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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 闳：(公元1828～1912年待考)，字达明，号纯甫；安徽安庆人。著名清朝维新派。
容闳是中国近代早期改良主义者，中国留学生事业的先驱，1828年11月17日出生迁居广东香山(今珠海市香洲区南屏镇)。少入澳门马礼逊学堂。
清道光二十七年(公元1847年)，容闳赴美留学。后考入耶鲁大学。
清咸丰四年(公元1854年)，容闳以优异成绩毕业，成为毕业于美国大学的第一个中国留学生，后旋入美国籍。
清咸丰五年(公元1855年)回国。曾在广州美国公使馆、香港高等审判厅、上海海关等处任职，后为上海宝顺洋行经营丝茶生意。在洋行任职后，自营商业，旋投入师夷自强的洋务运动。
出于对太平天国的同情，公元1860年容闳至太平天国首都天京(今江苏南京)，向洪仁玕提出组织良好军队、设立武备学校及海军学校、建立有效能的政府、颁定教育制度等建议七条，但“未敢信其必成”，对太平天国任事坚辞未受。同年容闳随美国两传教士到金陵游历，和太平天国运动有了一次正面的接触,在他的自传《西学东渐记》中进行了详尽的描述。
清同治二年(公元1863年)，容闳受曾国藩委派，为筹建江南制造局赴美采购机器。回国后以同知候补江苏。
清同治四年(公元1865年)，容闳赴太平天国首都天京(今江苏南京)。
清同治八年(公元1868年)，容闳向清政府提出以选派幼童出洋留学为重点的四项条陈。
清同治十年(公元1870年)，容闳被命为“幼童出洋肄业局”副委员，任留学事务所副监督。
公元1872年，容闳奉命率学生三十人赴美留学，任学生监督，兼任驻美副使，长期驻美。史称“中国幼童留美运动”(公元1872～1881年)。
清光绪元年(公元1875年)，容闳任出使美国、西班牙、秘鲁三国副大臣，直至公元1881年清政府撤回留学生为止。
按照容闳的本意，是让留美生一年一年地派下去，至少坚持百年，就能为实现中国的现代化造就一批高级人材。为此，他恳请清政府批准，斥资四万三千美元，在哈特福特建造了一座三层楼房，作为选派和管理留学生的办公用房。
公元1875年楼房竣工后，容闳等人就搬入此楼办公，同时还有一些专供住宿的宿舍和学习汉语的教室，幼童们可以定时来这里上中文课。这大大便利了留学生的培养。但万万没有想到，由于政见不同，这座楼成了领导留学生的这些清廷官僚经常吵架的场所。由于清廷对容闳的信任程度有限，所以只让他担任留美生副监督，遇到好多重大问题还是由监督说了算。
公元1876年，吴子登出任留美幼童监督，容闳的日子就更难过了。吴支持洋务事业，还有一定的英语水平，但思想开放度不高，行为古怪，官僚习气严重，对派留学生常持异议。他一上任，就将幼童们召来，严加训斥，引起多数留美生的不满。他尤其对一些幼童信奉基督教不满，下令开除了两名信教者，并勒令二人回国。这两名幼童知道回国后没有好果子吃，就在美国友人的帮助下，转往异地上学，后来却成了美国很有成就的名人。吴子登还增加幼童们的中文课程，突出进行封建道德礼仪教育，对剪掉辫子者严惩不怠，甚至杖责。一时间搞得留美幼童人心惶惶，怨声载道，最后在幼童们的心里反而激起了一种逆反心理，对吴子登的话就是不听，只服从容闳一个人的。这更使吴子登怒不可遏，视容闳为仇敌。
容闳、吴子登二人常常吵翻，很少平心静气地去讨论问题。令人不安的是，吴子登频频向清廷写奏折，经常给李鸿章写信，讲留美幼童如何“美国化”，如何不听管教；讲容闳如何放纵幼童，如何目空一切，如何失职。而容闳毕竟不大懂中国政治，从来没想到向清政府写奏折，或给李鸿章写信讲明情况。这样时间一长，清廷即对吴子登的话信以为真。连曾纪泽这样开明的官员都认为留美幼童难以成材。所以当1881年吴子登请求清廷将幼童们全部撤回的时候，迅速得以批准。于是，吴下令，所有幼童从公元1881年8月21日起，分三批，启程回国。
幼童被撤回的消息，无论对容闳，还是这些幼童，乃至教育幼童的美国老师和朋友，都似晴天霹雳。因为，再过四五年，有一些幼童就要大学毕业，其他的一部分也会陆续升入大学，真是眼见成熟的果子被硬给剥掉了！耶鲁大学的朴德校长联合一批美国友人致信清廷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有理有据地指明了撤回留学生的错误，并要求改正。但清政府从政治着眼，还是将幼童撤回来了。除了病故和设法留美不归者外，九十四名幼童平安抵达上海，像犯人一样被关在了一所学堂里，连中秋节都不许外出。幼童们讲：“只有睡觉，似乎让死亡结束一切痛苦和折磨”。经过数天的“关押”，终于等来了长官的训话，并随意将他们分配了工作。例如学工程的詹天佑却派往广州教英语。然而，这批人毕竟学到了一些先进技术，高人一筹，经过他们个人的努力，到二十世纪初年，都取得了相当可观的成就。
据初步统计，这批留美生中从事工矿、铁路、电报者三十人，其中工矿负责人九人，工程师六人，铁路局长三人；从事教育事业者五人，其中清华大学校长一人、北洋大学校长一人；从事外交行政者二十四人，其中领事、代办以上者十二人，外交部部长一人、副部长一人，驻外大使一人，国务院总理一人；从事商业者七人；进入海军者二十人，其中十四人为海军将领。总之，除早亡、留美不归和埋没故里者外，大都在不同的岗位上为中国的现代化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由于对洋务派失望，公元1882～1894年容闳又侨居美国。
清光绪二十年(公元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时，容闳介绍孙中山向李鸿章上书。并向张之洞提出筹款购舰以长期对日作战的计划。戊戌变法时期，在北京与维新派密切往还，变法失败后避居上海租界二十四年参加变法维新活动，旋逃出北京。
公元1900年，唐才常的自立会在上海改称“中国国会”，容闳被推为会长，并负责起草英文对外宣言。自立军起义被镇压时，遭清政府通缉，辗转流亡美国。后仍与国内各派改革力量联系，渐趋支持孙中山所进行的革命活动。
公元1912年1月，容闳致函祝贺孙中山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4月12日，容闳病逝于美国康涅狄格州哈特福德城。
容闳著有回忆录《西学东渐记》(My Life in China and Ameri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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