样得罪别人，恐怕还是你不够聪明吧？”
羊舌肸安然答道：“比起那些死了的和流亡的人，我这算什么呢？<诗>曰：‘优哉游哉，聊以逝世岁(悠悠闲闲，过一年算一年)’，这就是聪明啊。”
当时晋平公、士匄的智囊乐王鲋来狱忠看望羊舌肸，主动提出要为他求情。而羊舌肸根本没有搭理，甚至在乐王鲋离开的时候连声谢谢都没讲。旁人纷纷埋怨，羊舌肸则解释道：“只有祁大夫(祁奚)才能救我。”
羊舌肸的室老(家宰，即大管家)听说后也来埋怨：“乐王鲋在国君面前说话没有不被采纳的，人家要求情您不答应，祁大夫根本没这个能力，您却说只有他能救您，您什么意思啊？”
羊舌肸说：“乐王鲋是个只会顺从国君意愿的人，他怎么会给我求情？祁大夫举荐贤良的时候，无论亲人、仇人都一视同仁，难道他会单单遗弃我吗？<诗>曰：‘有正直的德行，四方国家都顺从(有觉德行，四国顺之)。’祁大夫就属于这种正直的人啊。”
关于如何处置叔向，晋平公也一时难以决断，向乐王鲋咨询，乐王鲋回答：“叔向这个人不会背弃自己的亲属，因此我认为他，很可能也参与了谋反！”
当时的祁奚已经告老还乡，听说叔向被押，赶忙搭乘驿站的传车(驿车)赶到都城来见范宣子(士匄)劝说：“<诗>曰：‘上天赐予人们无边的恩惠，子子孙孙永元保持(惠我无疆，子孙保之)。’<书>曰：‘圣贤有谋略教诲，对他的庇护应有明确的表示(圣有谟勋，明征定保)。’要说起谋划而很少失误，以良言诲人不倦，这些叔向是完全具备了。这种人是社稷的栋梁和根基啊！这样的人，即使他的是代子孙犯错都应该赦免，以激励那些有才干的人。现在别人犯了一次错误就要处罚到他自身，抛弃社稷的栋梁，不是太糊涂了吗？当初鲧被杀而他的儿子禹被起用兴，伊尹曾放逐大甲而大甲后来还任命他为相，到死没有怨色。管叔、蔡叔被处逝世，他们的兄长周公却依然辅佐成王。为什么要因为一个阳舌虎而抛弃国家栋梁呢？如果您带头行善，谁敢不努力呢？多杀人有什么用？”
一席话说得范宣子幡然醒悟，赶紧与祁奚一起乘车去晋见晋平公求情，羊舌肸当即果然获释。办完事，祁奚也不去见羊舌肸，直接就回家了。而羊舌肸也没有向祁奚致谢，而是直接上朝去了。二人豁达自信的言行流传千古。
然而，羊舌肸并不是任何时候都似这般温文尔雅，也有怒目金刚的时候。周简王三十九年(晋平公十一年，公元前547年)，秦景公嬴石派使者来晋国讲和，羊舌肸对此事非常重视，特意指定行人子员接待。当时值班的行人是子朱，他几次自告奋勇要去接待，叔向羊舌肸都不答应，一定要等子员。子朱大怒，说，“班爵同，何以黜朱于朝？”手持利剑就要和羊舌肸拼命。羊舌肸却坦然地说：“秦、晋不和久矣。今日之事，幸而集，晋国赖之。不集，三军暴骨。子员道二国之言无私，子常易之。奸以事君者，吾所能御也。”随即拔剑上前和子朱格斗，直到旁边的人赶忙拽住双方劝解开。
羊舌肸虽然是晋国史上的一位煊赫人物，得到世人的尊敬和赞誉。但由于羊舌肸以及他的家族始终站在代表旧势力的公室一边，羊舌肸的母亲早就看出了其中隐含着的危机。例如，当晋国国君要把巫臣家的女儿嫁给爱臣羊舌肸时，立即遭到了母亲的强烈反对。这个有见识的母亲一贯主张，绝不能娶王室美女为妻，容貌特别的女人是“尤，尤必败家。”不过，君命难违，羊舌肸还是娶了那个“美女”，并且还为羊舌肸生了个儿子羊舌伯石，字食我，就以父亲的封邑为姓氏，从此有了杨氏。
在羊舌肸从政治舞台上消失后不久的周敬王姬丐六年(晋顷公十二年，公元前514年)，这个羊舌伯石因为在政治斗争中明显站错了队，竟真的因此使羊舌氏家族惨遭新兴贵族们灭门，余族纷纷逃到秦、楚、吴三国，原封地也被分割为三个县邑，全部落入晋国新贵的手中。
在羊舌肸的其他后裔子孙中，有以先祖之字为姓氏者，称叔向氏，后省文简改为单姓向氏、叔氏(舒氏)，世代相传至今。
 
第六个渊源：源于西南夷，出自汉朝时期巴郡“南郡蛮”，属于汉化改姓为氏。
据史籍《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中记载，古巴郡(今川东、鄂西地区)的“南郡蛮五姓”中，有巴氏、樊氏、瞫氏、相氏、郑氏五个大的氏族群体，其中的巴氏之子务相为五姓之首，被大家共尊为廪君，曾聚居在武落钟离山(今湖北长阳一带)。
在汉武帝刘彻执政时期(公元～年)，在廪君的后裔子孙中有人改为汉姓向氏。一直到清朝时期的湖广施南地区，该向氏家族世为巴地土司，其姓氏世代相传至今。
 
第七个渊源：源于土家族，出自五代时期赣西地区原汉族，属于汉姓夷化为氏。
土家族向氏，源出汉族。
在唐朝时期，今江西吉安地区先后由彭氏、覃氏、冉氏、田氏、向氏等汉族人组成较大的准军事力量占据。
到了唐末五代时期，湖南和今鄂西、黔东部分地区被楚王马殷父子割据，马殷委任彭瑊为溪州刺史，辖永顺、龙山、保靖等县地。此后，那些本以征战为目的西迁的五大姓汉族人就驻留于该地区。此后，因朝代更迭、战乱等原因，这五大姓汉族人逐渐与当地著民通婚，逐渐被现代人视为“土家族”。
该支向氏，就是这样的土家族人，世代相传至今。
本书按：
著名的历史学家何光岳多年来一直在研究全国各姓氏家谱。他通过对土家族中的向氏、彭氏、覃氏、冉氏、田氏、杨氏等几大姓氏的追根溯源式分析发现：这些大姓的先祖皆为汉族人。
1957年1月，土家族被中央人民政府确认为中国五十五个少数民族之一，继后在不同省份也建立了相应的自治州和自治县，今江西吉安地区被划归土家族自治政区。
何光岳认为，“土家族全是巴人后裔”的传统说法不符合历史原貌，其中的主体几大姓氏与汉族人同源同宗。例如：
覃氏，族源出于山东谭子国之后，转迁奉节而进入湘、鄂边山区；
冉氏，族源乃十六国时魏王冉闵之后，辗转迁入川、黔边山区；
田氏，族源乃战国时期田齐之后，汉朝时期迁转关中地区，后由蓝田入蜀。再迁入鄂西、黔东北；
向氏，族源则根本就是西周、春秋时期宋国微仲之后，曾在历史上多次迁入湘、鄂、黔边山区。
杨氏，族源也是汉族人。这些杨氏族人在神龛上标明了宗族源流：“四知遗训自关西，七字流芳由宋北”，所使用的字辈是“再正通光昌胜秀……”显然，大多是杨再兴家族的后裔，祖上就是赫赫有名的北宋杨家将，再往上就追朔到隋朝的帝王家系中去了。而且土家族杨氏字辈与山东省的曹州杨氏、山西省的代州杨氏、陕西省的华阴杨氏和神木杨氏等的族谱记载，皆可续上。
在土家族人中，有相当的一部分的确是古代巴族人的后裔。古代巴族人的语言属于藏缅语族，与羌语属于同一个语支，是一个崇尚太阳与白虎的部族，历史上商王武丁那六十余个妻子中著名的妇好，就是巴族人中的女英雄，她曾经指挥商朝军队南征北战，立过大功。
然而，古代巴族人的祖先与华夏族人的祖先是同属一支族源。而且所有的土家族人皆崇尚炎帝神农氏。至今，所有的土家族人根本就被相邻的苗族、壮族、侗族等少数民族同胞称作“汉人”或“客人”。
现代考古学研究表明，古代巴族人与华夏族人一样，皆来源于渭河中上游的黄土高原，后翻越秦岭巴山，沿着汉江、嘉陵江南下到长江两岸，因此，古代巴族人与华夏族人是兄弟亲属关系，血缘之本与汉族无异。加之后来被划归土家族的许多人(45％左右)本身就是明确的汉族人，因此从历史、学术的双重意义上来看，有的学者提出：“土家族”之称应当撤消，本就应该归属于汉族，且免得令今天历史知识狭窄、可怜之极的年轻一代老是将其与“土族”夹缠不清。
 
第八个渊源：源于其他少数民族，属于汉化改姓为氏。
今侗族、彝族、苗族、蒙古族、布依族等少数民族中，均有向氏族人分布。详实情况，待本书笔者进一步考证之后，再予以补充刊载。
 
得姓始祖：向挚、子肸(向父)、羊舌肸(叔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